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券商评选结束后的几个月，就是许多曾经获得以及刚刚获得奖杯的分析师们的“跳槽时间”。最近引发关注的是经济学家邱晓华离开民生证券，重投中国泛海集团。而在他之前，一批知名分析师纷纷跳槽。
　　从跳槽流向来说，大多是有“星光”的大券商分析师流向了中小券商。但因跳槽拿到高薪的明星分析师并不见得像表面上那样风光，一些明星分析师向《红周刊》记者表示，虽然最高拿着分仓收入40%的工资，但“白天路演、晚上写报告，压力大、竞争激烈是常态”。

明星分析师“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近日，经济学家邱晓华宣布卸任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一事搅动了整个券商研究圈。事实上，不仅是民生证券，今年年初已经有多家券商的知名分析师选择了离职。招商证券食品饮料团队首席董广阳正式宣布离开招商证券，加盟华创证券，就任华创证券研究所所长一职；兴业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袁煜明跨界区块链行业，加入火币中国担任区块链研究院院长，由此宣告9年的证券从业生涯结束。
　　像袁煜明那样跨界的仅仅是少数，大多数明星分析师还是在券商之间跳来跳去。据《红周刊》记者梳理发现，去年以来有30位获奖分析师选择了“换老板”，总体上是大型券商的知名分析师向中小券商流动。具体来说，30位跳槽分析师中有8位原来就职于安信证券，4位就职于国泰君安，另外方正证券、招商证券也是输送人才的大公司。在中小券商方面，天风证券、中泰证券不惜成本打造卖方实力，由此带动新时代证券、财通证券、国盛证券、华创证券等中小券商纷纷加码卖方研究领域，进而使得明星分析师不愁没有市场。
　　有星光又有深厚资历、资源广阔等的明星分析师，逐渐有“IP化”趋势。一家引起注意的研究所，往往有一个重磅级分析师坐镇。所以，当重量级分析师离职，原券商可能会出现“青黄不接”的情况。赵晓光就是一例。赵晓光曾经在2010年代表中金公司，夺得第八届“新财富”电子行业的第一名，替中金公司拿了名次，他个人也成为当年的“黑马”。到2013年第十一届评选时，赵晓光已经加盟海通证券，他代表海通证券获得了电子行业的第一名。到2015年第十三届评选，赵晓光的新身份又使他代表安信证券，拿了电子行业的第一名。回头看赵晓光的前东家，中金公司的电子行业研究出现下滑，一直没能荣登行业前5名；海通证券的陈平在2015、2016年分别获得了行业第5名和第3名的成绩，但还是和赵晓光当年有一些差距。
　　和赵晓光类似。2016年建筑行业第一名的夏天和杨涛团队，在2017年下半年由安信证券转投中泰研究院，随同带走的还有建筑行业第一名的荣誉。
　　对此，中邮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程毅敏对《红周刊》记者表示：“首席策略分析师的薪酬比组里其他成员高十几倍到几十倍，一旦首席离开，下面组里的研究员很难接替首席的职位。另外，首席的工作内容和工作目标也不一样，首席很少亲自写报告，更多是做推介服务，在评选中拿到名次是首席的主要工作方向。”
　　“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当然不止塔尖上的明星分析师，有些崭露头角的新锐分析师也是跳槽大军中的一员。前中信建投食品饮料团队首席黄付生是2015年食品饮料行业的第四名，他在2016年加盟太平洋证券，但连续两年他都没有获得奖项。
　　就此，华创证券策略分析师徐驰向《红周刊》记者分析说：“有两点原因，第一是平台的影响，中信建投是大券商，覆盖的私募远比小券商更多，很多小券商能把公募覆盖到就很不错了。所以投票的人数上，大券商更有优势。另外，‘新财富’榜单越来越固化，明星分析师常年获得奖杯，新生力量很难突围。而获奖第一年就跳槽，江湖地位不稳固，第二年对大势判断出现偏差就容易错失奖杯。”

新增分仓收入值几何？

　　其实，明星分析师不仅会给新东家带来影响力，还能带来实利，最明显的就是直接带来分仓业务。
　　《红周刊》记者查阅财报发现，2017年的天风证券，网罗了徐彪、赵晓光、刘煜辉、孙彬彬、崔琰等10多位明星分析师，佣金分仓业务的收入有了显著上涨。2017年中报显示，天风证券佣金业务同比增长了3411.73%，从406.42万元飙升到1.43亿元。但另一方面，随着下半年明星分析师加盟的减少，天风证券分仓收入的超高增长就停止了。2017年全年，天风证券的分仓收入被摊平到483.17%。
　　对此，天风证券研究所所长赵晓光在接受《红周刊》采访时表示：“挖角明星分析师只是新研究所从无到有发展的一步，团队的建设、新人的培养以及研究体系、销售服务体系的完善，机制的可持续性，才是研究所长远经营的目标。目前天风证券正在修炼‘内功’”。
　　和天风证券一样，中泰证券也是大举拓展研究所的中小券商，但招股说明书显示，2017年分仓佣金业务下滑了5.21%。《红周刊》记者从一位中泰离职的分析师了解到，中泰证券2017年聘请了新的所长，时任副所长的杨涛后因和所长理念不同离开了中泰。离开时带走了多只核心投研团队，削弱了刚组建不久，正要大显身手的中泰研究所实力。
　　上述分析师指出，中小券商打造研究品牌确实能在短时间带来分仓收入，但是小券商不够稳定，能提供经纪业务、投行业务等横向资源也少，这正是中小券商花重金挖角，但不会颠覆行业格局的原因。大券商虽然激励制度落后，但稳定性高，其他资源充足，也是留住人才的因素。
　　虽然研究院的发展在中小券商中进行得如火如荼，但分仓业务对券商的贡献大多不足十分之一。去年快速扩张的天风证券2017年年中时的营业收入为14.93亿，分仓收入不足1.5亿；大券商凭借多年的积累，在分仓业务上更胜一筹。中信证券是2017年中时分仓收入最高的券商，达到1.8亿，但营收为186.94亿，分仓佣金尚不足总收入的百分之一。
　　既然研究所业务带来的利益并不丰厚，为什么中小券商又砸钱、又挖人倾力扶持呢？徐驰表示：“研究所发给分析师的佣金派点，在行业中最高为40%，其余60%做为收入。所以也不是只赚吆喝不赚钱。更重要的是，研究所的搭建相对简单，明星分析师就位后，流量、客户也就一并到位。但券商的其他业务，例如经纪业务的拓展不是一时半刻可以完成的，在某一个地区开拓一个营业部，至少要招聘十几、二十个员工，能不能做好还很难说。另外，如果招到一個对行情、个股把握准确的分析师，还能替自营、投行部门获得股票收益。”

券商研究业务到头了？

　　明星分析师跳槽后加薪、加福利，似乎风光无限，但卖方研究员过剩的状况也在显现。很久之前投研圈就飘出声音：券商研究要到头了。
　　数据显示，过去15年，资管规模增长了千倍，这些资金中除了少部分存在银行做定期储蓄外，大部分都需要投资理财，但同期，在证券业协会备案的卖方研究员增长只有不到一倍。而且投研行业需要更多专业服务，沪港通、深港通、还有以后的沪伦通等，将研究范围扩大到全球市场，也需要更多专业的研究员。
　　徐驰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虽然前景广阔，但目前国内投研圈已经出现了卖方过剩的情况。现在佣金的来源越来越集中，几乎全部汇集在前20大公募基金中。一般一家公募有不到20位基金经理，全国一共有不到400名基金经理，但分析师有4000多人，严重过剩。
　　另外，基金产品的“两级分化”也加剧了这一状况。去年东方红资管等企业发行了爆款基金，但同时也有基金经理募集的资金不足发行线。“这就导致在400名基金经理中，能够带来分仓业务的更少了。”
　　徐驰提到，对于卖方研究，十年前大家就在想办法扩展收费模式，目前只能针对公募、私募的钱做分仓业务，而QFII、保险、银行等大量资金还都不能覆盖。之前华创等几家券商将银行的资金放到资管业务下面，相当于变相在证券公司做分仓。但随着“资管新规”的出台，银行的钱被收紧了。“目前也没有什么好模式，怎么收取银行、保险等大资金的佣金，或者说怎么用投研換取价值，谁也没探索出来。”徐驰对记者说。
　　除了模式的束缚，研究员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北京一家中型券商的策略分析师对《红周刊》记者指出：“之前收盘后，分析师可以到基金公司找基金经理聊天，推荐观点和股票，10个中总有1、2个聊得好的。但是从去年至今，基金公司的门都锁起来了，繁多的分析师让基金公司看起来像菜市场，影响到了他们工作。”
　　“更不要说新入行的分析师，尤其在去年的行情下，市场中只有少数蓝筹股上涨，一些老牌分析师在评选中拿过十几年名次，研究茅台20多年，其他人怎么可能拼得过？”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投研领域竞争愈发激烈，三十几家证券公司，每年提供海量研究报告，其中有99%没人阅读，所以很多卖方将精力花在做服务上。上述分析师向记者坦陈：“我一般白天去路演，一周3次以上，晚上写报告，凌晨才能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