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廷是我深交四十多年的农民朋友。我已大半年未见到他，心里时时勾起对他的思念。今天读贾平凹先生的散文《朋友》，益发使心里燃起思念之火。贾平凹先生说：“我的朋友可归两大类，一类是生活关照型，一类是精神交流型……”王金廷对我来说二者兼而有之。
　　年轻时，我曾經在他村子附近的胡营小学工作一段时间。我们年岁相仿，闲着时，他经常来学校与我闲聊。他出身贫农，小学毕业，喜爱读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县文教部门分成了两派，我参加的是“造反派”。运动中，他与另一人被公社作为贫农代表派驻学校，他经常提醒我：“你出身不好，不要参加派性斗争。我看社会这样乱，总会有个收场……”当时我自以为是，对他的话置若罔闻。后来我受到批判，并被下放农村劳动三年，深深后悔当初没有听他的话。从此，我将他视为最知己的朋友，不管谁遇到危难之事都互相帮助，互相勉励。
　　上世纪60年代末，我与一农村姑娘（现在的妻子）相爱并结婚，何处安家成了难题。金廷劝我的妻子：“到胡老师家去不妥当，他家成分不好不说，你不是商品粮户口，无法安排工作，以后孩子多了，靠他一个人的工资行吗？不如在农村安家，哪里黄土不养人？”
　　我们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农村建了两间简陋的瓦房。建房时，除了岳父母外，他是对我帮助最大的人。砌隔墙没有砖，他出主意用土砖隔墙；他一人在江边又是和泥，又是放砖，一天放了一千余块砖坯，晚上回家累得骨头都散了架，动弹不得；没有房门，他驮来一棵老杨树，帮我解了燃眉之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调到镇上一所中学任教，不久又将家属迁到镇上，渐渐摆脱了贫穷。可是金廷仍处在贫困线上。他三个孩子都小，为解决一家人的衣食温饱，他除了种田外，还到窑场拖砖，用板车拖着五六百斤重的砖到江边上船。一次，我到窑场找他，见他上身赤膊，仅披一条发白的蓝色搭肩，下身穿一条短裤，全身黝黑，瘦骨嶙峋，我非常心疼，力劝他再不要拖砖下河了，并要把身上仅有的四十元钱送给他。可他说：“‘友如作画三须求淡’，我们不是那种狗肉朋友，你今天救济我，明天救济我，后天呢？摆脱贫困要靠我自己。”他没有接受我的馈赠，却听了我的话，以后不再去拖那要命的砖了。我见他身体日见好转，也就心地坦然了。
　　王金廷尽管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但他特喜读书，农闲时，经常手不释卷。为了买一本关于中国佛教和道教的书，他竟花二十元钱到北师大邮购；其它的书如《格言联璧》等警世之书，他都备有，儒、释、道之类他都懂一点，“书到用时方恨少，船行江心补漏迟”是他的口头禅。我在镇上的家与他家相距二十多里，如果一段时间互相没有相见，都似乎失去什么，不是我到他家去，就是他到我家来。有一次，我去他家，正是傍晚，我忽然想起要到岳父岳母的坟上看看，他陪我走四五里路，到了两位老人墓前。我百感交集，伫立良久，他也很感慨地说：“钱用得完，德用不完啊！”
　　他这人很怪，大儿子学的是泥工，后来在上海嘉定承包工程，雪球越滚越大，拥有几百万资产，村里人羡慕极了，他却看得很淡。全家人连老伴儿也去了上海，他决意不去，一个人在家种地，吃着粗茶淡饭。后来年纪大了，连菜园也干脆不种，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此时，我也退休了，我们来往更密切。无论谁到谁家，遇上什么吃什么，在平淡无奇的人生中保持着不咸不淡的关系，只是当遇上了某些危难事情时，才验出这“朋友”二字的含金量。
　　去年上半年，王金廷的儿子担心父亲年纪大了一人在家不放心，硬是把他接到上海嘉定。从此我们人分两地，来往不易。在一个春雨霏霏的日子，我向东遥望上海方向，又想起了老友王金廷，心潮翻滚，下笔写下一首诗：潇潇冷雨涨南池，寂寞书斋度岁时。旧友不来空寄语，桑榆更觉路崎岖。
　　
　　责编/木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