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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煤机终于在2010年8月如愿上市，募集资金约28亿元，公司2009年营收51.60亿，净利润6.47亿。然而，这家公司十多年前负债率高达111％，其问的改制招来“偷梁换柱恶意低估资产，百亿国资流失”的质疑。企业如今盛景背后的“账单”不容人们为它叫好。
盈利背后的“账单”
郑煤机赢利转好有历史债务豁免的因素，上市前被免去的1.3722亿利息直接转为公司2007年的利润，占当年利润的58.37％。原来，郑煤机在历史上欠工商银行本金和利息各1亿多元，2006年，工行将此债务包卖给了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后者与郑煤机达成还本免息的协议。在郑煤机有能力清偿的情况下免息，这种做法是否合适值得商榷。另外，郑煤机2008年实际利润48亿，但向证监会申请上市时，把金融危机期间政府补贴的1.2亿元也算做了利润，把利润申报为6亿元。也就是说，在郑煤机存有个人股份的情况下，个人股份所分得的“蛋糕”中，有社会公众在为他们埋单。
公司在扭亏增盈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正常的，但是这并非勤劳致富，而是出于一场资本算计。经过精心的盘算，2006年9月28日，郑煤机职工持股企业百斯特公司向郑煤机增资3954.2万元，取得49％的股权。2008年，百斯特公司将持有的全部股权分别转让给了12家企业及郑煤机董事长焦承尧等26个自然人，获得总价款7.4亿元，两年之间收益惊人。这部分资产上市后的市值逾百亿，而这原本是属于1800多名职工的——论源头是国资，而且涉嫌严重的国资流失。
河南中兴会计师事务所2006年8月出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2006年5月31日，郑煤机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4.5亿元，调整后账面价值为437亿，评估价值为4.32亿元。2006年10月，河南省煤管局批复同意郑煤机将其一部分土地按照有关规定有偿使用，并确认郑煤机的净资产为4115.8万——郑煤机将有偿使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值从净资产中扣除了，该土地使用权的评估价值为3.37亿，再扣除改制费用7074万，加上2006年6－9月的净利润，于是评估值从逾4亿变成了4115.8万。因此。郑煤机涉嫌将原本就未纳入报表核算的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使其大幅升值，再从净资产中扣除，使得净资产大幅缩水。导致百斯特获取郑煤机49％股权时，涉嫌严重低估国资，从而低价八股。
面对百亿国资流失的质疑，在现有企业管理体制下，郑煤机高管自证清白的方式很难具有说服力。焦承尧是2002年10月起担任郑煤机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既是国资的代表又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其目前持有公司239 46万股。为2008年百斯特转让股权时候获得)，决策与执行大权集于一身，具有化公为私的动机和操作的空间，比如对那笔将长城公司豁免的利息债务转化为利润的时机选择。相关专家指出，既然长城公司在2006年就已经豁免了那笔1亿多元的利息债务，为何当时在评估时没有扣除，使得净资产大幅减少?焦承尧的答复是，在3年内能不能还清本金还是一个未知数，所以在2006年这笔利息仍然是负债。显然，这是一个“外交辞令”。这难免引发外界对真相的猜测：2006年郑煤机由国有独资改制为国有控股公司，焦承尧们要参股；而在2007年需要为上市造势，焦承尧们要套现。
值得一提的是，郑煤机上市中寻找的保荐机构是中信证券，有传闻称公司向时任中信证券投行部执行总经理谢风华直接贿赂6000万元。郑煤机上市前后，谢风华因参与另外一家上市公司作假，畏罪潜逃到了新西兰。
郑煤机的例子表明，国企搞坏了自不必说，国企搞好了，如果那是因为社会付出了不菲的代价，创造的财富过多地流向少数人那里，老百姓当然不会满意——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对于意欲营私者来说，那是亏有机会盈也有机会。
搞好国企的正道
国企要想让人民满意，应当做人民的“忠臣”。
对企业管理者来说，做人民的“忠臣”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对外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不是“损上益下”；对内要对员工负责，而不是“损下益上”。“忠臣”作为一种形象的说法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对“忠臣”的认识不应该低于古人。东汉思想家王充认为，使老百姓得好处，才是忠臣的主张。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要防止“佞人”欺上瞒下以营私。王充举了一个例子，季康子比周公旦富有，但是孔子的学生冉求还为季康子搜括财物，使他更富有。连季康子自己都被蒙在鼓里，不知道那是老百姓都反对的。孔子听说后，对冉求的行为非常气愤，号召学生声讨冉求。
对企业的直接监管者来说，做人民的“忠臣”需要将对国家负责与对老百姓负责结合起来。在今天，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是一致的。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最容易在基层被人们察觉，因此企业的直接监管者对上负责就应该表现为对群众的举报做出及时的回应。郑煤机在改制的过程中涉嫌偷梁换柱恶意低估资产等问题，从2010年的7月到11月，媒体的质疑一波未平又起一波，始终未见国有资产的真正代表(焦承尧除外)表态，直接监管者集体失语。这表面看来是上面不急下面急，实质则是强势者不急弱势者急，人为地给公众造成了社会正义之声不在的错觉。
必须看到，在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中，出现了一批善于与政策博奔的企业高管，由于监管的不到位、制度的漏洞等，内部人自肥的现象严重。容忍这种现象的存在而为眼前的政绩所陶醉，正是唐代思想家魏征所痛斥的伪忠臣行为。对监管者来说，要善于识别习惯于与政策博弈的企业高管的伪忠臣行为。应该形成一种信托责任追溯机制，无论企业高管此后有无建树，一旦发现了他们的这一行为，绝不姑息。
盈利背后的“账单”
郑煤机赢利转好有历史债务豁免的因素，上市前被免去的1.3722亿利息直接转为公司2007年的利润，占当年利润的58.37％。原来，郑煤机在历史上欠工商银行本金和利息各1亿多元，2006年，工行将此债务包卖给了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后者与郑煤机达成还本免息的协议。在郑煤机有能力清偿的情况下免息，这种做法是否合适值得商榷。另外，郑煤机2008年实际利润48亿，但向证监会申请上市时，把金融危机期间政府补贴的1.2亿元也算做了利润，把利润申报为6亿元。也就是说，在郑煤机存有个人股份的情况下，个人股份所分得的“蛋糕”中，有社会公众在为他们埋单。
公司在扭亏增盈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正常的，但是这并非勤劳致富，而是出于一场资本算计。经过精心的盘算，2006年9月28日，郑煤机职工持股企业百斯特公司向郑煤机增资3954.2万元，取得49％的股权。2008年，百斯特公司将持有的全部股权分别转让给了12家企业及郑煤机董事长焦承尧等26个自然人，获得总价款7.4亿元，两年之间收益惊人。这部分资产上市后的市值逾百亿，而这原本是属于1800多名职工的——论源头是国资，而且涉嫌严重的国资流失。
河南中兴会计师事务所2006年8月出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2006年5月31日，郑煤机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4.5亿元，调整后账面价值为437亿，评估价值为4.32亿元。2006年10月，河南省煤管局批复同意郑煤机将其一部分土地按照有关规定有偿使用，并确认郑煤机的净资产为4115.8万——郑煤机将有偿使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值从净资产中扣除了，该土地使用权的评估价值为3.37亿，再扣除改制费用7074万，加上2006年6－9月的净利润，于是评估值从逾4亿变成了4115.8万。因此。郑煤机涉嫌将原本就未纳入报表核算的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使其大幅升值，再从净资产中扣除，使得净资产大幅缩水。导致百斯特获取郑煤机49％股权时，涉嫌严重低估国资，从而低价八股。
面对百亿国资流失的质疑，在现有企业管理体制下，郑煤机高管自证清白的方式很难具有说服力。焦承尧是2002年10月起担任郑煤机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既是国资的代表又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其目前持有公司239 46万股。为2008年百斯特转让股权时候获得)，决策与执行大权集于一身，具有化公为私的动机和操作的空间，比如对那笔将长城公司豁免的利息债务转化为利润的时机选择。相关专家指出，既然长城公司在2006年就已经豁免了那笔1亿多元的利息债务，为何当时在评估时没有扣除，使得净资产大幅减少?焦承尧的答复是，在3年内能不能还清本金还是一个未知数，所以在2006年这笔利息仍然是负债。显然，这是一个“外交辞令”。这难免引发外界对真相的猜测：2006年郑煤机由国有独资改制为国有控股公司，焦承尧们要参股；而在2007年需要为上市造势，焦承尧们要套现。
值得一提的是，郑煤机上市中寻找的保荐机构是中信证券，有传闻称公司向时任中信证券投行部执行总经理谢风华直接贿赂6000万元。郑煤机上市前后，谢风华因参与另外一家上市公司作假，畏罪潜逃到了新西兰。
郑煤机的例子表明，国企搞坏了自不必说，国企搞好了，如果那是因为社会付出了不菲的代价，创造的财富过多地流向少数人那里，老百姓当然不会满意——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对于意欲营私者来说，那是亏有机会盈也有机会。
搞好国企的正道
国企要想让人民满意，应当做人民的“忠臣”。
对企业管理者来说，做人民的“忠臣”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对外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不是“损上益下”；对内要对员工负责，而不是“损下益上”。“忠臣”作为一种形象的说法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对“忠臣”的认识不应该低于古人。东汉思想家王充认为，使老百姓得好处，才是忠臣的主张。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要防止“佞人”欺上瞒下以营私。王充举了一个例子，季康子比周公旦富有，但是孔子的学生冉求还为季康子搜括财物，使他更富有。连季康子自己都被蒙在鼓里，不知道那是老百姓都反对的。孔子听说后，对冉求的行为非常气愤，号召学生声讨冉求。
对企业的直接监管者来说，做人民的“忠臣”需要将对国家负责与对老百姓负责结合起来。在今天，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是一致的。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最容易在基层被人们察觉，因此企业的直接监管者对上负责就应该表现为对群众的举报做出及时的回应。郑煤机在改制的过程中涉嫌偷梁换柱恶意低估资产等问题，从2010年的7月到11月，媒体的质疑一波未平又起一波，始终未见国有资产的真正代表(焦承尧除外)表态，直接监管者集体失语。这表面看来是上面不急下面急，实质则是强势者不急弱势者急，人为地给公众造成了社会正义之声不在的错觉。
必须看到，在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中，出现了一批善于与政策博奔的企业高管，由于监管的不到位、制度的漏洞等，内部人自肥的现象严重。容忍这种现象的存在而为眼前的政绩所陶醉，正是唐代思想家魏征所痛斥的伪忠臣行为。对监管者来说，要善于识别习惯于与政策博弈的企业高管的伪忠臣行为。应该形成一种信托责任追溯机制，无论企业高管此后有无建树，一旦发现了他们的这一行为，绝不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