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镛
　　1938年生于北京，自幼喜爱绘画。现为北京画院高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工笔画学会会员、北京工笔画学会理事、东方美术交流学会会员。1961年前随父亲(著名花鸟画家)田世光学习工笔花鸟画创作。在1958年参加北京中国画学研究会主办的中国画持续法进修班学习。1959年，创作《竹石伯劳》作品首次入选“北京市美术作品展览会”。1961年，考入“北京中国画院”国画研究生班，随著名写意花鸟画家王雪涛先生学习写意花鸟画创作。1965年，毕业后留北京画院为专业画家，从事花鸟画专业创作。1972年以来，先后为许多国家宾馆，艺术馆、大剧院和我国驻外使馆等创作多幅花鸟画，并且被陈列、收藏。赴全国各地深入生活写生。1984年至1993年，作品先后在日本举办、参加“现代中国绘画新作展”“田镛花鸟画展”“中日友好画展”“中日北京东京画展”等。1996年，赴美纽约、举办“中韩国际美术交流画展”，并赴美参观写生。作品先后在国内一些大城市以及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荷兰、美国、加拿大、菲律宾和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展出。并且被一些艺术馆、博物馆、钓鱼台、个人美术爱好者收藏。作品被《中国美术家名录》《中国当代国画家辞典》和《世界华人美术名家辞典》等收录。
　　


　　


　　作品多次被国家领导人出访时作为国礼送给外国政要。
　　
　　中国工笔画，在历经700余年的逐渐衰落过程之后，在20世纪末经历到一全面复兴的历史机遇。回顾工笔画的历史，当它在唐宋时期达到全盛并进入峰巅状态时，水墨画则处于发展前期，尔后则此消彼长，水墨画藉着文人画的势头渐入佳境，工笔画却逐渐式微了。这种情况到晚清时几达极至，工笔画技艺也相对衰退，少量的仕女画造型单薄，笔力孱弱，脱离生活，毫无生气。随着本世纪民族精神的崛起，工笔画艺术也开始复兴之途，陈之佛、于非庵、徐燕孙诸前辈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创业于前，刘凌沧、潘一兹、田世光、俞致贞诸先生继往开来光大于后，起到了重振中国工笔画的推动发展作用。在50至70年代，他们创作出一大批中国工笔画优秀作品，并且在许多高等艺术院校中培养了一大批中国工笔画优秀的创作人才。80年代以来，工笔艺术日渐繁荣，形势极好，新人辈出。但不应忘记几十年来有整整一代人为它的今日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可以说这是老一辈中国工笔画艺术家的继承和发展。他们是50年代前后从事工笔画学习和创作的一批青年，在工笔画的创作道路上默默地耕耘，如今他们已成为工笔画界的主力，其贡献与成就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其中，花鸟画家田镛的艺术及其追求，有颇多值得我们思考与研究之处。
　　田镛是著名花鸟画家田世光先生的哲嗣，真正是得天独厚，因为中国画艺术是具有独特艺术规律，其技法具有很强规律性的，因之历来很重师承，而且对从学者来说，有无名师指点，对于成功与否几乎是决定性的。田镛既有家学渊源的有利条件，自年轻时即得到许多名家的指教，基本是经过传统的途径学艺而成长起来的。在1961年考入北京中国画院中国画研究班后，追随王雪涛、吴镜汀、秦仲文、汪慎生、关松房、郭传璋等名师，从传统方式进入学习，虽然他也自学过西画素描，毕竟属于参照而矣。因此，他的作品的传统气息浓厚，比照美院中国画系的学生极力从西法的观念中蜕化出来的困难，确是“焉知非福”了。无可否认，学习西法的素描等，对中国画的造型能力的改进有积极作用，突出表现在现代人物画上，但在花鸟画方面则并不明显。相反，从田镛的艺术来看，他由于从传统入手，在基本技法的格律、手法诸方面，接受与吸纳就毫无隔膜与悖逆，故一切显得十分自然。田镛出自工笔名门，耳濡目染且受过严格训练，入画院后，又随王雪涛学习小写意花鸟，其间又向吴镜汀、秦仲文等这样名师学习山水，艺术上得到多家的真传，营养何其丰厚!表现在他的艺术上的确是转益多师，兼收并蓄，基础深厚，工写并运，游刃有余。
　　


　　回顾古人，工笔与写意的界限是相当分明的，而花鸟画在早期基本上都是工笔艺术。五代徐、黄虽称“体异”，一个“野逸”，一个“富贵”，只是意味上的浓淡不同，徐熙的传世之作，今日观之，相当工饬。而工、写之分野则要更晚些年头。此种分野对门类的形成和风格面目的精纯和谐是有积极作用的，并在宋元时代产生过许多工笔画艺术精品为后代难以企及。但门户的森严最终趋于保守而转为消极影响，也是人们在美术史中共见的现象。现代人的视野与观念在时代潮流中开放，并不囿于前入门限，如田镛的艺术，即能熔工写于一炉，别有一番潇洒俊逸的情致，和北方有些严守师承技法，注重功力型的工笔画家相比，田镛追求的似乎是更重情趣、意境和韵致。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多年来看田镛的工笔作品，总是在轻快自如中体验到或丰美、或清幽、或温润，或灵动的美感。说起来，看有些工笔画家的作品不时会在佩服其功力精严和精细入微之外，也难免有一些紧张吃力之感。正如董其昌评仇英所讲：“实父作画时，耳不闻鼓吹阗骈之声，如隔壁钗钏戒，顾其术亦近苦矣，行年五十，分知此一派画，殊不可习。”实践证明董共昌是知难而退了。但工笔画能使观者觉得清雅活泼之感，确乎是个待解的好题目。当然，绘画之为艺，有个设立“高难度”的命题，没有难度，凡人皆能是不可想象的。所谓“履险如夷”，所谓“举重若轻”，方称高手。但是绘画艺术又不仅如杂技艺术般以高难度取胜，即便是杂技也要在难度之上注重“创意”，否则只是过去的“杂耍把式”，而非艺术。所以工笔画的“难度”也不是唯一注重的，创意实在更重要。
　　


　　绘画的意境虽然来自画家主观的创造，但根源还是千变万化的自然与生活。在田镛的作品中，处处感到他在近40年的艺术实践中，有相当的精力是放到努力写生亲近自然中去，这对于这样既有家学渊源，传统功底较厚的画家来讲是获益非浅的。如《春雨初晴》大约作于80年代初，是武夷山归来之作，画上新篁凝翠，笋芽怒长，小鸟迎风展翅，画上一派清和欢愉气息，正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欢快的心境。另一件作于壬戌(1982)年的《西双版纳小景》在山花翠竹中，白孔雀悠然憩息，也是十分祥和愉悦的气氛。
　　


　　有些作品可以评为“清丽”。这是工笔画中很高的境界，“从来丽句不清，清句不丽”，能够“清丽”兼得，难矣哉。这是金圣叹评《西厢记》的话，我不敢掠美，借来用在田镛的绘画作品上，似无不妥。《梨花斑鸠》《孔雀茶花》《暗香》《春夏秋冬四条屏》等件(当然不止此，我只略举)都令观画的朋友们同意我的看法。
　　田镛善学而勤奋，虽然出身名门，却没有完全罩在尊翁田世光先生的大树荫下。我们看到他一方面学习继承了老先生翎毛花卉的高雅技艺优美风格，另一方面，他又掌握了王雪涛先生意笔花鸟的灵动、潇洒、准确、传神的本领，所以他的一些小写意作品也颇见功力。更重要的是，他在向王雪涛、秦仲文、吴镜汀、汪慎生等先生学到的东西最终会在自己的艺术中浮现出来。同时可见他作画不拘一格、潇洒爽朗的画风，大致也源于此。作为成熟的画家，田镛的画上诸多优点我难以缕述，只就风格主要方面，粗浅赘语于上。一些管见也难免片面，还望高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