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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不批准逮捕案件数量的增多，会不利于打击犯罪和保障诉讼活动顺利进行，同时还会导致无效的侦查工作增多，造成诉讼资源的浪费。市北院侦监科对本院不捕率上升的原因进行调研，分析不捕率偏高的原因，及时采取措施，从而更好的把握刑事案件侦查取证方向和审查逮捕案件质量。
关键词 不捕率 不捕原因 逮捕
作者简介：王晓萍，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检察院。
中图分类号：D9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9-121-02
近段时间以来，市北院侦监科受理的审查批准逮捕案件中，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案件数量较以往上升幅度较大。本文依据2014年至2015年6月市北院不批准逮捕案件情况，采取对比分析、归纳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调查不批准逮捕案件的现状，分析问题存在的原因，并提出相关建议，以期共同提高案件质量，以实现执法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做好检察机关刑事诉讼第一“把关人”的作用。
一、情况统计
（一）不捕率
数据一：市北院2014年受案972件1492人，不捕216人，不捕率14.5%；青岛市2014年受案7034件9276人，不捕1498人，不捕率16.1%；山东省2014年受案45896件62166人，不捕16335人，不捕率26.7%。
数据二：市北院2014上半年受案329件479人，不捕68人，不捕率14.2%；市北院2015上半年受案428件596人，不捕145人，不捕率24.3%；青岛市2015上半年受案3794件4710人，不捕979人，不捕率20.8%；山东省2015上半年受案22165件29085人，不捕8288人，不捕率28.5%。
分析以上统计数据，从数据一中可以看出，去年市北院不捕率略低于全市平均情况，但显著低于全省平均情况；从数据二中可以看出，今年上半年市北院不捕率略高于全市平均情况，但与去年同期相比，有了显著提升。综合数据一、二情况，市北院不捕率一直在全市平均情况上下浮动，相差不大，虽然，今年上半年市北院不捕率相比有所提高，但并没有超出全省平均情况，仍在正常范围之类。
（二）不捕理由
数据三：市北院2014上半年不捕68人，包括事实不清不捕41人（60.3%），无社会危险性不捕27人（39.7%）；2014年不捕216人，包括事实不清不捕141人（65.7%），无社会危险性不捕57人（26.4%），符合逮捕条件可以监视居住不捕1人（0.5%），不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不捕17人（7.9%）；2015上半年不捕145人，包括事实不清不捕103人（71.0%），无社会危险性不捕17人（11.7%），不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不捕23人（15.9%），不构成犯罪不捕2人（1.4%）。
分析以上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今年上半年与去年同期相比，事实不清不捕数有了显著提升，增加了151.22%，不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不捕数也变化明显，从无到有，相反，无社会危险性不捕数下降明显，减少了37.02%；事实不清不捕比例一直居高不下，不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不捕比例提高明显，已经占据第二的位置，而无社会危险性不捕比例下滑厉害，需引起关注。
二、原因分析
（一）执法办案理念的变化导致不捕率的上升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明确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权”，执法办案理念从过去的“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到如今的“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并重”，“实体和程序并重”。具体到审查批准逮捕中，打破了过去“够罪皆捕”，“保障诉讼”，“以捕代侦”的思想束缚，更加注重宽严相济，当宽则宽，要求对轻微犯罪少捕慎捕，进一步规范执行刑事和解，加强对程序证据的审查力度，减少不必要的羁押。故，执法理念的转变导致了批捕率的上升。
与此相对应，上级院的考核指标也发生了变化，将捕后判轻刑率（捕后判处拘役、拘役缓刑、管制、免予刑事处罚、单处附加刑的）纳入了考核。市北院捕后判轻刑率一直居高不下，今年上半年，市北院捕后判轻刑率为19.1%，该数据远高于全省平均情况的6.3%。《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是逮捕的重要条件之一，凡捕后判轻刑的，都是不符合此条件的。故，现在办案更多的考虑量刑，凡不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都不批准逮捕。
（二）对社会危险性把握的不足导致无社会危险性不捕数的下降
《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逮捕条件发生重大变化，要求有“社会危险性”的存在，并列举了“社会危险性”的五种情形。实践中，要求加强“社会危险性”的审查，改变过去单纯以证据条件作为逮捕的主要条件的做法，在满足逮捕的证据条件之外，更多的考虑是否存在社会危险性。
奇怪的是，市北院无社会危险性不捕数反而下降严重，究其原因，一方面，法律虽然规定了“社会危险性”的五种情形，但措词多用“可能”，实践中缺乏统一的证明标准，虽然刑事诉讼规则对此进行了细化，但这些规定仅由检察机关一家制定，效力有限，且内容仍较为原则和笼统，操作性不强；另一方面，公安机关在提请逮捕犯罪嫌疑人时，几乎不对社会危险性做情况说明，也不提供证明有社会危险性的证据材料，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时，因法律规定和时间关系，往往不能自行收集社会危险性的证据材料，导致审查的不全面。
（三）公安机关提交证据的质量欠缺导致事实不清不捕数的提高
《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必须达到“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证明标准。但实践中，公安机关长期以来都将“破案率”、“报捕率”、“批捕率”作为绩效考核的量化指标，这使得公安机关对于犯罪嫌疑人能报捕就尽量报捕，注重数量，而忽略了质量。公安机关侦查中，证据意识薄弱、主观臆断严重、缺乏责任心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公安机关办案质量，使得大量提请批准逮捕案件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批准逮捕。 证据意识薄弱主要体现在取证不及时、不全面。实践中很常见的就是案发后，公安机关反应迟缓，贻误了最佳取证时机，导致当事人改变或曲解之前的供述（证言），甚至干扰证人作证、串供，从而导致因言词证据不稳定而影响证据可信度。例如：姜某某涉嫌寻衅滋事案，犯罪嫌疑人姜某某未第一时间取得供述，后面供述均据不承认自己系召集者，主要证人崔某先后有三份证言，内容前后各不一致，案件事实难以还原，后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批准逮捕。
主观臆断严重主要体现在办案时将结果事实作为认定犯罪的标准，主观倾向系犯罪嫌疑人所为即可，不考虑客观证据情况，口头禅就是“冤不了他”。例如：孙某某涉嫌贩卖毒品案，犯罪嫌疑人孙某某至始至终否认买卖，公安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孙某某吸毒，前科劣迹累累，能推定有贩卖行为，后市北院审查认为，仅证人证言，无其他证据佐证，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孙某某涉嫌贩卖毒品，后不批准逮捕。
缺乏责任心主要体现在得过且过，懈怠，未做到尽职尽责，常常会说：“你们先逮捕吧，其它证据到时候再补”。而往往是检察机关逮捕，公安机关拿到逮捕数后，就无所作为了，在两个月的侦查期内未补充任何材料，原样移送起诉，潜意识认为：既然你们逮捕了，你们肯定得起诉，管它质量。
三、后续建议
（一）加强与公安机关沟通，统一执法思想
检察机关要加强与公安机关沟通，进一步转变执法观念，在执法中既要考虑保障刑事诉讼和被害人权利，又要兼顾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保护，克服“构罪皆捕”、“以捕代侦”、“以捕代罚”等错误倾向。对罪行较轻的预备犯、中止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的；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偶犯、从犯，犯罪后自首、立功或积极退赔的；过失犯罪，有悔罪表现，积极赔偿的；邻里、亲友纠纷，事后赔礼道歉、赔偿孙树，取得谅解的；老年人或残疾人，身体不适宜羁押的；未成年的等达成一致意见，公安机关尽量不提请批准逮捕，检察机关尽量不批准逮捕，从而突出打击刑事犯罪的重点，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彰显司法文明。
（二）细化“社会危险性”的评估标准
就“社会危险性”而言，如果没有一套比较规范的评估标准来限制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住往会出现条件相同而结论却截然相反的结果。因此，必须要制定一套比较合理的评估标准来规范司法人员的操作，并且制定出的评估标准应尽量列举各种具体情况，引导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性质、犯罪情节以及平时表现、个性特征等进行综合分析。例如：可能实施新的犯罪，就可以列举，三年内因故意实施违法行为被劳动教养过，或者三年内被治安拘留处罚二次以上又实施故意犯罪的，或者有组织犯罪等犯罪中的首要分子、骨干成员尚未到案的。
另外，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案件时，应当在《提请批准逮捕书》中引用社会危险性的具体条件，对犯罪犯罪嫌疑人具有社会危险性的理由予以论证说明，并将相关材料移送检察机关，以便于检察机关审查。
（三）引导补强证据，提高报捕案件质量
证据补强，指用另一证据来确认或证明某一主要证据事实的真实性，以补充增强其证明力的做法。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案件过程中，发现能及时补强的证据，比如证人证言对案件关键点陈述不到位需要重点突出并明确的，需要相关鉴定意见对案件事实予以佐证的。检察机关应该立即和公安机关办案人沟通，提出意见，建议公安机关办案人立即搜集补充，以免影响案件处理结果。对经补强仍达不到批捕标准的，检察机关应详细列明补充侦查提纲，所列补充侦查事项要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指明侦查方向，侦查机关应依次进一步展开侦查。补强证据后经与检查机关侦监部门沟通达到批捕标准的，可重新提请批准逮捕。
关键词 不捕率 不捕原因 逮捕
作者简介：王晓萍，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检察院。
中图分类号：D9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9-121-02
近段时间以来，市北院侦监科受理的审查批准逮捕案件中，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案件数量较以往上升幅度较大。本文依据2014年至2015年6月市北院不批准逮捕案件情况，采取对比分析、归纳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调查不批准逮捕案件的现状，分析问题存在的原因，并提出相关建议，以期共同提高案件质量，以实现执法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做好检察机关刑事诉讼第一“把关人”的作用。
一、情况统计
（一）不捕率
数据一：市北院2014年受案972件1492人，不捕216人，不捕率14.5%；青岛市2014年受案7034件9276人，不捕1498人，不捕率16.1%；山东省2014年受案45896件62166人，不捕16335人，不捕率26.7%。
数据二：市北院2014上半年受案329件479人，不捕68人，不捕率14.2%；市北院2015上半年受案428件596人，不捕145人，不捕率24.3%；青岛市2015上半年受案3794件4710人，不捕979人，不捕率20.8%；山东省2015上半年受案22165件29085人，不捕8288人，不捕率28.5%。
分析以上统计数据，从数据一中可以看出，去年市北院不捕率略低于全市平均情况，但显著低于全省平均情况；从数据二中可以看出，今年上半年市北院不捕率略高于全市平均情况，但与去年同期相比，有了显著提升。综合数据一、二情况，市北院不捕率一直在全市平均情况上下浮动，相差不大，虽然，今年上半年市北院不捕率相比有所提高，但并没有超出全省平均情况，仍在正常范围之类。
（二）不捕理由
数据三：市北院2014上半年不捕68人，包括事实不清不捕41人（60.3%），无社会危险性不捕27人（39.7%）；2014年不捕216人，包括事实不清不捕141人（65.7%），无社会危险性不捕57人（26.4%），符合逮捕条件可以监视居住不捕1人（0.5%），不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不捕17人（7.9%）；2015上半年不捕145人，包括事实不清不捕103人（71.0%），无社会危险性不捕17人（11.7%），不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不捕23人（15.9%），不构成犯罪不捕2人（1.4%）。
分析以上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今年上半年与去年同期相比，事实不清不捕数有了显著提升，增加了151.22%，不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不捕数也变化明显，从无到有，相反，无社会危险性不捕数下降明显，减少了37.02%；事实不清不捕比例一直居高不下，不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不捕比例提高明显，已经占据第二的位置，而无社会危险性不捕比例下滑厉害，需引起关注。
二、原因分析
（一）执法办案理念的变化导致不捕率的上升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明确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权”，执法办案理念从过去的“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到如今的“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并重”，“实体和程序并重”。具体到审查批准逮捕中，打破了过去“够罪皆捕”，“保障诉讼”，“以捕代侦”的思想束缚，更加注重宽严相济，当宽则宽，要求对轻微犯罪少捕慎捕，进一步规范执行刑事和解，加强对程序证据的审查力度，减少不必要的羁押。故，执法理念的转变导致了批捕率的上升。
与此相对应，上级院的考核指标也发生了变化，将捕后判轻刑率（捕后判处拘役、拘役缓刑、管制、免予刑事处罚、单处附加刑的）纳入了考核。市北院捕后判轻刑率一直居高不下，今年上半年，市北院捕后判轻刑率为19.1%，该数据远高于全省平均情况的6.3%。《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是逮捕的重要条件之一，凡捕后判轻刑的，都是不符合此条件的。故，现在办案更多的考虑量刑，凡不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都不批准逮捕。
（二）对社会危险性把握的不足导致无社会危险性不捕数的下降
《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逮捕条件发生重大变化，要求有“社会危险性”的存在，并列举了“社会危险性”的五种情形。实践中，要求加强“社会危险性”的审查，改变过去单纯以证据条件作为逮捕的主要条件的做法，在满足逮捕的证据条件之外，更多的考虑是否存在社会危险性。
奇怪的是，市北院无社会危险性不捕数反而下降严重，究其原因，一方面，法律虽然规定了“社会危险性”的五种情形，但措词多用“可能”，实践中缺乏统一的证明标准，虽然刑事诉讼规则对此进行了细化，但这些规定仅由检察机关一家制定，效力有限，且内容仍较为原则和笼统，操作性不强；另一方面，公安机关在提请逮捕犯罪嫌疑人时，几乎不对社会危险性做情况说明，也不提供证明有社会危险性的证据材料，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时，因法律规定和时间关系，往往不能自行收集社会危险性的证据材料，导致审查的不全面。
（三）公安机关提交证据的质量欠缺导致事实不清不捕数的提高
《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必须达到“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证明标准。但实践中，公安机关长期以来都将“破案率”、“报捕率”、“批捕率”作为绩效考核的量化指标，这使得公安机关对于犯罪嫌疑人能报捕就尽量报捕，注重数量，而忽略了质量。公安机关侦查中，证据意识薄弱、主观臆断严重、缺乏责任心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公安机关办案质量，使得大量提请批准逮捕案件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批准逮捕。 证据意识薄弱主要体现在取证不及时、不全面。实践中很常见的就是案发后，公安机关反应迟缓，贻误了最佳取证时机，导致当事人改变或曲解之前的供述（证言），甚至干扰证人作证、串供，从而导致因言词证据不稳定而影响证据可信度。例如：姜某某涉嫌寻衅滋事案，犯罪嫌疑人姜某某未第一时间取得供述，后面供述均据不承认自己系召集者，主要证人崔某先后有三份证言，内容前后各不一致，案件事实难以还原，后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批准逮捕。
主观臆断严重主要体现在办案时将结果事实作为认定犯罪的标准，主观倾向系犯罪嫌疑人所为即可，不考虑客观证据情况，口头禅就是“冤不了他”。例如：孙某某涉嫌贩卖毒品案，犯罪嫌疑人孙某某至始至终否认买卖，公安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孙某某吸毒，前科劣迹累累，能推定有贩卖行为，后市北院审查认为，仅证人证言，无其他证据佐证，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孙某某涉嫌贩卖毒品，后不批准逮捕。
缺乏责任心主要体现在得过且过，懈怠，未做到尽职尽责，常常会说：“你们先逮捕吧，其它证据到时候再补”。而往往是检察机关逮捕，公安机关拿到逮捕数后，就无所作为了，在两个月的侦查期内未补充任何材料，原样移送起诉，潜意识认为：既然你们逮捕了，你们肯定得起诉，管它质量。
三、后续建议
（一）加强与公安机关沟通，统一执法思想
检察机关要加强与公安机关沟通，进一步转变执法观念，在执法中既要考虑保障刑事诉讼和被害人权利，又要兼顾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保护，克服“构罪皆捕”、“以捕代侦”、“以捕代罚”等错误倾向。对罪行较轻的预备犯、中止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的；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偶犯、从犯，犯罪后自首、立功或积极退赔的；过失犯罪，有悔罪表现，积极赔偿的；邻里、亲友纠纷，事后赔礼道歉、赔偿孙树，取得谅解的；老年人或残疾人，身体不适宜羁押的；未成年的等达成一致意见，公安机关尽量不提请批准逮捕，检察机关尽量不批准逮捕，从而突出打击刑事犯罪的重点，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彰显司法文明。
（二）细化“社会危险性”的评估标准
就“社会危险性”而言，如果没有一套比较规范的评估标准来限制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住往会出现条件相同而结论却截然相反的结果。因此，必须要制定一套比较合理的评估标准来规范司法人员的操作，并且制定出的评估标准应尽量列举各种具体情况，引导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性质、犯罪情节以及平时表现、个性特征等进行综合分析。例如：可能实施新的犯罪，就可以列举，三年内因故意实施违法行为被劳动教养过，或者三年内被治安拘留处罚二次以上又实施故意犯罪的，或者有组织犯罪等犯罪中的首要分子、骨干成员尚未到案的。
另外，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案件时，应当在《提请批准逮捕书》中引用社会危险性的具体条件，对犯罪犯罪嫌疑人具有社会危险性的理由予以论证说明，并将相关材料移送检察机关，以便于检察机关审查。
（三）引导补强证据，提高报捕案件质量
证据补强，指用另一证据来确认或证明某一主要证据事实的真实性，以补充增强其证明力的做法。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案件过程中，发现能及时补强的证据，比如证人证言对案件关键点陈述不到位需要重点突出并明确的，需要相关鉴定意见对案件事实予以佐证的。检察机关应该立即和公安机关办案人沟通，提出意见，建议公安机关办案人立即搜集补充，以免影响案件处理结果。对经补强仍达不到批捕标准的，检察机关应详细列明补充侦查提纲，所列补充侦查事项要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指明侦查方向，侦查机关应依次进一步展开侦查。补强证据后经与检查机关侦监部门沟通达到批捕标准的，可重新提请批准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