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绍兴有个周姓青年，在南京一所学堂读书，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回绍兴省亲，每次回家，他都是从水路坐船回去的。
　　那是一种叫“长江船”的船，乘客很杂，也很乱，船上有床位，但是并不对号，谁占了谁就坐，有一些码头上的地皮阿三，便结成团伙，先于乘客上船，在所有的床位上都放上一件破衣、一条绳子、或一支担杆，等乘客上来了，他们便卖床位，乘客跟他们理论，便会挨一顿骂,于是大家只好忍气吞声地付了钱把床位买下。船主害怕这些人捣乱，所以也不敢主持正义，乘客就只好花冤枉钱。
　　这个周姓青年，每次坐船时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他观察了一下，看明白了形势，知道和这些人讲道理没有用，和他们硬碰硬地干，自己肯定会吃亏，而自己又不想花那份冤枉钱，怎么办呢？
　　他想出了一个主意，每次上船后，便选定一张床位，把自己的行李放到上面，不去理会地皮阿三们事先放上去的破衣服或绳子，然后坐到床位上，装作睡觉。那些地皮阿三看到了，就跑过来叫他，让他付钱买座位，可他装作没听到的样子，依然坐在行李上打盹儿，任那些人又喊又骂，又做出要打人的架势，可他就是“呼呼大睡”，不予理睬。
　　那些人虽然嚣张，但众目睽睽之下，也不能做得太过分，眼看着船就要开了，拿这个人没办法，只好收起了旧衣服或绳子，骂骂咧咧地下船了。而那个周姓青年，见地皮阿三走了，便立即清醒过来，从容地打开行李、铺好床，舒舒服服地休息。
　　这个青年身上有着一种不向恶势力妥协的精神，但他没有硬碰硬地蛮干，而是采取了一种“韧”的策略与对方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这个周姓青年，后来成了著名文字家，他就是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后来选择了杂文这一形式与恶势力进行斗争，在斗争过程中，他不主张硬碰硬地对抗，反对《三四演义》里许褚那样赤膊上阵，认为那是不明智的做法，他解释说：“这并非是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
　　在日本留学时，光复会派鲁迅回国刺杀清廷官员，鲁迅拒绝了，有人也许会因此而认为鲁迅“胆小怕事”、“无牺牲精神”，但实际上，鲁迅是不想做无谓的牺牲，对于那个已经烂透了的封建政权，他当然是反对的，但他想用自己的方式与之斗争；鲁迅在上海时，也遇到了一个相同的问题，有一天，中共负责人李立三找到了他，要他发表公开宣言反对蒋介石，他又拒绝了。
　　这并不是他怯懦，而是他不想如李立三所希望的那样，把自己一次性就牺牲掉，如果他公开发表了反对蒋委员长的宣言，他就无法在上海呆下去了，自然也就无法继续写杂文与专制政府进行战斗了，所以，他的拒绝，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而李立三的想法，则明显带有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子。
　　鲁迅欣赏的是“壕堑战”，认为这是一种既可保护自己、又可给敌人以痛击的战斗方式。他说道：“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吧。”
　　韧性的战斗，不是怯懦，而是一种智慧，诚如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所说的那样：“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