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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镶金兽首玛瑙杯与鹿身来通杯分别是中国唐代与赫梯古国的产物，虽同为兽首来通杯，但二者形式风格、工艺用法皆不相同，在自然环境、人文背景等多重因素引导下，最终呈现出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文章立足于二者的共通点，对其表象进行对比研究，从而对来通杯的传播演变进行深层探索，挖掘异域文化交融过程中文物承载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镶金兽首玛瑙杯;唐代;赫梯;来通杯
镶金兽首玛瑙杯出土于西安何家村窖藏，原属于唐朝都城长安兴化坊旧址，为当时的王公贵族所有。鹿身来通杯源自土耳其安纳托利亚中部，是公元前14～前12世纪，即赫梯帝国时期的祭祀器皿。①两者同属于名为来通杯（Rhyton一词的音译）的兽首筒形酒器，分别是中国唐代与赫梯古国的文化产物。
诞生于小亚细亚古老祭祀文明的来通杯，历经千年，横越千里，以全然不同的面貌出现在了唐代都城之中，师出同源，有共通之处，但两者年代、地域相距甚远，工艺、用法天差地别。本文旨在研究比对镶金兽首玛瑙杯与鹿身来通杯的外在形态及工艺、用法，继而窥探同类器物上承载着的不同文明，借以推演至中国唐代对外来器物的改造力与汉胡融合时的民族文化自信。
1 异曲同工：外在形态的比较
镶金兽首玛瑙杯与鹿身来通杯皆为兽首筒形酒器，最显著的共同点是以自然界的动物造型为原型，通过筒状杯口灌入液体，从杯首小孔流出，但细节之处却大有不同。
从造型上看，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科·路易斯提出，镶金兽首玛瑙杯的设计原型为现已濒临灭绝的波斯鹅哄羚（西藏瞪羚），其头部特征以及“S”形弯角与镶金兽首玛瑙杯高度相似（图1），而其红白相间的皮毛也与玛瑙色泽有类似之处。②镶金兽首玛瑙杯高6.5厘米，长15.6厘米，口径5.9厘米，以羚羊首与羚羊角为主体刻画对象，羚角呈螺旋状，自然弯曲衔至杯身，杯口镶金帽，眼耳口鼻皆刻画细微精致，效果写实，杯身呈角状，表面平滑润泽，流畅自然，晶莹可观（图2）。
赫梯鹿身来通杯高约18厘米，以最早发现于小亚细亚一带的马鹿为原型（图3），从鹿角结构与鹿首造型得以分辨，其分布地点也与赫梯古国重叠。外形以雄鹿首与前半身为刻画对象，前肢折弯跪地，胸腔部有两个对称小孔，脖颈直立，鹿首平视前方，杯身为圆筒状，年代久远，写实程度较之于前者稍有逊色（图4）。
从材质上看，镶金兽首玛瑙杯用整块缠丝玛瑙掏挖雕琢而成，造型完整，莹润有光，工匠巧妙刻画器物造型，兽首与兽角因玛瑙原有颜色得以区分，使其浑然天成，杯口处局部镶嵌金色杯帽，有如点睛之笔。鹿身来通杯由多块银片打制而成，兽角与前肢分别制成后与杯身相连，打制时并非一体，锤擛之法略显粗陋斑驳，杯身表面银白泛光，稍有磨损，与镶金兽首玛瑙杯在材质上有明显区分。
从纹路上看，镶金兽首玛瑙杯为玛瑙矿石的自然纹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雕琢打磨，呈现出酱红色夹茶色、乳白色的玛瑙制品，剔透自然。鹿身来通杯筒形杯身上则有一圈锤擛而成的记录性纹样，描绘了某次祭祀仪式中的人物态势，一位女神手持猛禽坐于凳上，一位男神手持猎鹰立于鹿身，接受三位男性的祭拜，刻画细致且颇具表现力，可以推断鹿身来通杯与当时的祭祀活动关系紧密。①
由此可见，镶金兽首玛瑙杯与鹿身来通杯同为兽首筒形酒器，除却参照自然界的动物为刻画原型，两者的造型、材质及纹路皆有明显的区别，给人以各具特色的视觉效果，那么，二者外在形态的异同又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呢？
2 同源异派：工艺、用法的比较
《考工记》记载，古人造物依循“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②，四者缺一不可，“材”与“工”互为表里，选材对工艺起决定性作用，且直接影响器物的外在形态。
镶金兽首玛瑙杯采用的制作方式与唐代玛瑙制品无异，玛瑙作为一类天然矿石，无人工纹饰，至唐代，工匠已具备成熟的加工工艺。选料、开料、雕琢、抛光，是古代玛瑙加工的大体制作步骤。首先选取品相上乘的原料，切割成大型，取制物所需部分，钻孔切割将其掏至中空，依物取形，根據玛瑙特有的纹理对杯身造型精雕细琢，最后对器物表面多次打磨抛光，呈现出光滑鲜润的效果。③
赫梯古国是历史记载中最早发明冶铁技术并使用铁器的国家之一，因此具备系统且完备的金属加工工艺。鹿身来通杯运用锤擛法，其法多用于金银器的加工，原理是将银块加热提纯，利用银的延展性，反复锤炼打制，塑成想要达成的器物造型。鹿身来通杯的鹿角、鹿身、前肢应为分别打炼，成型后熔接而成，交界处有明显连接痕迹。
因选材不同，两件器物加工方式大不相同，成品风格形式更是大相径庭，虽源于同一种器皿类型，但来通杯在引入中国时别出心裁，独树一帜，呈现出与赫梯来通杯全然不同的艺术效果。
分析了形制工艺，再谈及其用法，虽两者皆为来通，但在传播过程中受到中国本土文化影响。其一，唐人尚酒，凡宴饮必行酒令，且以“觥”为科罚酒具，贵族及士子之间尤为盛行。④西方传入的来通形制与“觥”类似，角型器皿无法放置，须一饮而尽。镶金兽首玛瑙杯使用时通过角状杯身注酒，杯首口部金属塞帽可取下，用时高举酒杯，液体可从杯口流出，灌入口中。其二，唐人尚玉，唐代玉器被视为身份地位的象征，镶金兽首玛瑙杯材质上佳、工艺精湛、造型独特，且为唐代贵族所有，可见其贵重。唐代在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空前繁荣，玉器得以长足发展，因而镶金兽首玛瑙杯也有可能作为唐代贵族彰显自己身份的陈设品。
鹿身来通杯则与小亚细亚地区的祭祀仪式密不可分，赫梯文明中认为血液是“生命与力量的载体”①，在祭祀过程中，赫梯人将兽首来通杯放置于幼兽脖颈处，割伤其颈部，让血液喷溅而出，用来通杯收集盛放，血液通过杯首部的孔洞流出。鹿身来通杯的动物胸腔处有两个对称分布的小孔，可推测为血液流通的孔洞，杯身处的锤擛纹样也记载了神秘的祭祀仪式，而鹿这一意象也象征了赫梯文明中的狩猎之神，从多个方面皆可推断出，鹿身来通杯在赫梯文明中作祭祀之用。 镶金兽首玛瑙杯与鹿身来通杯时间跨度达千年之久，从小亚细亚赫梯古国的祭祀器皿到中国唐代的贵族酒器，从形制到用法都演化出新的面貌，是什么造成了二者的不同呢？
3 由表及里：社会环境作用的比较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尽显锋芒的朝代，军政领域开疆扩土，威震八方，诗书上高谈阔论，恣意豪壮，在艺术方面，南北文化交织，汉胡风尚互融，集百家之长，更显丰满昂扬。唐代的都城长安位处古代丝绸之路起点，为当时的经济文化中心，“川原秀丽，卉物滋阜”⑤，胡商来往贸易频繁，有万国来朝之势。
在此盛况下，唐代玉器发生了功能形制的转变，玉制品更趋向于实用与观赏，推陈出新的同时也染上了异域风情。玛瑙作为玉器的一种，颇受唐代贵族欢迎，史料记载众多，诗文中也层出不穷。李商隐的《小园独酌》，有“半展龙须席，轻斟玛瑙杯”⑥之句，孟浩然《襄阳公宅饮》亦有“绮席卷龙须，香杯浮玛瑙”⑦的描写。中国虽盛产玛瑙，但皇室贵族所用玛瑙制品却多产自域外，《唐书·德宗纪》有“倭国献玛瑙，大如五斗器”①的记载，可见西域进贡的器物对唐代玛瑙制品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胡人中最常见的粟特人与中国往来密切，大唐王朝引进了粟特的金银、玉石、玻璃等手工制品，促进了唐代手工艺的发展，经考证与镶金兽首玛瑙杯一同出土的鹿纹银碗，属于粟特地区流行的器物，另一玛瑙椭圆形长杯，似为粟特风格的仿制品。由于卷帙不足，镶金兽首玛瑙杯的确切来源无从考证，但从器物造型可推断出其与外来文化有关联，从功能用法则可判别其本源特色被唐代本土文化所包容、吸纳。
而鹿身来通杯源自人类早期文明之一的赫梯文明，所属年份为公元前17世纪至前12世纪，尚处于奴隶制时期。虽然时间与位置大不相同，但与唐代文明却有些共通点，赫梯文明也吸收借鉴了大量的外来文化，通过融合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与古埃及文明，从而呈现出多元文化交融的赫梯文明。②
赫梯古国位处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周围多崇山峻岭，矿产资源丰富，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赫梯人将高山认作神明，信仰多神崇拜，因而常有祭祀性活动，祈求诸神庇护，实则是为了巩固政权。
其中，基拉姆活动是赫梯全国性的五个主要活动之一。祭祀过程中，由祭祀者手持银杯，携带各色祭品进行祭拜，“众神的神兽”紧随其后③，体现出赫梯古国以狩猎为主要谋生方式的固有传统，其间还有神兽游行与动物表演，赫梯古文献记载了祭祀活动中的“金狮像”“银野猪像”“银牡鹿像”等，与现已出土的其他赫梯文明时期的兽首来通杯类似，因而可以推断，以动物造型为原型的来通杯正是从这些祭祀活动中诞生，与赫梯文明中的祭祀仪式有着密切联系。
中国唐代与赫梯的自然环境、人文背景的差异，造成了造物方式与功能用途的差异，因而在来通杯东传的过程中得以形成形式与风格全然不同的器物。至此，镶金兽首玛瑙杯与鹿身来通杯的形制、工藝、用法、社会背景的差别皆已一目了然，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这种古老的祭祀用具在欧亚大陆的两端联结共生。
4 见微知著：从来通杯的演变看文化的传播
《易经》有曰“人文化成”，“人文”与“自然”相称④，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根据不同的环境发生转变，因而诞生了多元的文化，所处环境不同，文化“自因异之”。⑤透过来通杯演变这一现象观其本质，实则是不同的文化通过环境的变化发生碰撞，伴随着岁月流转、空间交错，使之在不同的文化维度里卓尔不群，绽出生机。
赫梯是建立在众多敌对国家之中的古老帝国，始终存在着王权之争，在与亚述帝国、古埃及、古巴比伦等国家缔交、摩擦的过程中，不同的文明开始建立联系，起源于赫梯帝国的来通杯得以传入希腊文明，从而不断向东方传播，经萨珊、波斯、粟特等地，最终传入中国。
中亚片治肯特壁画中，描绘了粟特贵族高举来通杯畅饮的场景（图5），而西安出土的史君墓石堂外壁的浮雕（图6），河南安阳出土的北齐石棺床雕刻（图7），皆刻画有几人手持来通角杯饮酒的场面⑥，可见来通杯在粟特文明中就已弱化了祭祀的用途，且通过粟特人传入中国，被本土文化所改造，成了贵族饮酒的器具。
中国唐代在历史上是个多元文化蓬勃发展的朝代，但传统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并未受动摇，反而能对外来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融于本土文化，在汉胡相融之时能够立足根本，在原有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海纳百川的同时别开生面，兼容并蓄的同时再创新风。历史文化的必然特征有两点，一是变化，二是持续⑦。镶金兽首玛瑙杯在此间作为历史文化的缩影，在文化背景发生变化之时，保有器物本源特征，但于风格形式得以革新，成为当之无愧的大唐遗宝。鹿身来通杯作为至今发现最早的筒形兽首来通杯，象征着古老的赫梯祭祀文明，经由战乱、贸易、文化交流，于千年的岁月里流传至东方，赫梯古国虽已覆灭，但其文化却因不同的媒介得以延续。
5 结语
通过对镶金兽首玛瑙杯与鹿身来通杯的比较发现，虽同为来通杯，但在形制、工艺、用法乃至所承载的文化上都有着极大的不同，从中了解到中土大唐与赫梯古国文化体系的差别，从而决定了两种器物所呈现的历史价值与艺术差异，因而考证历史文化能于交织互融的过程中重塑再生。
世界的文化具有多元性，彼此交织，互有联系。试观我国，自古就是文化交融、民族融合之大国，唐代更是大行其道，单从一件唐代玛瑙制品就可看出中国唐代乐于吸纳外来文化，敢于改造外来器物，赋予传统器物新面貌的同时树立起民族文化自信。继往开来，鉴古知今，愿现今的人们也能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标新立异，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吐故纳新，使中国本土文化在历史绵延、岁月流淌里源远流长，奔腾不息。
关键词：镶金兽首玛瑙杯;唐代;赫梯;来通杯
镶金兽首玛瑙杯出土于西安何家村窖藏，原属于唐朝都城长安兴化坊旧址，为当时的王公贵族所有。鹿身来通杯源自土耳其安纳托利亚中部，是公元前14～前12世纪，即赫梯帝国时期的祭祀器皿。①两者同属于名为来通杯（Rhyton一词的音译）的兽首筒形酒器，分别是中国唐代与赫梯古国的文化产物。
诞生于小亚细亚古老祭祀文明的来通杯，历经千年，横越千里，以全然不同的面貌出现在了唐代都城之中，师出同源，有共通之处，但两者年代、地域相距甚远，工艺、用法天差地别。本文旨在研究比对镶金兽首玛瑙杯与鹿身来通杯的外在形态及工艺、用法，继而窥探同类器物上承载着的不同文明，借以推演至中国唐代对外来器物的改造力与汉胡融合时的民族文化自信。
1 异曲同工：外在形态的比较
镶金兽首玛瑙杯与鹿身来通杯皆为兽首筒形酒器，最显著的共同点是以自然界的动物造型为原型，通过筒状杯口灌入液体，从杯首小孔流出，但细节之处却大有不同。
从造型上看，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科·路易斯提出，镶金兽首玛瑙杯的设计原型为现已濒临灭绝的波斯鹅哄羚（西藏瞪羚），其头部特征以及“S”形弯角与镶金兽首玛瑙杯高度相似（图1），而其红白相间的皮毛也与玛瑙色泽有类似之处。②镶金兽首玛瑙杯高6.5厘米，长15.6厘米，口径5.9厘米，以羚羊首与羚羊角为主体刻画对象，羚角呈螺旋状，自然弯曲衔至杯身，杯口镶金帽，眼耳口鼻皆刻画细微精致，效果写实，杯身呈角状，表面平滑润泽，流畅自然，晶莹可观（图2）。
赫梯鹿身来通杯高约18厘米，以最早发现于小亚细亚一带的马鹿为原型（图3），从鹿角结构与鹿首造型得以分辨，其分布地点也与赫梯古国重叠。外形以雄鹿首与前半身为刻画对象，前肢折弯跪地，胸腔部有两个对称小孔，脖颈直立，鹿首平视前方，杯身为圆筒状，年代久远，写实程度较之于前者稍有逊色（图4）。
从材质上看，镶金兽首玛瑙杯用整块缠丝玛瑙掏挖雕琢而成，造型完整，莹润有光，工匠巧妙刻画器物造型，兽首与兽角因玛瑙原有颜色得以区分，使其浑然天成，杯口处局部镶嵌金色杯帽，有如点睛之笔。鹿身来通杯由多块银片打制而成，兽角与前肢分别制成后与杯身相连，打制时并非一体，锤擛之法略显粗陋斑驳，杯身表面银白泛光，稍有磨损，与镶金兽首玛瑙杯在材质上有明显区分。
从纹路上看，镶金兽首玛瑙杯为玛瑙矿石的自然纹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雕琢打磨，呈现出酱红色夹茶色、乳白色的玛瑙制品，剔透自然。鹿身来通杯筒形杯身上则有一圈锤擛而成的记录性纹样，描绘了某次祭祀仪式中的人物态势，一位女神手持猛禽坐于凳上，一位男神手持猎鹰立于鹿身，接受三位男性的祭拜，刻画细致且颇具表现力，可以推断鹿身来通杯与当时的祭祀活动关系紧密。①
由此可见，镶金兽首玛瑙杯与鹿身来通杯同为兽首筒形酒器，除却参照自然界的动物为刻画原型，两者的造型、材质及纹路皆有明显的区别，给人以各具特色的视觉效果，那么，二者外在形态的异同又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呢？
2 同源异派：工艺、用法的比较
《考工记》记载，古人造物依循“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②，四者缺一不可，“材”与“工”互为表里，选材对工艺起决定性作用，且直接影响器物的外在形态。
镶金兽首玛瑙杯采用的制作方式与唐代玛瑙制品无异，玛瑙作为一类天然矿石，无人工纹饰，至唐代，工匠已具备成熟的加工工艺。选料、开料、雕琢、抛光，是古代玛瑙加工的大体制作步骤。首先选取品相上乘的原料，切割成大型，取制物所需部分，钻孔切割将其掏至中空，依物取形，根據玛瑙特有的纹理对杯身造型精雕细琢，最后对器物表面多次打磨抛光，呈现出光滑鲜润的效果。③
赫梯古国是历史记载中最早发明冶铁技术并使用铁器的国家之一，因此具备系统且完备的金属加工工艺。鹿身来通杯运用锤擛法，其法多用于金银器的加工，原理是将银块加热提纯，利用银的延展性，反复锤炼打制，塑成想要达成的器物造型。鹿身来通杯的鹿角、鹿身、前肢应为分别打炼，成型后熔接而成，交界处有明显连接痕迹。
因选材不同，两件器物加工方式大不相同，成品风格形式更是大相径庭，虽源于同一种器皿类型，但来通杯在引入中国时别出心裁，独树一帜，呈现出与赫梯来通杯全然不同的艺术效果。
分析了形制工艺，再谈及其用法，虽两者皆为来通，但在传播过程中受到中国本土文化影响。其一，唐人尚酒，凡宴饮必行酒令，且以“觥”为科罚酒具，贵族及士子之间尤为盛行。④西方传入的来通形制与“觥”类似，角型器皿无法放置，须一饮而尽。镶金兽首玛瑙杯使用时通过角状杯身注酒，杯首口部金属塞帽可取下，用时高举酒杯，液体可从杯口流出，灌入口中。其二，唐人尚玉，唐代玉器被视为身份地位的象征，镶金兽首玛瑙杯材质上佳、工艺精湛、造型独特，且为唐代贵族所有，可见其贵重。唐代在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空前繁荣，玉器得以长足发展，因而镶金兽首玛瑙杯也有可能作为唐代贵族彰显自己身份的陈设品。
鹿身来通杯则与小亚细亚地区的祭祀仪式密不可分，赫梯文明中认为血液是“生命与力量的载体”①，在祭祀过程中，赫梯人将兽首来通杯放置于幼兽脖颈处，割伤其颈部，让血液喷溅而出，用来通杯收集盛放，血液通过杯首部的孔洞流出。鹿身来通杯的动物胸腔处有两个对称分布的小孔，可推测为血液流通的孔洞，杯身处的锤擛纹样也记载了神秘的祭祀仪式，而鹿这一意象也象征了赫梯文明中的狩猎之神，从多个方面皆可推断出，鹿身来通杯在赫梯文明中作祭祀之用。 镶金兽首玛瑙杯与鹿身来通杯时间跨度达千年之久，从小亚细亚赫梯古国的祭祀器皿到中国唐代的贵族酒器，从形制到用法都演化出新的面貌，是什么造成了二者的不同呢？
3 由表及里：社会环境作用的比较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尽显锋芒的朝代，军政领域开疆扩土，威震八方，诗书上高谈阔论，恣意豪壮，在艺术方面，南北文化交织，汉胡风尚互融，集百家之长，更显丰满昂扬。唐代的都城长安位处古代丝绸之路起点，为当时的经济文化中心，“川原秀丽，卉物滋阜”⑤，胡商来往贸易频繁，有万国来朝之势。
在此盛况下，唐代玉器发生了功能形制的转变，玉制品更趋向于实用与观赏，推陈出新的同时也染上了异域风情。玛瑙作为玉器的一种，颇受唐代贵族欢迎，史料记载众多，诗文中也层出不穷。李商隐的《小园独酌》，有“半展龙须席，轻斟玛瑙杯”⑥之句，孟浩然《襄阳公宅饮》亦有“绮席卷龙须，香杯浮玛瑙”⑦的描写。中国虽盛产玛瑙，但皇室贵族所用玛瑙制品却多产自域外，《唐书·德宗纪》有“倭国献玛瑙，大如五斗器”①的记载，可见西域进贡的器物对唐代玛瑙制品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胡人中最常见的粟特人与中国往来密切，大唐王朝引进了粟特的金银、玉石、玻璃等手工制品，促进了唐代手工艺的发展，经考证与镶金兽首玛瑙杯一同出土的鹿纹银碗，属于粟特地区流行的器物，另一玛瑙椭圆形长杯，似为粟特风格的仿制品。由于卷帙不足，镶金兽首玛瑙杯的确切来源无从考证，但从器物造型可推断出其与外来文化有关联，从功能用法则可判别其本源特色被唐代本土文化所包容、吸纳。
而鹿身来通杯源自人类早期文明之一的赫梯文明，所属年份为公元前17世纪至前12世纪，尚处于奴隶制时期。虽然时间与位置大不相同，但与唐代文明却有些共通点，赫梯文明也吸收借鉴了大量的外来文化，通过融合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与古埃及文明，从而呈现出多元文化交融的赫梯文明。②
赫梯古国位处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周围多崇山峻岭，矿产资源丰富，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赫梯人将高山认作神明，信仰多神崇拜，因而常有祭祀性活动，祈求诸神庇护，实则是为了巩固政权。
其中，基拉姆活动是赫梯全国性的五个主要活动之一。祭祀过程中，由祭祀者手持银杯，携带各色祭品进行祭拜，“众神的神兽”紧随其后③，体现出赫梯古国以狩猎为主要谋生方式的固有传统，其间还有神兽游行与动物表演，赫梯古文献记载了祭祀活动中的“金狮像”“银野猪像”“银牡鹿像”等，与现已出土的其他赫梯文明时期的兽首来通杯类似，因而可以推断，以动物造型为原型的来通杯正是从这些祭祀活动中诞生，与赫梯文明中的祭祀仪式有着密切联系。
中国唐代与赫梯的自然环境、人文背景的差异，造成了造物方式与功能用途的差异，因而在来通杯东传的过程中得以形成形式与风格全然不同的器物。至此，镶金兽首玛瑙杯与鹿身来通杯的形制、工藝、用法、社会背景的差别皆已一目了然，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这种古老的祭祀用具在欧亚大陆的两端联结共生。
4 见微知著：从来通杯的演变看文化的传播
《易经》有曰“人文化成”，“人文”与“自然”相称④，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根据不同的环境发生转变，因而诞生了多元的文化，所处环境不同，文化“自因异之”。⑤透过来通杯演变这一现象观其本质，实则是不同的文化通过环境的变化发生碰撞，伴随着岁月流转、空间交错，使之在不同的文化维度里卓尔不群，绽出生机。
赫梯是建立在众多敌对国家之中的古老帝国，始终存在着王权之争，在与亚述帝国、古埃及、古巴比伦等国家缔交、摩擦的过程中，不同的文明开始建立联系，起源于赫梯帝国的来通杯得以传入希腊文明，从而不断向东方传播，经萨珊、波斯、粟特等地，最终传入中国。
中亚片治肯特壁画中，描绘了粟特贵族高举来通杯畅饮的场景（图5），而西安出土的史君墓石堂外壁的浮雕（图6），河南安阳出土的北齐石棺床雕刻（图7），皆刻画有几人手持来通角杯饮酒的场面⑥，可见来通杯在粟特文明中就已弱化了祭祀的用途，且通过粟特人传入中国，被本土文化所改造，成了贵族饮酒的器具。
中国唐代在历史上是个多元文化蓬勃发展的朝代，但传统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并未受动摇，反而能对外来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融于本土文化，在汉胡相融之时能够立足根本，在原有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海纳百川的同时别开生面，兼容并蓄的同时再创新风。历史文化的必然特征有两点，一是变化，二是持续⑦。镶金兽首玛瑙杯在此间作为历史文化的缩影，在文化背景发生变化之时，保有器物本源特征，但于风格形式得以革新，成为当之无愧的大唐遗宝。鹿身来通杯作为至今发现最早的筒形兽首来通杯，象征着古老的赫梯祭祀文明，经由战乱、贸易、文化交流，于千年的岁月里流传至东方，赫梯古国虽已覆灭，但其文化却因不同的媒介得以延续。
5 结语
通过对镶金兽首玛瑙杯与鹿身来通杯的比较发现，虽同为来通杯，但在形制、工艺、用法乃至所承载的文化上都有着极大的不同，从中了解到中土大唐与赫梯古国文化体系的差别，从而决定了两种器物所呈现的历史价值与艺术差异，因而考证历史文化能于交织互融的过程中重塑再生。
世界的文化具有多元性，彼此交织，互有联系。试观我国，自古就是文化交融、民族融合之大国，唐代更是大行其道，单从一件唐代玛瑙制品就可看出中国唐代乐于吸纳外来文化，敢于改造外来器物，赋予传统器物新面貌的同时树立起民族文化自信。继往开来，鉴古知今，愿现今的人们也能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标新立异，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吐故纳新，使中国本土文化在历史绵延、岁月流淌里源远流长，奔腾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