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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翻译的作品中也有少数阅读起来并无隔膜和障碍的，澳大利亚作家泰格特的《窗》当属此列。这篇小说以其精练的笔触、精彩的结尾和丰富的意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小说通过描写同病房的两位重病人之间的故事，表现了美与丑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灵，体现了极其深刻的扬善贬恶的道德力量。《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世界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学生对语文材料的感受和理解又往往是多元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多元”的客观存在，才有学生提出这样的问题：“怎么就惩恶扬善了呀，不是好人死了，坏人得意了么？”对于这样一个“多元”的问题，倒是可以作出如下解答：“惩恶扬善”指的是道德的褒贬力量，并非给恶人判刑、给好人发奖章的具体行为。况且一个人死了并不意味着失败，一个人活着并不意味着成功。那不靠窗的病人，他活着，他如愿以偿，得到了靠窗的位置，就真的如愿以偿了么？第一，他没有看到窗外美景。可以说窗外根本没有美景，他只是白费心机；也可以说由于他心胸狭隘，所以他永远看不到美丽的风景，永远达不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第二，他同靠窗的病人一样已经病重，随时都可能死亡，在他剩下的时间里等待他的是什么？即使没有良心不安和自我悔恨，也只有死一般的沉寂，因为善良的靠窗病人已经因为他的见死不救而死亡。这难道不是“惩恶扬善”？
但是，善恶在《窗》中其实并非泾渭分明。首先，从“躺着的那位病人津津有味地听着这一切。这个时刻的每一分钟对他来说都是一种享受”来看，如果说“靠窗口的病人”所编造的生动优美的窗外之景是他自身美好心灵的写照，那“不靠窗口的病人”的心灵也有对美的向往。区别在于，前者能用眼睛观赏（或发挥想象）和语言描述，后者依靠倾听去想象和欣赏。其实，他们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其次，“不靠窗口的病人”刚产生“为什么偏偏是挨着窗户的那个人，能有幸观赏到窗外的一切？为什么自己不应得到这种机会呢”这个想法时，“他为自己会有这种想法而感到惭愧，竭力不再这么想”。由此可见，“不靠窗口的病人”起初也是善的，只是因产生嫉妒而最终导致丧失本性，发展成不可救药的冷酷无情的见死不救，亦即恶。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嫉妒“的解释是：“对才能、名誉、地位或境遇等比自己好的人心怀怨恨。”莎士比亚说：“您要留心嫉妒啊，那是一个绿眼的妖魔！”
嫉妒心确实是可怕的，但在生活中它却普遍存在，尤其在同一领域里各方面条件相差不多的人群里出现较多。我想大部分的读者可能在《窗》里这位“不靠窗口的病人”这面镜子中会看见自己的影子。读者读到：“但是，另一位病人却纹丝不动地看着。”心里不禁骇然，原来嫉妒有如此“邪恶”的力量。但找到自己影子的读者都是“恶”的化身吗？显然不能这么下结论。也许“不靠窗口的病人”除了本身身体的疾病，还患上了另一种叫做“嫉妒”的心理疾病，并且免疫力太低，一旦患病就已不治。他也是个可怜且可悲的人。小说的结尾是他必然的结局：“他看到的只是光秃秃的一堵墙。”每次都有教师鼓励学生发挥想象力，给小说的结尾续写一段情节。其实这是毫无必要的。因为，小说结尾已有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它以极为凝练的一句话使文章戛然而止，言有尽而意无穷，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留给读者无限回味深思的空间。那么，明知狗尾续貂而为之，还是不为为妙。如果真要写的话，倒是可以写写当“不靠窗口的病人”刚刚产生嫉妒心理的时候，假设我们是他的朋友，知道了他的想法，我们会怎样帮助他克服“嫉妒”，重回正常的心理轨道，而不至于因一时执念而堕入罪恶的深渊。这样的续写或许更能深入人性和人心，也比前者更容易出彩。
如果说《窗》这篇小说是在探讨人性的善恶，那么，关键就在于“不靠窗口的病人”其实起初并非大奸大恶，而是一种普通人都可能有的恶。正因如此，明辨善恶其实也许并不困难，而如果能明白“‘恶’是怎样炼成的”对读者来说可能更有意义，更有观照内心的警醒力量。
小说中“不靠窗口的病人”正是缺乏自省的力量和自我治愈的能力才最终丧失人性，因此，他虽然活着，却可怜可悲而且痛苦。但是，那位“靠窗口的病人”虽然拥有美好的心灵和积极乐观的心态，“以一种纯正的心绪观照到了人间流溢着生命力的真美”，尔后告别了人世，却终究死于一个自己费尽心力为其解除痛苦的病友的见死不救，多少还是让人唏嘘遗憾。他能避免这一死吗？
最近已经有人提出“过分的善良其实也是招致不幸的源头”这样“特立”的观点。其实“人性”二字原本复杂，很难说透。这样的观点未必没有合理之处。联系前段时间社会新闻中一则不起眼的消息：一个刚刚走入社会的大学生杀害了另一位非常熟识的同学，仅仅因为那个同学总是吃完饭抢着付账。那个同学总是邀他吃饭，在倾听完他的平凡和不如意之后总叙述自己得意的工作经历，吃完饭总是以自己经济宽裕为由抢着付账。这样一种“善良”难道没有给别人带来不快吗？当然，杀人是非常极端的方式，但善良的他如果料到这样的结局，是否应该换种方式“善良”或者点到即止地“善良”？小说《窗》中“靠窗口的病人”的病情已经到了“不允许他们做任何事情借以消遣”的地步，“既不能读书阅报，也不能听收音机、看电视……”其实，与这些娱乐消遣比起来，“说话”不见得就轻松许多，话说得多了，也是件耗神的事。在此种情况下，仅仅聊些各自的妻小和工作生活或许可以打发时间，增进友谊。但费劲地去想象窗外美景（“渐渐地，每天的这两个小时，几乎就成了他和同伴生活的全部内容了。”可见并非一次两次偶尔为之，而是“每天两小时”如此频繁耗时！）并用心描述，这样的举动，如果说是善意的话，我想的确可称之为“过分的善良”。如果他能注意到有一天那位“不靠窗口病人”在聆听他描述的时候有了异样，不再兴致勃勃而是显得阴郁焦躁，如果他能想到在这样一个共同的狭小空间里，两个病情差不多严重的病人之间极容易因共同的痛苦而惺惺相惜，增进感情，也极容易因一扇只有一个人可以看风景的窗而滋生“嫉妒”，他可能会选择一种更好的方式去“善良”。我欲将之称为“审慎的善良”。这样说，可能有些庸俗的实用主义，但面对人生观尚未完全形成的中学生，教学者和教育者应该让学生明白，真正的人性绝不是善恶分明。自古不就有孟子的“人之初，性本善”和荀子的“人之初，性本恶。其善者，伪也”之争吗？
如果说泰格特小说《窗》与黄飞的《甜甜的泥土》有可比性的话，后者的善恶可能是分明的，“过去的妈妈”对儿子的至爱亲情，学校老师、传达室老头对小亮的爱心都是“善”的代表。而善于打扮邀宠的“现在的妈妈”（“现在的妈妈扬起细眉在爸爸的耳边嘀咕什么”）与不明事理的爸爸（“抓起一根柴棍，气势汹汹地向他走来”）则是“恶”的代表。小说用这样泾渭分明的善恶对比，表达了离异家庭孩子渴望得到母爱的强烈愿望，从而呼唤宽广厚实如大地般的至爱。但《窗》显然并不是。那扇“窗”已经不是一扇简单的窗，它已经成为我们窥视灵魂、认识人（包括自己）的复杂内心世界的暸望台。除了学生的感受和理解，作品本身的多元性，也决定了我们应有多元的视角。
回到先前那个学生提问：“怎么就惩恶扬善了呀，不是好人死了，坏人得意了么？”他的老师转述时说，我的学生很给面子，没在课堂上提出这样的疑问，而是在课后和老师交流。其实，那个学生如果在课堂上问了，对老师来说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那样，“多元”就将以真实的面目呈现于语文课堂，而不是流于形式的一句口号。
小说通过描写同病房的两位重病人之间的故事，表现了美与丑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灵，体现了极其深刻的扬善贬恶的道德力量。《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世界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学生对语文材料的感受和理解又往往是多元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多元”的客观存在，才有学生提出这样的问题：“怎么就惩恶扬善了呀，不是好人死了，坏人得意了么？”对于这样一个“多元”的问题，倒是可以作出如下解答：“惩恶扬善”指的是道德的褒贬力量，并非给恶人判刑、给好人发奖章的具体行为。况且一个人死了并不意味着失败，一个人活着并不意味着成功。那不靠窗的病人，他活着，他如愿以偿，得到了靠窗的位置，就真的如愿以偿了么？第一，他没有看到窗外美景。可以说窗外根本没有美景，他只是白费心机；也可以说由于他心胸狭隘，所以他永远看不到美丽的风景，永远达不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第二，他同靠窗的病人一样已经病重，随时都可能死亡，在他剩下的时间里等待他的是什么？即使没有良心不安和自我悔恨，也只有死一般的沉寂，因为善良的靠窗病人已经因为他的见死不救而死亡。这难道不是“惩恶扬善”？
但是，善恶在《窗》中其实并非泾渭分明。首先，从“躺着的那位病人津津有味地听着这一切。这个时刻的每一分钟对他来说都是一种享受”来看，如果说“靠窗口的病人”所编造的生动优美的窗外之景是他自身美好心灵的写照，那“不靠窗口的病人”的心灵也有对美的向往。区别在于，前者能用眼睛观赏（或发挥想象）和语言描述，后者依靠倾听去想象和欣赏。其实，他们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其次，“不靠窗口的病人”刚产生“为什么偏偏是挨着窗户的那个人，能有幸观赏到窗外的一切？为什么自己不应得到这种机会呢”这个想法时，“他为自己会有这种想法而感到惭愧，竭力不再这么想”。由此可见，“不靠窗口的病人”起初也是善的，只是因产生嫉妒而最终导致丧失本性，发展成不可救药的冷酷无情的见死不救，亦即恶。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嫉妒“的解释是：“对才能、名誉、地位或境遇等比自己好的人心怀怨恨。”莎士比亚说：“您要留心嫉妒啊，那是一个绿眼的妖魔！”
嫉妒心确实是可怕的，但在生活中它却普遍存在，尤其在同一领域里各方面条件相差不多的人群里出现较多。我想大部分的读者可能在《窗》里这位“不靠窗口的病人”这面镜子中会看见自己的影子。读者读到：“但是，另一位病人却纹丝不动地看着。”心里不禁骇然，原来嫉妒有如此“邪恶”的力量。但找到自己影子的读者都是“恶”的化身吗？显然不能这么下结论。也许“不靠窗口的病人”除了本身身体的疾病，还患上了另一种叫做“嫉妒”的心理疾病，并且免疫力太低，一旦患病就已不治。他也是个可怜且可悲的人。小说的结尾是他必然的结局：“他看到的只是光秃秃的一堵墙。”每次都有教师鼓励学生发挥想象力，给小说的结尾续写一段情节。其实这是毫无必要的。因为，小说结尾已有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它以极为凝练的一句话使文章戛然而止，言有尽而意无穷，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留给读者无限回味深思的空间。那么，明知狗尾续貂而为之，还是不为为妙。如果真要写的话，倒是可以写写当“不靠窗口的病人”刚刚产生嫉妒心理的时候，假设我们是他的朋友，知道了他的想法，我们会怎样帮助他克服“嫉妒”，重回正常的心理轨道，而不至于因一时执念而堕入罪恶的深渊。这样的续写或许更能深入人性和人心，也比前者更容易出彩。
如果说《窗》这篇小说是在探讨人性的善恶，那么，关键就在于“不靠窗口的病人”其实起初并非大奸大恶，而是一种普通人都可能有的恶。正因如此，明辨善恶其实也许并不困难，而如果能明白“‘恶’是怎样炼成的”对读者来说可能更有意义，更有观照内心的警醒力量。
小说中“不靠窗口的病人”正是缺乏自省的力量和自我治愈的能力才最终丧失人性，因此，他虽然活着，却可怜可悲而且痛苦。但是，那位“靠窗口的病人”虽然拥有美好的心灵和积极乐观的心态，“以一种纯正的心绪观照到了人间流溢着生命力的真美”，尔后告别了人世，却终究死于一个自己费尽心力为其解除痛苦的病友的见死不救，多少还是让人唏嘘遗憾。他能避免这一死吗？
最近已经有人提出“过分的善良其实也是招致不幸的源头”这样“特立”的观点。其实“人性”二字原本复杂，很难说透。这样的观点未必没有合理之处。联系前段时间社会新闻中一则不起眼的消息：一个刚刚走入社会的大学生杀害了另一位非常熟识的同学，仅仅因为那个同学总是吃完饭抢着付账。那个同学总是邀他吃饭，在倾听完他的平凡和不如意之后总叙述自己得意的工作经历，吃完饭总是以自己经济宽裕为由抢着付账。这样一种“善良”难道没有给别人带来不快吗？当然，杀人是非常极端的方式，但善良的他如果料到这样的结局，是否应该换种方式“善良”或者点到即止地“善良”？小说《窗》中“靠窗口的病人”的病情已经到了“不允许他们做任何事情借以消遣”的地步，“既不能读书阅报，也不能听收音机、看电视……”其实，与这些娱乐消遣比起来，“说话”不见得就轻松许多，话说得多了，也是件耗神的事。在此种情况下，仅仅聊些各自的妻小和工作生活或许可以打发时间，增进友谊。但费劲地去想象窗外美景（“渐渐地，每天的这两个小时，几乎就成了他和同伴生活的全部内容了。”可见并非一次两次偶尔为之，而是“每天两小时”如此频繁耗时！）并用心描述，这样的举动，如果说是善意的话，我想的确可称之为“过分的善良”。如果他能注意到有一天那位“不靠窗口病人”在聆听他描述的时候有了异样，不再兴致勃勃而是显得阴郁焦躁，如果他能想到在这样一个共同的狭小空间里，两个病情差不多严重的病人之间极容易因共同的痛苦而惺惺相惜，增进感情，也极容易因一扇只有一个人可以看风景的窗而滋生“嫉妒”，他可能会选择一种更好的方式去“善良”。我欲将之称为“审慎的善良”。这样说，可能有些庸俗的实用主义，但面对人生观尚未完全形成的中学生，教学者和教育者应该让学生明白，真正的人性绝不是善恶分明。自古不就有孟子的“人之初，性本善”和荀子的“人之初，性本恶。其善者，伪也”之争吗？
如果说泰格特小说《窗》与黄飞的《甜甜的泥土》有可比性的话，后者的善恶可能是分明的，“过去的妈妈”对儿子的至爱亲情，学校老师、传达室老头对小亮的爱心都是“善”的代表。而善于打扮邀宠的“现在的妈妈”（“现在的妈妈扬起细眉在爸爸的耳边嘀咕什么”）与不明事理的爸爸（“抓起一根柴棍，气势汹汹地向他走来”）则是“恶”的代表。小说用这样泾渭分明的善恶对比，表达了离异家庭孩子渴望得到母爱的强烈愿望，从而呼唤宽广厚实如大地般的至爱。但《窗》显然并不是。那扇“窗”已经不是一扇简单的窗，它已经成为我们窥视灵魂、认识人（包括自己）的复杂内心世界的暸望台。除了学生的感受和理解，作品本身的多元性，也决定了我们应有多元的视角。
回到先前那个学生提问：“怎么就惩恶扬善了呀，不是好人死了，坏人得意了么？”他的老师转述时说，我的学生很给面子，没在课堂上提出这样的疑问，而是在课后和老师交流。其实，那个学生如果在课堂上问了，对老师来说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那样，“多元”就将以真实的面目呈现于语文课堂，而不是流于形式的一句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