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曾外祖父骆伯年（字筠），1911年3月出身于浙江杭州一户县衙官吏家庭，像中国人起名的习惯一样，“伯”字告诉人们，他是家中的老大。1911年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重要的一年，11月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在杭州的统治，不过似乎外界的翻天覆地变化，对曾外祖父的成长没有太大的影响。1932年21岁的他从杭州商业专科学校毕业，顺理成章的考入浙江商业银行，在家乡成为这个新兴行业的一名会计，正式开始了他银行家的职业生涯。
　　杭州这个离国际大都市上海很近的中型城市，由于其得天独厚的西湖美景，当时就吸引着诸多民国摄影家们的光临。也许就是从曾外祖父工作那时候开始，英语极好的他，也像我们熟知的庄学本、吴寅伯等民国摄影家一样在银行工作，同时又受到身边金融圈内中产阶级们的影响，开始了“摄影”这一当时时髦又“高消费”的爱好来作为工作之余的消遣。从目前留存的摄影作品来看，当时浙江省内的西湖、兰江、雁荡山、烂柯山等地都是他平时采风摄影活动较多的地方。
　　1934年，他考入了中国银行杭州分行，并被派往了兰溪支行实习工作。一年后工作表现优秀的他，转正后正式调入中国银行上海总管理处工作。在上海工作期间是其摄影事业突飞猛进的时期，由于上海所处的国际化视野和国际交流的便捷，摄影同好们的交流学习也变得更加便捷和频繁。
　　1937年代由郁达夫亲自题词的他个人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影展—“联谊影展”在上海举办。现存的银盐大尺寸作品中由郁达夫、陈箓（号止室）、曹熙宇（字靖陶、号看云楼主人）、赵宗鼎等民国时期文艺和政治界鸿儒挚友的题词摄影作品，和一部分他自己的题词作品均为当时影展后留下的。 作为一个银行家，他的大部分业余时间和精力基本上都投入在摄影活动上，据目前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来看，其作品《汲瓮》、《兰江晚泊》收录于1936年第十期《飞鹰》，作品《汲瓮》收录于《中华摄影杂志》，作品《任重致远》、《飘萍泛梗》收录于1935年出版的《美术摄影特辑》等摄影类杂志和画报上。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从1938年开始他就随着中国银行辗转工作于香港分行、重庆分行和成都分行，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又重新回到上海。虽然一直身在国统区银行工作的他，在抗战的数年里颠沛流离，但是还是不断地进行着摄影创作。这个时期的创作大部分是以室内静物、抽象摄影和一部分的实验为主。在一家老小七八口人辗转于全国各地的这八年中，他把自己历年的摄影展览作品、大量的底片和诸多国外摄影资料、摄影年鉴和画册等珍贵文献资料一直视为珍宝的随时保存在身边。


　　他的摄影风格受国际和国内的多方面影响，一方面他的摄影作品受到了其所身处的国统区沙龙摄影、中国传统古典画意派摄影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他长期在上海和香港两个国际大都市的工作和生活经历，能够亲自接触到欧美等国的第一手摄影资讯，使其又受到了当时美国、德国等现代主义摄影风潮的巨大影响，其作品极具德国现代主义摄影的风格，在当时民国摄影中也属于较为超前和独树一帜的，有别于我们现在熟知的郎静山等民国摄影家的风格。


　　1949年解放后，他留在了大陆并参与中国银行总行的重建工作，并调往北京工作。由于经济条件和摄影耗材匮乏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就不再进行摄影活动，并在1951年申请调往家乡杭州工作。曾外祖父的摄影事业一直是作为其爱好进行，在解放后就停止了摄影创作，并且远离了新中国的政治中心而“偏安”于杭州，所有的摄影原作和底片才得以幸运的保存下来，没有在“文革”等一系列运动中丢失和破坏，也使得保留了他在民国时期摄影完整的第一手史料，从而有机会让我们今天又重新挖掘出一位曾经在民国时期被埋没的摄影大家。


　　历史在我的身上也许开了一个玩笑，当我大学毕业后阴差阳错来到北京的银行工作，在曾外祖父摄影活动戛然而止的城市又偶然涉足摄影圈。而当我在《中国摄影史 1840—1937》（1987年，胡志川、马运增、陈申等编著，中国摄影出版社）一书上发现收录有家传的其代表作《汲瓮》之后，这份惊奇对于我来说是无以言表的，这使我对曾外祖父在民国时期在摄影方面取得的成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遇到了该书唯一在世的作者陈申老师之后，认识了更多对曾外祖父作品大加赞赏的摄影界诸多老师，继而也让曾外祖父遗留的这些摄影原作重见天日。
　　希望我这些年来的一点努力，能够给大家还原一个不一样的民国摄影家、看到一个丰富多彩的民国摄影史。
　　在此特别感谢毛卫东多年来对这些原作的挖掘整理工作，感谢陈申、赵俊毅、蔡萌、付羽、王征、殷德俭、荣荣等老师和Richard K. Kent教授的大力支持和肯定，感谢高初、董晓安、徐婷婷的支持和帮助，得以让这些摄影原作重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