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者简介：杨莉菊，女，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舆情研究；伍婷，女，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编辑出版研究。
摘 要：《新华日报》一直是中共中央联系群众、宣传政治主张的重要平台。在“重庆谈判”中，《新华日报》以独有的表现形式和操作方式，在舆论引导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华日报》冷静应对国民党党报的围攻，积极塑造和引导舆论，以突出的舆论引导艺术，即：实效性、权威性、开放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成为了国共双方舆论博弈中的佼佼者。
关键词：新华日报；中共中央；重庆谈判；舆论引导
中图分类号：G2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10-0038-02
一、引 言
《新华日报》一直是共产党发表主张、宣传思想、教育群众的重要平台，被陆定一喻为“人民的报纸”[1]，所谓的“发表主张、宣传思想、教育群众”，其实质就是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在“重庆谈判”中，《新华日报》将它的这一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优秀的新闻舆论引导艺术可以提高新闻的吸引力、感召力和说服力，让受众更易理解和接受。列宁说：“每个宣传员和鼓动员的艺术就在于，用最有效的方式影响自己的听众，尽可能使某个言论对他们有更大的说服力，更容易领会，留下更鲜明更深刻的印象”[2]。抗战胜利后的“重庆谈判”，是国共双方围绕“军政”和“宪政”所进行的一场尖锐复杂的舆论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新华日报》抓住了受众的心理诉求，多方协调和引导舆论，用最有效的舆论引导艺术影响了自己的读者，在国统区进行了积极主动、广泛深入、强力有效的舆论引导。
二、时效性：把握传播时机，从“准度”上引导舆论
把握好传播时机，在舆论的临界点上准确把握舆论方向，是舆论引导艺术中的关键。媒体必须审时度势，舆论引导既要得力、又要得当，对于共振时的舆论，如果不是以防止共振作为引导目标，而是一味地去“统一思想”，则结果可能会出现“飞去来器效应”，造成与预期相反的舆论效应。因此，抓住时机，准确把握当前的舆论方向，对负面舆论进行适度干预，舆论引导效果会更佳。
1945年8月14日至23日，蒋介石在《中央日报》上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蒋介石以一种反攻为守、以退为进的方式给中共出了一个难题。国民党《中央日报》《扫荡报》等报纸在国统区大肆宣传蒋介石的“真诚”与“大度”来误导受众。很多不明真相的报刊也跟着附和，当时的《大公报》针对蒋介石的“邀请”发表了社论，赞蒋介石“蔼然诚坦，溢于言表”[3]。
由于蒋介石三封電报的突然出现，在有望和平谈判的信息刺激下，公众渴望和平建国的情绪在较短的时间内高涨，并且较为迅速地在国内外蔓延，舆论热度持续升温。在这个临界点上，中共即《中央日报》在舆论引导中若稍有不慎，则后果不堪设想。显然，在毛泽东来渝之前，《新华日报》在“邀毛谈判”问题上中处于被动状态。对于国民党报系的高调宣传，《新华日报》抓住了民众渴望和平谈判的“兴奋点”和国共矛盾的“疑惑点”，坚决给予反击。8月27日，《新华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一文对国民党提出“六项措施”的要求，坚决要求“和平、民主、团结”并表示“愿意与国民党和其他民主党派求得协议” [4]，以此来澄清事实，解释疑惑，疏导舆论，帮助民众了解中共的政治主张和国民党的真正意图。
三、权威性：利用“意见领袖”，从“高度”上引导舆论
《新华日报》利用登载“意见领袖”和其他社会团体的发言和申明，通过“发言者”身份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去宣传和带动、去感染和引导，以二级传播的方式营造舆论生态，不断影响民间的舆论倾向，扩大自身的舆论影响力。
一方面，《新华日报》直接登载了党中央的文件、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和党的驻重庆代表团的发言，如1945年9月18日《周恩来在参政会上的讲话》，积极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利用权威发布引导舆论。另一方面，登载一些“意见领袖”和其他社会团体的发言和申明。如9月14日《中国第三党领袖章伯钧对目前时局发表谈话》，通过章伯钧的言论来透彻分析当前局势，用理性呼唤真正民主化；9月28日，刊登了民主人士范增年的《国共谈判之我见—致编者的信》，信中范先生热忱地提出了“国共谈判”的三点个人意见，观点明确，影响颇大。除此之外，《新华日报》还先后刊登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的言论，如《成都文化界对时局的呼吁》《中国妇女联谊会对时局宣言》《中国青年党对目前时局发表主张》等[5]。通过对社会各党派、团体和知名人士的意见进行报道，营造支持性舆论生态，强化舆论、扩大影响，更为广泛地引导公众舆论。
四、开放性：运用多种传播技巧，从“广度”上引导舆论
（一）灵活报道，因势利导
《新华日报》在报道“重庆谈判”这一大事件时，采用的是选择性的报道，对于利于中共自身的正面舆论作突出报道，负面信息则作弱化报道。这与《中央日报》的“少报道或不报道”的回避政策不同。蒋介石邀毛泽东来渝谈判的三封电报，《新华日报》放在了二版最下层最不显眼的位置，用一栏标题或两栏标题刊登，标题简单。而却针对蒋介石第二封电报“受降权”的问题，也是国共双方谈判前的直接矛盾，《新华日报》配发了社论，来揭示蒋介石的内战阴谋。1945年8月22日，《蒋介石先生致电后》的社论被国民党当局扣下，《新华日报》被迫开天窗，第二天以单页的形式再随报递送。这一行为在当时引起了很多读者的注意，反而起到了很好的舆论引导效果。
（二）采用组合报道，产生联动效应
《新华日报》记者除了做好采编的工作外，还积极联系业界多个好友及多家报纸作宣传报道。如《大公报》彭子冈、《新民报》浦熙修和《大刚报》的王维冰等。8月29日毛泽东抵渝，这一天除重庆的《新华日报》《大公报》等多家报纸都报道了这一消息外，解放区的《解放日报》、成都的《华西晚报》等全国各地其他报纸都报道了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多地呼应，产生联动效应。有些报刊还使用文体组合，除配发新闻外还发表社评，如《大公报》发表《毛泽东先生来了！》《新华日报》发表《迎毛泽东同志来渝》、《华西晚报》发表《毛泽东到了重庆》的社评，盛赞中共与国共谈判的诚意和决心[5]。《新华日报》和其他媒体以文体组合、媒体联动、区域整合的方式大肆报道这一消息，赢得舆论引导主动权，这让有利于中共的正面舆论在短时间内高涨，给国民党的舆论造势一个沉重的打击。 （三）积极与媒体对话，主动掌握话语权
毛泽东抵达重庆后，积极与媒体对话，多次召开记者会，回答记者疑问。《新华日报》配合毛泽东的行动，主动掌握话语权，先后发表了《对大公报记者的谈话》《对合众社记者的谈话》《答路透社记者问》等文，积极宣传中共对国共谈判的诚心和信心，“和平、民主、团结”的政治主张和“军政和宪政统一”的要求，主动让国统区的民众了解和接受中共的国是主张，占领舆论主阵地，赢得主动权[5]。
五、贴近性：“参与式”理念，从“角度”上引导舆论
趋于一种“求近心理”，受众在接收新闻信息时，地域接近、职业相近、心理相近等易使受众产生一种共鸣的心理因素，产生趋同心理，更容易被说服。《新华日报》利用报纸的参与、交流的功能，在舆论引导中给受众适当的参与权利、话语权利，在贴近性上拉近受众与报纸的距离，通过沟通和交流聚合舆论指向，有效地发挥了引导舆论的作用，使舆论逐渐向中共一方靠拢。
1945年8月25日，《新华日报》刊登了《一群女工致毛泽东同志的信》，文中表达了一群女工对和平与团结的迫切渴望，以及对毛泽东的感谢和祝福；8月29日，刊登了胡其瑞、刘冠平等读者关于《建立和平、团结民主的新中国，欢迎毛泽东先生》的来信；10月1日又刊登了《答读者问》，向读者阐述了共产党对谈判的诚意和国是主张；10月8日刊登了《農民的希望》，诉说了国统区的农民对国民党官兵腐败的痛恨，以及对解放区土地政策的向往等。这些来信登载后，报纸的可读性和吸引力增强，也使得当时《新华日报》的销量大增[6]。《新华日报》通过刊登读者来信、回答读者疑问的方式，从读者的角度来分析、解释国共两党的国是主张，以读者易于理解和接受的角度和方式引导舆论，拉近读者与报社的距离，增强读者的身份认同感，赢得了国统区民众的舆论支持，产生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六、结 语
“重庆谈判”中，面对国民党《中央日报》等报刊的舆论攻势，中共党刊《新华日报》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在新闻宣传工作中把握时效性、权威性、开放性和贴近性，以争取有利的舆论生态与社会力量，在与国民党报系的角逐和博弈中占了上风，赢得了人民大众的舆论支持，“在国民党统治区插上了一面红旗”[7]。虽然《新华日报》在舆论引导中也存在政治性和主观性过强的问题，但是面对“敌强我弱”的局面，绝地反击，以灵活高超的舆论引导艺术给对手以沉重打击。《新华日报》在“重庆谈判”中的舆论引导艺术，为党报舆论引导提供了借鉴价值和可靠经验。
参考文献：
[1]新华日报编委会.新华日报的回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3]吴廷俊.评重庆谈判期间《大公报》的立场[J].华中理工大学学报，1996（4）.
[4]张小满.论重庆谈判前后国共双方的舆论宣传[J].史学月刊，2001（6）.
[5]重庆谈判资料[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6]谭炳华.重庆谈判期间中国共产党的舆论策略与实践[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8（5）.
[7]韩辛茹.新华日报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艾涓]
摘 要：《新华日报》一直是中共中央联系群众、宣传政治主张的重要平台。在“重庆谈判”中，《新华日报》以独有的表现形式和操作方式，在舆论引导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华日报》冷静应对国民党党报的围攻，积极塑造和引导舆论，以突出的舆论引导艺术，即：实效性、权威性、开放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成为了国共双方舆论博弈中的佼佼者。
关键词：新华日报；中共中央；重庆谈判；舆论引导
中图分类号：G2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10-0038-02
一、引 言
《新华日报》一直是共产党发表主张、宣传思想、教育群众的重要平台，被陆定一喻为“人民的报纸”[1]，所谓的“发表主张、宣传思想、教育群众”，其实质就是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在“重庆谈判”中，《新华日报》将它的这一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优秀的新闻舆论引导艺术可以提高新闻的吸引力、感召力和说服力，让受众更易理解和接受。列宁说：“每个宣传员和鼓动员的艺术就在于，用最有效的方式影响自己的听众，尽可能使某个言论对他们有更大的说服力，更容易领会，留下更鲜明更深刻的印象”[2]。抗战胜利后的“重庆谈判”，是国共双方围绕“军政”和“宪政”所进行的一场尖锐复杂的舆论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新华日报》抓住了受众的心理诉求，多方协调和引导舆论，用最有效的舆论引导艺术影响了自己的读者，在国统区进行了积极主动、广泛深入、强力有效的舆论引导。
二、时效性：把握传播时机，从“准度”上引导舆论
把握好传播时机，在舆论的临界点上准确把握舆论方向，是舆论引导艺术中的关键。媒体必须审时度势，舆论引导既要得力、又要得当，对于共振时的舆论，如果不是以防止共振作为引导目标，而是一味地去“统一思想”，则结果可能会出现“飞去来器效应”，造成与预期相反的舆论效应。因此，抓住时机，准确把握当前的舆论方向，对负面舆论进行适度干预，舆论引导效果会更佳。
1945年8月14日至23日，蒋介石在《中央日报》上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蒋介石以一种反攻为守、以退为进的方式给中共出了一个难题。国民党《中央日报》《扫荡报》等报纸在国统区大肆宣传蒋介石的“真诚”与“大度”来误导受众。很多不明真相的报刊也跟着附和，当时的《大公报》针对蒋介石的“邀请”发表了社论，赞蒋介石“蔼然诚坦，溢于言表”[3]。
由于蒋介石三封電报的突然出现，在有望和平谈判的信息刺激下，公众渴望和平建国的情绪在较短的时间内高涨，并且较为迅速地在国内外蔓延，舆论热度持续升温。在这个临界点上，中共即《中央日报》在舆论引导中若稍有不慎，则后果不堪设想。显然，在毛泽东来渝之前，《新华日报》在“邀毛谈判”问题上中处于被动状态。对于国民党报系的高调宣传，《新华日报》抓住了民众渴望和平谈判的“兴奋点”和国共矛盾的“疑惑点”，坚决给予反击。8月27日，《新华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一文对国民党提出“六项措施”的要求，坚决要求“和平、民主、团结”并表示“愿意与国民党和其他民主党派求得协议” [4]，以此来澄清事实，解释疑惑，疏导舆论，帮助民众了解中共的政治主张和国民党的真正意图。
三、权威性：利用“意见领袖”，从“高度”上引导舆论
《新华日报》利用登载“意见领袖”和其他社会团体的发言和申明，通过“发言者”身份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去宣传和带动、去感染和引导，以二级传播的方式营造舆论生态，不断影响民间的舆论倾向，扩大自身的舆论影响力。
一方面，《新华日报》直接登载了党中央的文件、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和党的驻重庆代表团的发言，如1945年9月18日《周恩来在参政会上的讲话》，积极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利用权威发布引导舆论。另一方面，登载一些“意见领袖”和其他社会团体的发言和申明。如9月14日《中国第三党领袖章伯钧对目前时局发表谈话》，通过章伯钧的言论来透彻分析当前局势，用理性呼唤真正民主化；9月28日，刊登了民主人士范增年的《国共谈判之我见—致编者的信》，信中范先生热忱地提出了“国共谈判”的三点个人意见，观点明确，影响颇大。除此之外，《新华日报》还先后刊登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的言论，如《成都文化界对时局的呼吁》《中国妇女联谊会对时局宣言》《中国青年党对目前时局发表主张》等[5]。通过对社会各党派、团体和知名人士的意见进行报道，营造支持性舆论生态，强化舆论、扩大影响，更为广泛地引导公众舆论。
四、开放性：运用多种传播技巧，从“广度”上引导舆论
（一）灵活报道，因势利导
《新华日报》在报道“重庆谈判”这一大事件时，采用的是选择性的报道，对于利于中共自身的正面舆论作突出报道，负面信息则作弱化报道。这与《中央日报》的“少报道或不报道”的回避政策不同。蒋介石邀毛泽东来渝谈判的三封电报，《新华日报》放在了二版最下层最不显眼的位置，用一栏标题或两栏标题刊登，标题简单。而却针对蒋介石第二封电报“受降权”的问题，也是国共双方谈判前的直接矛盾，《新华日报》配发了社论，来揭示蒋介石的内战阴谋。1945年8月22日，《蒋介石先生致电后》的社论被国民党当局扣下，《新华日报》被迫开天窗，第二天以单页的形式再随报递送。这一行为在当时引起了很多读者的注意，反而起到了很好的舆论引导效果。
（二）采用组合报道，产生联动效应
《新华日报》记者除了做好采编的工作外，还积极联系业界多个好友及多家报纸作宣传报道。如《大公报》彭子冈、《新民报》浦熙修和《大刚报》的王维冰等。8月29日毛泽东抵渝，这一天除重庆的《新华日报》《大公报》等多家报纸都报道了这一消息外，解放区的《解放日报》、成都的《华西晚报》等全国各地其他报纸都报道了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多地呼应，产生联动效应。有些报刊还使用文体组合，除配发新闻外还发表社评，如《大公报》发表《毛泽东先生来了！》《新华日报》发表《迎毛泽东同志来渝》、《华西晚报》发表《毛泽东到了重庆》的社评，盛赞中共与国共谈判的诚意和决心[5]。《新华日报》和其他媒体以文体组合、媒体联动、区域整合的方式大肆报道这一消息，赢得舆论引导主动权，这让有利于中共的正面舆论在短时间内高涨，给国民党的舆论造势一个沉重的打击。 （三）积极与媒体对话，主动掌握话语权
毛泽东抵达重庆后，积极与媒体对话，多次召开记者会，回答记者疑问。《新华日报》配合毛泽东的行动，主动掌握话语权，先后发表了《对大公报记者的谈话》《对合众社记者的谈话》《答路透社记者问》等文，积极宣传中共对国共谈判的诚心和信心，“和平、民主、团结”的政治主张和“军政和宪政统一”的要求，主动让国统区的民众了解和接受中共的国是主张，占领舆论主阵地，赢得主动权[5]。
五、贴近性：“参与式”理念，从“角度”上引导舆论
趋于一种“求近心理”，受众在接收新闻信息时，地域接近、职业相近、心理相近等易使受众产生一种共鸣的心理因素，产生趋同心理，更容易被说服。《新华日报》利用报纸的参与、交流的功能，在舆论引导中给受众适当的参与权利、话语权利，在贴近性上拉近受众与报纸的距离，通过沟通和交流聚合舆论指向，有效地发挥了引导舆论的作用，使舆论逐渐向中共一方靠拢。
1945年8月25日，《新华日报》刊登了《一群女工致毛泽东同志的信》，文中表达了一群女工对和平与团结的迫切渴望，以及对毛泽东的感谢和祝福；8月29日，刊登了胡其瑞、刘冠平等读者关于《建立和平、团结民主的新中国，欢迎毛泽东先生》的来信；10月1日又刊登了《答读者问》，向读者阐述了共产党对谈判的诚意和国是主张；10月8日刊登了《農民的希望》，诉说了国统区的农民对国民党官兵腐败的痛恨，以及对解放区土地政策的向往等。这些来信登载后，报纸的可读性和吸引力增强，也使得当时《新华日报》的销量大增[6]。《新华日报》通过刊登读者来信、回答读者疑问的方式，从读者的角度来分析、解释国共两党的国是主张，以读者易于理解和接受的角度和方式引导舆论，拉近读者与报社的距离，增强读者的身份认同感，赢得了国统区民众的舆论支持，产生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六、结 语
“重庆谈判”中，面对国民党《中央日报》等报刊的舆论攻势，中共党刊《新华日报》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在新闻宣传工作中把握时效性、权威性、开放性和贴近性，以争取有利的舆论生态与社会力量，在与国民党报系的角逐和博弈中占了上风，赢得了人民大众的舆论支持，“在国民党统治区插上了一面红旗”[7]。虽然《新华日报》在舆论引导中也存在政治性和主观性过强的问题，但是面对“敌强我弱”的局面，绝地反击，以灵活高超的舆论引导艺术给对手以沉重打击。《新华日报》在“重庆谈判”中的舆论引导艺术，为党报舆论引导提供了借鉴价值和可靠经验。
参考文献：
[1]新华日报编委会.新华日报的回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3]吴廷俊.评重庆谈判期间《大公报》的立场[J].华中理工大学学报，1996（4）.
[4]张小满.论重庆谈判前后国共双方的舆论宣传[J].史学月刊，2001（6）.
[5]重庆谈判资料[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6]谭炳华.重庆谈判期间中国共产党的舆论策略与实践[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8（5）.
[7]韩辛茹.新华日报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艾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