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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十余年前的世纪之交吧,我去采访表演艺术家曹雷女士,那时她还住在西康路底的半岛花园。因为我知道曹老师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文人曹聚仁先生的女公子,于是就从自家的藏书中顺带了一本曹聚仁的集子,想请她题字留念。当时的曹老师似已近花甲之年,但气质雅洁,依稀仍能看出她当年主演《年青的一代》时的靓丽倩影。记得她当时对我说:“我题在父亲的书前不太合适吧。”后在书前几页的图片中,选了一张父亲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北京时与她的合影,在一旁题了两行小字,并签了名。
此事给我的印象颇深,甚至那次采访什么的事都已忘得一干二净了,但这个题字的细节却清晰得似乎就发生于上周。因为那一段时间,我恰好很喜欢曹聚仁的文章,觉得他的一些谈学问、讲掌故、论风物的文章,均写得短小精悍,风趣明快。后来又有一本《听涛室人物谭》,更是深得我心,曹聚仁记写那时的人物,均为亲历,事事都在目前。二百多篇人物小记,读之让我仿佛也走进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人圈。由此也可见曹氏交游甚广,无论学苑文坛、报业政界人物,譬如从章太炎到鲁迅,从于右任到陈独秀,从周恩来到蒋经国,他居然都能周旋其间,如鱼得水。我想,曹氏做文章快而多,交游广而博,似乎和他长年的记者生涯有点关联,而他深厚的国学根底,宏阔的史学见识,却又是一般记者万万达不到的。
在现代作家中,曹聚仁的经历带有谜一般的色彩。他既是一位教授、学者,又是一位名编辑、名记者、名作家,还是一位在文坛上有重大影响的社会活动家。然而,最令人佩服的是,无论做教授还是编辑,或是随军战地记者,以及后来从事其他社会活动,他的那支笔则始终挥而不歇。据统计,他一生写下了四千万文字作品,这是一个怎样高产的数字!对照我所敬仰的伟大而勤奋的鲁迅先生,他所有著述加上日记书信和译著,也仅留下文字一千余万,而四千万,即便放在中国近现代文坛中,也是屈指可数的。
我看过曹聚仁先生的手稿,密密麻麻,几乎无行无距,读起来很是费力。不过我猜想这应该正与他的“高产”合辙,所谓“高产作家”,多必如此,试想,如果作书写字,笔画松沓,走走停停,行距宽阔,疏可走马,没准他就是一个从容悠闲的人,要想日书万言恐怕就很难保证了。
最初读到的曹聚仁书法,是在“文人手迹”收藏家潘亦孚先生的藏品中,有两幅作品,均是录写他自己的杂诗。记得其中一首是《山阴道上》,写鲁迅先生的,书末落的是双款,就是赠予自己的爱女“曹雷存念”的。诗曰:“迅翁辣笔铸新辞,大义微言土谷祠。呐喊彷徨独荷戟,稽山兀兀我无诗。”读者都知道,曹聚仁与鲁迅先生的关系不错,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时,就与“迅翁”时相过往,曾还表示要为鲁迅写传记。后也未食其言,果然于一九五六年在香港写成并出版了一部《鲁迅评传》。难能可贵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陆,正是将鲁迅疯狂捧上天的时代,而曹著则相对客观,正如他以前对鲁迅承诺过的,把鲁迅写成一个“人”,而不是“神”。
尽管曹聚仁没把鲁迅当作“神”,但从这首《山阴道上》的诗中,我们仍可看出他对鲁迅先生的崇拜与敬佩。而曹聚仁的书法,虽难及鲁迅的雅致,倒也有点如他描写迅翁的“辣笔”之味,即落笔颇“狠”,无婉转起伏之意。这点略微近似于章太炎的用笔,而在字体的取势上,则明显学自郑孝胥,呈左低右高状。孙洵先生的一本《民国书法史》中也收有一幅曹聚仁书法,还将其归于郑孝胥的门下弟子,并将其书与其余几位“郑门弟子”如赵叔雍、徐志摩、林语堂等相比,称“曹聚仁题字较多,也最能反映‘郑派’特色。”
曹聚仁书学郑孝胥,是“私淑”还是正儿八经地“拜过帖”,我尚不清楚。记得曾就这个问题我还请教过曹雷女士,但她断然否定了我的提法。不过这也无妨,虽然曹聚仁在相关文章中,没能涉及他的课字学书经历,但据我的臆测,以当年郑派书风在社会上之风靡盛行,即便没有专门的临习,受些影响也是难免的。
一个人儿时的读书经历和趣味,往往会决定他的一生。曹聚仁幼承家学,其父曹梦岐是清末秀才,也是一位教育家,曾捐资在家乡办起了一所育才学堂。据曹聚仁的回忆文章说,他四岁就从父亲读《大学》《中庸》,《诗经》背了九次,《礼记》《左传》也念过两遍,只有《尔雅》念了一遍。那时学生都要读经,并信奉“读经救国”论,曹聚仁自嘲地说:“如果读经能够救国的话,我就是救国志士的老前辈了。”后他入杭州一师读书,师从朴学家单不庵研究考证学。杭州一师是当年浙江省最进步的学校,经亨颐、夏丏尊、李叔同均执教于该校,应该说,曹聚仁受他们的影响很大,以后也走上了执教为师的道路。而真正使曹聚仁在文坛上初露头角的是他二十一岁时,听章太炎的国学课,并将章太炎的讲课笔录整理成一部《国学概论》,从此名声大噪。因为人们都知道,章太炎的学问高深,非浅学者能懂,他的演讲又带余杭口音,一般人若能懵懂听明白一点已是相当不易了,而曹聚仁一个才二十来岁刚出道的小伙子,不仅听懂且整理成书,而且居然还获得太炎先生的首肯,那自然就不是个简单人物了。一九二七年鲁迅先生在上海暨南大学演讲,正在该校执教的曹聚仁也同样边听边记,为鲁迅先生记下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刊发在当时的《新闻报》上,此文后也收入了《鲁迅全集》。
由此也可见曹聚仁的落笔之快,同时又非常准确到位。我见他的文章风格,似乎和他的书法也有点类似,即看似率性无羁,但却又非常直截果断。我想起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曹聚仁和几位同人再也沉默不住了,他们就编辑创办了一份《涛声》周刊,以“乌鸦主义”为口号,即“报忧不报喜”也,在国难当头,他们报国家民族之忧,为时代而叫唤。比较另类的是,《涛声》以乌鸦作为他们的“刊徽”,图案是下面海涛汹涌,上面群鸦乱飞,就连他们的信封也用乌鸦为标记。创刊一年来,《涛声》的影响力愈来愈大,鲁迅曾自发地写了多篇杂文为之声援。随着声势日益造大,最终不得已也遭到查封矣。但从此“乌鸦主义”的“雅号”便落到了曹聚仁的头上,而《涛声》的声名则于文坛上经久不息,晚年曹聚仁将自己的书斋就名为“听涛室”,真可谓“涛声依旧”了。多少年后,著名老作家柯灵先生还有诗句赞曰:“曾闻涛声惊永夜,漫托鸦鸣作直言。”
说句不敬的玩笑话,我当时得知曹聚仁先生有“乌鸦主义”的雅号,联想到最初读曹聚仁那结体紧密的黑压压书法之感觉,还真有一种“乌鸦群飞”之错觉。不过随着自身阅历的加深兼以对他文章学问的深一层了解,现回头再看看他的字,渐渐又品出了一点个中滋味,而当初的“乌鸦”感似乎也淡化了不少。
此事给我的印象颇深,甚至那次采访什么的事都已忘得一干二净了,但这个题字的细节却清晰得似乎就发生于上周。因为那一段时间,我恰好很喜欢曹聚仁的文章,觉得他的一些谈学问、讲掌故、论风物的文章,均写得短小精悍,风趣明快。后来又有一本《听涛室人物谭》,更是深得我心,曹聚仁记写那时的人物,均为亲历,事事都在目前。二百多篇人物小记,读之让我仿佛也走进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人圈。由此也可见曹氏交游甚广,无论学苑文坛、报业政界人物,譬如从章太炎到鲁迅,从于右任到陈独秀,从周恩来到蒋经国,他居然都能周旋其间,如鱼得水。我想,曹氏做文章快而多,交游广而博,似乎和他长年的记者生涯有点关联,而他深厚的国学根底,宏阔的史学见识,却又是一般记者万万达不到的。
在现代作家中,曹聚仁的经历带有谜一般的色彩。他既是一位教授、学者,又是一位名编辑、名记者、名作家,还是一位在文坛上有重大影响的社会活动家。然而,最令人佩服的是,无论做教授还是编辑,或是随军战地记者,以及后来从事其他社会活动,他的那支笔则始终挥而不歇。据统计,他一生写下了四千万文字作品,这是一个怎样高产的数字!对照我所敬仰的伟大而勤奋的鲁迅先生,他所有著述加上日记书信和译著,也仅留下文字一千余万,而四千万,即便放在中国近现代文坛中,也是屈指可数的。
我看过曹聚仁先生的手稿,密密麻麻,几乎无行无距,读起来很是费力。不过我猜想这应该正与他的“高产”合辙,所谓“高产作家”,多必如此,试想,如果作书写字,笔画松沓,走走停停,行距宽阔,疏可走马,没准他就是一个从容悠闲的人,要想日书万言恐怕就很难保证了。
最初读到的曹聚仁书法,是在“文人手迹”收藏家潘亦孚先生的藏品中,有两幅作品,均是录写他自己的杂诗。记得其中一首是《山阴道上》,写鲁迅先生的,书末落的是双款,就是赠予自己的爱女“曹雷存念”的。诗曰:“迅翁辣笔铸新辞,大义微言土谷祠。呐喊彷徨独荷戟,稽山兀兀我无诗。”读者都知道,曹聚仁与鲁迅先生的关系不错,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时,就与“迅翁”时相过往,曾还表示要为鲁迅写传记。后也未食其言,果然于一九五六年在香港写成并出版了一部《鲁迅评传》。难能可贵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陆,正是将鲁迅疯狂捧上天的时代,而曹著则相对客观,正如他以前对鲁迅承诺过的,把鲁迅写成一个“人”,而不是“神”。
尽管曹聚仁没把鲁迅当作“神”,但从这首《山阴道上》的诗中,我们仍可看出他对鲁迅先生的崇拜与敬佩。而曹聚仁的书法,虽难及鲁迅的雅致,倒也有点如他描写迅翁的“辣笔”之味,即落笔颇“狠”,无婉转起伏之意。这点略微近似于章太炎的用笔,而在字体的取势上,则明显学自郑孝胥,呈左低右高状。孙洵先生的一本《民国书法史》中也收有一幅曹聚仁书法,还将其归于郑孝胥的门下弟子,并将其书与其余几位“郑门弟子”如赵叔雍、徐志摩、林语堂等相比,称“曹聚仁题字较多,也最能反映‘郑派’特色。”
曹聚仁书学郑孝胥,是“私淑”还是正儿八经地“拜过帖”,我尚不清楚。记得曾就这个问题我还请教过曹雷女士,但她断然否定了我的提法。不过这也无妨,虽然曹聚仁在相关文章中,没能涉及他的课字学书经历,但据我的臆测,以当年郑派书风在社会上之风靡盛行,即便没有专门的临习,受些影响也是难免的。
一个人儿时的读书经历和趣味,往往会决定他的一生。曹聚仁幼承家学,其父曹梦岐是清末秀才,也是一位教育家,曾捐资在家乡办起了一所育才学堂。据曹聚仁的回忆文章说,他四岁就从父亲读《大学》《中庸》,《诗经》背了九次,《礼记》《左传》也念过两遍,只有《尔雅》念了一遍。那时学生都要读经,并信奉“读经救国”论,曹聚仁自嘲地说:“如果读经能够救国的话,我就是救国志士的老前辈了。”后他入杭州一师读书,师从朴学家单不庵研究考证学。杭州一师是当年浙江省最进步的学校,经亨颐、夏丏尊、李叔同均执教于该校,应该说,曹聚仁受他们的影响很大,以后也走上了执教为师的道路。而真正使曹聚仁在文坛上初露头角的是他二十一岁时,听章太炎的国学课,并将章太炎的讲课笔录整理成一部《国学概论》,从此名声大噪。因为人们都知道,章太炎的学问高深,非浅学者能懂,他的演讲又带余杭口音,一般人若能懵懂听明白一点已是相当不易了,而曹聚仁一个才二十来岁刚出道的小伙子,不仅听懂且整理成书,而且居然还获得太炎先生的首肯,那自然就不是个简单人物了。一九二七年鲁迅先生在上海暨南大学演讲,正在该校执教的曹聚仁也同样边听边记,为鲁迅先生记下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刊发在当时的《新闻报》上,此文后也收入了《鲁迅全集》。
由此也可见曹聚仁的落笔之快,同时又非常准确到位。我见他的文章风格,似乎和他的书法也有点类似,即看似率性无羁,但却又非常直截果断。我想起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曹聚仁和几位同人再也沉默不住了,他们就编辑创办了一份《涛声》周刊,以“乌鸦主义”为口号,即“报忧不报喜”也,在国难当头,他们报国家民族之忧,为时代而叫唤。比较另类的是,《涛声》以乌鸦作为他们的“刊徽”,图案是下面海涛汹涌,上面群鸦乱飞,就连他们的信封也用乌鸦为标记。创刊一年来,《涛声》的影响力愈来愈大,鲁迅曾自发地写了多篇杂文为之声援。随着声势日益造大,最终不得已也遭到查封矣。但从此“乌鸦主义”的“雅号”便落到了曹聚仁的头上,而《涛声》的声名则于文坛上经久不息,晚年曹聚仁将自己的书斋就名为“听涛室”,真可谓“涛声依旧”了。多少年后,著名老作家柯灵先生还有诗句赞曰:“曾闻涛声惊永夜,漫托鸦鸣作直言。”
说句不敬的玩笑话,我当时得知曹聚仁先生有“乌鸦主义”的雅号,联想到最初读曹聚仁那结体紧密的黑压压书法之感觉,还真有一种“乌鸦群飞”之错觉。不过随着自身阅历的加深兼以对他文章学问的深一层了解,现回头再看看他的字,渐渐又品出了一点个中滋味,而当初的“乌鸦”感似乎也淡化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