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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时刻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和情怀在关注人、思考人,把人放到广阔的社会实践中去考察,从而摆脱片面的“关系本质”,突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把丰富人的本质与培养人的素质结合起来,始终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人的本质完善的出发点。
【关键词】邓小平 以人为本 实践
摆脱片面的“关系本质”突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
人的本质一直是哲学和社会学关注的问题,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动物”,还是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本思想,都从一定侧面揭示出了人与动物的区别。遗憾的是,它们都没有真正揭示出人的本质。直到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这才对人的本质做出了精辟的阐述。但是在理解马克思这句经典论述时,人们过去通常只注重“人与人、人与物质资料的关系”,尤其是阶级关系,这是对人的社会性本质的单面理解,看不到人的本质的丰富内涵,从而完全否定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立性、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把人框定在关系中来理解,抽象地把人划分出等级,唯成分论,严重束缚了人的发展。
事实上,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论述是针对费尔巴哈抽象地谈论人的本质的,指出人的本质只有从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去发现,而不能单纯地从人本身来寻找,这是马克思研究人的本质的新思路和解决问题的新途径。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多次论及,“生命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性、它的类的特性,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正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人才实际上确证自己是类的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他的能动的、类的生活。”②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的类本质存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通过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即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来确证人的本质。因此人的本质由人的社会关系来归结,又必须在社会实践中来不断丰富和发展。
邓小平同志正是依据马克思关于实践的思想,把人放在广阔的社会实践中来考察,重新认识人的本质。共产主义作为谋求人的自由、解放和发展的学说,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既以人为主轴,又以人为目的。在中国具体的实践情境中,出于对当前国内人民生存状况的反思,邓小平关注生产力发展的层面,把“人”放在生产力的层面来考察,通过发展生产力来改善人的生存境遇,变革人的现存方式,真正实现人的解放。邓小平关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论述,关于发展生产力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等等都围绕着这一个主题。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人的这种“关系总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种变化是靠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来推动的,不关注生产力的发展,人的本质就不会丰富,也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得以确证。
把丰富人的本质与培养人的素质结合起来
人的本质的丰富和完善决定了人的素质的发展,人的素质的提高有赖于人的本质的丰富和完善。在人的本质的规范下,人的素质也相应地被规范出来,然而素质不是一成不变的,是能在后天社会和生活实践中得到补偿和改造的。这种改造和补偿恰恰是人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活动的结果,因为人不是被动地适应社会,而是有目的的自觉的活动。在实践中,人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于是便有目的、有意识地培养和锻炼自己。但是这种有目的的培养和锻炼是受人的社会条件制约、为社会所决定的,人不能超越人的社会关系和条件来培养自己的素质。
人在他所处的社会关系中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因此社会关系是制约人的素质发展和提高的关键。一个人在社会关系中是什么,就决定了他是什么。在这个层面上,素质培养的最高境界就是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就是“对人的社会本质的全面占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由此可以得出,人的素质的培养和提高更主要的在于人的社会性,在于人生活的社会条件对人的制约,在于社会对人的需求,社会为人提供的条件决定了人的素质的发展,任何人企图超越社会制度来谈论素质教育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人的本质为人的社会所决定,马克思从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关系的角度,把人类社会分为三大阶段:人的依赖、物的依赖、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在人的依赖和物的依赖阶段,人的素质不可能获得充分全面的发展。在原始社会,人的素质只能表现在畜牧、稼穑和狩猎上,对人的培养也只能是增强体魄,提高相应的知识和技巧。因此人的素质的发展依赖于人的本质的发展,人的本质发生变化,人的素质也一定发生变化。
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将人的素质的培养和人的本质的丰富相结合。在培养人的问题上,他在重视教育的同时,也非常重视从制度上保证人才的成长,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改革生产关系中不利于人发展的方面,使体现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向着有利于人的素质发展的方向转变。比如,破除了“大锅饭”、“铁饭碗”;提出“要制定一系列制度包括干部制度和教育制度”,以保证“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政治家、经济管理家、军事家、外交家”和“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其他各种专家”③;提出通过改革创造人尽其才、人才辈出的环境,“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④;“我们要开出一条路来,让有才能的人很快成长,不是老是把人卡住。人才不断涌出,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⑤。这些改革使“社会关系总和”中的个人位置发生了根本变化,把那些胜任工作的人放到最佳的位置,做到人尽其才,使其本质更好地发展完善,从而更有利于人的素质的提高。
始终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人的本质完善的出发点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邓小平同志人的全面发展观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为基础的。在马克思的多次论述中,人总是作为社会运动的主体和目的出现。社会历史本来就是人的发展史。因此,人的发展的最高境界或者说人的本质最完善的程度就是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邓小平人的全面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继承、发展和运用。他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始终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项基本社会发展战略来推行和实施。邓小平同志认为,要想改变人,首先应改变“人的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⑥。这场被称为“也是革命”的改革,就是改革生产关系中不合理的限制人的因素,人的本质也即“生产关系的总和”的内涵在这里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在“人的社会关系总和”里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恩格斯早就说过:“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⑦
同时,邓小平同志又不单纯地改革生产关系。面对我国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经济上忽视生产力落后的现实,他认为,要达到人的全面发展,首先要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把人置于“人的实践中”来发展,并明确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⑧人的全面发展必然要求生产力的快速而迅猛的发展,而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又只能同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才能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现实的基础。邓小平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就是从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群众在生活方面得到改善、提高和发展着手的。
与此同时,小平同志也看到生产力的发展,确实给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但生产力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能代替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关系的存在是人存在的现实基础和根据,人的自由发展必须在具体的历史社会关系中来发展,以抽象的非历史的观点来看待人、研究人是错误的。“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还不高,这也不能靠谈论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来解决,主要地只能靠积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解决。离开了这些具体情况和具体任务而谈人,这就不是谈现实的人而谈抽象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⑨人只能在其社会关系中来印证,脱离了人的“社会关系”来研究人,人便成了虚无,因此必须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人的本质完善的出发点。
邓小平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既从人的“社会关系总和”来把握人,又把人放在生产力的层面,放在广阔的社会实践中来考察。人既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这就是邓小平关于人本思想最基本的论断。(作者为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社会科学系副教授)
注释
①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570页。
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8~49页。
③④⑤⑥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9、109、18、237、41页。
⑧包心鉴:“社会主义本质论”,《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第128页。
【关键词】邓小平 以人为本 实践
摆脱片面的“关系本质”突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
人的本质一直是哲学和社会学关注的问题,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动物”,还是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本思想,都从一定侧面揭示出了人与动物的区别。遗憾的是,它们都没有真正揭示出人的本质。直到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这才对人的本质做出了精辟的阐述。但是在理解马克思这句经典论述时,人们过去通常只注重“人与人、人与物质资料的关系”,尤其是阶级关系,这是对人的社会性本质的单面理解,看不到人的本质的丰富内涵,从而完全否定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立性、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把人框定在关系中来理解,抽象地把人划分出等级,唯成分论,严重束缚了人的发展。
事实上,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论述是针对费尔巴哈抽象地谈论人的本质的,指出人的本质只有从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去发现,而不能单纯地从人本身来寻找,这是马克思研究人的本质的新思路和解决问题的新途径。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多次论及,“生命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性、它的类的特性,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正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人才实际上确证自己是类的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他的能动的、类的生活。”②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的类本质存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通过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即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来确证人的本质。因此人的本质由人的社会关系来归结,又必须在社会实践中来不断丰富和发展。
邓小平同志正是依据马克思关于实践的思想,把人放在广阔的社会实践中来考察,重新认识人的本质。共产主义作为谋求人的自由、解放和发展的学说,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既以人为主轴,又以人为目的。在中国具体的实践情境中,出于对当前国内人民生存状况的反思,邓小平关注生产力发展的层面,把“人”放在生产力的层面来考察,通过发展生产力来改善人的生存境遇,变革人的现存方式,真正实现人的解放。邓小平关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论述,关于发展生产力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等等都围绕着这一个主题。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人的这种“关系总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种变化是靠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来推动的,不关注生产力的发展,人的本质就不会丰富,也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得以确证。
把丰富人的本质与培养人的素质结合起来
人的本质的丰富和完善决定了人的素质的发展,人的素质的提高有赖于人的本质的丰富和完善。在人的本质的规范下,人的素质也相应地被规范出来,然而素质不是一成不变的,是能在后天社会和生活实践中得到补偿和改造的。这种改造和补偿恰恰是人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活动的结果,因为人不是被动地适应社会,而是有目的的自觉的活动。在实践中,人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于是便有目的、有意识地培养和锻炼自己。但是这种有目的的培养和锻炼是受人的社会条件制约、为社会所决定的,人不能超越人的社会关系和条件来培养自己的素质。
人在他所处的社会关系中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因此社会关系是制约人的素质发展和提高的关键。一个人在社会关系中是什么,就决定了他是什么。在这个层面上,素质培养的最高境界就是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就是“对人的社会本质的全面占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由此可以得出,人的素质的培养和提高更主要的在于人的社会性,在于人生活的社会条件对人的制约,在于社会对人的需求,社会为人提供的条件决定了人的素质的发展,任何人企图超越社会制度来谈论素质教育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人的本质为人的社会所决定,马克思从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关系的角度,把人类社会分为三大阶段:人的依赖、物的依赖、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在人的依赖和物的依赖阶段,人的素质不可能获得充分全面的发展。在原始社会,人的素质只能表现在畜牧、稼穑和狩猎上,对人的培养也只能是增强体魄,提高相应的知识和技巧。因此人的素质的发展依赖于人的本质的发展,人的本质发生变化,人的素质也一定发生变化。
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将人的素质的培养和人的本质的丰富相结合。在培养人的问题上,他在重视教育的同时,也非常重视从制度上保证人才的成长,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改革生产关系中不利于人发展的方面,使体现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向着有利于人的素质发展的方向转变。比如,破除了“大锅饭”、“铁饭碗”;提出“要制定一系列制度包括干部制度和教育制度”,以保证“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政治家、经济管理家、军事家、外交家”和“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其他各种专家”③;提出通过改革创造人尽其才、人才辈出的环境,“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④;“我们要开出一条路来,让有才能的人很快成长,不是老是把人卡住。人才不断涌出,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⑤。这些改革使“社会关系总和”中的个人位置发生了根本变化,把那些胜任工作的人放到最佳的位置,做到人尽其才,使其本质更好地发展完善,从而更有利于人的素质的提高。
始终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人的本质完善的出发点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邓小平同志人的全面发展观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为基础的。在马克思的多次论述中,人总是作为社会运动的主体和目的出现。社会历史本来就是人的发展史。因此,人的发展的最高境界或者说人的本质最完善的程度就是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邓小平人的全面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继承、发展和运用。他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始终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项基本社会发展战略来推行和实施。邓小平同志认为,要想改变人,首先应改变“人的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⑥。这场被称为“也是革命”的改革,就是改革生产关系中不合理的限制人的因素,人的本质也即“生产关系的总和”的内涵在这里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在“人的社会关系总和”里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恩格斯早就说过:“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⑦
同时,邓小平同志又不单纯地改革生产关系。面对我国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经济上忽视生产力落后的现实,他认为,要达到人的全面发展,首先要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把人置于“人的实践中”来发展,并明确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⑧人的全面发展必然要求生产力的快速而迅猛的发展,而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又只能同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才能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现实的基础。邓小平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就是从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群众在生活方面得到改善、提高和发展着手的。
与此同时,小平同志也看到生产力的发展,确实给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但生产力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能代替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关系的存在是人存在的现实基础和根据,人的自由发展必须在具体的历史社会关系中来发展,以抽象的非历史的观点来看待人、研究人是错误的。“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还不高,这也不能靠谈论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来解决,主要地只能靠积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解决。离开了这些具体情况和具体任务而谈人,这就不是谈现实的人而谈抽象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⑨人只能在其社会关系中来印证,脱离了人的“社会关系”来研究人,人便成了虚无,因此必须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人的本质完善的出发点。
邓小平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既从人的“社会关系总和”来把握人,又把人放在生产力的层面,放在广阔的社会实践中来考察。人既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这就是邓小平关于人本思想最基本的论断。(作者为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社会科学系副教授)
注释
①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570页。
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8~49页。
③④⑤⑥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9、109、18、237、41页。
⑧包心鉴:“社会主义本质论”,《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