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成为2015年首位落马的副部级高官。反腐没有退路。好戏仍在后头。
　　到目前为止，反腐所获得的民望是空前的。它也为世界所瞩目。这是我党具有自我净化能力的显著标志。反腐甚至具有了这样的功能，在不提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下，使民众保持着对政治结构的信心。
　　无论如何，我们已走过了一个新时代的起点，正在向前方走去。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兴高采烈地观看“打虎”之余，民众的另一种心态也自然地浮现。
　　他们似乎突然发现，打老虎，打掉各个腐败山头，搜出以亿为单位的人民币，调整复杂的权力-利益结构，这一切和自己有多少关系呢？现实是：并不因为打老虎，社保的缴费基数就不上涨了，社保缴费率就不偏高了;也不因为没收了贪官的赃款，住房、医疗、教育的负担就有所减少。另外，能够把老虎关进笼子的，是比老虎更高的权力，并没有他们什么事。
　　从社会学的角度上说，这是一种观众心态，看反腐感觉相当痛快，可回过头看一下自己的处境，未免有些落寞。
　　它说明了一个问题：在一些人的感受中，反腐和他们心理上有关，焕发了希望，但是，好像在利益上无关，至少好像关系不大。反腐构成了他们的政治认同，但似乎无法直接等同于他们在心理和利益上与反腐之外的权力结构的关系。“我们-他们”的鸿沟在现实中仍然是存在的。
　　当然，这种心态某些地方并不对。这是把反腐的功能泛化，混同于政府的施政行为了，而且，也比较短视。反腐并不是调整一项制度或政策。没收贪官的赃款，当然是进入国库，而不可能拿来分给大家。反腐并不是发钱。调整权力-利益结构，清除腐败的土壤，当然也无法让某些“结构外群体”直接受益。但是，虽然不是直接受益，通过强力反腐形成一个清正廉明的政治生态，打造一个公平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从基础上、长远上，则有利于民众，有利于这个国家的未来。对中央的强力反腐保持坚定的支持，这是必需的。
　　问题只在于：在轰轰烈烈的反腐行动中，民众的确也更多地只能看，而无法参与。他们对反腐有这么不切实际的预期，实在也有苦衷，因为其实际的生存和权利处境的改善，可能并未“同步”于反腐的掘进。换句话说，比之对贪腐权力打击的强大社会效应，对权利的保护力度已经显得落后了。而它们某种意义上应是一体两面。
　　前段时间发生的太原警察殴打侮辱致死讨薪民工的恶劣事件，可以提供一些思考。
　　套路我们并不陌生：几个民工去讨薪，警察出警后便破口大骂，直言民工是“犯罪嫌疑人”，随便就抓人，其间辱骂并将受害人殴打倒地，还一直用脚死死踩住躺在地上的可怜女人的头发。受害者死后，基层权力做的就是严密封锁消息。而当受害者家属去各个相关部门上访时，受到的是冷遇、推诿和扯皮。他们的上访甚至还遭到警察的威胁。另外，警察还否认踩女工头发。如果不是工友跑了一两公里甩脱了追赶的警察，保存了重要的视频证据，并且把它发布到了网上，引发广泛关注，事件要想逆转，恐怕是相当艰难的。
　　从中，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弱势的民众，面对某些强大而有一体化色彩的基层权力，是多么的无力。而事件逆转的支点，正是上级重视，是比基层权力更大的权力负责任地站出来。在这里，无论这些基层权力是否贪腐，民众是没有办法通过制度的渠道、权力结构内的渠道把它们关进笼子的。受害者权利的伸张，依赖的，还是同样处在权力结构之外的足够社会声援，以及捕捉到了这一社会声援的上级权力的运作。换句话说，面对某些基层权力，民众几乎难以通过自身或其政治上的代表保护自己，而依赖于社会和上级权力的保护。在这件事上，他们事实上游离于权力结构之外，只是一个“政治看客”。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强调，要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正是要警惕对人民实际参与政治结构权利通道的堵塞，防止他们只能是“政治看客”。
　　在现代政治中，一个只能当“政治看客”的人，在可以影响到所有人的事务中只能看而没有发言权，是谈不上在权利、利益的分配中能够防止受损的。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宏大目标来说，在党的领导下，正需要民众能够广泛参与政治结构来促进治理体系的优化，使民众的权利本身，就是一种可以约束某些权力的权力，从而使制度从最高权力到最基层权力，到民众权利之间畅通无阻。得到社会支持的最好方式就是把社会也预设为治理的主体。一个存在大量“政治看客”的社会结构是不可能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配套的。
　　中纪委已公布了各地纪委的联系方式，举报将更加通畅。这是一个扩大反腐的群众参与的积极信号。我们也应该捕捉到更多的政治参与的积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