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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一带,私家藏书极其盛行,苏州作为经济文化名城,亦是书香盈邑,藏书之风享誉海内外。无论是规模恢弘的图书,还是屹然矗立的藏书楼,以及在长期的藏书活动中总结出的藏书理论,都成为藏书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而由此形成的习俗、风尚和藏书家主体的潜层心态,又无不丰富着地域文化的积淀。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长期关注、研究苏州私家藏书文化的苏州大学图书馆馆员孙迎庆先生。
记者:根据您多年的研究,苏州藏书家和藏书楼在中国藏书史上有怎样的地位和影响?
孙迎庆:谈到古代藏书楼,首先我们应该明确一个概念,即藏书楼是一个泛称,古代藏书机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称谓,藏书楼并非皆以“楼”命名,更多以某斋、阁、堂、室、居、轩、馆、亭、房、洞等命名,把藏书处称为藏书楼是清代以后才比较普遍的。
苏州文脉源远流长,藏书之风享誉海内外,历朝繁衍不衰,至明清已蔚然成风,藏书楼前后计有数百家。江南地区自8世纪后的经济繁荣,以及历史上早有藏书家藏书的社会风气肇端,两项因素相激相荡,乃使江苏、浙江等地在明清两代出现了甚多的藏书家。《藏书纪要》上载:大抵收藏书籍之家,惟吴中苏郡(苏州府吴县、长洲县)、(常熟县)虞山、昆山(县);浙中嘉湖杭宁绍最多。其中特别是苏州府常熟县的藏书风气,在明代晚期已蔚然成风,一直影响到清代前中期,钱谦益“绛云楼”以及毛晋“汲古阁”两处藏书楼,更是知名全国。蒋吟秋《吴中藏书先哲考略》是一部考察苏州地区藏书家的专著,他在序言中说:“自来嗜学好古之士以积书称者,代不乏人,风尚所趋,首推江浙,而吾吴实其中心也”。苏州众多的藏书家、藏书楼,汇聚了大量的典籍,使得苏州文人学士得益匪浅,而文人学士的学术文化活动又反过来影响着地方的藏书风尚,成为吴地文化史上内涵丰富的文化现象。
记者:您说苏州具有藏书中心之地位,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一地位?
孙迎庆:至少有四方面直接因素:首先,清代苏州一度成为江苏省会城市,是一省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其次,苏州有耕读传家的崇文优良传统,藏书世家众多,历代连绵不绝;第三,苏州经济发达,无论是攻读应试、创立学派、著书立说,还是搜罗古籍彝器、校刻群典集,多可提供丰裕的财力;第四,城市水陆交通便利,信息传递快捷,书肆林立。明代学者胡立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已有“姑苏书肆,比于京师”的说法,认为苏州是全国四大书肆之一,这又为藏书家收集典藏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条件。
记者:事实上现在的藏书楼里已经没有书了,包括铁琴铜剑楼,那花巨资恢复修缮它们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孙迎庆:还原地域藏书文化。瞿氏五代藏书楼主淡泊名利,以藏书、读书为乐。经历了初创、发展、鼎盛、劫难、稳定、善终等阶段,给后人留下了比较完整的藏书和藏书楼,总藏书达10万余卷,为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和国学研究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全国范围来讲,像这样历史悠久、规模宏大、闻名全国的藏书楼现在已很少了。
记者:藏书是否还分派别?
孙迎庆:是的,洪亮吉在《北江诗话》将藏书家分为五类,除了“掠贩家”(书贾)之外,大多是学者或知识分子。当代知名学者黄裳在《春夜随笔》中说,藏书的确有流派,明清之际出现的虞山派与浙东派的区别,就是一个很值得注意而又恰恰为过去的研究者所忽略的问题。虞山派的代表是钱谦益,及他的族孙钱遵王,还有毛晋和季沧苇。《瞿氏铁琴铜剑楼研究》作者曹培根指出:“虞山派的收藏特色是好宋元刻本、抄本和稿本。”虞山派藏书开创了讲究“版本鉴赏”的藏书流派。
记者:但我们看到,提到虞山派多数在于它的精神,在于其可以把自己的藏书借给别人,是这样吗?因为当时很多藏书家对自己的藏书都是秘不示人的。
孙迎庆:只能说虞山派中的一部分人是这么做的,包括铁琴铜剑楼的主人瞿氏,不光提供借阅,有时还管伙食,因为这时已近民国了,公共图书馆的开放意识对他们产生了影响,但大部分的藏书家是秘而不示的。比如说,过云楼以收藏名贵书画著称,享有“江南第一家”之美誉,但顾氏却对家藏善本书籍秘而不宣,就是这样的一条家规,使顾氏藏书大部分得以流传至今。2012年6月4日,北京匡时春拍过云楼藏古籍善本专场上,以宋刻《锦绣万花谷》为代表的过云楼藏书落槌价为1.88亿元,加上佣金为2.162亿元,创造了中国古籍拍卖的新纪录。
记者:有人将藏书这种现象称为“破解中国古代文化的密码”,这怎么理解?
孙迎庆:历史的延续靠的是文献,靠收藏的这些书本身史料来了解历史,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从藏书的过程、藏书的有序流转中来了解历史,这可以说是藏书楼的功绩。私家藏书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序收藏。一些珍本善册被卖了以后不会像废铜烂铁那样被处理掉,而是成了别人家的藏书,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很多古籍能够保存下来,就是靠了这种有序的收藏。
记者:我们对藏书楼研究的重点在哪里?
孙迎庆:就像我们研究会馆,就能知道当时当地的经济、社会状况。研究藏书,包括对藏书、藏书家、藏书楼的研究,就可以知道当时的文化状况,包括文人、包括科举制度。历史的脉络需要考证,能从藏书中获得。
记者:藏书是一种文化,不光是书、藏书楼的名号、藏书楼里的楹联,是否还包括藏书家对收藏文献、典籍的整编,书楼或书斋的建造呢?
孙迎庆:对书楼的建造倒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对藏书的整理、编目。潘祖荫1883年(光绪九年)延请学者叶昌炽协助他编校所藏书籍,成《滂喜斋读书记》,收书一百三十部,详记行款、题跋、印记及卷册数,包括本书的来历、重要内容、有多少人曾经收藏过。因为每个收藏者都会留有收藏印章,这对研究书籍的有序流传非常重要。
记者:私家藏书的积极作用体现在哪?
孙迎庆:主要还在于文化的影响。私家藏书文化既包括藏书风尚、习俗、藏书心态以及在有关整理、研究典籍的知识等属于精神形态领域的内容,又有如图书、藏书楼、藏书印、图书买卖等属于社会存在领域的内容,尽管这些物质和精神的形态不同,但它们同属于人们精神生活和精神生产的范畴,对后人产生深远的影响。可以这么说,苏州藏书文化应该在吴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记者:当我们现在津津乐道于古代藏书家和藏书楼时,现在还有像先人这样执着于访书、购书、藏书乃至抄书的人吗?
孙迎庆:藏书传世,传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把文化当作图腾来膜拜的姿态,也许对今人来讲,这是种可笑的偏执,但这种学习的精神是永不过时的。
记者: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精神是流传下来了,但这样的人可能不多了,或者说没有了?
孙迎庆:有,在苏州这样的人还不少,比如他们去一个地方,别的景点可以不去,但书店、旧书摊、当地的古玩市场,是一定要逛一逛的。如果没一点书痴的精神是做不到的,这种精神在苏州很有影响,而且影响很大。
记者:与动辄插架环列、卷帙浩繁的古代私家藏书相比,现在的藏书还能不能达到原来藏书的规模?
孙迎庆:不可能了,达不到。
记者:为什么不可能了呢?
孙迎庆:一是现在获得信息的渠道太多了;二是现在出书一下子就印刷几十万册,就没必要了。还有一点是,当时的书很多是作者集毕生所学甚至几代人的精力研究而成,价值很高,现在的书有些没几个月就写成出版了,再过几个月就无人问津了。
记者:和现在比起来,那时候人们对于典籍应该怀着一种虔诚的心情。
孙迎庆:是的。这里就要讲到两个名词,一个叫“祭书”,另一个叫“惜字宝库”。祭书活动的始作俑者,就是苏州藏书家黄丕烈。我们的先人祭祀繁多,但把书作为祭的对象,举行专门典礼,是始自黄丕烈。黄丕烈每得奇书,就要绘画征诗,极风雅之盛。“惜字宝库”就是写过字的纸不能随便丢弃,要统一放到专门的炉子里去烧。苏州有个“惜字局”,好像设在虎丘山,专门派人出来捡废纸,捡了以后放到专门的炉子里烧掉。字尚且如此,何况是一本书。
记者:那也就是说,即使现在有人循古遗风,以藏书为乐,其心之虔诚恐怕也大打折扣,指望今日的私家藏书再领风骚已不太现实,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孙迎庆:不能这么说,藏书还是件好事情。现在还是有一批人喜爱藏书的,只是人数少了。现在有许多家长,虽然并不藏书,但他们还是喜欢买书的,买给小孩子看,也是在无形中引导着下一代的读书兴趣,这种读书氛围是由藏书演变而来的,苏州的文化底蕴也就是这样慢慢积淀下来的。
记者:从全国来讲,私家藏书楼走向了衰弱,那苏州私家藏书楼目前总体情景又如何呢?
孙迎庆:苏州私家藏书楼的现状大体有以下三种状况:一类是楼舍保存完整,现已成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苏州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如临顿书楼、殿春簃、春在堂、鲽砚庐、石经堂、过云楼等。二类是楼舍部分保存还好,但已改作宅用,如琳琅密室、愙斋、颜乐堂、西圃等。三类是有相当一部分原苏州私家藏书楼,现已演变成普通民居,如艺芸书舍、缘督庐、大鹤山房、怀辛斋、曲石精庐、海粟楼、群碧楼、奢摩他室、三松堂、万宜楼、宝山楼等。
记者:好在现在已开始注重藏书楼的文物价值,一些藏书楼也在逐步恢复,但好像关注的人还是不多,即使关注,似乎也只是关注藏书楼这个建筑,对其内在的精神类东西有没有恢复呢?
孙迎庆:是的,过云楼藏书画这几年在拍卖市场独领风骚,影响很大,目前苏州正计划筹建过云楼陈列馆,顾氏后人将手中的文物无偿捐赠给政府,由过云楼陈列馆永久收藏。黄丕烈故居藏书楼“士礼居”在过去几十年较为完整地保存在那里,如今也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了修缮,这样做的目的,实质上是为了恢复城市的记忆。藏书楼不仅为我们保存了先人的精神遗产,它也映射出苏州的文化环境,大量文化典籍的积淀,增加了这一地区的文化底蕴,提升了这一地区的文化环境、人文素养。
记者:根据您多年的研究,苏州藏书家和藏书楼在中国藏书史上有怎样的地位和影响?
孙迎庆:谈到古代藏书楼,首先我们应该明确一个概念,即藏书楼是一个泛称,古代藏书机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称谓,藏书楼并非皆以“楼”命名,更多以某斋、阁、堂、室、居、轩、馆、亭、房、洞等命名,把藏书处称为藏书楼是清代以后才比较普遍的。
苏州文脉源远流长,藏书之风享誉海内外,历朝繁衍不衰,至明清已蔚然成风,藏书楼前后计有数百家。江南地区自8世纪后的经济繁荣,以及历史上早有藏书家藏书的社会风气肇端,两项因素相激相荡,乃使江苏、浙江等地在明清两代出现了甚多的藏书家。《藏书纪要》上载:大抵收藏书籍之家,惟吴中苏郡(苏州府吴县、长洲县)、(常熟县)虞山、昆山(县);浙中嘉湖杭宁绍最多。其中特别是苏州府常熟县的藏书风气,在明代晚期已蔚然成风,一直影响到清代前中期,钱谦益“绛云楼”以及毛晋“汲古阁”两处藏书楼,更是知名全国。蒋吟秋《吴中藏书先哲考略》是一部考察苏州地区藏书家的专著,他在序言中说:“自来嗜学好古之士以积书称者,代不乏人,风尚所趋,首推江浙,而吾吴实其中心也”。苏州众多的藏书家、藏书楼,汇聚了大量的典籍,使得苏州文人学士得益匪浅,而文人学士的学术文化活动又反过来影响着地方的藏书风尚,成为吴地文化史上内涵丰富的文化现象。
记者:您说苏州具有藏书中心之地位,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一地位?
孙迎庆:至少有四方面直接因素:首先,清代苏州一度成为江苏省会城市,是一省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其次,苏州有耕读传家的崇文优良传统,藏书世家众多,历代连绵不绝;第三,苏州经济发达,无论是攻读应试、创立学派、著书立说,还是搜罗古籍彝器、校刻群典集,多可提供丰裕的财力;第四,城市水陆交通便利,信息传递快捷,书肆林立。明代学者胡立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已有“姑苏书肆,比于京师”的说法,认为苏州是全国四大书肆之一,这又为藏书家收集典藏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条件。
记者:事实上现在的藏书楼里已经没有书了,包括铁琴铜剑楼,那花巨资恢复修缮它们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孙迎庆:还原地域藏书文化。瞿氏五代藏书楼主淡泊名利,以藏书、读书为乐。经历了初创、发展、鼎盛、劫难、稳定、善终等阶段,给后人留下了比较完整的藏书和藏书楼,总藏书达10万余卷,为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和国学研究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全国范围来讲,像这样历史悠久、规模宏大、闻名全国的藏书楼现在已很少了。
记者:藏书是否还分派别?
孙迎庆:是的,洪亮吉在《北江诗话》将藏书家分为五类,除了“掠贩家”(书贾)之外,大多是学者或知识分子。当代知名学者黄裳在《春夜随笔》中说,藏书的确有流派,明清之际出现的虞山派与浙东派的区别,就是一个很值得注意而又恰恰为过去的研究者所忽略的问题。虞山派的代表是钱谦益,及他的族孙钱遵王,还有毛晋和季沧苇。《瞿氏铁琴铜剑楼研究》作者曹培根指出:“虞山派的收藏特色是好宋元刻本、抄本和稿本。”虞山派藏书开创了讲究“版本鉴赏”的藏书流派。
记者:但我们看到,提到虞山派多数在于它的精神,在于其可以把自己的藏书借给别人,是这样吗?因为当时很多藏书家对自己的藏书都是秘不示人的。
孙迎庆:只能说虞山派中的一部分人是这么做的,包括铁琴铜剑楼的主人瞿氏,不光提供借阅,有时还管伙食,因为这时已近民国了,公共图书馆的开放意识对他们产生了影响,但大部分的藏书家是秘而不示的。比如说,过云楼以收藏名贵书画著称,享有“江南第一家”之美誉,但顾氏却对家藏善本书籍秘而不宣,就是这样的一条家规,使顾氏藏书大部分得以流传至今。2012年6月4日,北京匡时春拍过云楼藏古籍善本专场上,以宋刻《锦绣万花谷》为代表的过云楼藏书落槌价为1.88亿元,加上佣金为2.162亿元,创造了中国古籍拍卖的新纪录。
记者:有人将藏书这种现象称为“破解中国古代文化的密码”,这怎么理解?
孙迎庆:历史的延续靠的是文献,靠收藏的这些书本身史料来了解历史,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从藏书的过程、藏书的有序流转中来了解历史,这可以说是藏书楼的功绩。私家藏书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序收藏。一些珍本善册被卖了以后不会像废铜烂铁那样被处理掉,而是成了别人家的藏书,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很多古籍能够保存下来,就是靠了这种有序的收藏。
记者:我们对藏书楼研究的重点在哪里?
孙迎庆:就像我们研究会馆,就能知道当时当地的经济、社会状况。研究藏书,包括对藏书、藏书家、藏书楼的研究,就可以知道当时的文化状况,包括文人、包括科举制度。历史的脉络需要考证,能从藏书中获得。
记者:藏书是一种文化,不光是书、藏书楼的名号、藏书楼里的楹联,是否还包括藏书家对收藏文献、典籍的整编,书楼或书斋的建造呢?
孙迎庆:对书楼的建造倒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对藏书的整理、编目。潘祖荫1883年(光绪九年)延请学者叶昌炽协助他编校所藏书籍,成《滂喜斋读书记》,收书一百三十部,详记行款、题跋、印记及卷册数,包括本书的来历、重要内容、有多少人曾经收藏过。因为每个收藏者都会留有收藏印章,这对研究书籍的有序流传非常重要。
记者:私家藏书的积极作用体现在哪?
孙迎庆:主要还在于文化的影响。私家藏书文化既包括藏书风尚、习俗、藏书心态以及在有关整理、研究典籍的知识等属于精神形态领域的内容,又有如图书、藏书楼、藏书印、图书买卖等属于社会存在领域的内容,尽管这些物质和精神的形态不同,但它们同属于人们精神生活和精神生产的范畴,对后人产生深远的影响。可以这么说,苏州藏书文化应该在吴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记者:当我们现在津津乐道于古代藏书家和藏书楼时,现在还有像先人这样执着于访书、购书、藏书乃至抄书的人吗?
孙迎庆:藏书传世,传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把文化当作图腾来膜拜的姿态,也许对今人来讲,这是种可笑的偏执,但这种学习的精神是永不过时的。
记者: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精神是流传下来了,但这样的人可能不多了,或者说没有了?
孙迎庆:有,在苏州这样的人还不少,比如他们去一个地方,别的景点可以不去,但书店、旧书摊、当地的古玩市场,是一定要逛一逛的。如果没一点书痴的精神是做不到的,这种精神在苏州很有影响,而且影响很大。
记者:与动辄插架环列、卷帙浩繁的古代私家藏书相比,现在的藏书还能不能达到原来藏书的规模?
孙迎庆:不可能了,达不到。
记者:为什么不可能了呢?
孙迎庆:一是现在获得信息的渠道太多了;二是现在出书一下子就印刷几十万册,就没必要了。还有一点是,当时的书很多是作者集毕生所学甚至几代人的精力研究而成,价值很高,现在的书有些没几个月就写成出版了,再过几个月就无人问津了。
记者:和现在比起来,那时候人们对于典籍应该怀着一种虔诚的心情。
孙迎庆:是的。这里就要讲到两个名词,一个叫“祭书”,另一个叫“惜字宝库”。祭书活动的始作俑者,就是苏州藏书家黄丕烈。我们的先人祭祀繁多,但把书作为祭的对象,举行专门典礼,是始自黄丕烈。黄丕烈每得奇书,就要绘画征诗,极风雅之盛。“惜字宝库”就是写过字的纸不能随便丢弃,要统一放到专门的炉子里去烧。苏州有个“惜字局”,好像设在虎丘山,专门派人出来捡废纸,捡了以后放到专门的炉子里烧掉。字尚且如此,何况是一本书。
记者:那也就是说,即使现在有人循古遗风,以藏书为乐,其心之虔诚恐怕也大打折扣,指望今日的私家藏书再领风骚已不太现实,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孙迎庆:不能这么说,藏书还是件好事情。现在还是有一批人喜爱藏书的,只是人数少了。现在有许多家长,虽然并不藏书,但他们还是喜欢买书的,买给小孩子看,也是在无形中引导着下一代的读书兴趣,这种读书氛围是由藏书演变而来的,苏州的文化底蕴也就是这样慢慢积淀下来的。
记者:从全国来讲,私家藏书楼走向了衰弱,那苏州私家藏书楼目前总体情景又如何呢?
孙迎庆:苏州私家藏书楼的现状大体有以下三种状况:一类是楼舍保存完整,现已成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苏州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如临顿书楼、殿春簃、春在堂、鲽砚庐、石经堂、过云楼等。二类是楼舍部分保存还好,但已改作宅用,如琳琅密室、愙斋、颜乐堂、西圃等。三类是有相当一部分原苏州私家藏书楼,现已演变成普通民居,如艺芸书舍、缘督庐、大鹤山房、怀辛斋、曲石精庐、海粟楼、群碧楼、奢摩他室、三松堂、万宜楼、宝山楼等。
记者:好在现在已开始注重藏书楼的文物价值,一些藏书楼也在逐步恢复,但好像关注的人还是不多,即使关注,似乎也只是关注藏书楼这个建筑,对其内在的精神类东西有没有恢复呢?
孙迎庆:是的,过云楼藏书画这几年在拍卖市场独领风骚,影响很大,目前苏州正计划筹建过云楼陈列馆,顾氏后人将手中的文物无偿捐赠给政府,由过云楼陈列馆永久收藏。黄丕烈故居藏书楼“士礼居”在过去几十年较为完整地保存在那里,如今也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了修缮,这样做的目的,实质上是为了恢复城市的记忆。藏书楼不仅为我们保存了先人的精神遗产,它也映射出苏州的文化环境,大量文化典籍的积淀,增加了这一地区的文化底蕴,提升了这一地区的文化环境、人文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