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一带，私家藏书极其盛行，苏州作为经济文化名城，亦是书香盈邑，藏书之风享誉海内外。无论是规模恢弘的图书，还是屹然矗立的藏书楼，以及在长期的藏书活动中总结出的藏书理论，都成为藏书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而由此形成的习俗、风尚和藏书家主体的潜层心态，又无不丰富着地域文化的积淀。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长期关注、研究苏州私家藏书文化的苏州大学图书馆馆员孙迎庆先生。
　　记者：根据您多年的研究，苏州藏书家和藏书楼在中国藏书史上有怎样的地位和影响？
　　孙迎庆：谈到古代藏书楼，首先我们应该明确一个概念，即藏书楼是一个泛称，古代藏书机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称谓，藏书楼并非皆以“楼”命名，更多以某斋、阁、堂、室、居、轩、馆、亭、房、洞等命名，把藏书处称为藏书楼是清代以后才比较普遍的。
　　苏州文脉源远流长，藏书之风享誉海内外，历朝繁衍不衰，至明清已蔚然成风，藏书楼前后计有数百家。江南地区自8世纪后的经济繁荣，以及历史上早有藏书家藏书的社会风气肇端，两项因素相激相荡，乃使江苏、浙江等地在明清两代出现了甚多的藏书家。《藏书纪要》上载：大抵收藏书籍之家，惟吴中苏郡（苏州府吴县、长洲县）、（常熟县）虞山、昆山（县）;浙中嘉湖杭宁绍最多。其中特别是苏州府常熟县的藏书风气，在明代晚期已蔚然成风，一直影响到清代前中期，钱谦益“绛云楼”以及毛晋“汲古阁”两处藏书楼，更是知名全国。蒋吟秋《吴中藏书先哲考略》是一部考察苏州地区藏书家的专著，他在序言中说：“自来嗜学好古之士以积书称者，代不乏人，风尚所趋，首推江浙，而吾吴实其中心也”。苏州众多的藏书家、藏书楼，汇聚了大量的典籍，使得苏州文人学士得益匪浅，而文人学士的学术文化活动又反过来影响着地方的藏书风尚，成为吴地文化史上内涵丰富的文化现象。
　　记者：您说苏州具有藏书中心之地位，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一地位？
　　孙迎庆：至少有四方面直接因素：首先，清代苏州一度成为江苏省会城市，是一省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其次，苏州有耕读传家的崇文优良传统，藏书世家众多，历代连绵不绝;第三，苏州经济发达，无论是攻读应试、创立学派、著书立说，还是搜罗古籍彝器、校刻群典集，多可提供丰裕的财力;第四，城市水陆交通便利，信息传递快捷，书肆林立。明代学者胡立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已有“姑苏书肆，比于京师”的说法，认为苏州是全国四大书肆之一，这又为藏书家收集典藏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条件。
　　记者：事实上现在的藏书楼里已经没有书了，包括铁琴铜剑楼，那花巨资恢复修缮它们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孙迎庆：还原地域藏书文化。瞿氏五代藏书楼主淡泊名利，以藏书、读书为乐。经历了初创、发展、鼎盛、劫难、稳定、善终等阶段，给后人留下了比较完整的藏书和藏书楼，总藏书达10万余卷，为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和国学研究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全国范围来讲，像这样历史悠久、规模宏大、闻名全国的藏书楼现在已很少了。
　　记者：藏书是否还分派别？
　　孙迎庆：是的，洪亮吉在《北江诗话》将藏书家分为五类，除了“掠贩家”（书贾）之外，大多是学者或知识分子。当代知名学者黄裳在《春夜随笔》中说，藏书的确有流派，明清之际出现的虞山派与浙东派的区别，就是一个很值得注意而又恰恰为过去的研究者所忽略的问题。虞山派的代表是钱谦益，及他的族孙钱遵王，还有毛晋和季沧苇。《瞿氏铁琴铜剑楼研究》作者曹培根指出：“虞山派的收藏特色是好宋元刻本、抄本和稿本。”虞山派藏书开创了讲究“版本鉴赏”的藏书流派。
　　记者：但我们看到，提到虞山派多数在于它的精神，在于其可以把自己的藏书借给别人，是这样吗？因为当时很多藏书家对自己的藏书都是秘不示人的。
　　孙迎庆：只能说虞山派中的一部分人是这么做的，包括铁琴铜剑楼的主人瞿氏，不光提供借阅，有时还管伙食，因为这时已近民国了，公共图书馆的开放意识对他们产生了影响，但大部分的藏书家是秘而不示的。比如说，过云楼以收藏名贵书画著称，享有“江南第一家”之美誉，但顾氏却对家藏善本书籍秘而不宣，就是这样的一条家规，使顾氏藏书大部分得以流传至今。2012年6月4日，北京匡时春拍过云楼藏古籍善本专场上，以宋刻《锦绣万花谷》为代表的过云楼藏书落槌价为1.88亿元，加上佣金为2.162亿元，创造了中国古籍拍卖的新纪录。
　　记者：有人将藏书这种现象称为“破解中国古代文化的密码”，这怎么理解？
　　孙迎庆：历史的延续靠的是文献，靠收藏的这些书本身史料来了解历史，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从藏书的过程、藏书的有序流转中来了解历史，这可以说是藏书楼的功绩。私家藏书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序收藏。一些珍本善册被卖了以后不会像废铜烂铁那样被处理掉，而是成了别人家的藏书，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很多古籍能够保存下来，就是靠了这种有序的收藏。
　　记者：我们对藏书楼研究的重点在哪里？
　　孙迎庆：就像我们研究会馆，就能知道当时当地的经济、社会状况。研究藏书，包括对藏书、藏书家、藏书楼的研究，就可以知道当时的文化状况，包括文人、包括科举制度。历史的脉络需要考证，能从藏书中获得。
　　记者：藏书是一种文化，不光是书、藏书楼的名号、藏书楼里的楹联，是否还包括藏书家对收藏文献、典籍的整编，书楼或书斋的建造呢？
　　孙迎庆：对书楼的建造倒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对藏书的整理、编目。潘祖荫1883年（光绪九年）延请学者叶昌炽协助他编校所藏书籍，成《滂喜斋读书记》，收书一百三十部，详记行款、题跋、印记及卷册数，包括本书的来历、重要内容、有多少人曾经收藏过。因为每个收藏者都会留有收藏印章，这对研究书籍的有序流传非常重要。
　　记者：私家藏书的积极作用体现在哪？
　　孙迎庆：主要还在于文化的影响。私家藏书文化既包括藏书风尚、习俗、藏书心态以及在有关整理、研究典籍的知识等属于精神形态领域的内容，又有如图书、藏书楼、藏书印、图书买卖等属于社会存在领域的内容，尽管这些物质和精神的形态不同，但它们同属于人们精神生活和精神生产的范畴，对后人产生深远的影响。可以这么说，苏州藏书文化应该在吴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记者：当我们现在津津乐道于古代藏书家和藏书楼时，现在还有像先人这样执着于访书、购书、藏书乃至抄书的人吗？
　　孙迎庆：藏书传世，传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把文化当作图腾来膜拜的姿态，也许对今人来讲，这是种可笑的偏执，但这种学习的精神是永不过时的。
　　记者：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精神是流传下来了，但这样的人可能不多了，或者说没有了？
　　孙迎庆：有，在苏州这样的人还不少，比如他们去一个地方，别的景点可以不去，但书店、旧书摊、当地的古玩市场，是一定要逛一逛的。如果没一点书痴的精神是做不到的，这种精神在苏州很有影响，而且影响很大。
　　记者：与动辄插架环列、卷帙浩繁的古代私家藏书相比，现在的藏书还能不能达到原来藏书的规模？
　　孙迎庆：不可能了，达不到。
　　记者：为什么不可能了呢？
　　孙迎庆：一是现在获得信息的渠道太多了;二是现在出书一下子就印刷几十万册，就没必要了。还有一点是，当时的书很多是作者集毕生所学甚至几代人的精力研究而成，价值很高，现在的书有些没几个月就写成出版了，再过几个月就无人问津了。
　　记者：和现在比起来，那时候人们对于典籍应该怀着一种虔诚的心情。
　　孙迎庆：是的。这里就要讲到两个名词，一个叫“祭书”，另一个叫“惜字宝库”。祭书活动的始作俑者，就是苏州藏书家黄丕烈。我们的先人祭祀繁多，但把书作为祭的对象，举行专门典礼，是始自黄丕烈。黄丕烈每得奇书，就要绘画征诗，极风雅之盛。“惜字宝库”就是写过字的纸不能随便丢弃，要统一放到专门的炉子里去烧。苏州有个“惜字局”，好像设在虎丘山，专门派人出来捡废纸，捡了以后放到专门的炉子里烧掉。字尚且如此，何况是一本书。
　　记者：那也就是说，即使现在有人循古遗风，以藏书为乐，其心之虔诚恐怕也大打折扣，指望今日的私家藏书再领风骚已不太现实，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孙迎庆：不能这么说，藏书还是件好事情。现在还是有一批人喜爱藏书的，只是人数少了。现在有许多家长，虽然并不藏书，但他们还是喜欢买书的，买给小孩子看，也是在无形中引导着下一代的读书兴趣，这种读书氛围是由藏书演变而来的，苏州的文化底蕴也就是这样慢慢积淀下来的。
　　记者：从全国来讲，私家藏书楼走向了衰弱，那苏州私家藏书楼目前总体情景又如何呢？
　　孙迎庆：苏州私家藏书楼的现状大体有以下三种状况：一类是楼舍保存完整，现已成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苏州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如临顿书楼、殿春簃、春在堂、鲽砚庐、石经堂、过云楼等。二类是楼舍部分保存还好，但已改作宅用，如琳琅密室、愙斋、颜乐堂、西圃等。三类是有相当一部分原苏州私家藏书楼，现已演变成普通民居，如艺芸书舍、缘督庐、大鹤山房、怀辛斋、曲石精庐、海粟楼、群碧楼、奢摩他室、三松堂、万宜楼、宝山楼等。
　　记者：好在现在已开始注重藏书楼的文物价值，一些藏书楼也在逐步恢复，但好像关注的人还是不多，即使关注，似乎也只是关注藏书楼这个建筑，对其内在的精神类东西有没有恢复呢？
　　孙迎庆：是的，过云楼藏书画这几年在拍卖市场独领风骚，影响很大，目前苏州正计划筹建过云楼陈列馆，顾氏后人将手中的文物无偿捐赠给政府，由过云楼陈列馆永久收藏。黄丕烈故居藏书楼“士礼居”在过去几十年较为完整地保存在那里，如今也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了修缮，这样做的目的，实质上是为了恢复城市的记忆。藏书楼不仅为我们保存了先人的精神遗产，它也映射出苏州的文化环境，大量文化典籍的积淀，增加了这一地区的文化底蕴，提升了这一地区的文化环境、人文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