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顾诚先生的《明末农民战争史》创作于上个世纪70年代，80年代初版之后断货已近30年，早已难觅踪影。此书是顾诚生平仅有的两部专著之一，经光明日报出版社重新整理编辑，今年以全新的面貌和增订的内容再次呈现。
　　波澜壮阔的明末二十年
　　明末农民战争史以天启七年（1627）陕西澄城县农民抗粮杀官拉开起义的序幕，叙至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和张献忠的大西政权灭亡，内容涉及起义的背景、爆发、曲折经历、明廷的剿抚，以及起义的成功与失败等。
　　顾先生这部著作绝不仅仅限于农民起义经过和明政府应对这么简单。这段时期是国运二百七十余年的明王朝垂死挣扎的十余年，也是活跃开放的晚明时代走向终结的十余年，又是明清易代最重要的十余年。顾先生着重分析了明末的社会历史变迁，研究了曾经繁荣一时、令人艳羡的晚明时代何以走向没落。剖析了在“关内”百姓反抗的轰轰烈火和“关外”满洲贵族虎视眈眈的双重打击之下，年轻的崇祯皇帝和腐朽的官僚群体究竟是如何从主动应对到穷于应付，并最终走向穷途末路的。
　　1644年，中华大地存在有五个政权——崇祯的明政权、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张献忠的大西政权、顺治的清政权和南明弘光政权，他们代表了不同的势力和集团，都一度左右或影响着中华帝国的命运，都试图主宰千年古国的未来。其间，他们曾面对诸多选择，许多偶然的因素和历史的细节决定了中国历史的未来走向。这段历史，怎能不波澜壮阔？怎会不让人徜徉回味？
　　历史隧道中的“探照灯”
　　顾先生的考实功力为学界公认，他在庞杂的明清史料里披沙砾金，努力去探寻历史的真实。书中他对“古元真龙皇帝”的解释（《明末农民战争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第79页）、对子虚乌有的荥阳大会和“分兵定向”策略的论证（第72-77页）、否定了清初关于张鼐或李双喜统率孩儿军的说法、澄清了车厢峡之困和抗击张献忠的女将军沈云英的相关事实等，对李自成起义军何时从何地入豫（第126页）以及何时称帝进行了详细地考订（第206页），摆事实，讲道理，新意迭出。他把明后期相关历史史实和真相揭示给了广大读者。
　　类似的考据全书随处可见。在他的笔下，一个个明清史研究领域长期错讹的观点被纠正、长期迷惑人们的问题得到了最为合理的解释。虽然他的许多结论具有颠覆性质，由于他的论证严密、立论扎实，又几乎不给别人留下反驳的机会。这部著作被认为是“敢于创新，见解独特，精于考证，立论坚实”的经典之作。
　　高度负责的现实关怀
　　顾先生虽然把史事考订到细致入微，但他的视野却始终放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和整个世界的范围内，着眼现实，放眼世界。
　　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曾是新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五朵金花”之一，一度成为历史研究中的“显学”，它有过两次研究热潮，一次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第二次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国内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都曾参与其中。当时，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与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社会史大论战有直接的渊源，而那场大论战又源于人们对当时中国向何处去的关注。顾先生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以及发展阶段的宏观思考，体现了在与西方历史比较的基础上、在世界史的范围内研究中国历史的意识。
　　顾先生乐意在自己学术研究领域内发表对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看法。比如，李自成殉难的地点和时间，是湖北、湖南等地方政府和明史学界关注的热点。他从崇祯十七年（1644）大顺军南撤路线研究入手，利用档案材料和地方志资料，详细考察了李自成牺牲的经过和大致时间，以及牺牲后大军的行程路线，认为李自成牺牲于湖北通山县“其说良是”，而归隐湖南石门县夹山寺“绝大多数都是依据传闻和推测”（第286-288页）。他说，对这些社会热点的争论，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以第一手材料为基础分析论证，以达到揭示历史事实、服务社会的目的，“不是随风转舵，故意标新立异，而是唯真理是求”（《明末农民战争史·前言》）。这充分体现了顾先生作为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和服务社会的自觉。他对明清之际社会矛盾的揭露，对社会底层民众的贫苦生活的剖析，对解决复杂社会矛盾的全方面思考，不仅难能可贵，而且仍不乏现实意义。
　　清史学者姚念慈先生曾说过，“现代知识分子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必须作为人民大众主体利益的自觉代言人。当统治者或者强势集团的利益与弱势的人民大众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必须毫不犹豫地站在后者一方。人道主义应该是对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根本性的要求，这与历史研究的理性精神并不矛盾”（姚念慈：《“康乾盛世”与历史意义的采择——在庆祝王戎笙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顾先生就是具有这种可贵品格的现代知识分子。
　　（《明末农民战争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