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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0月12日下午7时，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0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印第安纳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er Ostrom)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奥利弗·威廉森(Oliver Williamson)。其中，现年76岁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成为该奖项的首位女性获得者。
实至名归的意外
谁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前。从路透社到哈佛大学甚至是英国热门博彩公司的竞猜中，这个名字从未出现过。美国《商业周刊》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曼德尔在其专栏中开门见山地坦承。在该奖项宣布前“从未听说过”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一片惊讶声中，世界上首位女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诞生了。无疑，在整个世界仍然沉浸在金融危机带来的阵痛中时，人们既对市场的自我调节失去信心，又不能对政府干预完全信任，美国医疗改革之艰难、各国应对气候变化之争论均源于此，而诺贝尔奖对奥斯特罗姆的垂青可谓“恰逢其时”。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于1933年出生于美国，与其说她是一名经济学家，不如说她是一名政治学家。奥斯特罗姆的过人之处在于其大胆挑战传统的公共资源治理观念。驳斥了传统的“公共财产难以管理因此需要彻底私有化或交由中央当局统一监管”这一理论。她对公众管理鱼类资源、农场、森林、湖泊和地表水等公共资源进行了大量实地研究并得出结论，即公众管理的效果通常要好于标准理论预期的结果，公众用户往往能够为管理利益分歧而设计出复杂而高明的决策机制和执行规则。
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奥斯特罗姆的主要成就在于从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公共资源治理实践中收集到的大量信息并进行系统化比较。其研究目的是为了说明管理公共财产需要以长期发展的规则和程序为基础。因此，公众用户要比政治家和社会学家等局外人想象的更加熟悉情况。奥斯特罗姆认为。内部治理完全有可能成功。而成功治理的一大关键特征就是公众积极参与规则的创建和执行。她指出，由外部施加或由内部权威角色单边发号施令的做法缺乏合理性，公众违反规则的可能性也更大。通常人们认为监督和审查是国家的责任。而奥斯特罗姆经过实地研究后发现，个体用户存在很强的参与监督和审查的意愿。为证明这一点，她甚至进行了创新性的实验室实验。发现许多人甚至愿意付出个人成本来惩罚违规者。
奥斯特罗姆在组织理论、政治学和公共行政方面撰写了多本著作，如《规则、游戏与公共资源》。《理解制度多样性》等。她的研究，强调人类和生态系统如何相互影响，从而提供可持续的长期使用资源的方式，以防止生态系统崩溃。奥斯特罗姆还表示，虽然人类取得了很多成功。但人类也应为无数个生态系统的崩溃负责。人类和生态体系的相互影响是多层面的，不能用一概的方式来解决个别社会和生态系统的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
比起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另一位获奖者奥利弗·威廉森可谓大名鼎鼎，他的著作也是经济学界的畅销读物，《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更是影响甚大。成为全球经济学界的必读书目之一。
威廉森1932年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的苏必利尔镇。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奥利弗·威廉森所创立的理论被许多企业视为解决争端的有效方案。至少是由于他的宣传功劳，才使高斯的交易费用学说成为现代经济学中异军突起的一派，并汇聚了包括组织理论、法学、经济学在内的大量学科交叉和学术创新，逐步发展成当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该学派的启蒙者高斯曾荣获1991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继高斯之后，道格拉斯·诺思也于1993年戴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这不仅肯定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学术地位，而且显示了当代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交叉和融合的强大生命力。
相比之下，威廉森则将重心放在了企业边界的经济治理上。自1971年起，威廉森相继发表了一系列论文，阐述市场和公司应被视作两种不同的治理结构，其区别就在于二者解决利益争端的方式不同。各有千秋又各有欠缺。他认为，市场的缺陷在于讨价还价往往会引发争端和分歧，而在公司里面可以通过使用权力来减少或者避免这种争端，其弊病是可能出现权力滥用。威廉森指出，市场相对来说运转得更好，是因为市场中通常存在许多类似的买方和卖方，买卖双方发生分歧的时候可以试图寻找其他交易伙伴。因此，人们之间的彼此依存度(或者排他性)越高，就越倾向于在公司边界内部完成交易。换句话说，这种彼此依存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产在买卖双方这种关系之外得到解决的可能性。比如，煤矿A和电厂B构成买卖双方，煤矿A与其它电厂或电厂B与其它煤矿的距离越远，则A与B结成公司的可能就越大。
威廉森的理论精髓在于，在交易复杂且买卖关系确定的情况下，在公司内部进行统一管理会更加容易，这已经在许多行业得到了广泛的测试，且有强大的实证支持。根据他的理论，大型私有公司之所以成立，正是因为他们能将企业的所有者、工人、供应商和顾客这些要素都纳入同一制度管理之下，而这种内部治理往往可以带来高效运行。但在企业不能提供高效收益时，统一管理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威廉森认为。尽管大型公司有可能滥用权力，比如进行政治游说或者谋求垄断等，但是直接监管这些行为可能优于通过政策来限制公司规模的做法。
应对危机新思路
本次诺奖一改过去与时事联系相对松散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于本轮金融危机的反思。此前曾有人戏言，如果今年的诺奖颁给了市场效用理论的专家，将会成为诺奖史上的一大笑话。如今看来，最终折桂的两位学者都是做经济治理研究的，探索的也都是制度范畴的问题，一位推崇关注公众内部治理，另一位则强调监管企业行为而非限制企业规模。这对于后危机时代无疑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指导意义。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表声明说，奥斯特罗姆因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共资源管理上的分析”获奖，威廉森则因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司边界问题的分析”获奖。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说，当前金融危机虽然是评选委员们确定获奖者的考虑因素之一，但“所占比重不大……我们不希望若干年后发现相关理论站不住脚”。
事实上。两位获奖者的研究成果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理解和应对这场危机的新思路。次贷危机的一些核心问题，比如大到不能倒的公司、高额分红、风险承担行为以及危机应对中的政府角色等都与两位获奖者的研究相关。曾在威廉森门下攻读博士学位的美国杜克大学法律学教授巴拉克·里奇曼说：“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是，我们过度信任那些对经济运行至关重要的大型机构。奥斯特罗姆和威廉森的研究揭示了为什么理解公司、政府、监管者和法院这些非市场机构是如此重要。”
在后危机时代，为了避免危机重演，不断扩大政府权力是否正确方向?这恰好是奥斯特罗姆所研究的领域。曾在奥斯特罗姆门下攻读博士学位的乔治梅森大学政治学者保罗·艾利吉卡说：“在她之前，人们通常的想法是：‘让政府来管’，因为如果放任个体为所欲为，公共资源将被耗尽。”但奥斯特罗姆的研究表明。对许多公共资源来说，政府接管或者私有化并非是最好的运作方式，资源使用者通常可以发展出更有效的管理方法。
实至名归的意外
谁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前。从路透社到哈佛大学甚至是英国热门博彩公司的竞猜中，这个名字从未出现过。美国《商业周刊》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曼德尔在其专栏中开门见山地坦承。在该奖项宣布前“从未听说过”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一片惊讶声中，世界上首位女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诞生了。无疑，在整个世界仍然沉浸在金融危机带来的阵痛中时，人们既对市场的自我调节失去信心，又不能对政府干预完全信任，美国医疗改革之艰难、各国应对气候变化之争论均源于此，而诺贝尔奖对奥斯特罗姆的垂青可谓“恰逢其时”。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于1933年出生于美国，与其说她是一名经济学家，不如说她是一名政治学家。奥斯特罗姆的过人之处在于其大胆挑战传统的公共资源治理观念。驳斥了传统的“公共财产难以管理因此需要彻底私有化或交由中央当局统一监管”这一理论。她对公众管理鱼类资源、农场、森林、湖泊和地表水等公共资源进行了大量实地研究并得出结论，即公众管理的效果通常要好于标准理论预期的结果，公众用户往往能够为管理利益分歧而设计出复杂而高明的决策机制和执行规则。
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奥斯特罗姆的主要成就在于从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公共资源治理实践中收集到的大量信息并进行系统化比较。其研究目的是为了说明管理公共财产需要以长期发展的规则和程序为基础。因此，公众用户要比政治家和社会学家等局外人想象的更加熟悉情况。奥斯特罗姆认为。内部治理完全有可能成功。而成功治理的一大关键特征就是公众积极参与规则的创建和执行。她指出，由外部施加或由内部权威角色单边发号施令的做法缺乏合理性，公众违反规则的可能性也更大。通常人们认为监督和审查是国家的责任。而奥斯特罗姆经过实地研究后发现，个体用户存在很强的参与监督和审查的意愿。为证明这一点，她甚至进行了创新性的实验室实验。发现许多人甚至愿意付出个人成本来惩罚违规者。
奥斯特罗姆在组织理论、政治学和公共行政方面撰写了多本著作，如《规则、游戏与公共资源》。《理解制度多样性》等。她的研究，强调人类和生态系统如何相互影响，从而提供可持续的长期使用资源的方式，以防止生态系统崩溃。奥斯特罗姆还表示，虽然人类取得了很多成功。但人类也应为无数个生态系统的崩溃负责。人类和生态体系的相互影响是多层面的，不能用一概的方式来解决个别社会和生态系统的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
比起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另一位获奖者奥利弗·威廉森可谓大名鼎鼎，他的著作也是经济学界的畅销读物，《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更是影响甚大。成为全球经济学界的必读书目之一。
威廉森1932年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的苏必利尔镇。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奥利弗·威廉森所创立的理论被许多企业视为解决争端的有效方案。至少是由于他的宣传功劳，才使高斯的交易费用学说成为现代经济学中异军突起的一派，并汇聚了包括组织理论、法学、经济学在内的大量学科交叉和学术创新，逐步发展成当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该学派的启蒙者高斯曾荣获1991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继高斯之后，道格拉斯·诺思也于1993年戴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这不仅肯定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学术地位，而且显示了当代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交叉和融合的强大生命力。
相比之下，威廉森则将重心放在了企业边界的经济治理上。自1971年起，威廉森相继发表了一系列论文，阐述市场和公司应被视作两种不同的治理结构，其区别就在于二者解决利益争端的方式不同。各有千秋又各有欠缺。他认为，市场的缺陷在于讨价还价往往会引发争端和分歧，而在公司里面可以通过使用权力来减少或者避免这种争端，其弊病是可能出现权力滥用。威廉森指出，市场相对来说运转得更好，是因为市场中通常存在许多类似的买方和卖方，买卖双方发生分歧的时候可以试图寻找其他交易伙伴。因此，人们之间的彼此依存度(或者排他性)越高，就越倾向于在公司边界内部完成交易。换句话说，这种彼此依存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产在买卖双方这种关系之外得到解决的可能性。比如，煤矿A和电厂B构成买卖双方，煤矿A与其它电厂或电厂B与其它煤矿的距离越远，则A与B结成公司的可能就越大。
威廉森的理论精髓在于，在交易复杂且买卖关系确定的情况下，在公司内部进行统一管理会更加容易，这已经在许多行业得到了广泛的测试，且有强大的实证支持。根据他的理论，大型私有公司之所以成立，正是因为他们能将企业的所有者、工人、供应商和顾客这些要素都纳入同一制度管理之下，而这种内部治理往往可以带来高效运行。但在企业不能提供高效收益时，统一管理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威廉森认为。尽管大型公司有可能滥用权力，比如进行政治游说或者谋求垄断等，但是直接监管这些行为可能优于通过政策来限制公司规模的做法。
应对危机新思路
本次诺奖一改过去与时事联系相对松散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于本轮金融危机的反思。此前曾有人戏言，如果今年的诺奖颁给了市场效用理论的专家，将会成为诺奖史上的一大笑话。如今看来，最终折桂的两位学者都是做经济治理研究的，探索的也都是制度范畴的问题，一位推崇关注公众内部治理，另一位则强调监管企业行为而非限制企业规模。这对于后危机时代无疑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指导意义。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表声明说，奥斯特罗姆因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共资源管理上的分析”获奖，威廉森则因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司边界问题的分析”获奖。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说，当前金融危机虽然是评选委员们确定获奖者的考虑因素之一，但“所占比重不大……我们不希望若干年后发现相关理论站不住脚”。
事实上。两位获奖者的研究成果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理解和应对这场危机的新思路。次贷危机的一些核心问题，比如大到不能倒的公司、高额分红、风险承担行为以及危机应对中的政府角色等都与两位获奖者的研究相关。曾在威廉森门下攻读博士学位的美国杜克大学法律学教授巴拉克·里奇曼说：“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是，我们过度信任那些对经济运行至关重要的大型机构。奥斯特罗姆和威廉森的研究揭示了为什么理解公司、政府、监管者和法院这些非市场机构是如此重要。”
在后危机时代，为了避免危机重演，不断扩大政府权力是否正确方向?这恰好是奥斯特罗姆所研究的领域。曾在奥斯特罗姆门下攻读博士学位的乔治梅森大学政治学者保罗·艾利吉卡说：“在她之前，人们通常的想法是：‘让政府来管’，因为如果放任个体为所欲为，公共资源将被耗尽。”但奥斯特罗姆的研究表明。对许多公共资源来说，政府接管或者私有化并非是最好的运作方式，资源使用者通常可以发展出更有效的管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