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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作为沟通的桥梁，其根本使命是克服各种语言文字的差异，从而达到思想文化的交流。而各种各样的语言是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因此语言总是代表着各自的文化，因此翻译活动从本质上说，所承担的是两种语言的转换，更是两种社会文化的交流。本文着重探讨翻译过程中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
关键词：全球化 文化语境 文化差异 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翻译作为构筑人类文化交流的桥梁，起着推动文明进程的作用。面对文化多元化的挑战，这使得翻译的功用日益重要。但是文化多元化同时也意味着各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而不仅仅是只有几种强势文化的独舞。诚如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就像生物世界的多样性一样，对世界各国的文化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每一个国家都会从中受益。接下来，笔者从全球化语境下，来探讨翻译过程中予以注意的一些文化差异问题。
一 正确处理民族文化的个性特征
笔者以为，在翻译过程中首先要正确地理解自己所属的民族文化。因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体现为一些含有典故的习语，它们是文化中的瑰宝，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文化个性，蕴涵着丰厚的民族文化气息，最能体现不同民族文化的特点。正因为如此，此类的翻译也比较复杂。
文化和语言的密切关系，造成不同文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譬如汉语词汇“阴”反映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所涵盖的意义极为广泛，就是中国人自己如果不经过专门学习也很难完全了解。像“阴”这样的词汇和中华文化紧密相连。而从国外语言习惯的角度来看，例如cowboy（牛仔）和hippie（或hippy。嬉皮士）这两个词是美国社会特有的产物。Cowboy与美国早期开发西部地区有关，关于牛仔的传说总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和传奇的色彩。在汉语中hippie音译为“嬉皮士”，如果不了解美国文化的人还以为那是一些“嬉皮笑脸”的人，其实该词指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一些行为古怪的美国青年的特点。他们对社会怀有某种不满情绪，生活方式往往与众不同：蓄长发，奇装异服，行为颓废，吸毒等等。所以在翻译时不能直译，这就要在词典上或译文中加解释性说明。
为了满足文化间交流的需要，丰富各民族的文化，从而提高语言的表现力，需要对其它文化的态度采取一种理性科学的态度，因为语言背后是深层次的文化交流过程，而英汉语言中许多成语和典故也是不可直译的。比如汉语典故“东施效颦”、“人在曹营心在汉”……若按字面直译出来，读者恐怕难以领悟其寓意、形象和妙味，所以对典故多数译者大都采用直译加注或意译。如“东施效颦”这一汉语成语典故，对中国人来说不难理解其文化内涵，但对于不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西方人来说，是很难准确形象地再现原典故的含义的。东施是谁？西施又是谁？译者没有交代清楚。为了让西方读者了解这一成语的内涵，比较合适的做法就是直译加注。正是这些民族文化的差异左右着翻译者，因此只有正确了解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才能将译文的意思准确地表达出来。
英国人类学家，被誉为“文化学之父”的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复合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们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构成的，是整体文化的核心部分。文化因素对于语言交流具有重要意义。语言既是文化的产物，也是文化的载体，承载着大量的文化信息，抽掉了社会文化内容，语言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符号，空空洞洞的外壳。拿“福娃”举例。“福娃”是一个饱含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并蕴涵着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词汇，传递着中华民族对和平、友谊、繁荣的向往，在英语中没有对应物。起初将之翻译成“Friendly”过于平淡和勉强，既不能体现“福娃”的文化含义，又不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后来直接音译为“fuwa”则非常贴切。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对语言的理解虽然主要取决于符号载体的所指意义，但是也常根据自己的经验或价值观繁衍出许多语用意义。因此常常根据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个人经历而表现出较大的变异。在西方，金发女郎，亭亭玉立，必然会受到老板或上司的青睐，英语中因而常用a fair-haired girl比喻“红人”。但汉语中的“红人”源于“红”，象征顺利、成功或受人重视（《现代汉语词典》），所以若用a red haired girl表示“红人”，则是张冠李戴，英美人可能会把它误解为“红头发女人”。所以，在翻译中存在理解和表达的问题，翻译工作中这些问题最为集中，这就要求译者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意识。一个优秀的翻译工作者不仅要具备良好的语言能力，而且还要了解丰富的双文化乃至多文化的知识，从而在不同的文化差异中进行有效翻译，适应文化交际的需要。
二 翻译过程中异域文化的选择问题
其次在翻译的过程中，翻译者必然会遇到异域文化的选择问题。在传统的翻译理论中，翻译者比较多的关注于文本信息。但是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下，要求我们站在文化理解的高度，超越文本的来重新审视翻译活动以及在翻译过程中对异域文化的选择问题。
英文里的称谓比较笼统、模糊，不像中文里的称谓，非得把身份分得一清二楚。如英文中cousin一词就可以对应于中文里的“堂兄、堂弟、堂姐、堂妹、表兄、表弟、表姐、表妹”8种称谓；uncle一词也可对应于“伯伯、叔叔、舅舅、姑父、姨夫”等，如果把“你好，表哥！”机械地译成Hello,my maile cousin-on-moth-er′s,or paternal-aunt′s side-elder-than myself，则可能是国际笑话了。在英汉两种语言中，对颜色的不同理解也反映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语言是文化的产物，一般说来，一种语言中的纯语言障碍可以比较容易地在另一种语言中得到克服。但是，要克服文化上的差异及其在语言上的反映则比较困难，因为它们不是受文化制约，就是某一特定文化所独有。人们很难把语言里所包含的所有成分，从表面意义和形象构词到深层内涵和问题特征，全部保留在一个译文里。可以说文化的差异、文化的多样性，限制了翻译的可能性。正如王佐良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所说：“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更何谈翻译。
在翻译过程中，如果缺乏对上面两种思维模式的了解，就必然会造成误译或错译。汉语讲究“实”，英语讲究“虚”，因此在翻译时就必须在两种文化和两种思维模式之间进行虚/实转换。汉语句子的“瓜”、“豆”、“鳖”都是具体和实在的实物，它们能为人们的感官所感知，也能从大脑记忆储存中找到相对应的形象。在进行汉英转换时，就不能忽视汉英之间不同的思维模式。故此处化“实”为“虚”，英语动词sow和reap，表达了一种较为虚泛的动作概念，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个动词的宾语通常被虚化和泛化了，失去了具体的实物联想性。名词escape也是一种被泛化的概念，难以产生中文“鳖”入瓮的具体形象。brutal frankness，也是表达了一种虚泛的意义，frankness用名词后缀ness，这一后缀也是表达事物的一种属性、状态和程度，是典型的英语名词化优势。翻译成汉语时，成了“逆耳”和“忠言”，也是一种能为感官所感知的形象，能在大脑中产生类似经验的联想。
每种文化都具有约定俗成的价值观，蕴藏着人们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的潜在的公式，即同一文化背景的人们交际时心照不宣的文化默契（cultural intuitiveness），许多异语交际失误就是因缺乏文化默契引起的，以自己文化为中心与外国人交往没有不失败的。中国的传统教育以儒家思想为主，杂以道家、佛家思想。“礼之用，和为贵”作为一种指导思想，规劝人们讲究礼貌，安分守己，谦虚谨慎。与中国以德为本的内倾性农耕文化不同，西方是以物为本的外倾性商业文化，既然是商业，就得有商人的本事，表现为只讲价钱，不讲客气；既然是外倾性，就会有向外扩张的一面，表现为性格直率，不甘示弱。在日常生活中，美国人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give as good asone gets。其字面意义是“拿出去多少就会得到多少”，也就是“不吃亏”、“不示弱”的意思。如果不注意这些文化差异，就可能导致翻译的失败。还比如对传说动物“龙”（即英文的dragon），中国人历来把它视为权利、力量、吉祥的象征，因而有“龙飞凤舞”、“龙凤呈祥”、“龙腾虎跃”、“望子成龙”等等说法。而在英美文化中，它是一种没有“地位”的爬行动物，是“怪物、魔鬼、凶残”等可憎恶的象征，这之间的文化差异可谓相当明显了。看来，同一个符号的意义，有不同的解释，完全是因为解释者所处环境和个人的经验等因素的不同所造成的。
三 处理语言障碍应该本着差异性共存的基本原则
最后，我们要看到汉语和西方语言之间的差异性确实非常大，因此要实现对二者之间的语言异质性障碍的跨越实非易事。特别是对反映古代文化的古典文学作品的译介，其语言障碍更加突出，因为对古典作品的译介不仅涉及如何用译语来翻译原文的问题，同时也涉及译者如何理解原文，也就是语内翻译的问题。而语内翻译在对古典作品的译介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英国翻译学家乔治·斯坦纳认为，语内翻译是语际翻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前提，其宗旨是为了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来恢复作者的“个人语汇”的语境。每一个语言现象都具有时间性。使用一个词，就等于打开了它的全部历史,必须细致地揣度语义中的“历史流”，勤于利用工具书，如古汉语、古英语词典以及各种谚语词典、地名词典等。我国语言学家和翻译学家马建忠也认为，在进行翻译时应该反复揣摩原文的意思，“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切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论，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色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如在翻译《文心雕龙》的“风骨篇”时，如果不体察“风骨”的时间性、历史性,而是简单地按照现代汉语的风和骨翻译成“wind and bone”，应该是一种相当失败的翻译。
由此可见，符号的内涵意义和外延意义并不是永远固定不变的。客观事物本身是发展变化的，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符号意义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相同的词语在不同的符号情境中的内涵意义和外延意义也有所不同，这些意义与社会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等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不同民族语言的符号意义，其具体的形成条件往往是各不相同的，每个民族都有着不同的文化历史和文化特征，他们特有的生活习俗、心理定势、思维方式、观察视角等，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制度中得到特殊的传承、变异，以形成与该民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文化特征。在其发展过程中，语言符号系统和符号意义的生成都被刻上了社会生活的烙印，反映了一个特定社会独特的文化传统。
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说，符号是把人与文化连接起来的中介物、媒介物。人是进行符号活动的动物。正是“符号现象”构成了一个康德意义上的“现象界”——文化世界，正是“符号活动”在人与文化之间架起了桥梁。符号象征经由语言才能得到诠释。我们要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运用结构分析、功能分析、意义分析等手段，对各种复杂的符号进行动态分析，揭示这些符号在不同文化中的象征意义，揭示其产生与发展的内在规律与生成模式，深入地挖掘其深层结构中的文化内涵，促进跨文化的言语交际和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参考文献：
[1] 兰纯：《从认知角度看汉语和英语的空间隐喻》，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版。
[2] 林书武：《“愤怒”的概念隐喻》，《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年第2期。
[3] 吕万英：《从概念隐喻看英汉文化异同》，《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18期。
[4] 吕玮：《英汉概念隐喻的跨文化对比研究》，《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2期。
作者简介：郝利钢，男，1975—，河北唐山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工作单位：河北外国语职业学院。
关键词：全球化 文化语境 文化差异 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翻译作为构筑人类文化交流的桥梁，起着推动文明进程的作用。面对文化多元化的挑战，这使得翻译的功用日益重要。但是文化多元化同时也意味着各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而不仅仅是只有几种强势文化的独舞。诚如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就像生物世界的多样性一样，对世界各国的文化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每一个国家都会从中受益。接下来，笔者从全球化语境下，来探讨翻译过程中予以注意的一些文化差异问题。
一 正确处理民族文化的个性特征
笔者以为，在翻译过程中首先要正确地理解自己所属的民族文化。因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体现为一些含有典故的习语，它们是文化中的瑰宝，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文化个性，蕴涵着丰厚的民族文化气息，最能体现不同民族文化的特点。正因为如此，此类的翻译也比较复杂。
文化和语言的密切关系，造成不同文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譬如汉语词汇“阴”反映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所涵盖的意义极为广泛，就是中国人自己如果不经过专门学习也很难完全了解。像“阴”这样的词汇和中华文化紧密相连。而从国外语言习惯的角度来看，例如cowboy（牛仔）和hippie（或hippy。嬉皮士）这两个词是美国社会特有的产物。Cowboy与美国早期开发西部地区有关，关于牛仔的传说总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和传奇的色彩。在汉语中hippie音译为“嬉皮士”，如果不了解美国文化的人还以为那是一些“嬉皮笑脸”的人，其实该词指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一些行为古怪的美国青年的特点。他们对社会怀有某种不满情绪，生活方式往往与众不同：蓄长发，奇装异服，行为颓废，吸毒等等。所以在翻译时不能直译，这就要在词典上或译文中加解释性说明。
为了满足文化间交流的需要，丰富各民族的文化，从而提高语言的表现力，需要对其它文化的态度采取一种理性科学的态度，因为语言背后是深层次的文化交流过程，而英汉语言中许多成语和典故也是不可直译的。比如汉语典故“东施效颦”、“人在曹营心在汉”……若按字面直译出来，读者恐怕难以领悟其寓意、形象和妙味，所以对典故多数译者大都采用直译加注或意译。如“东施效颦”这一汉语成语典故，对中国人来说不难理解其文化内涵，但对于不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西方人来说，是很难准确形象地再现原典故的含义的。东施是谁？西施又是谁？译者没有交代清楚。为了让西方读者了解这一成语的内涵，比较合适的做法就是直译加注。正是这些民族文化的差异左右着翻译者，因此只有正确了解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才能将译文的意思准确地表达出来。
英国人类学家，被誉为“文化学之父”的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复合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们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构成的，是整体文化的核心部分。文化因素对于语言交流具有重要意义。语言既是文化的产物，也是文化的载体，承载着大量的文化信息，抽掉了社会文化内容，语言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符号，空空洞洞的外壳。拿“福娃”举例。“福娃”是一个饱含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并蕴涵着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词汇，传递着中华民族对和平、友谊、繁荣的向往，在英语中没有对应物。起初将之翻译成“Friendly”过于平淡和勉强，既不能体现“福娃”的文化含义，又不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后来直接音译为“fuwa”则非常贴切。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对语言的理解虽然主要取决于符号载体的所指意义，但是也常根据自己的经验或价值观繁衍出许多语用意义。因此常常根据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个人经历而表现出较大的变异。在西方，金发女郎，亭亭玉立，必然会受到老板或上司的青睐，英语中因而常用a fair-haired girl比喻“红人”。但汉语中的“红人”源于“红”，象征顺利、成功或受人重视（《现代汉语词典》），所以若用a red haired girl表示“红人”，则是张冠李戴，英美人可能会把它误解为“红头发女人”。所以，在翻译中存在理解和表达的问题，翻译工作中这些问题最为集中，这就要求译者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意识。一个优秀的翻译工作者不仅要具备良好的语言能力，而且还要了解丰富的双文化乃至多文化的知识，从而在不同的文化差异中进行有效翻译，适应文化交际的需要。
二 翻译过程中异域文化的选择问题
其次在翻译的过程中，翻译者必然会遇到异域文化的选择问题。在传统的翻译理论中，翻译者比较多的关注于文本信息。但是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下，要求我们站在文化理解的高度，超越文本的来重新审视翻译活动以及在翻译过程中对异域文化的选择问题。
英文里的称谓比较笼统、模糊，不像中文里的称谓，非得把身份分得一清二楚。如英文中cousin一词就可以对应于中文里的“堂兄、堂弟、堂姐、堂妹、表兄、表弟、表姐、表妹”8种称谓；uncle一词也可对应于“伯伯、叔叔、舅舅、姑父、姨夫”等，如果把“你好，表哥！”机械地译成Hello,my maile cousin-on-moth-er′s,or paternal-aunt′s side-elder-than myself，则可能是国际笑话了。在英汉两种语言中，对颜色的不同理解也反映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语言是文化的产物，一般说来，一种语言中的纯语言障碍可以比较容易地在另一种语言中得到克服。但是，要克服文化上的差异及其在语言上的反映则比较困难，因为它们不是受文化制约，就是某一特定文化所独有。人们很难把语言里所包含的所有成分，从表面意义和形象构词到深层内涵和问题特征，全部保留在一个译文里。可以说文化的差异、文化的多样性，限制了翻译的可能性。正如王佐良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所说：“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更何谈翻译。
在翻译过程中，如果缺乏对上面两种思维模式的了解，就必然会造成误译或错译。汉语讲究“实”，英语讲究“虚”，因此在翻译时就必须在两种文化和两种思维模式之间进行虚/实转换。汉语句子的“瓜”、“豆”、“鳖”都是具体和实在的实物，它们能为人们的感官所感知，也能从大脑记忆储存中找到相对应的形象。在进行汉英转换时，就不能忽视汉英之间不同的思维模式。故此处化“实”为“虚”，英语动词sow和reap，表达了一种较为虚泛的动作概念，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个动词的宾语通常被虚化和泛化了，失去了具体的实物联想性。名词escape也是一种被泛化的概念，难以产生中文“鳖”入瓮的具体形象。brutal frankness，也是表达了一种虚泛的意义，frankness用名词后缀ness，这一后缀也是表达事物的一种属性、状态和程度，是典型的英语名词化优势。翻译成汉语时，成了“逆耳”和“忠言”，也是一种能为感官所感知的形象，能在大脑中产生类似经验的联想。
每种文化都具有约定俗成的价值观，蕴藏着人们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的潜在的公式，即同一文化背景的人们交际时心照不宣的文化默契（cultural intuitiveness），许多异语交际失误就是因缺乏文化默契引起的，以自己文化为中心与外国人交往没有不失败的。中国的传统教育以儒家思想为主，杂以道家、佛家思想。“礼之用，和为贵”作为一种指导思想，规劝人们讲究礼貌，安分守己，谦虚谨慎。与中国以德为本的内倾性农耕文化不同，西方是以物为本的外倾性商业文化，既然是商业，就得有商人的本事，表现为只讲价钱，不讲客气；既然是外倾性，就会有向外扩张的一面，表现为性格直率，不甘示弱。在日常生活中，美国人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give as good asone gets。其字面意义是“拿出去多少就会得到多少”，也就是“不吃亏”、“不示弱”的意思。如果不注意这些文化差异，就可能导致翻译的失败。还比如对传说动物“龙”（即英文的dragon），中国人历来把它视为权利、力量、吉祥的象征，因而有“龙飞凤舞”、“龙凤呈祥”、“龙腾虎跃”、“望子成龙”等等说法。而在英美文化中，它是一种没有“地位”的爬行动物，是“怪物、魔鬼、凶残”等可憎恶的象征，这之间的文化差异可谓相当明显了。看来，同一个符号的意义，有不同的解释，完全是因为解释者所处环境和个人的经验等因素的不同所造成的。
三 处理语言障碍应该本着差异性共存的基本原则
最后，我们要看到汉语和西方语言之间的差异性确实非常大，因此要实现对二者之间的语言异质性障碍的跨越实非易事。特别是对反映古代文化的古典文学作品的译介，其语言障碍更加突出，因为对古典作品的译介不仅涉及如何用译语来翻译原文的问题，同时也涉及译者如何理解原文，也就是语内翻译的问题。而语内翻译在对古典作品的译介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英国翻译学家乔治·斯坦纳认为，语内翻译是语际翻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前提，其宗旨是为了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来恢复作者的“个人语汇”的语境。每一个语言现象都具有时间性。使用一个词，就等于打开了它的全部历史,必须细致地揣度语义中的“历史流”，勤于利用工具书，如古汉语、古英语词典以及各种谚语词典、地名词典等。我国语言学家和翻译学家马建忠也认为，在进行翻译时应该反复揣摩原文的意思，“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切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论，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色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如在翻译《文心雕龙》的“风骨篇”时，如果不体察“风骨”的时间性、历史性,而是简单地按照现代汉语的风和骨翻译成“wind and bone”，应该是一种相当失败的翻译。
由此可见，符号的内涵意义和外延意义并不是永远固定不变的。客观事物本身是发展变化的，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符号意义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相同的词语在不同的符号情境中的内涵意义和外延意义也有所不同，这些意义与社会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等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不同民族语言的符号意义，其具体的形成条件往往是各不相同的，每个民族都有着不同的文化历史和文化特征，他们特有的生活习俗、心理定势、思维方式、观察视角等，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制度中得到特殊的传承、变异，以形成与该民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文化特征。在其发展过程中，语言符号系统和符号意义的生成都被刻上了社会生活的烙印，反映了一个特定社会独特的文化传统。
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说，符号是把人与文化连接起来的中介物、媒介物。人是进行符号活动的动物。正是“符号现象”构成了一个康德意义上的“现象界”——文化世界，正是“符号活动”在人与文化之间架起了桥梁。符号象征经由语言才能得到诠释。我们要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运用结构分析、功能分析、意义分析等手段，对各种复杂的符号进行动态分析，揭示这些符号在不同文化中的象征意义，揭示其产生与发展的内在规律与生成模式，深入地挖掘其深层结构中的文化内涵，促进跨文化的言语交际和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参考文献：
[1] 兰纯：《从认知角度看汉语和英语的空间隐喻》，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版。
[2] 林书武：《“愤怒”的概念隐喻》，《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年第2期。
[3] 吕万英：《从概念隐喻看英汉文化异同》，《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18期。
[4] 吕玮：《英汉概念隐喻的跨文化对比研究》，《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2期。
作者简介：郝利钢，男，1975—，河北唐山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工作单位：河北外国语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