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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人举家进城谋生，随之而来的，是大批流动儿童拥入城市。近几年，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都市的流动人口聚集区，随父母进城的孩子成倍增加。因父母忙于生计，这些孩子和城里孩子一样，也需要入托入园，可因为种种原因，正规幼儿园他们进不了，贵族幼儿园他们进不起，以招收农民工子女为主的“山寨幼儿园”便应运而生。这些“幼儿园”多分布在城乡结合部，打着“打工子弟幼儿园”的旗号，游离于现行教育体制之外，虽方便了打工家庭，但安全、卫生问题层出不穷，时常面临被教育主管部门取缔的危机。办园者为此满腹委屈，认为自己“好心”没得到好报；打工父母则迷茫追问：“除了山寨幼儿园，我们还能把孩子送到哪儿？”矛盾似乎不可调和，但又不能不尽快解决。那么，这个问题有解吗？
打工父母的无奈选择
在北京市中心老城区，有个拥有700多商户的集贸市场坐落在成片的胡同区内，商户大部分为外来人口，租住在周边的胡同里，以辛勤的劳作活跃着当地的市场经济，丰富着周边市民的菜篮子。这些人年龄大都在30多岁，一般都是拖家带口，孩子大都在3~6岁。
33岁的于晓丽是河南人，到北京打工已整整10年，如今在这个集贸市场做服装生意。她最大的梦想，是让女儿张晶晶考上大学，将来做个真正的城里人。张晶晶很有语言天赋，于晓丽想让她长大了当翻译。“等到了入学年龄，我准备让她上公办小学，北京的小学教育肯定比我们老家好，到了初中再让她回老家上，北京市不让外地孩子参加高考，必须回老家考，但无论如何，我都要把孩子供出来。”于晓丽算起教育账毫不含糊，可一个现实难题却摆在眼前：该上幼儿园的女儿没有幼儿园可上。公办幼儿园不收她的孩子，高价幼儿园她负担不起，“山寨幼儿园”收费低，而且随时可以办理入园，但她又担心孩子的安全。无奈之下，她只能让孩子待在家里，自己带。
为了女儿的前途，丈夫交给于晓丽一个任务，每天晚上至少给女儿讲一个故事。女儿虽然才3岁多，但已经能把听来的故事讲给爸爸妈妈听，女儿的“进步”让于晓丽夫妇十分欣慰，但他们还是想让女儿能上正规的幼儿园。为此，两人一有空闲便四处打听：有没有收费便宜又正规的幼儿园对外招生。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工流动呈现出“举家迁徙”的趋势，像于晓丽这样家庭化流动的农民工越来越多，年龄小的孩子，也大都跟在父母身边，特别是小摊贩或经营小门面生意的进城人员，照顾孩子方便，导致了进入城市的流动学龄前儿童不断增加。实际上，外来务工人员对孩子有着比较高的成才预期。在多数家长看来，为了孩子成才，“砸锅卖铁也值得”。可对于这些在都市打拼的人来说，不仅经济压力阻碍着孩子的学前教育，还有其他很多障碍他们无法跨越。
说起孩子上幼儿园的问题，面相随和、同样在这个集贸市场开店的余先生有些激动：“当初我还真想着送儿子进个好幼儿园，四处碰壁后才知道，那些幼儿园不是给咱们开的。”余先生曾到胡同口一家公办幼儿园报名，当时离招生还有大半年，传达室的大爷说，他是第一个来报名的，挺客气地要他留下姓名、电话，说有消息了会通知他。他便满怀希望地期待着，可等了半年却没有半点消息，后来忍不住跑去问，人家还是挺客气，说：“我们这儿不按片儿收孩子，报名早也不管用。”余先生后来才知道，没有门路是根本进不去的。“我一个开便利店的，能有啥门路？”余先生无奈地说。可他不死心，又去打听其他幼儿园，结果被一盆盆冷水浇得透心凉。“公立幼儿园比的是门路，民办幼儿园比的是票子。”几乎转遍了整个城区，余先生没找到一家月收费低于1500元的民办幼儿园。他这才知道，如今的大都市，月收费5000元的幼儿园已经不算贵族了，2000多元的就是最“平民”的了。
最终，余先生把儿子送进了附近一所名为“欢乐幼儿园”的“山寨幼儿园”。“这是我唯一的选择。”余先生无奈地说。事实上，如果没人带领，一般人很难找到这个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幼儿园，它是利用两栋居民楼连通的一层办起来的，几十个孩子在昏暗的“客厅”里嬉闹着，房子的“卧室”成了教室，里间上课，外间做休息室，床是用废旧课桌支撑起来的通铺。因为整栋楼夹在周围的建筑里，教室里几乎没有一缕阳光。
尽管“欢乐幼儿园”的条件看起来“触目惊心”，可生意却火得很，最多时有150名左右的孩子。“我们这里随时可以入园，最关键的是价格便宜，一个月400块钱，包一顿中餐。”幼儿园赵老师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他们园里的孩子都是打工子弟，“有的家庭两口子月工资加起来不到2000元，把孩子送到这里最划算。”尽管他们条件有限，可对孩子的照顾并不差，而且管理更加“人性化”。据赵老师介绍，家长早上6点多就可以把孩子送来，晚上七八点接走也可以。余先生的便利店晚上11点关门是常事，有时候太晚回家，孩子放在幼儿园有人看管他也放心。唯一让他不放心的是孩子的安全。“现在关于山寨幼儿园出事的报道经常有，有关部门取缔无证幼儿园的事也时常发生，可没办法啊，不让孩子来这里，就只能送回老家，哪舍得啊，谁不想和孩子在一起呢？”余先生长叹一声，“真是觉得对不起孩子啊！”
幼儿园长的质疑与委屈
2010年9月2日上午10时许，一场暴雨不期而至。只过了半个小时，位于广州市东城区城郊的“放心幼儿园”的院子里便积水了。门外大雨“哗哗”下个不停，不太宽敞的教室里，十几个孩子正跟着王小菲朗读。
要在往常，王小菲此时心里一定会担心大雨会不会让孩子们着凉、放学时家长涉水来接孩子是否安全、孩子们读书时会不会走神……可现在她担心的是她的幼儿园还能不能继续办。原来，就在几天前，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前来要取缔她的幼儿园。这件事让她好几天寝食难安。
1992年，王小菲幼师毕业，却没能成为一名幼儿教师，而是进了老家的一个工厂当了一名工人。谁知好景不长，2000年她下岗了，只好随父亲到广州打工。父亲头脑活络，怂恿她办一所幼儿园维持生计。私人办幼儿园，会有家长把孩子送来吗？王小菲有些担心。可很快她就发现，这个担心是多余的。一同租住的邻居们一听她想办幼儿园，说：“如果你办幼儿园，我们都把孩子送过来。”王小菲这才知道，社会上有不少孩子需要这样的幼儿园。
为了寻找合适的办园场地，她和父亲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父亲认为，场地必须适宜幼儿的身心发展，最好有个面积较大的院子，孩子们可以在院子里做游戏、做操或跳舞，不能把孩子们关在没有院子的屋里。经过反复挑选，他们最终看中了一个单位大院里闲置的几间房子。对房子进行一番修缮后，父女俩又添置了桌椅、电视、玩具、床等物品，“放心幼儿园”就诞生了。
幼儿园创办伊始，当地妇联的工作人员经常上门指导，对如何办学提出了具体意见。“妇联还组织我们上培训班，到公办幼儿园学习。”王小菲回忆说，2002年9月，当地妇联还授予她“个体幼儿园合格园”的牌子。
几年来，放心幼儿园的园舍从300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500平方米，幼儿数量一度多达180人。“生意”为什么这么红火？王小菲认为，关键在于“口碑出去了”。2010年7月份，一位家长带着孩子，手持一所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向她报喜。原来这名刚考上重点高中的孩子，是放心幼儿园的第一批学生，孩子从小学到初中，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家长觉得，孩子能考上重点高中，离不开幼儿园打下的基础。
可这个学期，王小菲却决定减少招生量，从上学期的180人减少到150人。原来，当地政府对无证民办幼儿园进行清理整顿，放心幼儿园被列为整治对象。“教育部门的人来了好几次，要求我们增加保安，安装摄像头，办健康证，我们都一一整改了。因为我没有园长资质，这学期我还聘请了一名园长。”对于清理整顿，王小菲说，“要求怎么改，我就怎么改。”她按时向教育局上交了整改方案。为了达到“使用面积不少于人均三平方米”的规定，她减少了招生数量。但究竟能不能全部整改到位，最终能不能拿到“办学许可证”，王小菲心里没底。
之后，当地教育部门突然来到放心幼儿园检查，说依据有关规定，要对放心幼儿园进行取缔。“取缔了，我靠什么谋生？幼儿园的老师怎么办？这些孩子去哪儿？”王小菲认为，这几年，幼儿园既解决了她和数名教师的就业问题，也解决了很多家庭的孩子入托难题，她想不明白有关部门为何要取缔她的幼儿园，“我办幼儿园又不是做坏事，为什么要取缔？”
然而，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还是再次来到放心幼儿园，告知学生家长这里要取缔，建议家长将孩子送到有资质、设施齐全的幼儿园就读。但一些家长却不买账，个别家长甚至与工作人员发生了口角，情绪激动地指责他们“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是公职人员，孩子能上公办幼儿园，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能上最好的贵族幼儿园，我们这些平头百姓，除了让孩子来这儿，无处可去。你们要取缔这个幼儿园，先给我们的孩子找个能接收他们的幼儿园。”弄得工作人员无言以对。
王小菲很客观地说：“‘山寨园’的确游离于现行体制之外，但如果没有我们，好多打工家庭的孩子就会面临入托难题。我们纵有千般不好，可收容总比抛弃强。”
如何让孩子共享太阳的光辉
2009年7月29日，北京市“完善学前教育体制”专题调研组首次通过官方渠道，发布了非正规托幼机构的数据，并首次将非正规托幼机构冠以“山寨”一词。数据显示，北京市“山寨幼儿园”1298所，在外来人口聚集的天通苑、回龙观等地，“山寨幼儿园”的数量急剧增加。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北京市拥有合法身份的幼儿园却在不断减少，2007年为1306所，2008年下降到1266所，2009年进一步下降到1253所，主要是原有的机关、厂矿、医院自办的幼儿园因种种原因停办。由于社会有需求，“山寨幼儿园”便蓬勃兴起。“山寨幼儿园”的创办者多为下岗工人或社会无业人员，因资金不足，办学条件达不到标准，安全隐患较多。比如，空间狭小，幼儿多，聚集密度大，遇到特殊情况容易发生安全事故；有的幼儿园没有安全制度和必要的安保措施，接送幼儿随意性大，时间跨度长；卫生条件较差，大多数教师、保育员、厨师等工作人员没有健康证；大多数工作人员没有资质，教学质量差。
2010年1月17日，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一家“山寨幼儿园”就因管理不善发生火灾，一名两岁半女童丧生火海，该幼儿园也因此被取缔。一位刘姓家长说，她的孩子就曾上过这所幼儿园，“我觉得那里的老师教得挺好的，每月费用只需200元，更重要的是，我们周末上班没法看孩子，也能把孩子送到那儿，正规幼儿园肯定不行。”
2010年5月份以来，全国各地发生多起公共安全事件，加之“山寨幼儿园”存在安全隐患，各地政府部门决心整治甚至关停此类幼儿园。眼下，北京市正启动整治行动，仅西北部的海淀区清河一带，就计划取缔30多家。清河街道办事处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有关人士承认，目前该地区已有“山寨幼儿园”停办现象。
然而，幼儿园取缔了，孩子们去哪里？“如果关闭无照的‘山寨园’，就会将大量幼儿的日常照护责任‘回归’家长。这样造成的问题会更严重，一是家长可能因生计疏于照看，给孩子的安全带来更多隐患；二是家长被迫辞工专职照看，给家庭经济带来沉重压力。”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家张燕教授认为，“山寨幼儿园”有其特定的市场，事实上已经成为幼教事业整体发展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为他们正名。她认为，如今大量弱势群体的孩子难以入园，政府短期内也无计可施，“山寨幼儿园”是民间通过自发的力量解决了政府难以作为的社会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北师大教育学院学前教育系主任刘焱教授说，我国目前学前教育过于强调教育功能，弱化了其托幼功能的本质，是本末倒置。学前教育是一种社会公益事业，是一个准公共产品。能够享受、接受学前教育，是所有学前儿童的权利。他说：“关键是政府要重视，政府不能说它是非义务教育，就放弃应承担的责任，因为从国际情况看，大部分涉及学前儿童的立法，不是教育立法，而是社会福利立法。唯有立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庞丽娟教授为学前教育呼吁奔走了多年，在几次的两会提案中都提到了“制定《学前教育法》”。庞丽娟建议，有关部门应启动关于学前教育事业发展问题的调研，并积极创造条件制定《学前教育法》，明确学前教育的责任、领导体制、管理体制、办园体制、办园条件、经费投入、教师责任与权利、待遇等重要法律关系问题，这样才能确保学前教育事业在法律的保障下健康发展。
在教育学者眼中，学前教育甚至可能比义务教育阶段更重要，它对儿童的人格、性格、行为习惯、学习习惯等许多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所以，学前教育的差距，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起跑线不平等的差距。一个城里的孩子，可能纠缠着父母在假期去“看世博，知世界”，而一个菜贩的孩子，却可能在青菜堆里跳来跳去度过他的童年。这就是差距。但一个菜贩的孩子和一个都市白领的孩子，在承载一个家庭未来预期上却是没有区别的。
更为重要的是，0~6岁正是儿童最重要的受教育阶段。接受学前教育，是赋予孩子幸福的一个基本条件。如果连最弱小的孩子最起码的幸福权都无法给予和保障，又何谈“以人为本”呢？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何不将公共财政的阳光，也洒到那些廉价的“山寨幼儿园”身上，给这些收留流动儿童的家园一个公正、光明的名分？让那些本不该被排挤在城市外围的孩子，与城里的同龄人共享太阳的光辉。毕竟，他们也是国家未来的主人。
〔编辑：冯士军〕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人举家进城谋生，随之而来的，是大批流动儿童拥入城市。近几年，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都市的流动人口聚集区，随父母进城的孩子成倍增加。因父母忙于生计，这些孩子和城里孩子一样，也需要入托入园，可因为种种原因，正规幼儿园他们进不了，贵族幼儿园他们进不起，以招收农民工子女为主的“山寨幼儿园”便应运而生。这些“幼儿园”多分布在城乡结合部，打着“打工子弟幼儿园”的旗号，游离于现行教育体制之外，虽方便了打工家庭，但安全、卫生问题层出不穷，时常面临被教育主管部门取缔的危机。办园者为此满腹委屈，认为自己“好心”没得到好报；打工父母则迷茫追问：“除了山寨幼儿园，我们还能把孩子送到哪儿？”矛盾似乎不可调和，但又不能不尽快解决。那么，这个问题有解吗？
打工父母的无奈选择
在北京市中心老城区，有个拥有700多商户的集贸市场坐落在成片的胡同区内，商户大部分为外来人口，租住在周边的胡同里，以辛勤的劳作活跃着当地的市场经济，丰富着周边市民的菜篮子。这些人年龄大都在30多岁，一般都是拖家带口，孩子大都在3~6岁。
33岁的于晓丽是河南人，到北京打工已整整10年，如今在这个集贸市场做服装生意。她最大的梦想，是让女儿张晶晶考上大学，将来做个真正的城里人。张晶晶很有语言天赋，于晓丽想让她长大了当翻译。“等到了入学年龄，我准备让她上公办小学，北京的小学教育肯定比我们老家好，到了初中再让她回老家上，北京市不让外地孩子参加高考，必须回老家考，但无论如何，我都要把孩子供出来。”于晓丽算起教育账毫不含糊，可一个现实难题却摆在眼前：该上幼儿园的女儿没有幼儿园可上。公办幼儿园不收她的孩子，高价幼儿园她负担不起，“山寨幼儿园”收费低，而且随时可以办理入园，但她又担心孩子的安全。无奈之下，她只能让孩子待在家里，自己带。
为了女儿的前途，丈夫交给于晓丽一个任务，每天晚上至少给女儿讲一个故事。女儿虽然才3岁多，但已经能把听来的故事讲给爸爸妈妈听，女儿的“进步”让于晓丽夫妇十分欣慰，但他们还是想让女儿能上正规的幼儿园。为此，两人一有空闲便四处打听：有没有收费便宜又正规的幼儿园对外招生。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工流动呈现出“举家迁徙”的趋势，像于晓丽这样家庭化流动的农民工越来越多，年龄小的孩子，也大都跟在父母身边，特别是小摊贩或经营小门面生意的进城人员，照顾孩子方便，导致了进入城市的流动学龄前儿童不断增加。实际上，外来务工人员对孩子有着比较高的成才预期。在多数家长看来，为了孩子成才，“砸锅卖铁也值得”。可对于这些在都市打拼的人来说，不仅经济压力阻碍着孩子的学前教育，还有其他很多障碍他们无法跨越。
说起孩子上幼儿园的问题，面相随和、同样在这个集贸市场开店的余先生有些激动：“当初我还真想着送儿子进个好幼儿园，四处碰壁后才知道，那些幼儿园不是给咱们开的。”余先生曾到胡同口一家公办幼儿园报名，当时离招生还有大半年，传达室的大爷说，他是第一个来报名的，挺客气地要他留下姓名、电话，说有消息了会通知他。他便满怀希望地期待着，可等了半年却没有半点消息，后来忍不住跑去问，人家还是挺客气，说：“我们这儿不按片儿收孩子，报名早也不管用。”余先生后来才知道，没有门路是根本进不去的。“我一个开便利店的，能有啥门路？”余先生无奈地说。可他不死心，又去打听其他幼儿园，结果被一盆盆冷水浇得透心凉。“公立幼儿园比的是门路，民办幼儿园比的是票子。”几乎转遍了整个城区，余先生没找到一家月收费低于1500元的民办幼儿园。他这才知道，如今的大都市，月收费5000元的幼儿园已经不算贵族了，2000多元的就是最“平民”的了。
最终，余先生把儿子送进了附近一所名为“欢乐幼儿园”的“山寨幼儿园”。“这是我唯一的选择。”余先生无奈地说。事实上，如果没人带领，一般人很难找到这个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幼儿园，它是利用两栋居民楼连通的一层办起来的，几十个孩子在昏暗的“客厅”里嬉闹着，房子的“卧室”成了教室，里间上课，外间做休息室，床是用废旧课桌支撑起来的通铺。因为整栋楼夹在周围的建筑里，教室里几乎没有一缕阳光。
尽管“欢乐幼儿园”的条件看起来“触目惊心”，可生意却火得很，最多时有150名左右的孩子。“我们这里随时可以入园，最关键的是价格便宜，一个月400块钱，包一顿中餐。”幼儿园赵老师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他们园里的孩子都是打工子弟，“有的家庭两口子月工资加起来不到2000元，把孩子送到这里最划算。”尽管他们条件有限，可对孩子的照顾并不差，而且管理更加“人性化”。据赵老师介绍，家长早上6点多就可以把孩子送来，晚上七八点接走也可以。余先生的便利店晚上11点关门是常事，有时候太晚回家，孩子放在幼儿园有人看管他也放心。唯一让他不放心的是孩子的安全。“现在关于山寨幼儿园出事的报道经常有，有关部门取缔无证幼儿园的事也时常发生，可没办法啊，不让孩子来这里，就只能送回老家，哪舍得啊，谁不想和孩子在一起呢？”余先生长叹一声，“真是觉得对不起孩子啊！”
幼儿园长的质疑与委屈
2010年9月2日上午10时许，一场暴雨不期而至。只过了半个小时，位于广州市东城区城郊的“放心幼儿园”的院子里便积水了。门外大雨“哗哗”下个不停，不太宽敞的教室里，十几个孩子正跟着王小菲朗读。
要在往常，王小菲此时心里一定会担心大雨会不会让孩子们着凉、放学时家长涉水来接孩子是否安全、孩子们读书时会不会走神……可现在她担心的是她的幼儿园还能不能继续办。原来，就在几天前，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前来要取缔她的幼儿园。这件事让她好几天寝食难安。
1992年，王小菲幼师毕业，却没能成为一名幼儿教师，而是进了老家的一个工厂当了一名工人。谁知好景不长，2000年她下岗了，只好随父亲到广州打工。父亲头脑活络，怂恿她办一所幼儿园维持生计。私人办幼儿园，会有家长把孩子送来吗？王小菲有些担心。可很快她就发现，这个担心是多余的。一同租住的邻居们一听她想办幼儿园，说：“如果你办幼儿园，我们都把孩子送过来。”王小菲这才知道，社会上有不少孩子需要这样的幼儿园。
为了寻找合适的办园场地，她和父亲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父亲认为，场地必须适宜幼儿的身心发展，最好有个面积较大的院子，孩子们可以在院子里做游戏、做操或跳舞，不能把孩子们关在没有院子的屋里。经过反复挑选，他们最终看中了一个单位大院里闲置的几间房子。对房子进行一番修缮后，父女俩又添置了桌椅、电视、玩具、床等物品，“放心幼儿园”就诞生了。
幼儿园创办伊始，当地妇联的工作人员经常上门指导，对如何办学提出了具体意见。“妇联还组织我们上培训班，到公办幼儿园学习。”王小菲回忆说，2002年9月，当地妇联还授予她“个体幼儿园合格园”的牌子。
几年来，放心幼儿园的园舍从300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500平方米，幼儿数量一度多达180人。“生意”为什么这么红火？王小菲认为，关键在于“口碑出去了”。2010年7月份，一位家长带着孩子，手持一所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向她报喜。原来这名刚考上重点高中的孩子，是放心幼儿园的第一批学生，孩子从小学到初中，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家长觉得，孩子能考上重点高中，离不开幼儿园打下的基础。
可这个学期，王小菲却决定减少招生量，从上学期的180人减少到150人。原来，当地政府对无证民办幼儿园进行清理整顿，放心幼儿园被列为整治对象。“教育部门的人来了好几次，要求我们增加保安，安装摄像头，办健康证，我们都一一整改了。因为我没有园长资质，这学期我还聘请了一名园长。”对于清理整顿，王小菲说，“要求怎么改，我就怎么改。”她按时向教育局上交了整改方案。为了达到“使用面积不少于人均三平方米”的规定，她减少了招生数量。但究竟能不能全部整改到位，最终能不能拿到“办学许可证”，王小菲心里没底。
之后，当地教育部门突然来到放心幼儿园检查，说依据有关规定，要对放心幼儿园进行取缔。“取缔了，我靠什么谋生？幼儿园的老师怎么办？这些孩子去哪儿？”王小菲认为，这几年，幼儿园既解决了她和数名教师的就业问题，也解决了很多家庭的孩子入托难题，她想不明白有关部门为何要取缔她的幼儿园，“我办幼儿园又不是做坏事，为什么要取缔？”
然而，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还是再次来到放心幼儿园，告知学生家长这里要取缔，建议家长将孩子送到有资质、设施齐全的幼儿园就读。但一些家长却不买账，个别家长甚至与工作人员发生了口角，情绪激动地指责他们“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是公职人员，孩子能上公办幼儿园，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能上最好的贵族幼儿园，我们这些平头百姓，除了让孩子来这儿，无处可去。你们要取缔这个幼儿园，先给我们的孩子找个能接收他们的幼儿园。”弄得工作人员无言以对。
王小菲很客观地说：“‘山寨园’的确游离于现行体制之外，但如果没有我们，好多打工家庭的孩子就会面临入托难题。我们纵有千般不好，可收容总比抛弃强。”
如何让孩子共享太阳的光辉
2009年7月29日，北京市“完善学前教育体制”专题调研组首次通过官方渠道，发布了非正规托幼机构的数据，并首次将非正规托幼机构冠以“山寨”一词。数据显示，北京市“山寨幼儿园”1298所，在外来人口聚集的天通苑、回龙观等地，“山寨幼儿园”的数量急剧增加。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北京市拥有合法身份的幼儿园却在不断减少，2007年为1306所，2008年下降到1266所，2009年进一步下降到1253所，主要是原有的机关、厂矿、医院自办的幼儿园因种种原因停办。由于社会有需求，“山寨幼儿园”便蓬勃兴起。“山寨幼儿园”的创办者多为下岗工人或社会无业人员，因资金不足，办学条件达不到标准，安全隐患较多。比如，空间狭小，幼儿多，聚集密度大，遇到特殊情况容易发生安全事故；有的幼儿园没有安全制度和必要的安保措施，接送幼儿随意性大，时间跨度长；卫生条件较差，大多数教师、保育员、厨师等工作人员没有健康证；大多数工作人员没有资质，教学质量差。
2010年1月17日，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一家“山寨幼儿园”就因管理不善发生火灾，一名两岁半女童丧生火海，该幼儿园也因此被取缔。一位刘姓家长说，她的孩子就曾上过这所幼儿园，“我觉得那里的老师教得挺好的，每月费用只需200元，更重要的是，我们周末上班没法看孩子，也能把孩子送到那儿，正规幼儿园肯定不行。”
2010年5月份以来，全国各地发生多起公共安全事件，加之“山寨幼儿园”存在安全隐患，各地政府部门决心整治甚至关停此类幼儿园。眼下，北京市正启动整治行动，仅西北部的海淀区清河一带，就计划取缔30多家。清河街道办事处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有关人士承认，目前该地区已有“山寨幼儿园”停办现象。
然而，幼儿园取缔了，孩子们去哪里？“如果关闭无照的‘山寨园’，就会将大量幼儿的日常照护责任‘回归’家长。这样造成的问题会更严重，一是家长可能因生计疏于照看，给孩子的安全带来更多隐患；二是家长被迫辞工专职照看，给家庭经济带来沉重压力。”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家张燕教授认为，“山寨幼儿园”有其特定的市场，事实上已经成为幼教事业整体发展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为他们正名。她认为，如今大量弱势群体的孩子难以入园，政府短期内也无计可施，“山寨幼儿园”是民间通过自发的力量解决了政府难以作为的社会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北师大教育学院学前教育系主任刘焱教授说，我国目前学前教育过于强调教育功能，弱化了其托幼功能的本质，是本末倒置。学前教育是一种社会公益事业，是一个准公共产品。能够享受、接受学前教育，是所有学前儿童的权利。他说：“关键是政府要重视，政府不能说它是非义务教育，就放弃应承担的责任，因为从国际情况看，大部分涉及学前儿童的立法，不是教育立法，而是社会福利立法。唯有立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庞丽娟教授为学前教育呼吁奔走了多年，在几次的两会提案中都提到了“制定《学前教育法》”。庞丽娟建议，有关部门应启动关于学前教育事业发展问题的调研，并积极创造条件制定《学前教育法》，明确学前教育的责任、领导体制、管理体制、办园体制、办园条件、经费投入、教师责任与权利、待遇等重要法律关系问题，这样才能确保学前教育事业在法律的保障下健康发展。
在教育学者眼中，学前教育甚至可能比义务教育阶段更重要，它对儿童的人格、性格、行为习惯、学习习惯等许多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所以，学前教育的差距，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起跑线不平等的差距。一个城里的孩子，可能纠缠着父母在假期去“看世博，知世界”，而一个菜贩的孩子，却可能在青菜堆里跳来跳去度过他的童年。这就是差距。但一个菜贩的孩子和一个都市白领的孩子，在承载一个家庭未来预期上却是没有区别的。
更为重要的是，0~6岁正是儿童最重要的受教育阶段。接受学前教育，是赋予孩子幸福的一个基本条件。如果连最弱小的孩子最起码的幸福权都无法给予和保障，又何谈“以人为本”呢？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何不将公共财政的阳光，也洒到那些廉价的“山寨幼儿园”身上，给这些收留流动儿童的家园一个公正、光明的名分？让那些本不该被排挤在城市外围的孩子，与城里的同龄人共享太阳的光辉。毕竟，他们也是国家未来的主人。
〔编辑：冯士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