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是市场经济国家的正常现象。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完全消灭贫富差距，而只能致力于机会均等，使穷人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同时对那些由于先天后天原因，无力改变自己命运的穷人，由国家给予基本保障。穷而无困，贫富共处，这种前提下的贫富差距，就不会发展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当下中国的贫富差距正考验公众的承受底线，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这不是因为公众不能正确对待贫富差距而要求平均主义。从根本上说，致富机制的不正常导致贫不当贫、富不当富，引起社会心理失衡，从而激起部分公众的不公平感。这种背景下，应该反思的是致富机制，而不是鼓励仇富。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都应该存在四通八达的致富机制，最大限度地释放公民创造财富的能力。
　　
　　应当反思的是致富机制
　　
　　致富机制不正常或市场经济体制存在缺陷，不等于说市场经济本身就是错的。
　　市场经济体制要成功，必须有自由，尤其是公民的经济自由。有人说，市场经济主要是效率问题，而无关权利，这是大错。只有通过公共治理充分保障公民的经济自由，公民才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才会在此基础上发展自由的和公平的竞争。如果把市场化比作种子，那么自由的社会条件就是阳光空气雨露，两者齐备才会长出参天大树。没有自由的市场经济会“淮橘为枳”，就有滑向“官僚资本主义”的可能。
　　如果一方强权，一方无权；一方绝对自由，一方匮乏自由，交易关系就不存在，而变成强权对弱势的盘剥。这里强调的权利是普遍的权利，自由是普遍的自由。当下中国财富的两极分化只是表象，隐藏在背后的，是权利的两极分化。它是中国众多社会问题的症结，是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根本障碍。
　　自由市场经济提供的机会对所有人都是同等的，天然具有平民性、民主性，是老百姓的市场经济，而“官僚资本主义”是用权力置换利益，最抗拒分权和均权，而以垄断为本能。垄断的另一面是歧视，是排斥，注定了许多人会遭到制度性的淘汰，成为失败者。
　　“官僚资本主义”是公共权力收费化和暴利化。例如，没有自由竞争的教育和医疗，其“市场化”不过是变着法子高收费。住房在市场的下游有一些自由竞争，而其上游有什么自由竞争可言？不能自建房、合作建房，也没什么廉租房，几乎所有老百姓都被驱赶到房地产市场，人为造成巨大的供求矛盾和暴利，而暴利的主要得主就是权力。
　　通常所说的新“三座大山”就是这样形成的，与自由市场经济何干？一些部门和利益集团成了天价收费站，老百姓生命通道上的一些关口，都有这样的权力之山。最终结果是抬升了老百姓的生存成本，使他们不堪负荷。
　　更大的悲剧在于，自由市场经济还没有真正登上历史舞台，就先被栽赃了众多的骂名。
　　今天炮轰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合唱中，领唱者不乏老“左派”的健将。他们固然不喜欢“官家市场经济”，但更仇恨自由市场经济。他们故意张冠李戴，把脏水一股脑儿全泼到自由市场经济身上，以此印证他们当初反对市场经济之英明。
　　而作为市场经济理论主要推手的部分经济学家，则成为民众愤怒的一个出口。对这些经济学家来说，当然是很冤枉的。相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当初主张的都是自由市场经济，不曾预见到后来会有滑向“官僚资本主义”的可能。但公众的愤怒并非全无道理。如果说事态的发展超出了这些经济学家当初的意料，那么当事态发展的轨迹已十分清楚，现实已不容回避时，他们明明知道这对公众利益、对民族命运构成了巨大威胁，又有多少人曾给公众提个醒？恐怕很多人都是明哲保身，无所作为。
　　知识分子是民族的思想哨兵。明明狼来了居然知情不报，已然渎职；如果趁火打劫，则是罪上加罪。深受其害的公众因之迁怒于经济学家，实在情有可原。
　　
　　“围歼”吴敬琏、茅于轼的背后
　　
　　但是，无论如何情有可原，对吴敬琏、茅于轼的炮轰都于理不合。
　　作为市场经济理论的领军人物，吴敬琏是经济学家中最具人文情结和公共关怀的。他最早指出市场经济有滑向“官僚资本主义”的可能，也是“官僚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抗议者和批判者。
　　早在1980年代末，吴敬琏已意识到，没有公共治理，权力不受制约，市场化就必然被扭曲，权力和资本就会结合。如果说，吴敬琏的早期研究，主要影响没有超出学术界和政治高层，主要是给精英扫盲，那么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的问世，则使市场时代的公共治理问题进入大众视野。吴敬琏和何清涟在民主、法治、公共治理等方面都有诸多共识。
　　吴敬琏是个固执的人，当年围剿市场经济理论，“黑云压城城欲摧”之时，一些原来主张市场经济的大腕退缩了，检讨了。吴敬琏偏不认输，当着最高决策者的面舌战群雄，成为传奇。在市场经济体制终于确立之后，这时的吴敬琏更不可能回头。早在2002年，他已跟江平联手，组建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主攻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关系，试图从法治入手，给权力的野马套上笼头。
　　吴敬琏因此不同于他的一些同行。在市场经济被视为洪水猛兽之时，他坚持为市场经济请命，被称作“吴市场”。当市场体制的合法性问题得以解决，市场经济成为“显学”之时，他没有盲目跟风叫好，而是开始思考市场经济将在中国遭遇何种困厄的问题，由“吴市场”变成了“吴法治”。如何通过公共治理，通过推进民主与法治，走向自由市场经济，这是1990年代以来吴敬琏思考的核心命题。他到处谈论“官家市场经济”的危险，毫不掩饰他的忧虑。
　　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后，形势更为复杂。从过去计划派与市场派的简单二元对立，发展到传统计划派、官家市场经济、自由市场派三足鼎立。
　　
　　如果说1980年代中期以后，即改革推进到纵深以后，一些官员是改革的抵制力量；那么1990年代以来，一些官员反而成了“改革”的生力军。两个历史时期的部分官员对“改革”的态度何以会有如此惊人的落差？因为1990年代以来，权力与市场的通道被打通。一些官员惊喜地发现，他们可以在市场上跑马圈地，将权力直接兑现和增值。每给市场套上一根绳索，就多一条生财之道，于是，他们就将市场五花大绑。
　　1990年代以来，吴敬琏批垄断，批腐败，批判的锋芒一直指向“官僚资本主义”，这使他遭到一些人的嫉恨。他跟江平联手主办的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以研究公共治理而知名，本应是制定公共政策的重要脑库，却饱尝风雨。
　　老“左派”把颠覆计划体制这笔账记到吴敬琏头上，对他展开十余年的文字“追杀”。据某“左派”纲领称，他们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逐一围歼”的战术，先后“围歼”了不少经济学家。他们根本无视吴敬琏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一贯批判立场，尽可能地以“官僚资本主义”之害嫁祸自由市场经济，进而嫁祸自由市场理论领军人物。于是，吴敬琏遭到不明真相网友的口诛笔伐。
　　既有特殊利益集团的压力，又有老“左派”的报复，还有民众的误解和误伤，甚至不乏自由派“红卫兵”的明枪暗箭，自由市场理论领军人物的这种尴尬，实际上是自由市场经济面临的尴尬。如果放任自由市场经济被扭曲，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民众将脏水和婴儿一起泼掉，市场经济被民众一概否定和抛弃。那时，历史车轮的倒转并非没有可能。
　　
　　“穷富之争”实系权利与权力之争
　　
　　吴敬琏们的尴尬，主要是大背景小气候造成的。但坦白地说，他们有些书生气的话语，有时加剧了民众的误解，恶化了自己的生存环境。
　　茅于轼最近引爆的“穷富之争”就是一例。本来，作为普通劳动者的穷人固然收入微薄，但作为生产的组织者、管理者，私营中小企业主所得其实也有限，因为权力对市场的恣意侵犯，他们不得不在夹缝中求生存。他们跟作为普通劳动者的穷人并无根本冲突。而一些私企上层和居于特殊利益集团要害部位的权贵往往因权致富，并垄断了社会财富的分配权。
　　茅于轼要为之说话的富人，如他所声明的，是将特殊利益集团排除在外，而主要指中产阶层和中小企业主。这些人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主要依靠力量。他们的命运，代表着自由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命运。而他们恰恰颇受压制，受到的误解也多，需要有人为他们代言。“他们过于弱势，无力抵挡腐败势力对自己合法利益的侵犯，无力为自己争取公平公正的公共政策，所以他们的营商环境往往最糟糕。”“为富人说话”如果放到这样的语境中，何错之有？这哪里是什么“穷富之争”，本质上只是自由跟管制之争，权利跟权力之争，生产集团跟非生产集团之争，是自由市场经济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博弈。
　　茅于轼有这种代言的冲动，是毫不奇怪的。茅于轼是自由派经济学家，他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更是国内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堡垒，为此付出了许多代价。他接触了大量私营中小企业主，深知他们的处境和苦衷。但遗憾的是，茅于轼并没有对自己这方面的理念和逻辑进行精细的整理和恰如其分的表述，而是不适当地迁就了大众话语，套用“富人”这个已符号化、意识形态化的词汇，这不仅不能完整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图，反而令公众错愕，不适当地加剧原本已经尖锐的穷富之争。
　　学者应该坚持自己独立的立场，不媚众，不屈从舆论的压力。吴敬琏和茅于轼有这样的倔劲。学者当然要忠于自己内心的声音，但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与大众情绪对着干。即使大众情绪是错误的，仍需在尊重的前提下与大众对话，而避免针尖对麦芒。“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面对强权坚持这样的姿态是一种大义，但面对大众也这样，未免有些书生气，至少缺乏对大众表达、与大众沟通的能力。
　　但无论怎样，他们都是知识界的翘楚。他们有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有不畏强权追求真理的勇气，有从容淡定的气度，有包容异见的胸怀。他们顽强抵制“官僚资本主义”，坚守自由市场经济，更是代表了我们民族的利益，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