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26日至11月8日，应美国青年政治领袖理事会之邀，我随一个中国代表团到美国交流了半个月。在美方安排下，我们除在华盛顿特区停留四天外，还访问了密歇根州首府兰辛市和老工业城市底特律，以及俄勒冈州第一大城市波特兰和它的三个卫星城，参加了50多场活动，与政、商、学、民各界100多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交流。尽管我们接触更多的可能是偏民主党的人士，但仍是一次全面触摸美国社会各阶层脉动的重要机会，感受到这个超级大国正在经历的“阵痛”与变革。

看到了地方经济的局部衰败

　　底特律是美国老牌工业城市衰落的缩影，也是美国“铁锈带”上生锈最严重的一颗螺钉。这里的艺术博物馆和市中心的高楼大厦特别是通用汽车总部提醒我们，这里曾是美国工业时代的第五大都会。底特律的街道并不像我们预想的那样破败，相反市容还比较干净，但在这里我们仍感受到人迹稀少的冷清，甚至有一丝阴森。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底特律难以抵挡外部世界的挑战，强大的工会组织是他们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底特律在最繁荣时曾有200万居民，现在只剩下80万，大量白人精英逃离了这座城市。
　　在福特博物馆，我们看到了美国的汽车工业发展史，看到了爱迪生和福特的一段师徒忘年交，这两个人并称美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之父”。20世纪是汽车的世纪，美国引领的汽车产业成为这个国家工业的重要骨架，如今这个骨架正在坍塌。在美国，当一个行业遭遇技术升级瓶颈以至于难以获得超额利润，工会就是这个行业走向没落的梦魇，我预感美国下一个遭遇危机的制造业巨头会是波音。
　　其实除了底特律，走向衰败的有不少传统工业城市，比如匹兹堡（近年发展绿色经济有了些起色），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包括费城。特朗普想把制造业重新拉回美国，显然这很困难。在华盛顿，美国玩具商协会主席告诉我们，至少玩具制造业是肯定回不到美国的。所以美国只有一条出路，不断进行颠覆性创新和金融化，只有高技术和金融才能筑起高壁垒、获得高利润，而高利润如果不匹配强有力的国家再分配，只能加剧社会的极化。
　　一位黑人投资家告诉我们，他们试图复兴底特律，但充满挑战。我问他美国是否有什么城市正在兴起，他说现在的美国除了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这样的超大城市还在发展外，新兴城市主要是德州的达拉斯、奥斯汀和休斯敦，以及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和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这些城市代表了美国的未来。据我所知，这些城市基本都在“阳光地带”上，亚特兰大有世界最繁忙的机场，休斯敦是美国的航天产业基地，达拉斯的金融正在快速崛起，而它们都是共和党的票仓。

很多普通人缺乏安全感

　　由于缺乏国家和家庭提供的安全网，美国人民对失业充满巨大恐惧。美国的私人教育和私人医疗制度存在很大问题。我们访谈所及，不少人都提到美国的私人教育非常昂贵，只服务于少数精英，而公共教育系统正在溃败，无法满足普通民众的需求。奥巴马医保改革法案在美国引发巨大争议，特朗普推翻了其中部分内容，因为中上等的中产阶级认为这个医保法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另一方面，美国的私人医疗却只有富人才享受得起，穷人没有医疗保险基本看不起病。美国的基础设施也确实老化严重，我们在底特律和波特兰住的酒店电梯破旧，要搁在中国早被当作故障梯了。
　　在各种访谈中，我感受到美国年轻人对现状的普通不满，他们认为已经很难通过个人奋斗来改变命运，阶层流动的“美国梦”渐行渐远，年轻人也就成为支持民粹主义和美国式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这从2016年大学生对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桑德斯的拥护可见一斑。而他们的这种心态与我们惯常理解的那个年轻、生机勃勃的美国相差甚远。
　　不过，我们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和华盛顿州之间的俄勒冈州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氛围，这里看上去欣欣向荣，然而拥有400万人口的俄勒冈在联邦只有7张选举人票。比弗顿是波特兰的一座卫星城，人口不到10万，充满生机和活力，耐克公司的总部就设在这里，英特尔在俄勒冈则有6座制造工厂。
　　在比弗顿，我们拜访了一个生产感应器的企业，它起初由一对夫妇创办，后来将一多半股份卖给11名关键员工，现已拥有雇员110人。男老板原来是位中学物理教师，他告诉我们，厂房是从耐克公司手里买下的，他只管技术，销售全部外包给经销商。我向他提起中美贸易战，他对细节不太了解，但告诉我们其最大海外客户是中国和俄罗斯，业务好像受到了提高关税的影响。他带着我们参观了工厂的各个角落。严格来说，这不是制造车间，主要从事的是设计和测试工作，所有生产环节都在中国完成。这座工厂是美国数以千万计中小企业的一个缩影，拥有创新活力，在某个具体领域内是“隐形冠军”，却因为高度融入全球化，生产环节已全部转移到海外。
　　陪同我们参观的工厂公关总监告诉我，两周以前，纽约州联邦参议员查尔斯·舒默刚刚来他们工厂访问过，舒默非常关心美国制造业的生存状况，正是此人在2003年一手挑起了人民币汇率争端。公关总监也自豪地说，2008年奥巴马在民主党初选期间也曾到访他们的工厂，还为他们签名留念。
　　俄勒冈州没有消费税，在美国这样的州只有五个，都是小州，而美国联邦制的特点之一是各州都有独立财权。俄勒冈的税收主要来自不动产税，也就高度依靠全州的经济活力，因为只有经济繁荣，富人才能容忍被征收相对较高的不动产税并愿意居住于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设消费税实际上是对穷人进行补贴，因为消费税的征收对象主要是普通民众。

多元社会的活力与衰颓

　　在波特兰附近的一座卫星城，坐落着俄勒冈理工学院，这是一所致力于培养高等技术工人的大学，学生毕业后最主要的雇主就是波音和英特尔。校方带着我们参观时，特意提醒我们注意，这里的卫生間不仅分男女，还有“第三性别”的。副校长女士向我们解释说，第三性别卫生间是在三年前设立的，目的是体现对“多元文明”的尊重，而这种“多元文明”意识正是民主党价值所倡导的。但在我看来，民主党滥用文化多元主义价值将进一步使美国陷入“价值混乱”。 　　目前在美国，越来越多的有色人种参与到政治中成为活动家，这在国会众议院表现得特别明显，白人则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商业群体和非政府组织内。我有一个感觉：这些积极参政的人群中有很多可能是社会上的失败者，他们需要通过参与政治影响公共政策而不是通过个人奋斗来改变命运，而这或许正是导致美国政治质量下降的原因之一。
　　商业和农民群体是共和党基本盘上最重要的两块，尽管诉求不尽相同，却都以白人为主。美国农民是共和党的主要支持者。据波特兰负责接待我们的女士说，美国农民喜欢更少的税收，反感政府干预，城市居民则希望得到更多的政府支持和帮助，所以后者更倾向于民主党。即便在俄勒冈州这样的“深蓝州”，农民也都是共和党的铁杆支持者。民主党则成为有色人种、女性和互联网行业、体育演艺界精英的大本营，并且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获得广泛支持。底特律和波特兰的人口结构刚好反过来，前者80%是黑人，后者80%是白人。美国的两党政治越来越以种族划线，战略家亨廷顿准确预言了这一趋势。
　　多样化在美国加剧了社会撕裂，美国传统价值在应对社会撕裂方面显得十分苍白无力，人们在同性恋婚姻、枪支管控、税收和福利体系、移民和种族等问题上的尖锐分歧、水火不容都暴露出一个美国超级实力所赖以存在的强大社会共识基础正逐渐远去。
　　社会共识的坍塌和社会极化的日趋严重导致的直接政治后果就是选民情绪更加焦躁和情绪化，两党的政治斗争更加尖锐，政治人物就可以通过蛊惑人心的宣传和剑走偏锋的营销策略，捞取个人私利，甚至牺牲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社区和专业的力量

　　社区图书馆是美国基层教育和文化力量的象征。几年前，我在纽约州小城伊萨卡的社区图书馆曾经感受到这种力量，我的孩子是那里的常客。而在波特兰市的中心图书馆，我们与负责人结束座谈时，刚好赶上那里开馆，鱼贯而入的居然是一大批流浪汉。他们有的带着超大行李包，有的背着折叠帐篷，有人甚至牵着宠物狗，这让我们很感震惊。管理员告诉我们，图书馆是公共空间，他们不会禁止流浪汉进入，因为这里条件比较好，且全天开放，因此很受流浪汉的欢迎，但是他们会要求流浪汉遵守图书馆的规则。我非常好奇，一身邋遢的流浪汉是怎样与作为文化象征的图书馆相得益彰和谐共生的。

　　流浪汉是美国社会的一大顽疾。美国西海岸气候宜人，露宿街头的流浪汉越来越多，越繁华的城市流浪汉越多，如何安置他们成为令美国各级政府头疼的难题。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指出，社团是美国的力量源泉，美国结社的能力是这个国家能否保持自治的关键。在波特兰，我们会见了多个非政府组织负责人，这些社团有的致力于为穷人提供廉价房，有的专注于提高少年儿童的阅读能力。他们告诉我们，美国社团组织高度发达的重要原因是因为联邦政府会对捐赠实施减税，从而鼓励了大量资金流向社会组织。从此意义上讲，美国的社团组织很大一部分是政府靠税收减免来买单的，这种方式鼓励了美国社会的道德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感。俄勒冈州的非政府组织尤其发达，世界上最大的慈善机构之一国际美慈组织总部就设在波特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在波特兰随处可见流浪汉，他们与世界最大的慈善组织共同存在于此。
　　我们在密歇根州首府兰辛见到的该州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雷盖特·麦克考马克——一位白人女性，此人气质端庄优雅，面对各种刁钻的提问从容不迫、反应敏捷，对涉及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的问题决然保持中立，不对党派政治发表任何意见，而遇到专业和技术问题则侃侃而谈。这位首席大法官告诉我们，密歇根州最高法院的七位大法官都由民选产生。我问她“如何确保民选法官的专业性”，她坦承这种法官遴选方式确实存在问题，因为这意味着竞选人会将过多精力投入到竞选中，专业性就会被牺牲掉一些，法官可能会越来越像政治家而不是专业人士，而且很多民众并不知道选票上法官候选人的名字。但是，密歇根州仍然通过另外的制度设计努力保证法官的专业性，大法官虽不是终身制，但其竞选一生只有一次，一旦成功当选，就可以排除选民干扰，任职到70岁退休。
　　在全美高度政治化的背景下，这个国家仍然有这么一个精英群体，超然于党派之争和社会歧见，以高度的专业水准来捍卫法治精神的庄严。在美国的大众选举、言论自由以及社区自治等诸多核心制度都在遭遇困境的背景下，司法独立制度及相关精英群体构成捍衛这个国家政治体系的最后屏障。
　　通过这次走访，我深切感受到美国社会正在遭遇一个多世纪前“镀金时代”以来最大的阵痛，但美国的精英们似乎还没有完全找到医治“痛苦”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