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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手”一少三多，大多遭遇“妖魔化”
“脸似晴雨表，眉如温度计……县委书记，你奔波在风雨里，你的白发换来了百姓的小康日子。”2011年4月，一段名为《县委书记》的歌曲视频在网上引起争议。有网友说它拍马屁，“太肉麻”；制作者却坚称，这是一位县委书记的写照，不信可以来看看。近些年，关于县处级领导干部的新闻屡见不鲜，好坏都有。那么，这批人的真实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2011年11月25日，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的调研报告《县处级领导干部日常工作生活状况观察》做了结项报告，部分回答了这一问题。
“这个课题所涉及的内容大家都很感兴趣，有人说县处级干部累，有人说他们闲，我们就是想从科学的角度，把真实情况展现给大家看。很多接受调研的县处级‘一把手’曾对是否参与调研很纠结。现在，报告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是成功的。”项目课题组组长房宁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专访时表示。
调研162名县处级干部
《县处级领导干部日常工作生活状况观察》项目于2010年展开。调研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界定“县处级领导干部”。房宁介绍说，在中国，同样是县处级领导干部，差别却可能很大。“一个县委书记和一个科研机构的正处级干部，职责和工作性质完全不同。”所以，几经讨论，课题组最终将所调查的县处级领导干部界定为“县委常委以上的领导干部”，“再推进一点说，就是关注‘一把手’。”
于是，课题组选取了我国8个省市的12个县（区或县级市）的162名主要领导干部为研究对象，包括党委常委、人大主任、政协主席等。其中，“一把手”23名。“兼顾了东北、东南、中部和西部几个区域，里面既有全国百强县，也有贫困县，以保证数据的全面。”调查人员对这些领导干部进行了至少连续一周的工作与生活跟踪。“主要是陪同、面谈以及填表等方式。”房宁介绍说。
2011年10月18日，报告公布，并在社会上引发反响。房宁称，无论是县处级干部本人还是群众，都认为报告比较真实可信。但也有人质疑，领导干部的工作时间之外是私生活，他们有隐私权，凭什么调研？对此，房宁解释说，“领导干部在某种程度上是公众人物，身份的特殊性将挤压他们的私人生活空间，他们有面对媒体的责任。”
“一少三多”
调研结果表明，县处级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中最集中、最突出问题是忙、累和压力大。房宁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县处级干部的位置基本上都在基层，工作直接关系到落实国家政策和保障民生，忙、累、压力大是自然的事。”
房宁介绍说，责任大是县处级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压力来源。“其他副手也有责任，但是他们的责任比较具体，而‘一把手’要承担主要责任。一件事谁最着急？肯定是负主要责任的那个。”诸如发展经济、解决信访、处理纠纷、维护稳定，甚至烂尾楼，区县“一把手”都要考虑到，要负责。“有时候，责任就成了悬在他们头上、不知何时会突然掉下的利剑。”
而且，有些责任负得有点无奈。“比如说，一个地方出了环境污染问题，源头可能是央企，是上下垂直管理的‘条条’单位。而地方政府属于按地域分的‘块块’单位，对这类企业管理权限非常有限。但污染出在你这儿，问责还是会问到地方‘一把手’头上。”
忙就更是家常便饭了。调查组给了这样一组数据：书记、县（市）长每周平均工作约55.08小时，相当于每天工作11个小时，比普通上班族明显要多。“一把手”的工作和生活更呈现出“一少三多”特征：休闲少，会议多、出差多、陪同多。“三多”中无论哪一项，“一把手”都比其他干部多耗费两倍甚至三倍的时间。“我们曾经跟过一位书记一天，他从早上7点50开始开会，一直到晚上9点还在开会，连体检都没法一次做完，时间全散开了。”
“有的人说，陪同不就是跟着玩吗，其实根本不是这样。”课题组成员之一、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博士郑建君告诉记者，“陪同”也是个累活。要是部委、省里来的重要人物，有的需要“全陪”：先去高速公路口接，车队到宾馆后，吃饭、开会汇报情况，然后陪同视察，再开会总结情况，走的时候还要送到高速路口。更重要的人物，党、政、人大、政协班子领导都要参加。“上级领导关系着县处级干部的升迁，商界老板则关系着地方的招商引资。说白了，还是为了政绩，谁来都得周全地安排。这样的工作强度长年累月下来，谁也受不了。”房宁对记者说。
山西省某县县委常委、副县长看了这份报告后，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报告写得挺真实。说实话，我以前跟朋友说我忙、累，大家都说我矫情。其实每天都累得半死，我们县里好多领导干部都是亚健康，每年体检好多人‘三高’。有人说这也算是‘吃公家的饭，得自己的病’。”
他们怕什么？
也有人看了报告，说它把县处级领导干部写得太好了。为什么报告的结果与一些人惯有的认知有所不同，甚至大相径庭？“其实，县处级干部在某种程度上被妖魔化了。”房宁说。
近年来，媒体上报道了很多领导干部的贪腐问题，其中不少是县处级干部，比如河南省封丘县原县委书记李荫奎贪污千万，等等。而互联网上，更是常有帖子爆出基层官员的“丑闻”。总看这样的报道，总听说这样的事，人们就容易形成一种既定的心理暗示，认为领导干部都有问题，就是常说的“十官九贪”。
“前一阵，有一些干部履历造假，之后，但凡有年轻官员破格升迁，很多人就想当然地觉得，他肯定是有关系、造了假。确实，县处级领导干部这个群体素质是良莠不齐，贪腐问题也值得重视，但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不错的，不少人来自普通家庭，从基层一步步干起来，称得上实干派，也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有些人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官僚作风。我们有一次去云南一个县调研，县委书记和我们一起吃饭，到了饭店发现没空位，我们就在外面吃烤豆腐一直等着。从这事可以看出，县委书记不全是有特权，也不是都飞扬跋扈。我们调研的时候，经常和很多书记一起吃大排档、路边摊。”房宁说。
云南省某县县委书记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也说，这份报告概括出了他们的一种状态，尤其是报告中提到不少女干部，她们为了工作牺牲家庭，付出很多。而且，作为县处级女官员，这个群体格外受到“关心”，不少女性干部的升迁，直接被歪曲成了“被潜规则”，或者“有背景”。“有位女副县长曾经跟我说，她走上领导岗位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县里当时缺一个女副县长，她正好符合所有条件，就当了。但亲戚和朋友还是说她挺有‘门道’，这么快就从科级干部升到了县处级。‘门道’一词的意思不用说清，谁都明白。”
也正是这种认知偏差，让将近一半的县处级领导干部把自己划为弱势群体，更加谨言慎行。一名县委书记曾对课题组调研人员大倒苦水：“以前我爱跳舞，跳舞时也爱邀请漂亮的女性，但当了县委书记以后，我就有顾虑了。我跳舞时再请稍微漂亮一点的女性，她要是再有点职位，在别人眼里就很可能变成：她和我有不正当关系，她的升迁是我一手提拔的。为了谨慎起见，我现在都不跳舞了。”
如今，县处级领导干部一般都不接受媒体采访，在公众场合讲话更是分外小心，不敢有半点差池，生怕会被媒体放大，变成“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了”。“这次调研的对象，有的是得到了省委领导的推荐和同意，调研成功率比较高。剩下靠我们主动联系，1/3都碰了钉子。”房宁说。他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已经联系好了一位地方官员进行调研，机票也都买好了。可就在出发前夕，忽然接到对方电话，说适逢换届敏感时期，经过再三考虑还是算了。“我很愤怒地挂了电话，因为这样的经历不止一次。也不是说领导干部不能说话，但他们有顾虑，怕带来恶意的误解或不友善的炒作，谁都不愿引麻烦上身。”
在房宁看来，不论是“一少三多”，还是“被妖魔化”，大多数的县处级干部应当尽量调整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让自己“健康”起来。“干部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与他们的思想品德有很大关系。多读书，多做户外运动，一个身体健康、心态阳光的人乱七八糟的事情必然会少。你在做，百姓在看。时间长了，沟通就无障碍了。”
编辑：廖楠 美编：苑立荣
编审：丁子
“脸似晴雨表，眉如温度计……县委书记，你奔波在风雨里，你的白发换来了百姓的小康日子。”2011年4月，一段名为《县委书记》的歌曲视频在网上引起争议。有网友说它拍马屁，“太肉麻”；制作者却坚称，这是一位县委书记的写照，不信可以来看看。近些年，关于县处级领导干部的新闻屡见不鲜，好坏都有。那么，这批人的真实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2011年11月25日，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的调研报告《县处级领导干部日常工作生活状况观察》做了结项报告，部分回答了这一问题。
“这个课题所涉及的内容大家都很感兴趣，有人说县处级干部累，有人说他们闲，我们就是想从科学的角度，把真实情况展现给大家看。很多接受调研的县处级‘一把手’曾对是否参与调研很纠结。现在，报告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是成功的。”项目课题组组长房宁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专访时表示。
调研162名县处级干部
《县处级领导干部日常工作生活状况观察》项目于2010年展开。调研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界定“县处级领导干部”。房宁介绍说，在中国，同样是县处级领导干部，差别却可能很大。“一个县委书记和一个科研机构的正处级干部，职责和工作性质完全不同。”所以，几经讨论，课题组最终将所调查的县处级领导干部界定为“县委常委以上的领导干部”，“再推进一点说，就是关注‘一把手’。”
于是，课题组选取了我国8个省市的12个县（区或县级市）的162名主要领导干部为研究对象，包括党委常委、人大主任、政协主席等。其中，“一把手”23名。“兼顾了东北、东南、中部和西部几个区域，里面既有全国百强县，也有贫困县，以保证数据的全面。”调查人员对这些领导干部进行了至少连续一周的工作与生活跟踪。“主要是陪同、面谈以及填表等方式。”房宁介绍说。
2011年10月18日，报告公布，并在社会上引发反响。房宁称，无论是县处级干部本人还是群众，都认为报告比较真实可信。但也有人质疑，领导干部的工作时间之外是私生活，他们有隐私权，凭什么调研？对此，房宁解释说，“领导干部在某种程度上是公众人物，身份的特殊性将挤压他们的私人生活空间，他们有面对媒体的责任。”
“一少三多”
调研结果表明，县处级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中最集中、最突出问题是忙、累和压力大。房宁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县处级干部的位置基本上都在基层，工作直接关系到落实国家政策和保障民生，忙、累、压力大是自然的事。”
房宁介绍说，责任大是县处级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压力来源。“其他副手也有责任，但是他们的责任比较具体，而‘一把手’要承担主要责任。一件事谁最着急？肯定是负主要责任的那个。”诸如发展经济、解决信访、处理纠纷、维护稳定，甚至烂尾楼，区县“一把手”都要考虑到，要负责。“有时候，责任就成了悬在他们头上、不知何时会突然掉下的利剑。”
而且，有些责任负得有点无奈。“比如说，一个地方出了环境污染问题，源头可能是央企，是上下垂直管理的‘条条’单位。而地方政府属于按地域分的‘块块’单位，对这类企业管理权限非常有限。但污染出在你这儿，问责还是会问到地方‘一把手’头上。”
忙就更是家常便饭了。调查组给了这样一组数据：书记、县（市）长每周平均工作约55.08小时，相当于每天工作11个小时，比普通上班族明显要多。“一把手”的工作和生活更呈现出“一少三多”特征：休闲少，会议多、出差多、陪同多。“三多”中无论哪一项，“一把手”都比其他干部多耗费两倍甚至三倍的时间。“我们曾经跟过一位书记一天，他从早上7点50开始开会，一直到晚上9点还在开会，连体检都没法一次做完，时间全散开了。”
“有的人说，陪同不就是跟着玩吗，其实根本不是这样。”课题组成员之一、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博士郑建君告诉记者，“陪同”也是个累活。要是部委、省里来的重要人物，有的需要“全陪”：先去高速公路口接，车队到宾馆后，吃饭、开会汇报情况，然后陪同视察，再开会总结情况，走的时候还要送到高速路口。更重要的人物，党、政、人大、政协班子领导都要参加。“上级领导关系着县处级干部的升迁，商界老板则关系着地方的招商引资。说白了，还是为了政绩，谁来都得周全地安排。这样的工作强度长年累月下来，谁也受不了。”房宁对记者说。
山西省某县县委常委、副县长看了这份报告后，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报告写得挺真实。说实话，我以前跟朋友说我忙、累，大家都说我矫情。其实每天都累得半死，我们县里好多领导干部都是亚健康，每年体检好多人‘三高’。有人说这也算是‘吃公家的饭，得自己的病’。”
他们怕什么？
也有人看了报告，说它把县处级领导干部写得太好了。为什么报告的结果与一些人惯有的认知有所不同，甚至大相径庭？“其实，县处级干部在某种程度上被妖魔化了。”房宁说。
近年来，媒体上报道了很多领导干部的贪腐问题，其中不少是县处级干部，比如河南省封丘县原县委书记李荫奎贪污千万，等等。而互联网上，更是常有帖子爆出基层官员的“丑闻”。总看这样的报道，总听说这样的事，人们就容易形成一种既定的心理暗示，认为领导干部都有问题，就是常说的“十官九贪”。
“前一阵，有一些干部履历造假，之后，但凡有年轻官员破格升迁，很多人就想当然地觉得，他肯定是有关系、造了假。确实，县处级领导干部这个群体素质是良莠不齐，贪腐问题也值得重视，但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不错的，不少人来自普通家庭，从基层一步步干起来，称得上实干派，也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有些人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官僚作风。我们有一次去云南一个县调研，县委书记和我们一起吃饭，到了饭店发现没空位，我们就在外面吃烤豆腐一直等着。从这事可以看出，县委书记不全是有特权，也不是都飞扬跋扈。我们调研的时候，经常和很多书记一起吃大排档、路边摊。”房宁说。
云南省某县县委书记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也说，这份报告概括出了他们的一种状态，尤其是报告中提到不少女干部，她们为了工作牺牲家庭，付出很多。而且，作为县处级女官员，这个群体格外受到“关心”，不少女性干部的升迁，直接被歪曲成了“被潜规则”，或者“有背景”。“有位女副县长曾经跟我说，她走上领导岗位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县里当时缺一个女副县长，她正好符合所有条件，就当了。但亲戚和朋友还是说她挺有‘门道’，这么快就从科级干部升到了县处级。‘门道’一词的意思不用说清，谁都明白。”
也正是这种认知偏差，让将近一半的县处级领导干部把自己划为弱势群体，更加谨言慎行。一名县委书记曾对课题组调研人员大倒苦水：“以前我爱跳舞，跳舞时也爱邀请漂亮的女性，但当了县委书记以后，我就有顾虑了。我跳舞时再请稍微漂亮一点的女性，她要是再有点职位，在别人眼里就很可能变成：她和我有不正当关系，她的升迁是我一手提拔的。为了谨慎起见，我现在都不跳舞了。”
如今，县处级领导干部一般都不接受媒体采访，在公众场合讲话更是分外小心，不敢有半点差池，生怕会被媒体放大，变成“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了”。“这次调研的对象，有的是得到了省委领导的推荐和同意，调研成功率比较高。剩下靠我们主动联系，1/3都碰了钉子。”房宁说。他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已经联系好了一位地方官员进行调研，机票也都买好了。可就在出发前夕，忽然接到对方电话，说适逢换届敏感时期，经过再三考虑还是算了。“我很愤怒地挂了电话，因为这样的经历不止一次。也不是说领导干部不能说话，但他们有顾虑，怕带来恶意的误解或不友善的炒作，谁都不愿引麻烦上身。”
在房宁看来，不论是“一少三多”，还是“被妖魔化”，大多数的县处级干部应当尽量调整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让自己“健康”起来。“干部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与他们的思想品德有很大关系。多读书，多做户外运动，一个身体健康、心态阳光的人乱七八糟的事情必然会少。你在做，百姓在看。时间长了，沟通就无障碍了。”
编辑：廖楠 美编：苑立荣
编审：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