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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江西省音乐教育运动是国民政府时期极具代表性的音乐教育运动，在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影响下，于七七事变后发生了巨大转向，其机关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进行了组织机构改革，其活动由全面抗战前的偏重民众音乐教育及学校音乐教育转向为偏重抗战音乐宣传，最终由改造音乐、改造教育、改造社会转向为服务抗战。全面抗战时期江西省音乐教育运动的转向反映出抗战是这一时期的主旋律，音乐教育运动与抗战的深入契合有利于民族抗战的不断推进。
【关键词】音乐教育运动；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全面抗战；七七事变
国民政府成立后，不断完善其统治措施，除军事及政治控制外，社会文化的统制也成为其积极施政的方向。音乐作为文化的重要一极，受到国民党中央与地方的高度关注，并在国民党中央及地方政府主导下掀起了较有影响的音乐教育运动。1933年3月，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下文简称“音教会”）成立，是那一时期成立最早，延续时间最长，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省级音乐行政机关，它推动了地方音乐教育运动的发展，成为了音乐教育运动的一个标志。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急剧波动，七七事变后，日军开始轰炸南昌，随后音教会迁至吉安，在政治、教育与音乐的相互契合下，江西音乐教育运动不断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逐渐由改造音乐、改造教育、改造社会转向为服务抗战。
音教会成立于九一八事变之后，当时日本占领东北四省，但很快国民政府与之经过谈判维系了五年左右所谓“和平”时期。九一八事变对国内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社会掀起了巨大的反日风潮，另一方面，蒋介石却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加紧进攻各地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在此背景下，音乐教育运动产生发展起来，它从一开始便具有了与抗日相连的命运，但由于国民党统治重心的东南各省执行其对日妥协积极反共的政策，一定程度上又限制了音乐抗日的声势，更偏向于以音乐教育推进社会改造。因此，音教会将音乐教育运动目标制定为“除害”、“革故”及“创新”，进而“创制一种适合吾国国民性之新音乐”，起到“振发民族精神，涵养爱国思想”的作用，这一目标深刻反映了当时国内波橘云诡的政局。但至七七事变爆发，抗战全面打响，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国内各政治社会力量纷纷应对这一形势做出调整，努力担负抗战救亡的责任。音教会积极调整了音乐教育运动的目标，重新制定了音乐教育运动的内容，由“除害”、“革故”、“创新”转向偏重抗日宣传，“藉以激发民众抗战情绪”，顺应了时代潮流。[1]
一、内容上，由偏重民众音乐教育及学校音乐教育转向为偏重抗战音乐宣传
七七事变以前，音教会其活动的中心思想颇有艺术至上的气息，主要以艺术教育为基础。音教会主任委员为程懋筠，其为当时国内重要的音乐家，他的思想变化很能反映出音教会的活动轨迹，程懋筠认为音教会的核心职责应为“推行艺术教育”[2]，但是全面抗战的影响何其大，他亦认为“抗战期中，音乐教育更表现了激发志气，团结精神的力量”[3]。他的学生熊志成先生回忆了全面抗战前后其思想的变化：“如果以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界限，懋筠先生的音乐思想及创作态度有较为明显的变化。此前，无论其音乐思想抑或音乐创作、表演实践，或多或少有艺术至上及音乐文化的‘欧洲中心’思想的影响。此后，其思想与态度为之一变，面对仇寇而慷慨激昂，勇赴国难。”[4]师徒二人都深刻描述了全面抗战下音教会活动导向的转变。
思想指导活动，七七事变前音教会的主要工作集中在民众音乐和学校音乐两个方面。程懋筠提及全面抗战前音教会的主要工作，“溯自本会于民国二十二年三月成立，由鄙人主持以来，其工作分推行民众音乐教育及学校音乐教育两项，复于去年五月附设戏剧组”[5]，1936年其在总结过去设施时也是“分民众音乐及学校音乐两方面”[6]来叙述。按照程懋筠的总结，音教会具体的工作“以除害、革故、创新为目标，曾经审查各种旧剧，把淫猥迷信的删除或禁演，改良民众歌曲，改良平剧，视导学校音乐教学，出版音乐教育月刊，供给教材，组织管弦乐队，不时公开演奏，借以提高民众音乐程度”，因为这些活动音教会当时在国内被认为是重要的“文化机关”或“社教机关”。但在抗战全面爆发后，程懋筠提出“为了配合抗战与适应环境的需要，我们除了经常的工作外，同时设立了抗战歌咏团及抗敌剧团，兼做种种抗战宣传工作”[7]，工作重心迅速转移到组织和发展抗敌歌咏团和抗敌剧团，举行慰劳抗敌负伤将士音乐会等活动上，于是音教会在当时又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宣传团体”，后熊志成先生也认为“懋筠先生将‘音教会’的活动中心转为开展抗日救亡歌咏、戏剧活动”[8]。
诚然音教会的活动不会因为全面抗战的爆发而废除民众音乐教育及学校音乐教育，恰恰是将抗战音乐宣传融合进民众音乐教育及学校音乐当中，正如程懋筠所言“我们对于文化、社教、及宣传等，并不忽视，因为我们关于这三种工作已经做过，而且现在还继续在做”[9]，但是通过对七七事变前后音教会活动的考察，仍可以还原出其由偏重民众音乐教育及学校音乐教育转向为偏重抗战音乐宣传的趋势。
二、组织上，音教会进行机构改革以服从抗战需要
音教会在全面抗战前致力于旧乐的改造，1934年5月增设了戏剧组，“分话剧团及改良评剧班二种，经费每月八百元”，但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政费紧缩”[10]，因经费缩减，省务会议议决取消此部分经费，相应机构裁撤，“所有改良平剧班及话剧团业已解散”[11]。七七事变后，戏剧组等附设机构虽被裁撤，但因为抗战的需要，音教会组织了抗敌歌咏团等机构，从实现形式上加强音乐戏剧与抗战结合。
首先，组织各种抗敌歌咏团。在音教会参与领导下的抗敌歌咏团有音教会民众抗敌歌咏团，省会各机关，学校及小学教育界抗敌歌咏团等，制定了《江西省公私立各级学校教职员抗敌歌咏团组织办法》和《江西省会各机关公务人员抗敌歌咏团组织办法》等规章，规定教职员必须加入学校抗敌歌咏团，原则上各机关“应令公务人员加入本歌咏团”[12]，同时严格要求练习纪律，要求团员准时参加，不允许缺席或请假，并要求团员去街头或近郊歌唱以宣传抗日。音教会还编订了抗敌歌咏团教材，指导各种抗敌歌咏团练习，组织抗敌歌咏团合唱，仅“双十节”抗敌歌咏团分区合唱参与者计有三千余人[13]。 其次，组织抗敌剧团。音教会虽因经费不足裁撤了戏剧组，但是戏剧是最受民众欢迎的艺术形式，因此，要在民众中宣传抗战，戏剧是最好的一个载体。至1937年11月，音教会筹划组织抗敌剧团，“为谋在最短期内，造成歌剧及话剧人才，轮赴外县公演抗敌宣传戏剧”[14]，以达抗敌救亡之目的。至12月，抗敌剧团正式成立，并立即开始训练排练。抗敌剧团为之后的抗战宣传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在迁至吉安后，为服务抗战大局，音教会深化了机构改革，将委员会按照活动内容分为组训股、歌咏股、戏剧组、绘画股、演讲股、宣传股、交际股及事务组等股，这些下属部门更加注重抗战宣传工作，显示了机构改革服务抗战大局的方向。
三、成果上，契合抗战主题做出有益贡献
1939年，音教会编订了《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实施概况》[15]，其中对全面抗战以来抗战宣传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归纳总结，内容如下：
首先，音教会编选救亡歌曲集，收集了《抗敌先锋歌》，《军歌》，《前进》，《民族解放战歌》，《救国军歌》，《义勇军进行曲》，《民族战歌》，《战士出征歌》，《抗敌军歌》，《弔佟赵》，《锄奸谣》等十一首抗战救亡歌曲。救亡歌曲集是各抗敌歌咏团教材，同时又是全省各地抗日宣传的重要材料。同时，音教会还编制抗战歌曲及剧本。歌曲有《弔佟赵》，《锄奸谣》，《全靠俺自己》，《再牺牲，再前进》，《当兵曲》，《抵抗前进歌》，《全民抗战歌》，《西山人民自卫队队歌》，《去当兵》，《上前线去》，《收复失地立功名》，《杀尽鬼子称英豪》，《打铁歌》，《救国是我们大家的事》，《欢送勇士们》，《难民垦殖歌》等十六种，剧本及小曲有《后悔有迟》，《劝买救国公债小曲》，《欢送战士出征曲》，《骂汉奸十声》等四种。
其次，音教会组织抗敌歌咏团及歌咏协会。音教会训练各抗敌歌咏团歌唱抗战歌曲，每星期练习四次。音教会参加的各团体集会歌咏共三十余次，团结各歌咏团体及从事歌咏工作人员组织歌咏协会。
再次，音教会组织抗敌剧团，公演抗战话剧，襄助各剧团公演。音教会单独公演十七次，参加联合公演二十余次，赴各地巡回公演数次。参加省会及吉安各种集会游行与其他宣传工作，共计数十次。
另外，音教会还积极开展其它抗日救亡活动，其中包括赴后方医院二十余处进行慰劳负伤将士演出，审查各团体及学校编辑之抗战剧曲等。
通过以上所述全面抗战后音教会的诸成果反映了音教会在全民族抗战的大潮之中，积极运用音乐戏剧的力量，一面编制歌曲剧本，一面以歌咏公演等形式积极进行抗战宣传，深入城市、深入乡间、深入各机关、深入医院、深入学校，用音教会自身的抗战艺术热情教育和激励了民众，机关工作人员，抗战将士和学校师生。
四、结语
七七事变开启了伟大的中国人民全面抗击日本侵略的序章，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救亡图存。在这历史的节点，各种社会运动纷纷汇入抗战大潮，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适时进行了机构改革，将工作由全面抗战前的偏重民众音乐教育及学校音乐教育转向为偏重抗战音乐宣传。七七事变后的第四年，音教会仍坚持音乐抗战救国，并在《音乐教育战时续刊》中深情回顾江西省音乐教育运动的历史转向：
“同志们：
四年以前，
我们的血，和平地流，
Muse奏着Lyra，
在天上遨游，
你我循着那琴声，
为艺术而歌颂祈求。
今天呵！
战神擂着战鼓，
冲锋的号，震撼山丘，
你我的血，
快要爆裂；
你我的歌喉，
也变成怒吼。
干吧！
让我们的心，
整个地共鸣；
让我们的歌声，
激起每个灵魂；
还有我们的笔，
要同时描写，一致经营，
为了祖国的光荣胜利；
人类的永久和平！”[16]
七七事变前音乐教育运动的“为艺术而歌颂祈求”变为七七事变后的“怒吼”，深刻地体现出音乐教育运动自觉服务于抗战时代主题。正是全面抗战的进行，赋予了江西省音乐教育运动更深远的意义，正如音教会的灵魂人物程懋筠发出的灵魂之音：“用艺术的力量，来变现民族的精神，宣传抗战的胜利！”[17]
参考文献
[1]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实施概况.吉安：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1939：1.
[2]《本会的任务和工作》.音乐与戏剧，1940，（1）：28.
[3]《本会的任务和工作》.音乐与戏剧，1940，（1）：29.
[4]熊志成，熊小明.《程懋筠与“江西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引自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程懋筠的音乐人生》.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17.
[5]《本会各项工作办理之经过》.音乐教育，1936，1（4）：80.
[6]《本会过去现在及将来之设施》.音乐教育，1936，12（4）：35.
[7]《本会的任务和工作》.音乐与戏剧，1940，（1）：28.
[8]熊志成，熊小明.《程懋筠与“江西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引自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程懋筠的音乐人生》.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22.
[9]《本会的任务和工作》.音乐与戏剧，1940，（1）：28.
[10]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实施概况.吉安：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1939：1.
[11]《本会工作报告（九月份）》.音乐教育，1937，（5）：52.
[12]《江西省会各机关公务人员抗敌歌咏团组织办法》.音乐教育，1937，（5）：119.
[13]《本会工作报告（十月份）》.音乐教育，1937，（5）：72.
[14]《本会工作报告（十一月份）》.音乐教育，1937，（5）：100.
[15]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实施概况.吉安：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1939：2-5.
[16]《<序曲>——<音乐教育战时续刊>代发刊词》，转引自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程懋筠的音乐人生》，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247.
[17]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实施概况.吉安：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1939：12.
【关键词】音乐教育运动；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全面抗战；七七事变
国民政府成立后，不断完善其统治措施，除军事及政治控制外，社会文化的统制也成为其积极施政的方向。音乐作为文化的重要一极，受到国民党中央与地方的高度关注，并在国民党中央及地方政府主导下掀起了较有影响的音乐教育运动。1933年3月，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下文简称“音教会”）成立，是那一时期成立最早，延续时间最长，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省级音乐行政机关，它推动了地方音乐教育运动的发展，成为了音乐教育运动的一个标志。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急剧波动，七七事变后，日军开始轰炸南昌，随后音教会迁至吉安，在政治、教育与音乐的相互契合下，江西音乐教育运动不断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逐渐由改造音乐、改造教育、改造社会转向为服务抗战。
音教会成立于九一八事变之后，当时日本占领东北四省，但很快国民政府与之经过谈判维系了五年左右所谓“和平”时期。九一八事变对国内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社会掀起了巨大的反日风潮，另一方面，蒋介石却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加紧进攻各地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在此背景下，音乐教育运动产生发展起来，它从一开始便具有了与抗日相连的命运，但由于国民党统治重心的东南各省执行其对日妥协积极反共的政策，一定程度上又限制了音乐抗日的声势，更偏向于以音乐教育推进社会改造。因此，音教会将音乐教育运动目标制定为“除害”、“革故”及“创新”，进而“创制一种适合吾国国民性之新音乐”，起到“振发民族精神，涵养爱国思想”的作用，这一目标深刻反映了当时国内波橘云诡的政局。但至七七事变爆发，抗战全面打响，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国内各政治社会力量纷纷应对这一形势做出调整，努力担负抗战救亡的责任。音教会积极调整了音乐教育运动的目标，重新制定了音乐教育运动的内容，由“除害”、“革故”、“创新”转向偏重抗日宣传，“藉以激发民众抗战情绪”，顺应了时代潮流。[1]
一、内容上，由偏重民众音乐教育及学校音乐教育转向为偏重抗战音乐宣传
七七事变以前，音教会其活动的中心思想颇有艺术至上的气息，主要以艺术教育为基础。音教会主任委员为程懋筠，其为当时国内重要的音乐家，他的思想变化很能反映出音教会的活动轨迹，程懋筠认为音教会的核心职责应为“推行艺术教育”[2]，但是全面抗战的影响何其大，他亦认为“抗战期中，音乐教育更表现了激发志气，团结精神的力量”[3]。他的学生熊志成先生回忆了全面抗战前后其思想的变化：“如果以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界限，懋筠先生的音乐思想及创作态度有较为明显的变化。此前，无论其音乐思想抑或音乐创作、表演实践，或多或少有艺术至上及音乐文化的‘欧洲中心’思想的影响。此后，其思想与态度为之一变，面对仇寇而慷慨激昂，勇赴国难。”[4]师徒二人都深刻描述了全面抗战下音教会活动导向的转变。
思想指导活动，七七事变前音教会的主要工作集中在民众音乐和学校音乐两个方面。程懋筠提及全面抗战前音教会的主要工作，“溯自本会于民国二十二年三月成立，由鄙人主持以来，其工作分推行民众音乐教育及学校音乐教育两项，复于去年五月附设戏剧组”[5]，1936年其在总结过去设施时也是“分民众音乐及学校音乐两方面”[6]来叙述。按照程懋筠的总结，音教会具体的工作“以除害、革故、创新为目标，曾经审查各种旧剧，把淫猥迷信的删除或禁演，改良民众歌曲，改良平剧，视导学校音乐教学，出版音乐教育月刊，供给教材，组织管弦乐队，不时公开演奏，借以提高民众音乐程度”，因为这些活动音教会当时在国内被认为是重要的“文化机关”或“社教机关”。但在抗战全面爆发后，程懋筠提出“为了配合抗战与适应环境的需要，我们除了经常的工作外，同时设立了抗战歌咏团及抗敌剧团，兼做种种抗战宣传工作”[7]，工作重心迅速转移到组织和发展抗敌歌咏团和抗敌剧团，举行慰劳抗敌负伤将士音乐会等活动上，于是音教会在当时又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宣传团体”，后熊志成先生也认为“懋筠先生将‘音教会’的活动中心转为开展抗日救亡歌咏、戏剧活动”[8]。
诚然音教会的活动不会因为全面抗战的爆发而废除民众音乐教育及学校音乐教育，恰恰是将抗战音乐宣传融合进民众音乐教育及学校音乐当中，正如程懋筠所言“我们对于文化、社教、及宣传等，并不忽视，因为我们关于这三种工作已经做过，而且现在还继续在做”[9]，但是通过对七七事变前后音教会活动的考察，仍可以还原出其由偏重民众音乐教育及学校音乐教育转向为偏重抗战音乐宣传的趋势。
二、组织上，音教会进行机构改革以服从抗战需要
音教会在全面抗战前致力于旧乐的改造，1934年5月增设了戏剧组，“分话剧团及改良评剧班二种，经费每月八百元”，但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政费紧缩”[10]，因经费缩减，省务会议议决取消此部分经费，相应机构裁撤，“所有改良平剧班及话剧团业已解散”[11]。七七事变后，戏剧组等附设机构虽被裁撤，但因为抗战的需要，音教会组织了抗敌歌咏团等机构，从实现形式上加强音乐戏剧与抗战结合。
首先，组织各种抗敌歌咏团。在音教会参与领导下的抗敌歌咏团有音教会民众抗敌歌咏团，省会各机关，学校及小学教育界抗敌歌咏团等，制定了《江西省公私立各级学校教职员抗敌歌咏团组织办法》和《江西省会各机关公务人员抗敌歌咏团组织办法》等规章，规定教职员必须加入学校抗敌歌咏团，原则上各机关“应令公务人员加入本歌咏团”[12]，同时严格要求练习纪律，要求团员准时参加，不允许缺席或请假，并要求团员去街头或近郊歌唱以宣传抗日。音教会还编订了抗敌歌咏团教材，指导各种抗敌歌咏团练习，组织抗敌歌咏团合唱，仅“双十节”抗敌歌咏团分区合唱参与者计有三千余人[13]。 其次，组织抗敌剧团。音教会虽因经费不足裁撤了戏剧组，但是戏剧是最受民众欢迎的艺术形式，因此，要在民众中宣传抗战，戏剧是最好的一个载体。至1937年11月，音教会筹划组织抗敌剧团，“为谋在最短期内，造成歌剧及话剧人才，轮赴外县公演抗敌宣传戏剧”[14]，以达抗敌救亡之目的。至12月，抗敌剧团正式成立，并立即开始训练排练。抗敌剧团为之后的抗战宣传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在迁至吉安后，为服务抗战大局，音教会深化了机构改革，将委员会按照活动内容分为组训股、歌咏股、戏剧组、绘画股、演讲股、宣传股、交际股及事务组等股，这些下属部门更加注重抗战宣传工作，显示了机构改革服务抗战大局的方向。
三、成果上，契合抗战主题做出有益贡献
1939年，音教会编订了《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实施概况》[15]，其中对全面抗战以来抗战宣传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归纳总结，内容如下：
首先，音教会编选救亡歌曲集，收集了《抗敌先锋歌》，《军歌》，《前进》，《民族解放战歌》，《救国军歌》，《义勇军进行曲》，《民族战歌》，《战士出征歌》，《抗敌军歌》，《弔佟赵》，《锄奸谣》等十一首抗战救亡歌曲。救亡歌曲集是各抗敌歌咏团教材，同时又是全省各地抗日宣传的重要材料。同时，音教会还编制抗战歌曲及剧本。歌曲有《弔佟赵》，《锄奸谣》，《全靠俺自己》，《再牺牲，再前进》，《当兵曲》，《抵抗前进歌》，《全民抗战歌》，《西山人民自卫队队歌》，《去当兵》，《上前线去》，《收复失地立功名》，《杀尽鬼子称英豪》，《打铁歌》，《救国是我们大家的事》，《欢送勇士们》，《难民垦殖歌》等十六种，剧本及小曲有《后悔有迟》，《劝买救国公债小曲》，《欢送战士出征曲》，《骂汉奸十声》等四种。
其次，音教会组织抗敌歌咏团及歌咏协会。音教会训练各抗敌歌咏团歌唱抗战歌曲，每星期练习四次。音教会参加的各团体集会歌咏共三十余次，团结各歌咏团体及从事歌咏工作人员组织歌咏协会。
再次，音教会组织抗敌剧团，公演抗战话剧，襄助各剧团公演。音教会单独公演十七次，参加联合公演二十余次，赴各地巡回公演数次。参加省会及吉安各种集会游行与其他宣传工作，共计数十次。
另外，音教会还积极开展其它抗日救亡活动，其中包括赴后方医院二十余处进行慰劳负伤将士演出，审查各团体及学校编辑之抗战剧曲等。
通过以上所述全面抗战后音教会的诸成果反映了音教会在全民族抗战的大潮之中，积极运用音乐戏剧的力量，一面编制歌曲剧本，一面以歌咏公演等形式积极进行抗战宣传，深入城市、深入乡间、深入各机关、深入医院、深入学校，用音教会自身的抗战艺术热情教育和激励了民众，机关工作人员，抗战将士和学校师生。
四、结语
七七事变开启了伟大的中国人民全面抗击日本侵略的序章，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救亡图存。在这历史的节点，各种社会运动纷纷汇入抗战大潮，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适时进行了机构改革，将工作由全面抗战前的偏重民众音乐教育及学校音乐教育转向为偏重抗战音乐宣传。七七事变后的第四年，音教会仍坚持音乐抗战救国，并在《音乐教育战时续刊》中深情回顾江西省音乐教育运动的历史转向：
“同志们：
四年以前，
我们的血，和平地流，
Muse奏着Lyra，
在天上遨游，
你我循着那琴声，
为艺术而歌颂祈求。
今天呵！
战神擂着战鼓，
冲锋的号，震撼山丘，
你我的血，
快要爆裂；
你我的歌喉，
也变成怒吼。
干吧！
让我们的心，
整个地共鸣；
让我们的歌声，
激起每个灵魂；
还有我们的笔，
要同时描写，一致经营，
为了祖国的光荣胜利；
人类的永久和平！”[16]
七七事变前音乐教育运动的“为艺术而歌颂祈求”变为七七事变后的“怒吼”，深刻地体现出音乐教育运动自觉服务于抗战时代主题。正是全面抗战的进行，赋予了江西省音乐教育运动更深远的意义，正如音教会的灵魂人物程懋筠发出的灵魂之音：“用艺术的力量，来变现民族的精神，宣传抗战的胜利！”[17]
参考文献
[1]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实施概况.吉安：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1939：1.
[2]《本会的任务和工作》.音乐与戏剧，1940，（1）：28.
[3]《本会的任务和工作》.音乐与戏剧，1940，（1）：29.
[4]熊志成，熊小明.《程懋筠与“江西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引自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程懋筠的音乐人生》.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17.
[5]《本会各项工作办理之经过》.音乐教育，1936，1（4）：80.
[6]《本会过去现在及将来之设施》.音乐教育，1936，12（4）：35.
[7]《本会的任务和工作》.音乐与戏剧，1940，（1）：28.
[8]熊志成，熊小明.《程懋筠与“江西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引自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程懋筠的音乐人生》.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22.
[9]《本会的任务和工作》.音乐与戏剧，1940，（1）：28.
[10]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实施概况.吉安：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1939：1.
[11]《本会工作报告（九月份）》.音乐教育，1937，（5）：52.
[12]《江西省会各机关公务人员抗敌歌咏团组织办法》.音乐教育，1937，（5）：119.
[13]《本会工作报告（十月份）》.音乐教育，1937，（5）：72.
[14]《本会工作报告（十一月份）》.音乐教育，1937，（5）：100.
[15]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实施概况.吉安：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1939：2-5.
[16]《<序曲>——<音乐教育战时续刊>代发刊词》，转引自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程懋筠的音乐人生》，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247.
[17]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实施概况.吉安：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193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