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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该以美国政府插手金融机构，来为腐败、效率低的国有企业找借口，更不应该回过头来重走政府管制的计划经济老路，而宏观调控的问题在于起效时间太长太慢，政府往往在一时不见效的情况下用力过大。当政策效果显现时，经济环境已经与以完全不同了。
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许多人对自由市场的理念产生了怀疑。有人把金融危机的发生归咎于自由市场，认为是监管的放松导致了危机；有人因为美国和很多国家的政府开始干预市场，就断言自由市场已经终结。在此，有必要正本清源，厘清围绕于此的一系列误解。
自由市场不是无政府主义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不是经济学家弄出了市场，市场和市场经济是一个客观存在。经济学家的作用和责任，是揭示这一客观现象的真相和真理。伟大的经济学理论，不是不可以推翻、永远正确的理论，而是可能会被推翻、但解释力更强的理论。凯恩斯有一句名言：“经济学的思想，无论其正确与否，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实际上统治世界者，也就是这些思想而已。认为自己完全不受任何知识影响的那些实干家，通常是某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奴隶。”
市场经济或自由市场，其基本的功能是进行资源配置，在这一点上它效率最高，它把互不相识的人拉在一起进行生产，推动社会进步。在这个层面，市场是自发起作用的。有公司关闭不是市场经济的错，而恰恰是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的一部分，是市场经济的必须。市场经济不能保证每个人都会成功，但它一定会惩罚那些不按照市场规律办事的人。
但市场经济也不完全排斥政府，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自由选择》一书里就明确说过，自由市场不是无政府主义。市场经济也需要制定游戏规则，需要适当监管。政府在自由市场经济下的责任是维护交易规则，当公司出现欺骗消费者、做假账欺骗股民时，政府的调查、干预和惩罚也是必要的。所以不存在监管和干预绝对正确或绝对错误的教条。
政府的干预有时是有效的，但政府干预要长期有效，做得比市场还好，就必须要具备一个前提：调控者必须英明神武，掌握所有的信息。这样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即便一时找到了这样的人，他的继任者又在哪里呢?这就好比民主和独裁的关系一样：某个独裁者个人或许英明神武，但这种英明神武没有可持续性；而民主则有能力避免最坏情况的发生。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被认为是自由市场理论的大本营。我在那里念书时，老师从来不从某种教条出发先验地要求我们支持什么反对什么，而是非常注重理论的可验证性，让我们先分析某项政策的后果，好在哪，坏在哪，最后我们发现，坏的地方往往是政府过度干预的结果，政府干预是好心办坏事。
所以，从各国政府出手救市判断自由市场错了，是站不住脚的。自由市场作为一种经济理论，它是否站得住脚，不是由政府的行为决定的，而在于它是否反映了客观真理。美国政府不肯签署《京都议定书》，并不能说明《京都议定书》有问题，道理是一样的。而在过去的几百年，自由市场一次又一次证明了自身的价值，它推动了科技和生产力的迅猛进步，将人类带人空前繁荣的今天。
据我的观察，在内地与香港的媒体上，不少非经济学出身的评论者因为美国政府大手干预市场而认为自由市场理论已经终结，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历史上皇权的力量过分强大，人们习惯于唯政府马首是瞻，看政府的眼色行事。但在西方，人们经过几百年市场经济的洗礼，已经明白自由市场并非一种原教旨主义宗教，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机制，自由市场经济虽然不完美，这次危机过去后，未来必然还会出现各种危机，但是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历史迄今所能找到的最好的经济制度。
金融危机是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
此次金融危机之所以发生，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美国人的储蓄率太低，负债太多，是典型的负债经济。1996年美国人的整体负债是收入的100％，到了今天，这个数字上升为130％。美国人的债务，除了信用卡与个人借贷之外，还包括12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光“两房”就有5万亿。这样一种负债经济的抗风险能力是很低的，一有风吹草动就容易出问题。
必须明确的一点是，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首先是政府失灵的结果。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研究1930年代大萧条的权威，他的著名论断就是：大萧条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灵。联储内部的权力斗争导致了美国货币政策的错误，当金融体系出现流动性短缺的时候，当时的美联储不但没有增加流动性供应，反而大幅紧缩了银根，导致银行大面积倒闭。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是研究大萧条的专家，他也同意弗里德曼的看法。
大萧条时美国国会通过了《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将商业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分开了，这对商业银行及金融体制的稳定性十分重要。不过美国的各大银行为求利润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试图撤销该法案。1987年，刚刚离开JP摩根来到美联储上任的新主席格林斯潘就提出要撤销《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
1999年在银行界强大的游说压力下，《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终于撤销，从而产生了一场证券化革命，格林斯潘公开对此表示赞扬，称为“金融领域的一场革命”，并对金融衍生品长期持放任自流的立场。美联储也长期执行低利率政策，放出大量流动性，多余的流动性造成了房地产的泡沫，埋下了金融危机的隐患。
再加上克林顿上台后，鼓励更多的人拥有自己的房屋，“居者有其屋”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如果你穷，跑到银行借钱，银行不借给你，即是歧视，受到歧视便可以向政府部门投诉。这种理念今天听起来是天方夜谭，但实际上当时许多人认为克林顿是伟大的总统，结果为了免受指控，不少银行都闭上眼，只要你跑来跟我借，我就借给你。最初规定一个人借钱买房时银行里至少要有借贷额3％的储蓄量，但后来连这3％也取消了。
而“两房”是由私人投资者控股但受到美国政府支持的特殊金融机构，在“两房”之外，还有大量的贷款机构和投资银行，为了招揽客户，原来要求的首付最后被取消了，代之以零首付。这些机构的贷款利率很高，风险也很大。为了控制风险，他们或者发行债券，或者把借款合同卖给“两房”，“两房”则向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投资者发行债券。
“两房”虽然买进高风险的按揭合约，但因大家认为政府会为它们兜底，所以风险对它们起不了作用，“两房”还是可以低息借债。兜底所引发的道德风险，结果使“两房”近年放弃了审慎原则，不断扩大市场，买入高风险按揭，直接推高了次贷危机的规模。
这样一来，一般贷款机构就可无风无险地稳赚一笔。借了钱给购房者后，再把合同卖给胃纳很大的“两房”赚取价差。一般来讲，1000万的借款合同，卖给“两房”一般是1070 万，扣除行政费用，净利大概就有40万。一间50A的公司，一个月做2000万是很容易的，这样就有80万美元的“利润”。
以上是政府干预造成的后果，但市场也有失灵的部分。
“两房”以外的贷款机构也将房地产借款合同向保险公司投保。而且这样保来保去，又不断进行投资组合，把有问题的部分斩碎、分解再重新打包，造成投资产品的构成非常复杂，牵扯的人也越来越多。最后，到底这一份投资产品有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哪里，一般的投资者已经没有能力分辨了。
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市场设计很有问题。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事，整个链条就会断裂，但在几年以前，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在风险没有表现出来之前，人们并不一定懂得怎样控制及防范它。对于新生的高科技产品，知道有风险是一回事，知道如何防范又是另一回事。费米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曾经在芝加哥大学主持过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控制的核反应。费米53岁时因癌症去世，相信是因为长期接触放射性物质所致，难道他不知道辐射的危害吗?当然不是，但当年人类对如何防范辐射就是懂得不够多。不少金融衍生工具都是高新科技，市场不懂它们，政府更可能不懂，要政府加强监管没有错，但政府懂得怎样监管吗?救市要坚持市场化原则
美国提出的救市方案，首先是违反市场经济的伦理，市场经济要求人们为自己的决策失误负责。现在，美国的救市方案实际上是让Main Street为Wall Street买单，而那些金融机构虽然亏了钱，他们的高管也还是有钱人，这样做的合理性首先就成问题。在香港，雷曼投资产品的苦主天天上街游行，这其中当然有少部分是受银行推销手法蒙蔽和误导的老人、退休者，但也有大量的资深或机构投资者，这些人可不是穷人，但他们为了获取赔偿，也说受到误导。在这件事情上，银行当然有自己的责任，苦主们也要负自己的责任。
当然，支持救市的人会说，金融系统如果崩溃，将给普通百姓带来悲惨的后果，无辜的企业和消费者将受到损害，而成功的救市可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那么，就让我们来讨论具体的救市计划。
最新消息是，美国财长保尔森表示，考虑到市场情况的变化，美国上月出台的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的用途将有所改变，由原先拟定的购买银行不良资产转为通过其他方式稳定金融市场，其他方式是什么，人们还不得而知。但总体而言，我认为不能为了救市而救市，救市也要体现市场原则。
一种此前被人们广泛讨论的方法是，拍卖有问题的债券。这种方法的现实困难在于，人们对这些债券的资产构成不清楚，不易把有问题的部分拆分出来，也不知道这些债券到底值多少钱。
英国政府计划向银行投入资金，增加其资产价值，从而避免资不抵债面临破产的处境。这样做有好处，但也有重大缺点。政府用了纳税人这么多的弹药，很易无以为继，而且有可能对商业机构带来政治干预。
另一种办法就是用政府的力量强迫债权人和债务人坐在一起，免掉还债的责任，把债权转换为股权，这种办法用钱最少，效益最高，而且对经济没有多少影响，但可能导致原有大股东失去控制权，华尔街最不喜欢，所以一直被搁置。
成立专家委员会来处理金融危机，也是一种方法。这种方式也有很多问题，因为专家会受到各种利益关系的左右，而最底层的人往往是没有人代表的。我曾经研究过台湾从前的工业政策，发现他们通过的决议往往是给夕阳工业补贴，而不是扶持朝阳工业。这是因为夕阳工业存在已久根深叶茂，有自己的利益集团，可以影响决策，而朝阳工业因为刚刚兴起，没有这样的影响力。
中国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路线
我前几天和我的导师普雷斯科特教授通信，他因为对经济周期的研究获得了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看法是，不能太看淡美国经济。因为他的研究发现，美国的GDP增长主要和生产率有关，金融产品所起的作用很小。1987年美国发生股灾，但没有造成衰退，主要是因为生产率没有下降。而美国今年的生产率，直到9月份都是在上升的，9月以后的统计数字还没有出来。美国第三季度GDP增长率是-0.3％，第四季度按理会更糟，但应该只会是下降三几个百分点，和大萧条时期失掉1/3的GDP不可同日而语。
美国生产率高，体质好，虽有战争及过度开支等难题困扰，但不一定有大的问题，反倒是欧洲更让人担心。因为欧洲的生产率只有美国的3/4左右，底子不够厚，政府的干预比美国厉害得多。因为金融危机，美国市场不景气，中国扩大了对欧洲的出口，这从长远看可能是一个隐忧。
至于中国的情况，我抱审慎态度。但有几个问题要特别留意：
一是不能因为金融危机就对所有信贷一概收紧。目前，国内的很多企业经营困难，要恢复他们的竞争力，最关键的一点是要有资金，银行如果不肯借钱给企业的话，企业的倒闭潮就很难避免。
二是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路线。对那些质疑市场经济的人而言，这场危机无疑为他们提供了绝佳的攻击口实。但30年中国经济的成功部分，都和市场经济密不可分。我们不应该以美国政府插手金融机构一事，来为那些腐败、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找借口，更不应该又回过头来重走政府管制的计划经济老路，中国还是要坚定不移地朝市场化的道路努力走下去。
三是对于宏观调控，我一直是不赞成的。宏观调控的问题在于它起效的时间太长、太慢，而政府往往在一时不见效的情况下，很容易使用过大的力度。在政策效果显现时，经济环境已经与以往完全不同，结果是更不利于创造稳定的宏观经济。今年上半年我们还在说要防治通胀，现在又一下子变成了通缩，这种宏观环境的摇摆不定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较好的做法是用相对稳定的政策，使人民对前景有更准确的预期。
四是具体到4万亿的刺激经济方案。这个方案的实际金额没有这么多，是把以前通过的一些方案也算进来，然后包装起来，目的是给大家信心。要增加内需，我是赞成的，以前我们有钱就买美国的国债，扣掉汇率变化后完全没有赚，这实际上是一笔闲钱，如果能卖掉一部分来扩大内需，那当然好。但也要做到小心理财，收支平衡。即便是为了刺激经济，也要符合成本效益原则。挖个洞再把它填平，可以增加GDP，但用这样的方法刺激经济没有任何意义，不如直接派钱给大家。方案里有5条讲到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过去内地已经搞了很多，再建更多的路，边际效用会下降，找好的项目会越来越难，所以一定要进行科学评估，不能盲目上马。
(作者为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由本刊记者赵灵敏采访整理。)
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许多人对自由市场的理念产生了怀疑。有人把金融危机的发生归咎于自由市场，认为是监管的放松导致了危机；有人因为美国和很多国家的政府开始干预市场，就断言自由市场已经终结。在此，有必要正本清源，厘清围绕于此的一系列误解。
自由市场不是无政府主义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不是经济学家弄出了市场，市场和市场经济是一个客观存在。经济学家的作用和责任，是揭示这一客观现象的真相和真理。伟大的经济学理论，不是不可以推翻、永远正确的理论，而是可能会被推翻、但解释力更强的理论。凯恩斯有一句名言：“经济学的思想，无论其正确与否，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实际上统治世界者，也就是这些思想而已。认为自己完全不受任何知识影响的那些实干家，通常是某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奴隶。”
市场经济或自由市场，其基本的功能是进行资源配置，在这一点上它效率最高，它把互不相识的人拉在一起进行生产，推动社会进步。在这个层面，市场是自发起作用的。有公司关闭不是市场经济的错，而恰恰是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的一部分，是市场经济的必须。市场经济不能保证每个人都会成功，但它一定会惩罚那些不按照市场规律办事的人。
但市场经济也不完全排斥政府，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自由选择》一书里就明确说过，自由市场不是无政府主义。市场经济也需要制定游戏规则，需要适当监管。政府在自由市场经济下的责任是维护交易规则，当公司出现欺骗消费者、做假账欺骗股民时，政府的调查、干预和惩罚也是必要的。所以不存在监管和干预绝对正确或绝对错误的教条。
政府的干预有时是有效的，但政府干预要长期有效，做得比市场还好，就必须要具备一个前提：调控者必须英明神武，掌握所有的信息。这样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即便一时找到了这样的人，他的继任者又在哪里呢?这就好比民主和独裁的关系一样：某个独裁者个人或许英明神武，但这种英明神武没有可持续性；而民主则有能力避免最坏情况的发生。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被认为是自由市场理论的大本营。我在那里念书时，老师从来不从某种教条出发先验地要求我们支持什么反对什么，而是非常注重理论的可验证性，让我们先分析某项政策的后果，好在哪，坏在哪，最后我们发现，坏的地方往往是政府过度干预的结果，政府干预是好心办坏事。
所以，从各国政府出手救市判断自由市场错了，是站不住脚的。自由市场作为一种经济理论，它是否站得住脚，不是由政府的行为决定的，而在于它是否反映了客观真理。美国政府不肯签署《京都议定书》，并不能说明《京都议定书》有问题，道理是一样的。而在过去的几百年，自由市场一次又一次证明了自身的价值，它推动了科技和生产力的迅猛进步，将人类带人空前繁荣的今天。
据我的观察，在内地与香港的媒体上，不少非经济学出身的评论者因为美国政府大手干预市场而认为自由市场理论已经终结，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历史上皇权的力量过分强大，人们习惯于唯政府马首是瞻，看政府的眼色行事。但在西方，人们经过几百年市场经济的洗礼，已经明白自由市场并非一种原教旨主义宗教，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机制，自由市场经济虽然不完美，这次危机过去后，未来必然还会出现各种危机，但是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历史迄今所能找到的最好的经济制度。
金融危机是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
此次金融危机之所以发生，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美国人的储蓄率太低，负债太多，是典型的负债经济。1996年美国人的整体负债是收入的100％，到了今天，这个数字上升为130％。美国人的债务，除了信用卡与个人借贷之外，还包括12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光“两房”就有5万亿。这样一种负债经济的抗风险能力是很低的，一有风吹草动就容易出问题。
必须明确的一点是，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首先是政府失灵的结果。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研究1930年代大萧条的权威，他的著名论断就是：大萧条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灵。联储内部的权力斗争导致了美国货币政策的错误，当金融体系出现流动性短缺的时候，当时的美联储不但没有增加流动性供应，反而大幅紧缩了银根，导致银行大面积倒闭。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是研究大萧条的专家，他也同意弗里德曼的看法。
大萧条时美国国会通过了《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将商业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分开了，这对商业银行及金融体制的稳定性十分重要。不过美国的各大银行为求利润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试图撤销该法案。1987年，刚刚离开JP摩根来到美联储上任的新主席格林斯潘就提出要撤销《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
1999年在银行界强大的游说压力下，《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终于撤销，从而产生了一场证券化革命，格林斯潘公开对此表示赞扬，称为“金融领域的一场革命”，并对金融衍生品长期持放任自流的立场。美联储也长期执行低利率政策，放出大量流动性，多余的流动性造成了房地产的泡沫，埋下了金融危机的隐患。
再加上克林顿上台后，鼓励更多的人拥有自己的房屋，“居者有其屋”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如果你穷，跑到银行借钱，银行不借给你，即是歧视，受到歧视便可以向政府部门投诉。这种理念今天听起来是天方夜谭，但实际上当时许多人认为克林顿是伟大的总统，结果为了免受指控，不少银行都闭上眼，只要你跑来跟我借，我就借给你。最初规定一个人借钱买房时银行里至少要有借贷额3％的储蓄量，但后来连这3％也取消了。
而“两房”是由私人投资者控股但受到美国政府支持的特殊金融机构，在“两房”之外，还有大量的贷款机构和投资银行，为了招揽客户，原来要求的首付最后被取消了，代之以零首付。这些机构的贷款利率很高，风险也很大。为了控制风险，他们或者发行债券，或者把借款合同卖给“两房”，“两房”则向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投资者发行债券。
“两房”虽然买进高风险的按揭合约，但因大家认为政府会为它们兜底，所以风险对它们起不了作用，“两房”还是可以低息借债。兜底所引发的道德风险，结果使“两房”近年放弃了审慎原则，不断扩大市场，买入高风险按揭，直接推高了次贷危机的规模。
这样一来，一般贷款机构就可无风无险地稳赚一笔。借了钱给购房者后，再把合同卖给胃纳很大的“两房”赚取价差。一般来讲，1000万的借款合同，卖给“两房”一般是1070 万，扣除行政费用，净利大概就有40万。一间50A的公司，一个月做2000万是很容易的，这样就有80万美元的“利润”。
以上是政府干预造成的后果，但市场也有失灵的部分。
“两房”以外的贷款机构也将房地产借款合同向保险公司投保。而且这样保来保去，又不断进行投资组合，把有问题的部分斩碎、分解再重新打包，造成投资产品的构成非常复杂，牵扯的人也越来越多。最后，到底这一份投资产品有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哪里，一般的投资者已经没有能力分辨了。
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市场设计很有问题。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事，整个链条就会断裂，但在几年以前，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在风险没有表现出来之前，人们并不一定懂得怎样控制及防范它。对于新生的高科技产品，知道有风险是一回事，知道如何防范又是另一回事。费米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曾经在芝加哥大学主持过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控制的核反应。费米53岁时因癌症去世，相信是因为长期接触放射性物质所致，难道他不知道辐射的危害吗?当然不是，但当年人类对如何防范辐射就是懂得不够多。不少金融衍生工具都是高新科技，市场不懂它们，政府更可能不懂，要政府加强监管没有错，但政府懂得怎样监管吗?救市要坚持市场化原则
美国提出的救市方案，首先是违反市场经济的伦理，市场经济要求人们为自己的决策失误负责。现在，美国的救市方案实际上是让Main Street为Wall Street买单，而那些金融机构虽然亏了钱，他们的高管也还是有钱人，这样做的合理性首先就成问题。在香港，雷曼投资产品的苦主天天上街游行，这其中当然有少部分是受银行推销手法蒙蔽和误导的老人、退休者，但也有大量的资深或机构投资者，这些人可不是穷人，但他们为了获取赔偿，也说受到误导。在这件事情上，银行当然有自己的责任，苦主们也要负自己的责任。
当然，支持救市的人会说，金融系统如果崩溃，将给普通百姓带来悲惨的后果，无辜的企业和消费者将受到损害，而成功的救市可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那么，就让我们来讨论具体的救市计划。
最新消息是，美国财长保尔森表示，考虑到市场情况的变化，美国上月出台的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的用途将有所改变，由原先拟定的购买银行不良资产转为通过其他方式稳定金融市场，其他方式是什么，人们还不得而知。但总体而言，我认为不能为了救市而救市，救市也要体现市场原则。
一种此前被人们广泛讨论的方法是，拍卖有问题的债券。这种方法的现实困难在于，人们对这些债券的资产构成不清楚，不易把有问题的部分拆分出来，也不知道这些债券到底值多少钱。
英国政府计划向银行投入资金，增加其资产价值，从而避免资不抵债面临破产的处境。这样做有好处，但也有重大缺点。政府用了纳税人这么多的弹药，很易无以为继，而且有可能对商业机构带来政治干预。
另一种办法就是用政府的力量强迫债权人和债务人坐在一起，免掉还债的责任，把债权转换为股权，这种办法用钱最少，效益最高，而且对经济没有多少影响，但可能导致原有大股东失去控制权，华尔街最不喜欢，所以一直被搁置。
成立专家委员会来处理金融危机，也是一种方法。这种方式也有很多问题，因为专家会受到各种利益关系的左右，而最底层的人往往是没有人代表的。我曾经研究过台湾从前的工业政策，发现他们通过的决议往往是给夕阳工业补贴，而不是扶持朝阳工业。这是因为夕阳工业存在已久根深叶茂，有自己的利益集团，可以影响决策，而朝阳工业因为刚刚兴起，没有这样的影响力。
中国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路线
我前几天和我的导师普雷斯科特教授通信，他因为对经济周期的研究获得了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看法是，不能太看淡美国经济。因为他的研究发现，美国的GDP增长主要和生产率有关，金融产品所起的作用很小。1987年美国发生股灾，但没有造成衰退，主要是因为生产率没有下降。而美国今年的生产率，直到9月份都是在上升的，9月以后的统计数字还没有出来。美国第三季度GDP增长率是-0.3％，第四季度按理会更糟，但应该只会是下降三几个百分点，和大萧条时期失掉1/3的GDP不可同日而语。
美国生产率高，体质好，虽有战争及过度开支等难题困扰，但不一定有大的问题，反倒是欧洲更让人担心。因为欧洲的生产率只有美国的3/4左右，底子不够厚，政府的干预比美国厉害得多。因为金融危机，美国市场不景气，中国扩大了对欧洲的出口，这从长远看可能是一个隐忧。
至于中国的情况，我抱审慎态度。但有几个问题要特别留意：
一是不能因为金融危机就对所有信贷一概收紧。目前，国内的很多企业经营困难，要恢复他们的竞争力，最关键的一点是要有资金，银行如果不肯借钱给企业的话，企业的倒闭潮就很难避免。
二是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路线。对那些质疑市场经济的人而言，这场危机无疑为他们提供了绝佳的攻击口实。但30年中国经济的成功部分，都和市场经济密不可分。我们不应该以美国政府插手金融机构一事，来为那些腐败、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找借口，更不应该又回过头来重走政府管制的计划经济老路，中国还是要坚定不移地朝市场化的道路努力走下去。
三是对于宏观调控，我一直是不赞成的。宏观调控的问题在于它起效的时间太长、太慢，而政府往往在一时不见效的情况下，很容易使用过大的力度。在政策效果显现时，经济环境已经与以往完全不同，结果是更不利于创造稳定的宏观经济。今年上半年我们还在说要防治通胀，现在又一下子变成了通缩，这种宏观环境的摇摆不定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较好的做法是用相对稳定的政策，使人民对前景有更准确的预期。
四是具体到4万亿的刺激经济方案。这个方案的实际金额没有这么多，是把以前通过的一些方案也算进来，然后包装起来，目的是给大家信心。要增加内需，我是赞成的，以前我们有钱就买美国的国债，扣掉汇率变化后完全没有赚，这实际上是一笔闲钱，如果能卖掉一部分来扩大内需，那当然好。但也要做到小心理财，收支平衡。即便是为了刺激经济，也要符合成本效益原则。挖个洞再把它填平，可以增加GDP，但用这样的方法刺激经济没有任何意义，不如直接派钱给大家。方案里有5条讲到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过去内地已经搞了很多，再建更多的路，边际效用会下降，找好的项目会越来越难，所以一定要进行科学评估，不能盲目上马。
(作者为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由本刊记者赵灵敏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