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水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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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都会美术馆亚洲艺术部最新的特别展览“lnk Art:Past as Present inContemporary China”(水墨艺术:当代中国的古为今用)定义是该馆“第一次举办的中国当代艺术展”。虽然标题用了“水墨”两个字,许多参展作品却既没有水也没有墨,与国内艺术界所用熟知的“水墨艺术”概念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水墨”在此只是中国传统艺术媒介的象征,串联了起近三十年来纷繁热闹的中国当代艺术创作。
  传统“遭遇”当代
  大都会正门入口处高悬着红底白字的“Ink Art:水墨”招牌,显然这是2013年结束之前颇为重要的~个特展。进入美术馆,从主楼梯上去,右转弯便是亚洲艺术展区。一进门,熟悉的展厅里,巨大的元代药师佛壁画和北魏的燃灯佛石像前悬挂着旅法艺术家杨诘苍的一系列五幅三联画“会叫的风景”:他用近乎照相写实的手法描绘了水库、工厂、自由女神像、大笨钟等等“风景”,邱志杰的巨幅立轴“给邱家瓦的三十封信”也挂在一边的墙上,这几件作品在体量上与展厅里的其他大型展品形成了很好的互动,可谓先声夺人,相得益彰。拾级而上,在狭长过道的中国艺术展厅中,遇到的是艾未未的木雕“中国地图”和左手边玻璃展柜里洪浩的绘画“藏经”。而艾未未的“可口可乐罐子”被放置在单独的展柜里,与一尊西汉女舞俑遥遥相对。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大都会亚洲艺术部主任Maxwell K.Hearn(何慕文)称,“希望观众们能够在亚洲展厅里与当代艺术作品相遇,而不仅仅在专门展出当代作品的区域看到它们”,并表示“这场展览的意图正在于把一切打散,并重新呈现于一个全新的语境中”。的确,当代艺术家中有许多人醉心于传统艺术的材料与技法,当他们的作品与古典作品并置时,观众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艺术家的传承和创新。这几件作品与周围大都会美术馆收藏的青铜、玉器、陶俑等中国传统艺术品相互辉映,应该是整个布展中最为成功的一笔。
  “水墨”的古为今用
  这一次书画展厅全部用来展出中国当代艺术。第一个展厅里是“Written Word:SematicSubversion”(书写的世界:语义的颠覆)。“书写在中国是一种最为基本的交流方式与艺术形式”展牌如是开头。展厅陈列的作品是谷文达、吴山专等人早期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探索与实践,特别是对中国书法、文字的重新诠释与经典的颠覆,自有深意。
  第二个展厅的主题是“New Landscape”(新风景)。刘丹和任戬的两幅长卷在展厅两侧似乎颇有气势,笔者倒觉得镜框中刘丹的铅笔稿更精致而有看头。杨泳梁的喷墨打印作品“蜃市山水”以现代建筑元素构成“山水”,真正切合了“新风景”这个主题。展厅中央的玻璃柜中,段建宇画在棕色硬纸板上的小幅作品有着极少主义绘画的美学倾向,对材料肌理的使用让人看到艺术家的敏锐和用心,那些看似陈腔滥调的松树、长城等主题也因为近距离的关注而暂时摆脱了平庸。
  接下来是“C.C.Wang Famifv Gallery”(王季迁家族展厅)集中放映的四位艺术家的十件作品,长度从3分钟到25分钟不等,屏幕前的长凳刚好让走累了的观众歇歇脚。杨福东的“留兰”一如既往地用唯美诗意到极致的手法展示符合中国传统审美标准的画面。邱黯雄的“新山海经”与陈劭雄的“墨水”系列都有着丰富的政治隐喻,乃至观众中一位研究社会学的老先生询问这些作品可曾在中国展出。孙逊的“一场革命中还未来得及定义的行为”虽然从音乐到内容都有南非艺术家William Kentridge(威廉·肯特里奇)的影子,仍不失为一件耐看的作品。
  与“水墨”无关
  虽然题为“水墨”,这场展览与国内艺术界所习惯的“水墨艺术”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不仅参展作品囊括了摄影、录像、行为表演艺术等多种媒介,策展人还特别剔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国画”作品,以及在苏联写实主义影响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下产生的所谓“新国画”。
  本次展览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Survey Exhibition”(普查展),试图将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脉络梳理清楚、重要作品一网打尽,而是力求展示中国当代艺术家们在继承本国传统文化遗产时所选择的不同道路。策展人将参展艺术家局限为中国大陆出生,除了三位,其余年龄都在60岁以下,共计展出了35位艺术家在过去30年间创作的70件作品:谷文达的“遗失的王朝”系列、徐冰的“天书”、蔡国强的“将万里长城延长一万米”、邱志杰的“书写一千遍的兰亭序”和宋冬的“印水”等都堪称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标志性的作品,它们与其他不太知名的作品一起分别归于四个主题:TheWritten World(书写的世界)、New Landscapes(新风景)、Abstraction(抽象)和Beyond the Brush(笔墨之外)。
  在众多的参展艺术家中,邱志杰可以算得上是多才多艺:版画系毕业,观念艺术、行为表演、绘画、摄影、策展,十八般武艺俱全。徐冰的几件入选作品是中国当代艺术史上不可磨灭的经典,“天书”也值得单独占据一个小展厅接受膜拜。抽象展区中王冬龄的作品一定会让西方观众想到去年创拍卖纪录的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Clyfford Still(克莱福特·斯蒂尔)的作品。张洹的“家谱”虽然被放在画册封面和频频出现在展览的宣传文本中,可惜,涂黑了的面孔却无法掩盖其创作理念与手法的肤浅与苍白。在国际艺术市场上曾经风光一时的几位“金刚”或是“天王”并没有出现在展览中。倒是以绘画出名的艺术家曾梵志,凭着一件青铜雕塑作品“无题”——2011年由地产大亨欧亚平捐赠给大都会美术馆——在展厅一角占据了一个不起眼的位置。
  美术馆与市场,谁在选择“水墨”?
  其实西方重要美术馆举办的“水墨艺术”展览并不在少数,对于传统中国水墨艺术的研究也没有间断过,百科全书式美术馆亚洲部的策展人多半是传统书画的专家而非当代艺术的研究者。近年来,随着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艺术舞台以及拍卖市场上的崛起,中国“当代水墨”也慢慢开始受到关注。2011年波士顿美术馆中国艺术策展人盛吴的“Fresh Ink:Ten Takes on Chinese Tradition”(与古为徒:十位中国艺术家的回应)就是一个很好的展。有趣的是,题目中也用了“墨”这个字,只不过没有体现在中文翻译中。“与古为徒”探讨的是中国传统艺术与当代艺术的对话和碰撞。
  关于“水墨”以及中国绘画兴衰存亡的讨论已经有好几十年的历史了。九十年代国内批评家关于“中国画的穷途末路”、“笔墨等于零”的论调,虽然听着荒谬,却也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然而中国画也好,水墨艺术也好,非但没有走进穷途末路,相反地有着稳定的创作队伍和逐渐成熟的批评体系。如同“绘画已死”的讨论,在西方艺术界被喊了数十年,但是各大美术馆的绘画展览还是乐此不疲,市场上交易最火的也仍然是绘画作品。由于有着传统文化的强大支持,在当下的中国,以“水墨”为主要媒介的艺术家们少了几分“当代艺术家”模拟、抄袭西方艺术的嫌疑,不再担心自己的作品不够“洋派”而越来越理直气壮。其实,作为一名艺术家,选取最合适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艺术思想是最基本的创作出发点。至于市场上刮什么风,工作室内就下什么雨的,只好算是投机的匠人罢了,实在不能当得起“艺术家”的称号。
  “古为今用”也好、“古今并置”也好,都不是什么新鲜的策展概念,对作品的挑选也没有什么出人意料的惊喜。展览标题又引起了很大的误读(这倒不是坏事),例如国内媒体将这次展览称之为“新水墨”或“水墨艺术”展,以及一些市场操盘手们一厢情愿地掀起了所谓的“水墨热”。“在这场展览中,我的重点在于展现这些当代作品如何与传统美学和传统艺术相关联,这一角度与用全球化的视角去审视这些作品同样重要”。何慕文如此解释。“水墨”作为中国传统艺术媒介的象征,被策展人用作一根松散的线索,穿起了当代中国艺术家对过去的思考和未来的探索。其实不论在哪种文化语境之下,好的艺术都是艺术家在深层次上回应自己的传统文化修养、并赋予新的诠释与突破。水墨也好,其他艺术形式也好,无不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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