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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总理在主持召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座谈会上指出：“要大力倡导教育家办学。充分发挥教育家的办学才能和特长，让那些有终身办学志向的人不受任何名利干扰诱惑，把自己完全献身于教育事业。”今年教师节前夕，总理又强调，要加快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增强学校办学自主权。倡导教育家办学，不但大学应由教育家来办，中小学也应由教育家来办。
让教育家办学，这其实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那么，现在为何要由总理反复倡导呢？说明这个问题很值得深思。下面，我从社会环境这个角度来说说倡导教育家办学的现实困境及其重要性。
一、远离教育家办学的现实及其社会环境的制约
教育家办学之所以成为一个引起广泛影响的问题，最直接的原因是我们当前的教育没有真正体现“教育家办教育”这样一种理想状态。而且在当前的教育领域，还存在着一些违背教育规律与逻辑，未能实现教育价值的现象。比如，长期以来被人们诟病较多的企业化办学的教育乱收费、有偿家教、择校现象，行政化办学的应试教育、规模盲目扩张、各种评比泛滥等怪象丛生。不少学校都提出要办世界先进水平学校，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学校依旧，世界先进水平还是一种愿景。
在我们的办学实践中，曾一度将教育家办学与专家办学等同起来。学校校长从各类专家中选拔，大学校长一般是知名学者，重点大学应该是院士，中小学校长起码是教学能手。最好的校长是集高学历、高职称、高知名度于一身的专业人士。这就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在某一专业领域取得一定成绩之后，就自然萌生做校长的念头，做不成校长也要谋求一官半职。这其实是对教育家办学的曲解，使教育家办学陷入误区。
原教育部部长周济就此事说得好：当校长不一定要是院士，而做好一个校长有时候比当院士更加重要。中国不缺乏院士，真正缺乏的是教育家，是那种能够带领中国教育崛起，能够真正建设成世界高水平学校的校长。院士固然在科技领域里做出了相当的成就，但懂科技和I瞳教育是两回事，管理学校和钻研技术是风马牛不相及。让院士去当校长，一是基本中断了该院士的学术生涯，二是未必对教育发展有利。
当专家校长模式遭到质疑后，社会上又出现了政治家、企业家治校的趋势。理由是保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教育产品的公共服务性，以及在市场经济下办学应该按照市场原则对学校进行经营管理。因此，就有了行政官员被安排或是提拔到学校当领导的现象。成功的企业家进人学校领导队伍，更加拓展了校长的选择范围，也使学校走向了行政化和企业化，距离教育家办学的目标愈加遥远。
当把一些可以称之为教育家的人选拔到校长和教育部门领导岗位上之后，他们很快就失去教育家的本色，逐渐被演变或异化为官员，整天忙于外部事务，或做些传达文件、作报告、签字的事情，几乎脱离了教学第一线。如一所省示范高中的校长说：“仅学校的周边环境，我就要不断跟城管、公安、社区等部门联系。一旦学校有改扩建教学设施项目，还要到处去跑钱、办手续。加上检查、评比、开会以及生源竞争等，我完全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并戏称自己每天的工作有四多：会议多、来访接待多、校内各种杂事多、电话多。这使教育家办学在实践中陷入泥潭。
关于学校领导人究竟应该是教育家还是政治家、科学家或是教学名师等这样一个问题上发生偏差，更深层的原因可能是这一职位有行政级别，可以拥有和支配更多的资源。教育产品的公共性固然需要政府的监管，但校长作为一种行政职务对学校发展具有负面效应是毋庸置疑的；学校行政化、校长官员化让学校失去自主性，成了政府的附属机构。由于权力决定资源分配，那些有学术成就但没有一官半职的教师，想申请课题、评定职称都很困难。行政权力本身还可以判定学术水平的高低，能进一步强化行政权力的作用。但当一些学校在行政级别提高的同时，教育声誉与学术声誉却不断下降；一些知名的中小学因为行政级别的提升，聚拢了更多的师资力量，加剧了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更为严重的是教育行政化带来的腐败问题，使我们本来就短缺的教育经费更加捉襟见肘，也使学生在长期的行政管理之下过早庸俗化，缺乏独立的思考、自由的思想和怀疑的精神。
市场经济体制下“教育市场化”对教育、学校本身的挤压和异化，是教育家办学难以实现的又一重要制约。尽管市场经济环境中的教育发展不可避免地会有可“市场化”的一面，而且有些市场化可能会促进教育的发展，比如要运用投入产出原理提高教育绩效，引入竞争机制激发办学主体活力等；但教育的内在要求和本质功能与经济活动有本质区别，教育在主体上不能市场化，必须坚守住最基本的底线。这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经营模式是与教育家办学要求格格不入的。
从文化层面上分析，传统的官本位文化的时刻影响和市场经济世俗文化的强力冲击，学而优则仕在此演化为教而优则仕，教育家必备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在当下缺失得太多。爱岗敬业，勇于奉献是社会对教育职业道德的必然要求。中国古人对此早有清醒的认识，如孔子多次说“士志于道”，孟子更认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唯能”。教育家应该耐得住寂寞，甘于清平，不为物欲所动，为教育事业奉献一生。在现实社会下，我们当然不能拿理想的标准来要求每个教育家，但对教育家的基本要求应该坚守，否则，就失去了他存在的意义，我们的讨论也就没有必要了。教育家本来应以道德和学问引领和影响社会，但现在却反过来被社会所异化，不禁令人担忧。
由此看来，教育家办学问题的提出，既是远离教育家办学的现实所迫，更是一系列社会环境所致。因此，实现教育家办学的目标，治本之策是优化社会环境，促使教育家让其在关键岗位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教育家办学的内在要求及其社会环境
倡导教育家办学首先需要明确教育家的含义。在权威的《辞海》和《汉语词典》中都没有“教育家”的词条，有关社会科学的词典也无“教育家”的条目。在《辞海》中，“家”是“经营某种行业、掌握某种专门学识技能或从事某种专门活动的人”。这种解释和当今人们在生活实际运用中对“家”的理解不尽相同。在实际生活中被称为“家”的人，应该是从事某种专门工作，具有某种专门知识、技能并且有一定造诣、成就和影响的人。即便是这样的理解，对不同的职业领域，冠以“家”名，其标准也很不一致。严格地说，教育家在素质或能力上的要求包括对一般的或某一专业领域的教育规律有深刻、系统而又独到的理解和见解，能够准确地把握现实教育环境，借助自身的声望和地位在不同层次的教育平台上创新地实践自己的教育思想。同时，他们还应具备内在的高尚人格和对教育的挚爱，不惜奉献自己的毕生精力实现对教育事业的抱负和不懈追求；在教育管理与社会活动方面具有较高的能力。 对教育家的严格界定，恐怕很难在实践中得以兑现。我认为，教育家办学，通俗地讲就是要由“懂教育的人”办学。
所谓懂教育的人就是得懂得教育到底是干什么的？教育内在的规定性和客观规律是什么？它在当代的要求又是什么？教育对社会和学生以及他们背后的家庭而言，意味着怎样一份责任和道义上的担当？“尊重并敬畏教育的价值”，这是“懂教育”的基本要求。“懂教育”的人当然需要有一定的专业素养。这里所说的专业素养，不仅包括学科修养，还应当包括教育理论修养。过去我们总是过多地强调专业素养，如前所述的院士校长，实际上是片面的。对于教育家来说，教育理论修养比专业造诣更为“专业”和重要。同时，“懂教育”的人必须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为教育家不是纯粹的教育理论家，它更侧重于教育管理实践。如果你在一所学校或一个地区担任教育方面的领导，就不仅要懂得教育是什么，还必须对学校所处的地区、环境、文化，以及主要生源及其家长的职业、文化背景、家庭的结构状态等，有一个全面而翔实的了解。教育管理是一项非常具体的工作，必须与其具体的服务对象、群体契合起来。这种“契合”不是被动地适应，而是在了解对象的基础上，引导他们发展成具有丰富内涵的人，在社会实践中自觉实现自我价值。当你的专业素养和实践经验不断磨合、积累，并经过自己的再思考、再提升与再创新时，就会修炼出教育的智慧、经验和能力，成为教育家。
在古今中外的实践中，能为世人所称道的教育家从来就屈指可数。要真正实现让教育家来办教育，在国外也恐怕未必能真正做到。不过，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把教育家神秘化，也不能只把那些赫赫有名的人才当做教育家。教育家既包括教育思想家，也包括教育实践家，或者集两者于一身。其实，很多教育家就在我们身边，他们默默耕耘于自己的教学第一线，并不为世人所知。如果教师能把自己的一方水土“耕耘”好，让孩子们能够很好地成长、发展，他就可算当之无愧的教育家。如果教育工作者能对教育本身有更多理论层面的积累和思考，那在日常点点滴滴的实践中，他们就不会只是简单地去模仿别人的经验，或者只是简单地从自己的经验中找成功和失败，而会善于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和理论的支撑下，进一步认识、思考、设计、创造自己的教学实践，这样也会成为教育家。
在我国基础教育领域，有一大批教育家。他们主要在学校管理和教学一线，兢兢业业从事着教书育人的工作，不仅为社会和国家培养了各类优秀人才，而且洞悉教育规律，精通教育业务，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升华为理论成果，用于指导自身的工作实践，并为丰富和深化教育理论作出了贡献，他们实际上就是教育家。但问题是如何能让他们被社会所承认，并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以至于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这个队伍中的一员。
我国目前有上百万庞大的教育工作者群体，他们在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崇尚教育传统的国度里，置身于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和蓬勃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完全应该造就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教育家。但现实中能被世人称为教育家者却寥寥无几，个中缘由恐怕需要从现实社会环境中去探究。
教育家产生的社会环境要求是多方面的，对照我们的现实状况，首要的应是在制度环境的营造上下工夫。
目前，由于种种原因，很不利于教育家办学。比如，在如今分管教育领域的行政系统中，有些人并不真正地懂教育。我们不苛求他们个个都是教育专家，但应该是懂教育的，或者至少要对教育抱一种敬畏和尊重。而不能仅仅只是把自己的这个管理职位，当成一个“官”来做。如果他们懂教育了，“一刀切”的教学质量考评就会少很多，而我们很多优秀的教师、校长，也能有更多的空间和精力，投入到真正有意义的思考和钻研中。
教育家办学，必须要让学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主体，给他提供一方真正属于他自己的“水土”，实现其个性化发展。试想，如果我们按照行政管理习惯，用一种机械的、简单的方式去处理教育问题，那我们就感受不到真正的教育魅力以及它带给我们的真正使命与挑战。只有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学校办学的自主权，并拥有一批真正称职、够格的教育工作者及相应的管理人员，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当前的教育生态，使教育改革落到实处，从而让教育家按照教育本身的内在规律来办教育。
当然，学校也是特定社会环境下的社会中的一员，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但也不能完全顺从环境。因为教育本身就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影响社会环境的重要力量。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对于“要培养怎样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和理想。在我国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环境下，办学既要坚持统一性，又要坚持自主性。统一性是国家意志、时代要求。办学坚持统一性，就是要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实现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国家、社会在提高国民素质、培养人才方面对教育和学校提出的要求。自主l生则是办学者从不同地区、不同学校和受教育者不同的背景与条件出发，在办学理念和思路、学校的建设与管理、育人的模式与方法等方面坚持因地、因校、因人制宜，坚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讲效率，创特色。而对于不利于这种发展的环境则要力求改变，并积极营造教育家成长的社会环境，着力构建教育家办学机制。
三、积极营造教育家办学的社会环境
在我们渴求更多教育家时，自然不可揠苗助长。想让每一位校长都成为教育家也是不现实的，但首先要给他们营造一种良好的社会环境，先让若干校长成为教育家。我认为，主要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力营造教育家办学的社会环境。
第一，大力发掘、宣传教育家，形成尊重教育家、学习教育家的浓厚社会氛围。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众多的具有高尚品德和情操且有能力、有才华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他们在大中小学及各类教育岗位从事教育和管理工作，是我们造就教育家的人才。同时，也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教育家，他们不为名利，默默奉献。虽然其社会作用明显，但还仅仅局限于本职岗位或单位，需要挖掘、提炼和扩散。我们要让名副其实的教育家光荣地获得教育家的称号，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在宣传教育家方面，教育媒体应该成为主阵地，其声势应更大一些，宣传应更深入一些，从而影响和带动其他媒体，共同宣传教育家的思想和事迹，树立教育家的良好形象，激励和支持一批优秀教育工作者攀登教育家的高峰。 第二，搭建平台，提供机会，选拔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到教育领导岗位，引导和培育优秀校长、优秀教师在办学实践中成长为知名教育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已经明确提倡教育家办学，并将选拔一批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能力突出、潜心办学的优秀人才担任各级各类学校的主要领导，但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来落实。教育家型校长最显著的特征是具有独特而鲜明的教育思想，这些思想是能够示范与移植的，是能够带动、引领一个地区，甚至一个时代的教育发展。因此，我们应选拔一些教育家到教育领导岗位，充分发挥其社会效应与教育能力。
第三，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要简政放权，坚持改革，减少过多的行政干预，改变教育资源配置过程中过度行政化色彩，区别教育资源社会配置和校内配置，在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的过程中，恢复学校的本来面目，使校长和教师能够大胆试验，逐渐形成自己的办学思想、办学风格和办学特色。尽管政府是公共教育服务的提供者和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主体，但过度强调行政本位产生的手段单一、公开透明度低、权责不匹配等诸多问题，在转变政府职能的进程中阻碍了加快简政放权的步伐。我们应通过法制的方式确定政府的教育责任，确定教育投资的要求、各级政府的财权和实权的划分、转移教育经费的使用和分配等制度，以政府向学校放权为重点，约束政府和行政化在教育资源配置中过度膨胀的权力，切实发挥政府资源配置的导向作用和监管功能，促进教育资源配置的科学化，建立和形成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的、多元化的教育评价制度，形成教育家成长与办学的体制环境。
第四，治理和优化校园内外环境，将校长从繁杂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把工作重心放在教学管理上。有关部门要为学校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给校长减负。政府部门要落实教育经费投入，不让校长整日为钱发愁，过多耗费精力。教育主管部门应当精简会议，把校长从文山会海里解放出来，减少对学校的各种检查、评比等活动，根据学校的区域位置和生源特点，改善评估考核制度，不用升学率、重点率等指标简单地评估学校，应着重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要制定有关的法律法规，明确校长的义务和权利，把教育行政职能控制在合适的程度。
营造教育家办学的社会环境涉及体制变革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可以说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难免会遇到诸多困难和阻力。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从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局出发，以积极的态度抓紧推进。当然，作为教育家也不能因为外部制度创新的艰难而消极等待，应当以自己对教育的深刻理解和执著追求，在自己工作的范围内，与自己带领或参与的团队一起，团结协作，锐意创新，将国家的教育方针和对人才培养的要求，通过富有个性特色的教育实践活动得到充分有效的实现。一直战斗在教学一线年逾90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申泮文先生说：“如果在科学家和教育家这两个身份中选择，我宁愿做一名教育家。”这才是一个教师应该具备的伟大胸怀与远大抱负，这也是任何一名教育工作者应肩负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作者单位 山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 罗登廉）
让教育家办学，这其实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那么，现在为何要由总理反复倡导呢？说明这个问题很值得深思。下面，我从社会环境这个角度来说说倡导教育家办学的现实困境及其重要性。
一、远离教育家办学的现实及其社会环境的制约
教育家办学之所以成为一个引起广泛影响的问题，最直接的原因是我们当前的教育没有真正体现“教育家办教育”这样一种理想状态。而且在当前的教育领域，还存在着一些违背教育规律与逻辑，未能实现教育价值的现象。比如，长期以来被人们诟病较多的企业化办学的教育乱收费、有偿家教、择校现象，行政化办学的应试教育、规模盲目扩张、各种评比泛滥等怪象丛生。不少学校都提出要办世界先进水平学校，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学校依旧，世界先进水平还是一种愿景。
在我们的办学实践中，曾一度将教育家办学与专家办学等同起来。学校校长从各类专家中选拔，大学校长一般是知名学者，重点大学应该是院士，中小学校长起码是教学能手。最好的校长是集高学历、高职称、高知名度于一身的专业人士。这就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在某一专业领域取得一定成绩之后，就自然萌生做校长的念头，做不成校长也要谋求一官半职。这其实是对教育家办学的曲解，使教育家办学陷入误区。
原教育部部长周济就此事说得好：当校长不一定要是院士，而做好一个校长有时候比当院士更加重要。中国不缺乏院士，真正缺乏的是教育家，是那种能够带领中国教育崛起，能够真正建设成世界高水平学校的校长。院士固然在科技领域里做出了相当的成就，但懂科技和I瞳教育是两回事，管理学校和钻研技术是风马牛不相及。让院士去当校长，一是基本中断了该院士的学术生涯，二是未必对教育发展有利。
当专家校长模式遭到质疑后，社会上又出现了政治家、企业家治校的趋势。理由是保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教育产品的公共服务性，以及在市场经济下办学应该按照市场原则对学校进行经营管理。因此，就有了行政官员被安排或是提拔到学校当领导的现象。成功的企业家进人学校领导队伍，更加拓展了校长的选择范围，也使学校走向了行政化和企业化，距离教育家办学的目标愈加遥远。
当把一些可以称之为教育家的人选拔到校长和教育部门领导岗位上之后，他们很快就失去教育家的本色，逐渐被演变或异化为官员，整天忙于外部事务，或做些传达文件、作报告、签字的事情，几乎脱离了教学第一线。如一所省示范高中的校长说：“仅学校的周边环境，我就要不断跟城管、公安、社区等部门联系。一旦学校有改扩建教学设施项目，还要到处去跑钱、办手续。加上检查、评比、开会以及生源竞争等，我完全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并戏称自己每天的工作有四多：会议多、来访接待多、校内各种杂事多、电话多。这使教育家办学在实践中陷入泥潭。
关于学校领导人究竟应该是教育家还是政治家、科学家或是教学名师等这样一个问题上发生偏差，更深层的原因可能是这一职位有行政级别，可以拥有和支配更多的资源。教育产品的公共性固然需要政府的监管，但校长作为一种行政职务对学校发展具有负面效应是毋庸置疑的；学校行政化、校长官员化让学校失去自主性，成了政府的附属机构。由于权力决定资源分配，那些有学术成就但没有一官半职的教师，想申请课题、评定职称都很困难。行政权力本身还可以判定学术水平的高低，能进一步强化行政权力的作用。但当一些学校在行政级别提高的同时，教育声誉与学术声誉却不断下降；一些知名的中小学因为行政级别的提升，聚拢了更多的师资力量，加剧了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更为严重的是教育行政化带来的腐败问题，使我们本来就短缺的教育经费更加捉襟见肘，也使学生在长期的行政管理之下过早庸俗化，缺乏独立的思考、自由的思想和怀疑的精神。
市场经济体制下“教育市场化”对教育、学校本身的挤压和异化，是教育家办学难以实现的又一重要制约。尽管市场经济环境中的教育发展不可避免地会有可“市场化”的一面，而且有些市场化可能会促进教育的发展，比如要运用投入产出原理提高教育绩效，引入竞争机制激发办学主体活力等；但教育的内在要求和本质功能与经济活动有本质区别，教育在主体上不能市场化，必须坚守住最基本的底线。这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经营模式是与教育家办学要求格格不入的。
从文化层面上分析，传统的官本位文化的时刻影响和市场经济世俗文化的强力冲击，学而优则仕在此演化为教而优则仕，教育家必备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在当下缺失得太多。爱岗敬业，勇于奉献是社会对教育职业道德的必然要求。中国古人对此早有清醒的认识，如孔子多次说“士志于道”，孟子更认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唯能”。教育家应该耐得住寂寞，甘于清平，不为物欲所动，为教育事业奉献一生。在现实社会下，我们当然不能拿理想的标准来要求每个教育家，但对教育家的基本要求应该坚守，否则，就失去了他存在的意义，我们的讨论也就没有必要了。教育家本来应以道德和学问引领和影响社会，但现在却反过来被社会所异化，不禁令人担忧。
由此看来，教育家办学问题的提出，既是远离教育家办学的现实所迫，更是一系列社会环境所致。因此，实现教育家办学的目标，治本之策是优化社会环境，促使教育家让其在关键岗位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教育家办学的内在要求及其社会环境
倡导教育家办学首先需要明确教育家的含义。在权威的《辞海》和《汉语词典》中都没有“教育家”的词条，有关社会科学的词典也无“教育家”的条目。在《辞海》中，“家”是“经营某种行业、掌握某种专门学识技能或从事某种专门活动的人”。这种解释和当今人们在生活实际运用中对“家”的理解不尽相同。在实际生活中被称为“家”的人，应该是从事某种专门工作，具有某种专门知识、技能并且有一定造诣、成就和影响的人。即便是这样的理解，对不同的职业领域，冠以“家”名，其标准也很不一致。严格地说，教育家在素质或能力上的要求包括对一般的或某一专业领域的教育规律有深刻、系统而又独到的理解和见解，能够准确地把握现实教育环境，借助自身的声望和地位在不同层次的教育平台上创新地实践自己的教育思想。同时，他们还应具备内在的高尚人格和对教育的挚爱，不惜奉献自己的毕生精力实现对教育事业的抱负和不懈追求；在教育管理与社会活动方面具有较高的能力。 对教育家的严格界定，恐怕很难在实践中得以兑现。我认为，教育家办学，通俗地讲就是要由“懂教育的人”办学。
所谓懂教育的人就是得懂得教育到底是干什么的？教育内在的规定性和客观规律是什么？它在当代的要求又是什么？教育对社会和学生以及他们背后的家庭而言，意味着怎样一份责任和道义上的担当？“尊重并敬畏教育的价值”，这是“懂教育”的基本要求。“懂教育”的人当然需要有一定的专业素养。这里所说的专业素养，不仅包括学科修养，还应当包括教育理论修养。过去我们总是过多地强调专业素养，如前所述的院士校长，实际上是片面的。对于教育家来说，教育理论修养比专业造诣更为“专业”和重要。同时，“懂教育”的人必须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为教育家不是纯粹的教育理论家，它更侧重于教育管理实践。如果你在一所学校或一个地区担任教育方面的领导，就不仅要懂得教育是什么，还必须对学校所处的地区、环境、文化，以及主要生源及其家长的职业、文化背景、家庭的结构状态等，有一个全面而翔实的了解。教育管理是一项非常具体的工作，必须与其具体的服务对象、群体契合起来。这种“契合”不是被动地适应，而是在了解对象的基础上，引导他们发展成具有丰富内涵的人，在社会实践中自觉实现自我价值。当你的专业素养和实践经验不断磨合、积累，并经过自己的再思考、再提升与再创新时，就会修炼出教育的智慧、经验和能力，成为教育家。
在古今中外的实践中，能为世人所称道的教育家从来就屈指可数。要真正实现让教育家来办教育，在国外也恐怕未必能真正做到。不过，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把教育家神秘化，也不能只把那些赫赫有名的人才当做教育家。教育家既包括教育思想家，也包括教育实践家，或者集两者于一身。其实，很多教育家就在我们身边，他们默默耕耘于自己的教学第一线，并不为世人所知。如果教师能把自己的一方水土“耕耘”好，让孩子们能够很好地成长、发展，他就可算当之无愧的教育家。如果教育工作者能对教育本身有更多理论层面的积累和思考，那在日常点点滴滴的实践中，他们就不会只是简单地去模仿别人的经验，或者只是简单地从自己的经验中找成功和失败，而会善于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和理论的支撑下，进一步认识、思考、设计、创造自己的教学实践，这样也会成为教育家。
在我国基础教育领域，有一大批教育家。他们主要在学校管理和教学一线，兢兢业业从事着教书育人的工作，不仅为社会和国家培养了各类优秀人才，而且洞悉教育规律，精通教育业务，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升华为理论成果，用于指导自身的工作实践，并为丰富和深化教育理论作出了贡献，他们实际上就是教育家。但问题是如何能让他们被社会所承认，并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以至于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这个队伍中的一员。
我国目前有上百万庞大的教育工作者群体，他们在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崇尚教育传统的国度里，置身于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和蓬勃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完全应该造就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教育家。但现实中能被世人称为教育家者却寥寥无几，个中缘由恐怕需要从现实社会环境中去探究。
教育家产生的社会环境要求是多方面的，对照我们的现实状况，首要的应是在制度环境的营造上下工夫。
目前，由于种种原因，很不利于教育家办学。比如，在如今分管教育领域的行政系统中，有些人并不真正地懂教育。我们不苛求他们个个都是教育专家，但应该是懂教育的，或者至少要对教育抱一种敬畏和尊重。而不能仅仅只是把自己的这个管理职位，当成一个“官”来做。如果他们懂教育了，“一刀切”的教学质量考评就会少很多，而我们很多优秀的教师、校长，也能有更多的空间和精力，投入到真正有意义的思考和钻研中。
教育家办学，必须要让学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主体，给他提供一方真正属于他自己的“水土”，实现其个性化发展。试想，如果我们按照行政管理习惯，用一种机械的、简单的方式去处理教育问题，那我们就感受不到真正的教育魅力以及它带给我们的真正使命与挑战。只有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学校办学的自主权，并拥有一批真正称职、够格的教育工作者及相应的管理人员，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当前的教育生态，使教育改革落到实处，从而让教育家按照教育本身的内在规律来办教育。
当然，学校也是特定社会环境下的社会中的一员，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但也不能完全顺从环境。因为教育本身就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影响社会环境的重要力量。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对于“要培养怎样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和理想。在我国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环境下，办学既要坚持统一性，又要坚持自主性。统一性是国家意志、时代要求。办学坚持统一性，就是要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实现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国家、社会在提高国民素质、培养人才方面对教育和学校提出的要求。自主l生则是办学者从不同地区、不同学校和受教育者不同的背景与条件出发，在办学理念和思路、学校的建设与管理、育人的模式与方法等方面坚持因地、因校、因人制宜，坚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讲效率，创特色。而对于不利于这种发展的环境则要力求改变，并积极营造教育家成长的社会环境，着力构建教育家办学机制。
三、积极营造教育家办学的社会环境
在我们渴求更多教育家时，自然不可揠苗助长。想让每一位校长都成为教育家也是不现实的，但首先要给他们营造一种良好的社会环境，先让若干校长成为教育家。我认为，主要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力营造教育家办学的社会环境。
第一，大力发掘、宣传教育家，形成尊重教育家、学习教育家的浓厚社会氛围。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众多的具有高尚品德和情操且有能力、有才华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他们在大中小学及各类教育岗位从事教育和管理工作，是我们造就教育家的人才。同时，也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教育家，他们不为名利，默默奉献。虽然其社会作用明显，但还仅仅局限于本职岗位或单位，需要挖掘、提炼和扩散。我们要让名副其实的教育家光荣地获得教育家的称号，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在宣传教育家方面，教育媒体应该成为主阵地，其声势应更大一些，宣传应更深入一些，从而影响和带动其他媒体，共同宣传教育家的思想和事迹，树立教育家的良好形象，激励和支持一批优秀教育工作者攀登教育家的高峰。 第二，搭建平台，提供机会，选拔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到教育领导岗位，引导和培育优秀校长、优秀教师在办学实践中成长为知名教育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已经明确提倡教育家办学，并将选拔一批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能力突出、潜心办学的优秀人才担任各级各类学校的主要领导，但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来落实。教育家型校长最显著的特征是具有独特而鲜明的教育思想，这些思想是能够示范与移植的，是能够带动、引领一个地区，甚至一个时代的教育发展。因此，我们应选拔一些教育家到教育领导岗位，充分发挥其社会效应与教育能力。
第三，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要简政放权，坚持改革，减少过多的行政干预，改变教育资源配置过程中过度行政化色彩，区别教育资源社会配置和校内配置，在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的过程中，恢复学校的本来面目，使校长和教师能够大胆试验，逐渐形成自己的办学思想、办学风格和办学特色。尽管政府是公共教育服务的提供者和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主体，但过度强调行政本位产生的手段单一、公开透明度低、权责不匹配等诸多问题，在转变政府职能的进程中阻碍了加快简政放权的步伐。我们应通过法制的方式确定政府的教育责任，确定教育投资的要求、各级政府的财权和实权的划分、转移教育经费的使用和分配等制度，以政府向学校放权为重点，约束政府和行政化在教育资源配置中过度膨胀的权力，切实发挥政府资源配置的导向作用和监管功能，促进教育资源配置的科学化，建立和形成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的、多元化的教育评价制度，形成教育家成长与办学的体制环境。
第四，治理和优化校园内外环境，将校长从繁杂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把工作重心放在教学管理上。有关部门要为学校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给校长减负。政府部门要落实教育经费投入，不让校长整日为钱发愁，过多耗费精力。教育主管部门应当精简会议，把校长从文山会海里解放出来，减少对学校的各种检查、评比等活动，根据学校的区域位置和生源特点，改善评估考核制度，不用升学率、重点率等指标简单地评估学校，应着重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要制定有关的法律法规，明确校长的义务和权利，把教育行政职能控制在合适的程度。
营造教育家办学的社会环境涉及体制变革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可以说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难免会遇到诸多困难和阻力。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从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局出发，以积极的态度抓紧推进。当然，作为教育家也不能因为外部制度创新的艰难而消极等待，应当以自己对教育的深刻理解和执著追求，在自己工作的范围内，与自己带领或参与的团队一起，团结协作，锐意创新，将国家的教育方针和对人才培养的要求，通过富有个性特色的教育实践活动得到充分有效的实现。一直战斗在教学一线年逾90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申泮文先生说：“如果在科学家和教育家这两个身份中选择，我宁愿做一名教育家。”这才是一个教师应该具备的伟大胸怀与远大抱负，这也是任何一名教育工作者应肩负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作者单位 山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 罗登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