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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博大院风景殊，
拴马石桩集成林。
远观疑似化石木，
近看乃是雕像群。
昔日散落夕照里，
而今迎来艳阳春。
承蒙抢救及时雨，
不教珍宝久蒙尘。
闲话拴马桩
拴马桩，在古代习称系马桩，因多用石料雕琢，亦称系马石。其出现恐怕是与马之被人类驯化之日就“应运而生”了吧，也就是说从“黄帝治天下，飞黄服皂”和“周穆王驭八龙之骏”那个时期就有这类设施了。至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胡人对马多散养，他自不会仿效），秦始皇之有“追风”等七名马，就更不消说了。只是年老天荒，沧海桑田，旧迹难寻而已。反倒是英雄盖世的项羽及其坐骑乌骓当年的行踪，还多少为我们留下了一点蛛丝马迹。《石柱记》中即有以下简略记载：“弁山有项王饮马池、系马石、走马埒。”
弁山，位于今吴兴县西北太湖岸边。多年前我曾有一次太湖之旅，可惜未登临弁山，也自然不了解项王的系马石是何等风采了。当然，古代人的驻足系马，不仅仅是唯此系马于石一途。如刘琨在《扶风歌》中就写道：“系马长松下，发鞍高岳头。”刘禹锡在《荆门怀古》中也有“马嘶古树行人歇”的诗句，可见他们都是将马临时系在树木上的，但注意他们所系的不是“长松”便是“古树”，小小的荆棘或低矮的冬青无疑是派不上用场的。还有王维一首人们耳熟能详的《少年行》，诗曰：
新丰美酒斗十千，
咸阳游侠多少年。
相逢意气为君饮，
系马高楼垂柳边。
诗人并未明言是系马在垂柳树上，而是在“高楼”与“垂柳”边上。想当年人来人往的驿站和每日宾客盈门的酒楼前边总少不了系马石吧。不过同是唐代诗人的一则《画马石》的轶闻，倒是明白无误地写到了系马桩。其轶闻如下：
罗裳山东有玉髻峰，下有画马石。唐
末罗隐乞食山下，山下人侮之。隐乃画马石面，每夜出食人禾。追之则马复入石。山下人乃礼焉，隐为画桩系马，马不出矣。今其迹了然。
——见《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O五二引《闽书》
罗隐恃才傲物，又其貌不扬，在科场“六举不中”。大半生穷愁潦倒，乃至贫困到乞食罗裳山下，似有可能。他诗才出众，享誉一时，这我们是熟知的。但他的善于丹青、长于绘画的一面，是否为其诗名所掩，从而不为后人所知吧。而传说中竟谓他画的马，神出鬼没，对侮慢罗隐的人还能以“每夜出食人禾”以报复。无奈山下人只好对它的主人以礼相待，罗隐遂不计前嫌，才又画了个系马桩，转瞬间平息了这场小小的风波。这则轶闻可真是太神奇了，罗隐在这里不恰恰是南·梁“画龙不点睛、点睛即飞去”的大画家张僧繇的后身吗。也真是无巧不成书，说到张僧繇了，就不由得我想起《唐诗纪事·卷七十一·崔庸》条中那则动人的美妙传说：
苏州崑山惠严寺殿基，或曰鬼工。有
僧繇画龙，每风雨，如腾跃状，僧繇画锁以钉固之。
罗隐画马石的轶闻不正是这则传说活脱脱的翻版吗？张僧繇以画锁将龙“钉固之”，罗隐以画系马桩将马牢系之。真是无独有偶，各显绝招。由此亦可见，拴马桩如同锁钥的作用未可小觑也。
拴马桩雕猴由来考
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是民俗文物收藏家王勇超筚路蓝缕、走访探寻，经历20多个春秋，终于创办起来的一个集关中民俗之大成的博物院。该院收集有古色古香的民居建筑以及五光十色的民俗展品，内容极其丰富。而最引人注目的则是那数以千计的以关中明清时期为主的拴马桩石雕。也许是因为这些石雕长期散落民间，人们司空见惯并不在意。或任其风雨驳蚀，或随意移作他用，自然也就很少有机会博得金石学家的青睐和收藏家、艺术家的光顾了。如今经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将它收集荟萃于一起，成为绚丽多彩、气象万千的一道风景大观，端的是叫人惊叹莫置，叹为观止了。
前不久，我有幸应邀欣赏了该院规模宏大的拴马桩群雕，令我感佩也引起我极大兴趣的是，虽拴马桩也不乏其他雕饰，而更多的却都是造型不同、神态各异的猴子。它们或憨态可掬，或狡黠俏皮，或故作矜持，或天真稚气。所有这些，都无不彰显了历史上那些无名氏工匠的奇妙构思和独特的审美情趣。其中或有个别雕工略显粗放的，也可能是工匠有意追求艺术上的“宁拙毋巧”吧。对这些民间艺术雕刻作品价值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和评估，自有待于专家里手，毋庸赘言。真正发我深思的倒是另外一个问题，既建造于明清时期，这些拴马桩上为什么不雕中国人习称祥瑞的“四灵”（即龙、凤、麟、龟），而唯独或更多的要雕刻猴子呢？即或从十二生肖中遴选，也不唯猴子有份。是啊，这倒是个现成的斯芬克斯之谜了。
明清时期的拴马桩上为什么多雕猴子？如果要简单回答也并不难。不就是因孙悟空被封为弼马温替玉皇大帝养过马吗。不错，吴承恩的《西游记》第四回中确有玉帝传旨“就除（派）他做个弼马温罢”的说道。但正如明朝学者谢肇淛在《五杂俎》中所说的“置狙（猴）于马厩，令马不疫。《西游记》谓天帝封孙行者为弼马温，盖戏词也。”这段话的前两句却值得我们留意。《西游记》在明中晚季才问世，而如谢之言，此前在民间即有“置狙于马厩，令马不疫”的习俗。玉帝借此以“避马瘟”的谐音“弼马温”开涮于孙悟空，当然是“戏词”了。也难怪孙悟空始之以为荣，继之以愤懑，最后只在御马监干了半个月就拂袖溜之乎也。
那么我们就要进一步探究，所谓“置狙于马厩，令马不疫”的民间习俗，其来龙去脉又如何呢？好在我这个人一向碰到疑难好打破砂锅问到底，虽谈不上有什么考证癖，却对释疑、解惑兴味津津。那就不妨走进历史的掌子面，追踪探源，试着一步步寻求它的谜底吧。我先是从《格致镜原》和《太平广记》等一类闲杂的类书里寻找线索。正应了那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谚语。几乎是很快就发现这一民间传说的源头是在晋朝干宝所著的《搜神记》中。《搜神记》以前总被人认为是一部古代的神怪小说，其实换个角度看，也不妨说它是一部珍贵的古代民间传说集子。翻开这个集子的卷三，猴与马故事的原始因缘蹊跷便水落石出了： 赵固所乘马忽死，甚
悲惜之，以问郭璞。璞曰：“可遣数十人持竹竿，东行三十里，有山林陵树，便搅打之。当有一物出，急宜持归。”于是如言，果得一物，似猿。持归，入门，见死马，跳梁走往死马头，嘘吸其鼻。顷之，马即能起。奋迅嘶鸣，饮食如常。亦不复见向物。固奇之，厚加资给。
这则传说，言简意赅。只是对其中涉及的两位历史人物还得稍加注释：赵固，东晋大将军，原为十六国时汉国君刘渊的部将；赵璞，训诂学家，注过《尔雅》、《山海经》等，另一方面，又精通天文、五行、卜筮之术。《搜神记》所记述他的“撒豆成兵”，替人“筮病”，以及本传说中的医死马等神奇故事，都反映了他后一种神通广大的卜筮本领。
本来这个传说虽有点神秘但还是够明白了，可有人还似乎嫌其稍短，抑或觉得这支涓涓源流太小了吧，在稍后问世的另一部《搜神后记》（署名陶潜编撰）一书中，又将它疏浚了一番，于是这则民间传说又增加了不少润色笔墨。其文如下：
赵固常乘一匹赤马以战征，甚所爱重。
常系所住斋前，忽腹胀，少时死。郭璞从北过，因往诣之。门吏云：“将军好马，甚爱惜。今死，甚懊惋。”璞便语门吏云：“可入通，道吾能活此马，则必见我。”门吏闻之惊喜，即启固。固踊跃，令门吏走往迎之。始交寒温，便问：“卿能活我马乎？”璞曰：“我可活尔。”固欣喜，即问：“须何方术？”璞云：“得卿同心健儿二三十人，皆令持竹竿，于此东行三十里，当有丘陵林树，状若社庙。有此者，便当以竹竿搅扰打拍之。当得一物，便急持归。既得此物，马便活矣。”于是左右骁勇之士五十人使去。果如璞言，得大丛林，有一物似猴而非，走出。人共逐得，便抱持归。此物遥见死马，便跳梁欲往。璞令放之。此物便自走往马头间，嘘吸其鼻。良久马起，喷奋奔迅，便不见此物。固厚赀给，璞得过江左。
我并不觉得这则多加了些“润色”笔墨的再述有多高明，也不管它出自谁人手笔，但竟不意仍为宋朝李昉等奉圣旨编撰的《太平御览》收录进去了。
这则民间传说的溪流到此为止了吧？否。还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好戏呢。后又翻阅《独异志》（唐代李冗撰），发现这则民间传说重又被拷贝了一次，不过这次不同的却是“删繁就简二月花”，有点还原到本来面目的样子了。谓予不信，请看实证：
东晋大将军赵固所乘马暴卒，将军
悲惋。客至，吏不敢通。郭璞造门，语曰：“余能治此马。”将军遽召见。璞令三十人悉持竹竿，东行三十里，遇丘陵社林，即散击，俄顷擒一兽如猿。持归。至马前，兽以鼻吸马，马起跃如。至今以猕猴置马厩，此其义也。
这一则拷贝新版的最后两句，给我们透露一个重要的信息：即在唐代这种“以猕猴置马厩”的民俗已流传在民间了。当然单凭这一条信息尚嫌单薄的话，那不妨再从稗官野史中找一条吧。民间不是有一句祖辈口口相传的俗语，叫作“死马当作活马医”吗？没想到对这句俗谚的追本探源，也殊途同归，竟追溯到上述的同一个源头上去了。南宋朱翌所著《猗觉寮杂记》中，便有如下一段妙文：
死马医，自唐已有此语，《传灯录》
云门举扬亦用此语。其初出《郭璞传》：有主人良马死者，璞教令一人东行，遇林木，以杖击之，得一物如猿，持归，见死马即吹其鼻，少顷活。故养马家多蓄猴为无马疫；世俗无可奈何尚欲救之者，谓之“死马医”。
奇怪，怎么一开始仅言“数十人”，继之“二三十人”至“五十人”，到了朱翌笔下又仅剩下“一人”了呢？这可真是“话传十人口，黑狗变白狗”啊。所幸题旨和原意八九不离十，就暂置勿论。可贵的一点是它起码说明伴随着“置猴于马厩”的民俗，“死马当作活马医”的谚语在有唐一代亦家喻户晓了。
从这个民间传说转为一种民俗的衍进过程中，可以看出是从开始的“似猿”到后来竟让猴约定俗成给“坐实”了。想来那时在中国的山林里尚无类似猿猴一类的猩猩、狒狒吧。在更早的另一则夏禹治水的神话传说中，倒有一个“形若猿猴”的怪物，名叫无支祁（见《太平广记》卷四六七李汤引《戎幕闲谈》），因与医马事无涉姑且置之勿论。至于古典中所说的狙、猕、猨、胡狲等，都不过是猴的别称或雅号。故后来就无人再在这个问题上计较，索性就把此专利让给猴哥了。问题是猴子多栖息在深山老林的高处，狡黠刁钻，养马人要扑捉一只谈何容易。想来养马家无奈，只能图猴画贴马厩或雕猴像于拴马桩上，也是理之所至、势所必然的了。探究至此，疑团尽释，真可谓闸门一启一河的水都开了。不仅吴承恩神来一笔，替玉帝设计的以弼马温开涮孙悟空来之有因，而且“置狙于马厩，令马不疫”的民俗，早在唐代已广为流行，均迎刃而解。这一源远流长的民俗，不绝于缕地传至明清仿佛是“于兹为盛”。通过民间无名氏工匠的雕刀，益发显得多彩多姿，活灵活现了。尽管这些前代的民间雕刻艺术家未必都全识文断字，熟谙历史掌故，但对瓜棚豆架之下、市井街巷之间流传着的民间传说，尤其与自己职业有关的，必然是烂熟于心，铭记不忘。加之当时风高土厚的渭北平原，阡陌上苜蓿飘香，庄户家骡马成群，普遍设拴马桩也自然成一时的风尚了，这也就为众多的民间雕刻艺术家提供了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只是他们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得意之作，在历经岁月沧桑若干年之后的今天，竟不期然为中国的雕塑艺术史填补了一页民间石雕的空白。此亦可谓一段“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艺林美谈啊。
当然此时此刻，我感到最应该感谢的还是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的所有员工，特别是孜孜不倦为抢救这些民间石雕忍辱负重、备受艰辛、劳苦功高的王勇超院长。刚好我近日有一首即兴吟成赠他的诗，那就将这首小诗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不趋时风争下海，
却傍拾荒走民间。
涤瑕荡秽存故物，
积水成渊蔚大观。
人间烟火浮世绘，
岁月沧桑风土编。
感叹王生眼别具，
剑走偏锋笔如椽。
拴马石桩集成林。
远观疑似化石木，
近看乃是雕像群。
昔日散落夕照里，
而今迎来艳阳春。
承蒙抢救及时雨，
不教珍宝久蒙尘。
闲话拴马桩
拴马桩，在古代习称系马桩，因多用石料雕琢，亦称系马石。其出现恐怕是与马之被人类驯化之日就“应运而生”了吧，也就是说从“黄帝治天下，飞黄服皂”和“周穆王驭八龙之骏”那个时期就有这类设施了。至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胡人对马多散养，他自不会仿效），秦始皇之有“追风”等七名马，就更不消说了。只是年老天荒，沧海桑田，旧迹难寻而已。反倒是英雄盖世的项羽及其坐骑乌骓当年的行踪，还多少为我们留下了一点蛛丝马迹。《石柱记》中即有以下简略记载：“弁山有项王饮马池、系马石、走马埒。”
弁山，位于今吴兴县西北太湖岸边。多年前我曾有一次太湖之旅，可惜未登临弁山，也自然不了解项王的系马石是何等风采了。当然，古代人的驻足系马，不仅仅是唯此系马于石一途。如刘琨在《扶风歌》中就写道：“系马长松下，发鞍高岳头。”刘禹锡在《荆门怀古》中也有“马嘶古树行人歇”的诗句，可见他们都是将马临时系在树木上的，但注意他们所系的不是“长松”便是“古树”，小小的荆棘或低矮的冬青无疑是派不上用场的。还有王维一首人们耳熟能详的《少年行》，诗曰：
新丰美酒斗十千，
咸阳游侠多少年。
相逢意气为君饮，
系马高楼垂柳边。
诗人并未明言是系马在垂柳树上，而是在“高楼”与“垂柳”边上。想当年人来人往的驿站和每日宾客盈门的酒楼前边总少不了系马石吧。不过同是唐代诗人的一则《画马石》的轶闻，倒是明白无误地写到了系马桩。其轶闻如下：
罗裳山东有玉髻峰，下有画马石。唐
末罗隐乞食山下，山下人侮之。隐乃画马石面，每夜出食人禾。追之则马复入石。山下人乃礼焉，隐为画桩系马，马不出矣。今其迹了然。
——见《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O五二引《闽书》
罗隐恃才傲物，又其貌不扬，在科场“六举不中”。大半生穷愁潦倒，乃至贫困到乞食罗裳山下，似有可能。他诗才出众，享誉一时，这我们是熟知的。但他的善于丹青、长于绘画的一面，是否为其诗名所掩，从而不为后人所知吧。而传说中竟谓他画的马，神出鬼没，对侮慢罗隐的人还能以“每夜出食人禾”以报复。无奈山下人只好对它的主人以礼相待，罗隐遂不计前嫌，才又画了个系马桩，转瞬间平息了这场小小的风波。这则轶闻可真是太神奇了，罗隐在这里不恰恰是南·梁“画龙不点睛、点睛即飞去”的大画家张僧繇的后身吗。也真是无巧不成书，说到张僧繇了，就不由得我想起《唐诗纪事·卷七十一·崔庸》条中那则动人的美妙传说：
苏州崑山惠严寺殿基，或曰鬼工。有
僧繇画龙，每风雨，如腾跃状，僧繇画锁以钉固之。
罗隐画马石的轶闻不正是这则传说活脱脱的翻版吗？张僧繇以画锁将龙“钉固之”，罗隐以画系马桩将马牢系之。真是无独有偶，各显绝招。由此亦可见，拴马桩如同锁钥的作用未可小觑也。
拴马桩雕猴由来考
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是民俗文物收藏家王勇超筚路蓝缕、走访探寻，经历20多个春秋，终于创办起来的一个集关中民俗之大成的博物院。该院收集有古色古香的民居建筑以及五光十色的民俗展品，内容极其丰富。而最引人注目的则是那数以千计的以关中明清时期为主的拴马桩石雕。也许是因为这些石雕长期散落民间，人们司空见惯并不在意。或任其风雨驳蚀，或随意移作他用，自然也就很少有机会博得金石学家的青睐和收藏家、艺术家的光顾了。如今经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将它收集荟萃于一起，成为绚丽多彩、气象万千的一道风景大观，端的是叫人惊叹莫置，叹为观止了。
前不久，我有幸应邀欣赏了该院规模宏大的拴马桩群雕，令我感佩也引起我极大兴趣的是，虽拴马桩也不乏其他雕饰，而更多的却都是造型不同、神态各异的猴子。它们或憨态可掬，或狡黠俏皮，或故作矜持，或天真稚气。所有这些，都无不彰显了历史上那些无名氏工匠的奇妙构思和独特的审美情趣。其中或有个别雕工略显粗放的，也可能是工匠有意追求艺术上的“宁拙毋巧”吧。对这些民间艺术雕刻作品价值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和评估，自有待于专家里手，毋庸赘言。真正发我深思的倒是另外一个问题，既建造于明清时期，这些拴马桩上为什么不雕中国人习称祥瑞的“四灵”（即龙、凤、麟、龟），而唯独或更多的要雕刻猴子呢？即或从十二生肖中遴选，也不唯猴子有份。是啊，这倒是个现成的斯芬克斯之谜了。
明清时期的拴马桩上为什么多雕猴子？如果要简单回答也并不难。不就是因孙悟空被封为弼马温替玉皇大帝养过马吗。不错，吴承恩的《西游记》第四回中确有玉帝传旨“就除（派）他做个弼马温罢”的说道。但正如明朝学者谢肇淛在《五杂俎》中所说的“置狙（猴）于马厩，令马不疫。《西游记》谓天帝封孙行者为弼马温，盖戏词也。”这段话的前两句却值得我们留意。《西游记》在明中晚季才问世，而如谢之言，此前在民间即有“置狙于马厩，令马不疫”的习俗。玉帝借此以“避马瘟”的谐音“弼马温”开涮于孙悟空，当然是“戏词”了。也难怪孙悟空始之以为荣，继之以愤懑，最后只在御马监干了半个月就拂袖溜之乎也。
那么我们就要进一步探究，所谓“置狙于马厩，令马不疫”的民间习俗，其来龙去脉又如何呢？好在我这个人一向碰到疑难好打破砂锅问到底，虽谈不上有什么考证癖，却对释疑、解惑兴味津津。那就不妨走进历史的掌子面，追踪探源，试着一步步寻求它的谜底吧。我先是从《格致镜原》和《太平广记》等一类闲杂的类书里寻找线索。正应了那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谚语。几乎是很快就发现这一民间传说的源头是在晋朝干宝所著的《搜神记》中。《搜神记》以前总被人认为是一部古代的神怪小说，其实换个角度看，也不妨说它是一部珍贵的古代民间传说集子。翻开这个集子的卷三，猴与马故事的原始因缘蹊跷便水落石出了： 赵固所乘马忽死，甚
悲惜之，以问郭璞。璞曰：“可遣数十人持竹竿，东行三十里，有山林陵树，便搅打之。当有一物出，急宜持归。”于是如言，果得一物，似猿。持归，入门，见死马，跳梁走往死马头，嘘吸其鼻。顷之，马即能起。奋迅嘶鸣，饮食如常。亦不复见向物。固奇之，厚加资给。
这则传说，言简意赅。只是对其中涉及的两位历史人物还得稍加注释：赵固，东晋大将军，原为十六国时汉国君刘渊的部将；赵璞，训诂学家，注过《尔雅》、《山海经》等，另一方面，又精通天文、五行、卜筮之术。《搜神记》所记述他的“撒豆成兵”，替人“筮病”，以及本传说中的医死马等神奇故事，都反映了他后一种神通广大的卜筮本领。
本来这个传说虽有点神秘但还是够明白了，可有人还似乎嫌其稍短，抑或觉得这支涓涓源流太小了吧，在稍后问世的另一部《搜神后记》（署名陶潜编撰）一书中，又将它疏浚了一番，于是这则民间传说又增加了不少润色笔墨。其文如下：
赵固常乘一匹赤马以战征，甚所爱重。
常系所住斋前，忽腹胀，少时死。郭璞从北过，因往诣之。门吏云：“将军好马，甚爱惜。今死，甚懊惋。”璞便语门吏云：“可入通，道吾能活此马，则必见我。”门吏闻之惊喜，即启固。固踊跃，令门吏走往迎之。始交寒温，便问：“卿能活我马乎？”璞曰：“我可活尔。”固欣喜，即问：“须何方术？”璞云：“得卿同心健儿二三十人，皆令持竹竿，于此东行三十里，当有丘陵林树，状若社庙。有此者，便当以竹竿搅扰打拍之。当得一物，便急持归。既得此物，马便活矣。”于是左右骁勇之士五十人使去。果如璞言，得大丛林，有一物似猴而非，走出。人共逐得，便抱持归。此物遥见死马，便跳梁欲往。璞令放之。此物便自走往马头间，嘘吸其鼻。良久马起，喷奋奔迅，便不见此物。固厚赀给，璞得过江左。
我并不觉得这则多加了些“润色”笔墨的再述有多高明，也不管它出自谁人手笔，但竟不意仍为宋朝李昉等奉圣旨编撰的《太平御览》收录进去了。
这则民间传说的溪流到此为止了吧？否。还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好戏呢。后又翻阅《独异志》（唐代李冗撰），发现这则民间传说重又被拷贝了一次，不过这次不同的却是“删繁就简二月花”，有点还原到本来面目的样子了。谓予不信，请看实证：
东晋大将军赵固所乘马暴卒，将军
悲惋。客至，吏不敢通。郭璞造门，语曰：“余能治此马。”将军遽召见。璞令三十人悉持竹竿，东行三十里，遇丘陵社林，即散击，俄顷擒一兽如猿。持归。至马前，兽以鼻吸马，马起跃如。至今以猕猴置马厩，此其义也。
这一则拷贝新版的最后两句，给我们透露一个重要的信息：即在唐代这种“以猕猴置马厩”的民俗已流传在民间了。当然单凭这一条信息尚嫌单薄的话，那不妨再从稗官野史中找一条吧。民间不是有一句祖辈口口相传的俗语，叫作“死马当作活马医”吗？没想到对这句俗谚的追本探源，也殊途同归，竟追溯到上述的同一个源头上去了。南宋朱翌所著《猗觉寮杂记》中，便有如下一段妙文：
死马医，自唐已有此语，《传灯录》
云门举扬亦用此语。其初出《郭璞传》：有主人良马死者，璞教令一人东行，遇林木，以杖击之，得一物如猿，持归，见死马即吹其鼻，少顷活。故养马家多蓄猴为无马疫；世俗无可奈何尚欲救之者，谓之“死马医”。
奇怪，怎么一开始仅言“数十人”，继之“二三十人”至“五十人”，到了朱翌笔下又仅剩下“一人”了呢？这可真是“话传十人口，黑狗变白狗”啊。所幸题旨和原意八九不离十，就暂置勿论。可贵的一点是它起码说明伴随着“置猴于马厩”的民俗，“死马当作活马医”的谚语在有唐一代亦家喻户晓了。
从这个民间传说转为一种民俗的衍进过程中，可以看出是从开始的“似猿”到后来竟让猴约定俗成给“坐实”了。想来那时在中国的山林里尚无类似猿猴一类的猩猩、狒狒吧。在更早的另一则夏禹治水的神话传说中，倒有一个“形若猿猴”的怪物，名叫无支祁（见《太平广记》卷四六七李汤引《戎幕闲谈》），因与医马事无涉姑且置之勿论。至于古典中所说的狙、猕、猨、胡狲等，都不过是猴的别称或雅号。故后来就无人再在这个问题上计较，索性就把此专利让给猴哥了。问题是猴子多栖息在深山老林的高处，狡黠刁钻，养马人要扑捉一只谈何容易。想来养马家无奈，只能图猴画贴马厩或雕猴像于拴马桩上，也是理之所至、势所必然的了。探究至此，疑团尽释，真可谓闸门一启一河的水都开了。不仅吴承恩神来一笔，替玉帝设计的以弼马温开涮孙悟空来之有因，而且“置狙于马厩，令马不疫”的民俗，早在唐代已广为流行，均迎刃而解。这一源远流长的民俗，不绝于缕地传至明清仿佛是“于兹为盛”。通过民间无名氏工匠的雕刀，益发显得多彩多姿，活灵活现了。尽管这些前代的民间雕刻艺术家未必都全识文断字，熟谙历史掌故，但对瓜棚豆架之下、市井街巷之间流传着的民间传说，尤其与自己职业有关的，必然是烂熟于心，铭记不忘。加之当时风高土厚的渭北平原，阡陌上苜蓿飘香，庄户家骡马成群，普遍设拴马桩也自然成一时的风尚了，这也就为众多的民间雕刻艺术家提供了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只是他们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得意之作，在历经岁月沧桑若干年之后的今天，竟不期然为中国的雕塑艺术史填补了一页民间石雕的空白。此亦可谓一段“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艺林美谈啊。
当然此时此刻，我感到最应该感谢的还是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的所有员工，特别是孜孜不倦为抢救这些民间石雕忍辱负重、备受艰辛、劳苦功高的王勇超院长。刚好我近日有一首即兴吟成赠他的诗，那就将这首小诗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不趋时风争下海，
却傍拾荒走民间。
涤瑕荡秽存故物，
积水成渊蔚大观。
人间烟火浮世绘，
岁月沧桑风土编。
感叹王生眼别具，
剑走偏锋笔如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