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有个共同点，就是每天在镜子前，龇牙咧嘴挤压青春痘。
　　儿子现在的班级成立文学社，众同仁在冥思苦想给班刊命名时，盯着社长硕果累累的苞谷脸，豁然贯通，遂一致同意叫《青春痘》。社长即儿子，一任而已，其伟大使命莫非就是贡献脸上那张“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样板？
　　他老爸17岁时，引为己任的是作家使命感，社长交椅一坐好几年，几至坐穿。文学自是圣殿一般，班刊非“采贝”即“鼓浪”，满纸豪言壮语。脸上火力更足，未有“珊拉娜”洗痘水、敷痘霜之类济世良方，常常这瘤那瘤叠罗汉，冒冒尖尖，岌岌可危。至今太阳穴两旁还赫然留有遗迹，雨天可以存好几盅水哩。
　　我17岁时下了乡，水清风净滋润，缺鱼少肉没有油脂浪费在脸上。偶尔鼻尖眉头爆出一两颗信号弹，便忧心如焚，有男知青来串门，将刘海儿拉来拨去设法遮丑。就着油灯读名著，唱“外国民歌两首”，抄古今中外格言，写华丽动情的信。技痒时诌几行诗，随着手抄本四处乱飞，没有刊名，捞不到社长当，时时提心吊胆。
　　17岁，儿子不叠被不整理书桌，更不洗衣服和臭袜子，喊泡茶来饭盛好，鞋要自选衣要名牌，每月上一次發廊，整天问有什么好吃的，唯一自己动手的只有开冰箱和打电脑游戏。不过，长途旅行时他是家中的全劳力，因为老爹老妈的颈椎、腰椎、肩周关节遭岁月风化，儿子便手提肩扛，嘴里咬着自己的机票和身份证。同学中有“月薪周薪”的，儿子领“日薪”，从未超支，略有节余。压岁钱、奖金（提琴或作文比赛所得）或生日红包统统自觉上缴，尚无经济头脑不懂回扣。
　　他老爸17的上半岁紧锣密鼓地打拼，准备上中文系。屁股和膝头的补丁厚如烙饼，而且颜色迥异。海外频频寄来的进口布料、纯毛衣服，窝赃般地压在箱底发霉生蛀虫。他身任学生会副主席、团委书记、对敌斗争积极分子兼足球队长，该足球队转战全省没有失过一个球，遂去大连参加全国少年足球比赛度过17岁生日。下半岁碰上文化大革命，忙着写大字报、贴标语，早请示晚汇报。绘画学3个月，小提琴练半年，饭不会做衣服不会洗，直到两年后去插队。
　　我17岁体重只有42公斤，要挑50公斤的谷担，摸田、育秧、割稻，学一样哭一场。自留地里栽菜秧子，不长叶子只生虫，幸亏种番薯倒是光长叶子，便采来炒着吃。跟着《新华字典》每天学5个生字，翻英汉读物，背唐宋诗词，做大学梦。腋下夹一本禁书，到各知青点去投桃报李，换来各种意外的惊喜。衣裳、头发每日一洗，抽屉、衣箱纹丝不乱，学会用二两肉、一板豆腐、几棵芥菜做一桌佳肴。和伙伴过中秋节，然后佯醉，为了不必到结霜的小河边刷碗。
　　17岁的儿子崇拜贝克汉姆、谢霆锋和麦当劳。小时候口必称郑渊洁，从未仰视过老爸老妈，称班主任“凡姐”，直呼物理老师“阿弟”，上网聊天，打又臭又长的电话，时而卷着舌头说两句英语。从幼儿园开始，音乐小学、音乐中学、小提琴专业浸泡10年，一打开私房音响，还是张信哲和王菲。功课百忙之中，不忘见缝插针频频跟电视机对视，因近视已达750度，不肯戴眼镜。
　　17岁时，他老爸开始写小说，至今没得发表；再写诗，发表以后除了他的老娘将《诗刊》放在菜篮里向左邻右舍显宝外，似无追星女青年；改写寓言、随笔、科幻小说，书出得薄薄的，反响也是小小的。喜欢马雅可夫斯基、雷锋、贝多芬、郭小川，其中没有我。有心栽花无心插柳，而今所出版的书大多是数十万字一本的诗歌理论，这是后话。
　　17岁时，我梦想的是一斤膨体纱毛线，可以打件时髦的套衫；一柜满满大部头小说，最后是卷了边，发了黄，略有破损，这样的书才好看；梦想不用向队长赔笑脸，不必上大队部去送礼，也无须走县城找关系，忽然一纸通知书便腾云驾雾进了大学。猛听一声吆喝：“翻谷咯！”震醒过来，还在晒场边打盹。？
　　从未想过成为一名作家或诗人，更不懂得梦想当母亲。
　　咳，17岁！
　　（邱宝珊摘自《中国校园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