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了厦门草莓音乐节的演出，苏阳日前正在同时准备东莞麻涌镇的南方草莓音乐节和年底降噪摇滚·民谣音乐会两场演出。采访前，记者在网上找各路关于苏阳的资料，网上给苏阳贴的标签是“民族摇滚音乐家”，称他的乐队是“极具地方特色的摇滚乐队”。
　　一首《贤良》让很多人喜欢上了苏阳的歌——你可以从他的歌中挖到很多有趣的色彩和层次，你可以听到浓重的西北口音，“宁夏花儿”浓郁的民族调调，以及西洋摇滚令人血脉喷张的节奏感。在很多人眼中，苏阳绝对是个矛盾结合体，或不入流或了不得，不过在苏阳眼中，自己也就是个平常人，充其量是个本分的音乐人。
　　银川与北京
　　对于苏阳来说，银川是家，而北京不是。对于很多音乐人来说，都曾有过北漂的痛，而苏阳却没有。苏阳的歌带有银川的生活印记，而银川生活的印记又反过来影响着他的歌，如果说歌与银川的家是苏阳生活的重心和支柱，那北京在其中确实占不到痛的分量。
　　2005年，苏阳在银川最后一份工作丢了，正好卢中强（十三月唱片的老板）打电话要签约，于是苏阳就只身一人来到了北京。这就差不多在这个时期，《贤良》等歌曲已经开始出现在很多陌生人的个人收藏中。虽然工作在北京，但苏阳基本录音完、演出完也就回家了。他结婚早，24岁就有了孩子，顾家，两地间辛苦地跑来跑去也不觉特别苦。“我想着能在银川组一个乐队就好了，这样我就又有生活又有自己喜欢的事做了。”苏阳这样对记者说。从2006年开始，在面临第二张专辑的录制和准备演出时，苏阳回家就少了，“那时我心里还感叹着以后回银川的时间可能会越来越少。”他不无落寞地说。
　　说起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苏阳只觉得“演出更方便一些，市场也更成熟一些”。这么多年，苏阳捧着一把家乡土全国各地走，回到银川，还是最得劲的，“我觉得和当地人一起过乡村生活要比都市生活更营养一些、踏实一些。”在很多人眼中“采风”这个词，苏阳并不喜欢，他觉得自己和那样的生活是融入，没有概念，更不用定义。
　　目前，苏阳把家安在了北京，因为家人在。
　　梦想与现实
　　生在银川一个普通家庭的苏阳，从小被教育以学业为重。不过，在十六七岁的时候，苏阳终于获得了自由——远离家去西安上技校，这意味着想干啥就干啥，其实他也没干啥，就是爱上了弹吉他。
　　很多人打小学习吉他是为了泡妞，可苏阳称这个动机在自己身上“不太明显”。“当时我宿舍对面有个西安娃弹吉他弹得特别好，我还记得他当时弹一曲特别狂野的《西班牙斗牛士》，特别棒，听过后我就迷上了吉他。那时我拼了命地用饭票换了20块钱，从一个被家长逼迫放弃学吉他的娃娃手中切了个二手吉他（这吉他原价50多呢）。”一年后苏阳就成了全校弹吉他弹的最好的人之一，于是那把20块钱“乘人之危”来的吉他又25块钱卖回给了那个可怜娃。
　　刚接触吉他的大半年的时间，苏阳四处盯着人弹琴，自己琢磨，野路子进步嗖嗖的。会弹几个和弦后，他就到处去学校的舞会、联谊会串场弹。“当时没敢想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更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会站在舞台上演出。”苏阳不好意思地笑笑。
　　1987-1988年，苏阳跟着一个文艺团体在西安各个剧场走穴。那时电视机还没有几个频道，邓丽君的歌刚进来，歌坛上正刮着“西北风”，很多文艺青年看的是西村寿行的书，听的是西城秀树的歌。苏阳大概也算当时的文艺青年，他玩儿得早，总能得到第一手资讯，他在火车上听西城秀树的《伤心的罗拉》，没事时看日本电影《啊西门的街》中那些弹着吉他的时尚青年。
　　1995年，苏阳的吉他已经在银川有点名声了，他想着是时候组一支特别棒的摇滚乐队了，是时候去圆一个摇滚梦了。于是，在银川组建了“透明乐队”并担主音吉他。这个时期苏阳大量写歌，什么风格都有。1999年，乐队解散。关于解散的原因，苏阳说是因为“风格乱，没章法”。“解散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在体育馆刚演完一场，同台的有超载、唐朝、张楚……当时商家搞了一挺大的演唱会，演出完了我们就一起去喝酒，然后大家都挺开心的，我突然就说：还是散了吧。”苏阳认为，音乐人也好，乐队也好，最终要找到个性并形成自己的表达体系。“你说有个弹的像BBking一样好的家伙，让我去买票看，我也不愿意，”苏阳说。
　　2003年之后，苏阳突然冒出了点野心了，想当个演奏家，特别希望别人来听他弹吉他，然后一定以苏阳或者苏阳与乐队这样的形式。这也是为何后来出现了“苏阳乐队”。在这个野心的驱动下，苏阳自己找了一个小录音棚，开始练习打鼓和贝斯，妄图自己做一张专辑，词曲创作以及合声也都一个人独揽。结果，专辑做是做出来了，叫《生命的故事》，但苏阳自己坦承“烂得不行”，都“没脸拿出来给人听”“远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个样子，特别难听”。“这就是一个认识自我的阶段吧。虽然尝试失败了，但也认识到了自己应该具体做什么。我最后的认识也是，还是去弹吉他吧，”苏阳谈起这个专辑是又好气又好笑的样子。
　　2005年，苏阳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在银川丢了工作）来到北京，准备和十三月唱片合作出专辑。“我从小觉得自己唱歌没有天分，所以当时也没有太远大的文艺梦想。那段时间我在银川没有工作，签约一场演出下来还有钱赚，出专辑也有钱，录音也有钱，就觉得挺好的，呵呵。”苏阳有点小富即安的意思，记者就这话茬问了个音乐节收入问题，他又说：“对于很多像我一样的乐人，音乐节这块的收入都是大头的，我就用它养活自己（占我总收入至少50%吧）。”不像很多敏感和警惕于商业收入的摇滚乐人，苏阳对此坦然得多，他秉承一个非常简单的理念，就是把本分的事儿做好。“我得想尽办法让观众觉得我的演出票值，传统上讲这种就叫商业性，但我觉得更多是一种公平吧。音乐家是什么？音乐家就是打算用音乐谋生的一类人，那么就不要说‘我不为钱啊’什么的，我觉得这是鬼话。如果你打算搞音乐，做演出，那么就应该认真地去做每一个环节，保证每一步的质量。” 　　2006年苏阳签约十三月唱片，开始逐渐融入到北京职业乐手的圈子。
　　民乐与摇滚
　　苏阳这代的人受摇滚乐的影响更深一些。1995年来到北京，苏阳通过朋友的关系接触了大量的欧美摇滚乐，几张碟，1年的时间来回听。当时他醉心于听古典乐嫁接重金属的代表性人物——瑞典吉他手英格威·玛姆斯汀（Yngwie Malmsteen）和老牌英伦摇滚乐队恐怖海峡（Dire Straits）。“因为是英文，我当年用废磁带翻录了恐怖海峡的曲子听了个滚瓜乱熟后也不知道乐队叫什么，很多年后从乐评人口中我才知道当年几乎听烂的曲子来自当下的主流，他们叫恐怖海峡（Dire Straits）。接下来就是听全世界爱好摇滚的人都听的山羊皮乐队（Suede）、奇想乐团（The Kinks）和红辣椒乐队（RED HOT CHILI PEPPERS）、范·海伦乐队（Van Halen）等。”和苏阳聊到摇滚乐，当他悉数他什么时期听过什么歌时，记者就想：如果你觉得苏阳的音乐土，那么你可能是真的土。
　　2003年以后，苏阳逐步开始听民乐，但由于受早期演奏习惯的影响，导致他现在的作品有着摇滚的形式外衣和“宁夏花儿”的民族语言内涵。前两张专辑词的部分苏阳用的是非常传统的中国语言，是民歌的比兴和押韵的手法，“我觉得中国人还是要有中国人审美系统，要有黄河流域的这种表达方式，”苏阳这样告诉记者。
　　谈到现在比较流行的“复兴民谣”的概念，苏阳觉得民谣在中国是一个比较模凌两可的词。他认为概念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音乐的精神，就是音乐对你来说是什么。“我觉得享乐也是一种精神。有些音乐没有什么能说道的思想性，它就是好听好玩，拥有一种娱乐精神。这些音乐你能说不好么？它就是要表现它的一种生命印记，听起来简单，但有生命力。这些都可以并存，没有问题。”
　　于是记者又抛来另一个问题“很多人说现在的摇滚圈很乱，很浮躁——年轻人都忙着比赛、选秀，并不致力于原创，不致力于沉下来表达自我”。
　　“其实也不是浮躁不浮躁的问题，我觉得诚实就好。我十六七岁的时候比他们还浮躁呢，这不是问题。你看音乐节也有很多乐队也很吵，也感觉他们不是沉下心来要干什么，但是他们要表达的就是一种轻松的生活方式。现在的音乐是多元的，大街小巷唱的绝不只是一首歌了，这是特别好的。这样不同种类的音乐就有了更多被发现、被展示的机会，对于听者这也是一种幸福，所以我想对于乐手我们还是应该更包容吧。浮躁就浮躁吧，只要那是你的真实感受，不是演的，其实浮躁到了极点也挺好的，有很充满想象的空间。”
　　对于大环境，苏阳不喜欢太多去谈，觉得不实在——“我其实是来不及考虑太多的事情。还是多考虑自己吧，我也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基本上也说不了太多宏观的事儿。”
　　


　　对苏阳的最初印象
　　和苏阳约好在摩登天空见面这天，天挺冷。苏阳穿着黑色羽绒服，牛仔裤，挎了一个包，行色匆匆地走进来，见到记者并没有太多寒暄，立马提了一建议：“这地儿冷不冷啊，要不换我朋友的工作室吧，不远，还暖和。”于是，不到10分钟后，记者和苏阳就坐到了附近一间温暖如春的茶室里，喝上了枸杞水。
　　于是，苏阳给记者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做事麻利，点子正，效率高。
　　在之后的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苏阳大多数时间是比较严肃的，认真地听，思索后认真地回答，条理清楚，也略有准备。然而总有那么几个瞬间，苏阳又能迅速地从严肃的采访中跳脱出来，以自己特有的幽默感把整个谈话的氛围搞得轻松自在起来。
　　比如他说自己没有唱歌的天赋，一谈唱歌他就特没自信特不好意思——听起来你觉得是假谦虚或扭捏作态吧，其实不是，其实他真是这样想的，只是让人听起来又无奈又好玩，可能相比他的吉他技艺，唱歌确实是个弱项吧！
　　再比如他说自己喝酒。我们都知道银川人能喝，西北汉子嘛。苏阳也曾经在银川每天喝两场，中午醉一次，晚上醉一次，连续40天。说完这句话，都过了好几个句号了，他又幽幽地说：这个不在采访内容中吧。
　　记者和苏阳谈民谣、谈摇滚、谈音乐人的情怀和生活，获益良多，但感触最深的还是苏阳的一颗本分做事的平常心，我想也就是这颗平常心让他可以在银川与北京、梦想与现实、民乐与摇滚乐的穿梭中不至于竭尽全力，还能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