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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不批准逮捕案件数量的增多,会不利于打击犯罪和保障诉讼活动顺利进行,同时还会导致无效的侦查工作增多,造成诉讼资源的浪费。市北院侦监科对本院不捕率上升的原因进行调研,分析不捕率偏高的原因,及时采取措施,从而更好的把握刑事案件侦查取证方向和审查逮捕案件质量。
关键词 不捕率 不捕原因 逮捕
作者简介:王晓萍,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检察院。
中图分类号:D9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9-121-02
近段时间以来,市北院侦监科受理的审查批准逮捕案件中,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案件数量较以往上升幅度较大。本文依据2014年至2015年6月市北院不批准逮捕案件情况,采取对比分析、归纳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调查不批准逮捕案件的现状,分析问题存在的原因,并提出相关建议,以期共同提高案件质量,以实现执法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做好检察机关刑事诉讼第一“把关人”的作用。
一、情况统计
(一)不捕率
数据一:市北院2014年受案972件1492人,不捕216人,不捕率14.5%;青岛市2014年受案7034件9276人,不捕1498人,不捕率16.1%;山东省2014年受案45896件62166人,不捕16335人,不捕率26.7%。
数据二:市北院2014上半年受案329件479人,不捕68人,不捕率14.2%;市北院2015上半年受案428件596人,不捕145人,不捕率24.3%;青岛市2015上半年受案3794件4710人,不捕979人,不捕率20.8%;山东省2015上半年受案22165件29085人,不捕8288人,不捕率28.5%。
分析以上统计数据,从数据一中可以看出,去年市北院不捕率略低于全市平均情况,但显著低于全省平均情况;从数据二中可以看出,今年上半年市北院不捕率略高于全市平均情况,但与去年同期相比,有了显著提升。综合数据一、二情况,市北院不捕率一直在全市平均情况上下浮动,相差不大,虽然,今年上半年市北院不捕率相比有所提高,但并没有超出全省平均情况,仍在正常范围之类。
(二)不捕理由
数据三:市北院2014上半年不捕68人,包括事实不清不捕41人(60.3%),无社会危险性不捕27人(39.7%);2014年不捕216人,包括事实不清不捕141人(65.7%),无社会危险性不捕57人(26.4%),符合逮捕条件可以监视居住不捕1人(0.5%),不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不捕17人(7.9%);2015上半年不捕145人,包括事实不清不捕103人(71.0%),无社会危险性不捕17人(11.7%),不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不捕23人(15.9%),不构成犯罪不捕2人(1.4%)。
分析以上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今年上半年与去年同期相比,事实不清不捕数有了显著提升,增加了151.22%,不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不捕数也变化明显,从无到有,相反,无社会危险性不捕数下降明显,减少了37.02%;事实不清不捕比例一直居高不下,不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不捕比例提高明显,已经占据第二的位置,而无社会危险性不捕比例下滑厉害,需引起关注。
二、原因分析
(一)执法办案理念的变化导致不捕率的上升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明确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权”,执法办案理念从过去的“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到如今的“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并重”,“实体和程序并重”。具体到审查批准逮捕中,打破了过去“够罪皆捕”,“保障诉讼”,“以捕代侦”的思想束缚,更加注重宽严相济,当宽则宽,要求对轻微犯罪少捕慎捕,进一步规范执行刑事和解,加强对程序证据的审查力度,减少不必要的羁押。故,执法理念的转变导致了批捕率的上升。
与此相对应,上级院的考核指标也发生了变化,将捕后判轻刑率(捕后判处拘役、拘役缓刑、管制、免予刑事处罚、单处附加刑的)纳入了考核。市北院捕后判轻刑率一直居高不下,今年上半年,市北院捕后判轻刑率为19.1%,该数据远高于全省平均情况的6.3%。《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是逮捕的重要条件之一,凡捕后判轻刑的,都是不符合此条件的。故,现在办案更多的考虑量刑,凡不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都不批准逮捕。
(二)对社会危险性把握的不足导致无社会危险性不捕数的下降
《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逮捕条件发生重大变化,要求有“社会危险性”的存在,并列举了“社会危险性”的五种情形。实践中,要求加强“社会危险性”的审查,改变过去单纯以证据条件作为逮捕的主要条件的做法,在满足逮捕的证据条件之外,更多的考虑是否存在社会危险性。
奇怪的是,市北院无社会危险性不捕数反而下降严重,究其原因,一方面,法律虽然规定了“社会危险性”的五种情形,但措词多用“可能”,实践中缺乏统一的证明标准,虽然刑事诉讼规则对此进行了细化,但这些规定仅由检察机关一家制定,效力有限,且内容仍较为原则和笼统,操作性不强;另一方面,公安机关在提请逮捕犯罪嫌疑人时,几乎不对社会危险性做情况说明,也不提供证明有社会危险性的证据材料,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时,因法律规定和时间关系,往往不能自行收集社会危险性的证据材料,导致审查的不全面。
(三)公安机关提交证据的质量欠缺导致事实不清不捕数的提高
《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必须达到“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证明标准。但实践中,公安机关长期以来都将“破案率”、“报捕率”、“批捕率”作为绩效考核的量化指标,这使得公安机关对于犯罪嫌疑人能报捕就尽量报捕,注重数量,而忽略了质量。公安机关侦查中,证据意识薄弱、主观臆断严重、缺乏责任心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公安机关办案质量,使得大量提请批准逮捕案件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批准逮捕。 证据意识薄弱主要体现在取证不及时、不全面。实践中很常见的就是案发后,公安机关反应迟缓,贻误了最佳取证时机,导致当事人改变或曲解之前的供述(证言),甚至干扰证人作证、串供,从而导致因言词证据不稳定而影响证据可信度。例如:姜某某涉嫌寻衅滋事案,犯罪嫌疑人姜某某未第一时间取得供述,后面供述均据不承认自己系召集者,主要证人崔某先后有三份证言,内容前后各不一致,案件事实难以还原,后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批准逮捕。
主观臆断严重主要体现在办案时将结果事实作为认定犯罪的标准,主观倾向系犯罪嫌疑人所为即可,不考虑客观证据情况,口头禅就是“冤不了他”。例如:孙某某涉嫌贩卖毒品案,犯罪嫌疑人孙某某至始至终否认买卖,公安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孙某某吸毒,前科劣迹累累,能推定有贩卖行为,后市北院审查认为,仅证人证言,无其他证据佐证,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孙某某涉嫌贩卖毒品,后不批准逮捕。
缺乏责任心主要体现在得过且过,懈怠,未做到尽职尽责,常常会说:“你们先逮捕吧,其它证据到时候再补”。而往往是检察机关逮捕,公安机关拿到逮捕数后,就无所作为了,在两个月的侦查期内未补充任何材料,原样移送起诉,潜意识认为:既然你们逮捕了,你们肯定得起诉,管它质量。
三、后续建议
(一)加强与公安机关沟通,统一执法思想
检察机关要加强与公安机关沟通,进一步转变执法观念,在执法中既要考虑保障刑事诉讼和被害人权利,又要兼顾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保护,克服“构罪皆捕”、“以捕代侦”、“以捕代罚”等错误倾向。对罪行较轻的预备犯、中止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的;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偶犯、从犯,犯罪后自首、立功或积极退赔的;过失犯罪,有悔罪表现,积极赔偿的;邻里、亲友纠纷,事后赔礼道歉、赔偿孙树,取得谅解的;老年人或残疾人,身体不适宜羁押的;未成年的等达成一致意见,公安机关尽量不提请批准逮捕,检察机关尽量不批准逮捕,从而突出打击刑事犯罪的重点,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彰显司法文明。
(二)细化“社会危险性”的评估标准
就“社会危险性”而言,如果没有一套比较规范的评估标准来限制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住往会出现条件相同而结论却截然相反的结果。因此,必须要制定一套比较合理的评估标准来规范司法人员的操作,并且制定出的评估标准应尽量列举各种具体情况,引导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性质、犯罪情节以及平时表现、个性特征等进行综合分析。例如:可能实施新的犯罪,就可以列举,三年内因故意实施违法行为被劳动教养过,或者三年内被治安拘留处罚二次以上又实施故意犯罪的,或者有组织犯罪等犯罪中的首要分子、骨干成员尚未到案的。
另外,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案件时,应当在《提请批准逮捕书》中引用社会危险性的具体条件,对犯罪犯罪嫌疑人具有社会危险性的理由予以论证说明,并将相关材料移送检察机关,以便于检察机关审查。
(三)引导补强证据,提高报捕案件质量
证据补强,指用另一证据来确认或证明某一主要证据事实的真实性,以补充增强其证明力的做法。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案件过程中,发现能及时补强的证据,比如证人证言对案件关键点陈述不到位需要重点突出并明确的,需要相关鉴定意见对案件事实予以佐证的。检察机关应该立即和公安机关办案人沟通,提出意见,建议公安机关办案人立即搜集补充,以免影响案件处理结果。对经补强仍达不到批捕标准的,检察机关应详细列明补充侦查提纲,所列补充侦查事项要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指明侦查方向,侦查机关应依次进一步展开侦查。补强证据后经与检查机关侦监部门沟通达到批捕标准的,可重新提请批准逮捕。
关键词 不捕率 不捕原因 逮捕
作者简介:王晓萍,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检察院。
中图分类号:D9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9-121-02
近段时间以来,市北院侦监科受理的审查批准逮捕案件中,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案件数量较以往上升幅度较大。本文依据2014年至2015年6月市北院不批准逮捕案件情况,采取对比分析、归纳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调查不批准逮捕案件的现状,分析问题存在的原因,并提出相关建议,以期共同提高案件质量,以实现执法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做好检察机关刑事诉讼第一“把关人”的作用。
一、情况统计
(一)不捕率
数据一:市北院2014年受案972件1492人,不捕216人,不捕率14.5%;青岛市2014年受案7034件9276人,不捕1498人,不捕率16.1%;山东省2014年受案45896件62166人,不捕16335人,不捕率26.7%。
数据二:市北院2014上半年受案329件479人,不捕68人,不捕率14.2%;市北院2015上半年受案428件596人,不捕145人,不捕率24.3%;青岛市2015上半年受案3794件4710人,不捕979人,不捕率20.8%;山东省2015上半年受案22165件29085人,不捕8288人,不捕率28.5%。
分析以上统计数据,从数据一中可以看出,去年市北院不捕率略低于全市平均情况,但显著低于全省平均情况;从数据二中可以看出,今年上半年市北院不捕率略高于全市平均情况,但与去年同期相比,有了显著提升。综合数据一、二情况,市北院不捕率一直在全市平均情况上下浮动,相差不大,虽然,今年上半年市北院不捕率相比有所提高,但并没有超出全省平均情况,仍在正常范围之类。
(二)不捕理由
数据三:市北院2014上半年不捕68人,包括事实不清不捕41人(60.3%),无社会危险性不捕27人(39.7%);2014年不捕216人,包括事实不清不捕141人(65.7%),无社会危险性不捕57人(26.4%),符合逮捕条件可以监视居住不捕1人(0.5%),不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不捕17人(7.9%);2015上半年不捕145人,包括事实不清不捕103人(71.0%),无社会危险性不捕17人(11.7%),不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不捕23人(15.9%),不构成犯罪不捕2人(1.4%)。
分析以上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今年上半年与去年同期相比,事实不清不捕数有了显著提升,增加了151.22%,不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不捕数也变化明显,从无到有,相反,无社会危险性不捕数下降明显,减少了37.02%;事实不清不捕比例一直居高不下,不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不捕比例提高明显,已经占据第二的位置,而无社会危险性不捕比例下滑厉害,需引起关注。
二、原因分析
(一)执法办案理念的变化导致不捕率的上升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明确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权”,执法办案理念从过去的“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到如今的“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并重”,“实体和程序并重”。具体到审查批准逮捕中,打破了过去“够罪皆捕”,“保障诉讼”,“以捕代侦”的思想束缚,更加注重宽严相济,当宽则宽,要求对轻微犯罪少捕慎捕,进一步规范执行刑事和解,加强对程序证据的审查力度,减少不必要的羁押。故,执法理念的转变导致了批捕率的上升。
与此相对应,上级院的考核指标也发生了变化,将捕后判轻刑率(捕后判处拘役、拘役缓刑、管制、免予刑事处罚、单处附加刑的)纳入了考核。市北院捕后判轻刑率一直居高不下,今年上半年,市北院捕后判轻刑率为19.1%,该数据远高于全省平均情况的6.3%。《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是逮捕的重要条件之一,凡捕后判轻刑的,都是不符合此条件的。故,现在办案更多的考虑量刑,凡不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都不批准逮捕。
(二)对社会危险性把握的不足导致无社会危险性不捕数的下降
《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逮捕条件发生重大变化,要求有“社会危险性”的存在,并列举了“社会危险性”的五种情形。实践中,要求加强“社会危险性”的审查,改变过去单纯以证据条件作为逮捕的主要条件的做法,在满足逮捕的证据条件之外,更多的考虑是否存在社会危险性。
奇怪的是,市北院无社会危险性不捕数反而下降严重,究其原因,一方面,法律虽然规定了“社会危险性”的五种情形,但措词多用“可能”,实践中缺乏统一的证明标准,虽然刑事诉讼规则对此进行了细化,但这些规定仅由检察机关一家制定,效力有限,且内容仍较为原则和笼统,操作性不强;另一方面,公安机关在提请逮捕犯罪嫌疑人时,几乎不对社会危险性做情况说明,也不提供证明有社会危险性的证据材料,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时,因法律规定和时间关系,往往不能自行收集社会危险性的证据材料,导致审查的不全面。
(三)公安机关提交证据的质量欠缺导致事实不清不捕数的提高
《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必须达到“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证明标准。但实践中,公安机关长期以来都将“破案率”、“报捕率”、“批捕率”作为绩效考核的量化指标,这使得公安机关对于犯罪嫌疑人能报捕就尽量报捕,注重数量,而忽略了质量。公安机关侦查中,证据意识薄弱、主观臆断严重、缺乏责任心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公安机关办案质量,使得大量提请批准逮捕案件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批准逮捕。 证据意识薄弱主要体现在取证不及时、不全面。实践中很常见的就是案发后,公安机关反应迟缓,贻误了最佳取证时机,导致当事人改变或曲解之前的供述(证言),甚至干扰证人作证、串供,从而导致因言词证据不稳定而影响证据可信度。例如:姜某某涉嫌寻衅滋事案,犯罪嫌疑人姜某某未第一时间取得供述,后面供述均据不承认自己系召集者,主要证人崔某先后有三份证言,内容前后各不一致,案件事实难以还原,后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批准逮捕。
主观臆断严重主要体现在办案时将结果事实作为认定犯罪的标准,主观倾向系犯罪嫌疑人所为即可,不考虑客观证据情况,口头禅就是“冤不了他”。例如:孙某某涉嫌贩卖毒品案,犯罪嫌疑人孙某某至始至终否认买卖,公安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孙某某吸毒,前科劣迹累累,能推定有贩卖行为,后市北院审查认为,仅证人证言,无其他证据佐证,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孙某某涉嫌贩卖毒品,后不批准逮捕。
缺乏责任心主要体现在得过且过,懈怠,未做到尽职尽责,常常会说:“你们先逮捕吧,其它证据到时候再补”。而往往是检察机关逮捕,公安机关拿到逮捕数后,就无所作为了,在两个月的侦查期内未补充任何材料,原样移送起诉,潜意识认为:既然你们逮捕了,你们肯定得起诉,管它质量。
三、后续建议
(一)加强与公安机关沟通,统一执法思想
检察机关要加强与公安机关沟通,进一步转变执法观念,在执法中既要考虑保障刑事诉讼和被害人权利,又要兼顾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保护,克服“构罪皆捕”、“以捕代侦”、“以捕代罚”等错误倾向。对罪行较轻的预备犯、中止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的;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偶犯、从犯,犯罪后自首、立功或积极退赔的;过失犯罪,有悔罪表现,积极赔偿的;邻里、亲友纠纷,事后赔礼道歉、赔偿孙树,取得谅解的;老年人或残疾人,身体不适宜羁押的;未成年的等达成一致意见,公安机关尽量不提请批准逮捕,检察机关尽量不批准逮捕,从而突出打击刑事犯罪的重点,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彰显司法文明。
(二)细化“社会危险性”的评估标准
就“社会危险性”而言,如果没有一套比较规范的评估标准来限制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住往会出现条件相同而结论却截然相反的结果。因此,必须要制定一套比较合理的评估标准来规范司法人员的操作,并且制定出的评估标准应尽量列举各种具体情况,引导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性质、犯罪情节以及平时表现、个性特征等进行综合分析。例如:可能实施新的犯罪,就可以列举,三年内因故意实施违法行为被劳动教养过,或者三年内被治安拘留处罚二次以上又实施故意犯罪的,或者有组织犯罪等犯罪中的首要分子、骨干成员尚未到案的。
另外,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案件时,应当在《提请批准逮捕书》中引用社会危险性的具体条件,对犯罪犯罪嫌疑人具有社会危险性的理由予以论证说明,并将相关材料移送检察机关,以便于检察机关审查。
(三)引导补强证据,提高报捕案件质量
证据补强,指用另一证据来确认或证明某一主要证据事实的真实性,以补充增强其证明力的做法。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案件过程中,发现能及时补强的证据,比如证人证言对案件关键点陈述不到位需要重点突出并明确的,需要相关鉴定意见对案件事实予以佐证的。检察机关应该立即和公安机关办案人沟通,提出意见,建议公安机关办案人立即搜集补充,以免影响案件处理结果。对经补强仍达不到批捕标准的,检察机关应详细列明补充侦查提纲,所列补充侦查事项要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指明侦查方向,侦查机关应依次进一步展开侦查。补强证据后经与检查机关侦监部门沟通达到批捕标准的,可重新提请批准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