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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北平地下党曾分为南系和北系两部分，北系地下党由华北局城工部领导，南系由昆明西南联大为主复员到北平的南方地下党员组成，由南方局领导。我是南系地下党学委委员。1948年11月下旬，南北系地下党合并，我担任合并后北平地下党学委委员兼大学委员会书记。为配合解放和接管北平，我为华北学联起草和修改了一系列向全市人民公开散发的宣传文件，其中有一篇华北学联告全市人民书《欢迎解放军》。彭真那时已到北平西郊青龙桥，看到这篇文章，认为文章写得好，写得很有感情，就问是谁写的，有人告诉他是王汉斌写的。北平解放后，当时的市委组织部长刘仁亲自把我带到市委办公厅，对彭真说：把人带来了。让我担任市委办公厅和彭真的政治秘书，并要我第二天就上班。一年后，彭真让我到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但彭真一直说我还是他的秘书。从此，除“文革”中断外，我在彭真领导下工作了几十年，彭真常常谈到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至今历历在目，使我深受教益。
彭真认为：政治家和思想家不同。思想家是解决认识世界问题，政治家则在于改造世界，或者说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
彭真喜欢引用毛主席在延安讲的延安党校的校训“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他说，领导要抓住问题，解决问题，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他尖锐批评那种“拉洋片”、“推排球”、“打太极拳”，遇事推诿，不解决问题，只做官不办事的官僚主义作风，经常告诫我们不要当氢气球，随风飘，凭空气办事，看风使舵，不研究实际问题，不从实际出发，不根据实际情况办事，也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批评的那种东风东倒，西风西倒的墙头草。
彭真常讲，研究问题要客观，不要主观，更不要唯意志论；要看历史的全面；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这三条，我们的认识就能够比较符合实际，比较能够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也就能够比较正确地处理问题，解决问题。
彭真认为，辩证法三大定律，否定之否定定律，是不是事物发展的规律，现在看法有分歧，但是从思维发展的辩证法来说，我看是需要经过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我们研究问题，要从正面认识，也要从反面看，使认识深入一步，还要再从反面的反面研究，达到新的认识，这样经过否定之否定，我们就能够达到比较深入正确的认识。
彭真常说，决定问题，要八面树敌，不但要看到好的、有利的方面，还要有意识地从反面考虑，看到不利的方面，自己否定自己，并且从不同角度考虑，充分研究各种不同意见是否有道理，有哪些好的，有益的东西，这样做出的决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避免或少犯错误。彭真说，开会讨论问题，不同意见讲得越多越充分越好，问题看得越清楚，就越好解决问题，真理越辩越明嘛!从这点说，开会就是为了听取不同意见，提出问题就等于解决问题的一半。我们起草研究法律草案，都要征求各地方、各方面、各有关部门的意见。征求意见，赞同的意见固然要听，但更重要的是要听不同的意见，相同的意见没有什么需要研究的，重要的是把不同意见研究清楚，尽量吸取好的、有益的内容，不能采纳的意见，也要研究清楚，我们制定的法律就可以比较完善，周到，少出纰漏。
彭真的工作精神非常感人，他对工作要求严谨，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夜以继日。1979年起草修改刑法等七部法律草案时，我们每天都要改到深夜12时多，然后由我把修改稿送到他家。他看到修改稿后就动手连夜修改，改得很仔细，第二天清早就改出来退给我们。刑法有好几条针对“文化大革命”的条文就是他修改时加上的。他常说，没有“文化大革命”，现在的刑法搞不出来。
彭真非常重视起草文件，他总是亲自抓，而且抓得很紧，很具体。他总强调，起草文件一定要领导亲自动手，不要秘书代劳。如果凡事都要秘书代劳，领导不亲自动手，还要领导干什么，那就让秘书来当领导好了。彭真讲话、作报告，都是自己写提纲，从来不要我们帮助起草。所以彭真作报告，我们都很轻松，只在讲话后给整理记录。1958年彭真要给《前线》写发刊词题目是《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先让李琪、张文松、张彭和我起草，先后写了三稿，都是他讲了要写的内容，我们尽量按照他口授的意见起草，他看了仍不满意。最后的稿子是他自己动手从第一个字写到最后一个字，一气呵成，没有我们起草的语言。“文化大革命”批斗时，要我交代我出了多少“黑”主意，我说没有一个字是我们写的。当时我心里想，我们哪里写得出那样高水平的文章。
彭真对修改文件很认真，总是改了又改，一丝不苟，包括标点符号都不能马虎。我们给彭真抄稿子、校对，总是写得整整齐齐，在抄的稿子上没有再改的字，连“的”字、“了”字也不能错了、漏了。北平解放时，他为市委、军管会起草修改一系列接管城市的文件，除了开会外，几乎每天都要写、改到深夜，第二天起来又接着写、改到深夜。那时我想，现在才真正感受到“连轴转”滋味了。有一些文件，我们都认为没有什么可改的，彭真还要再改。我在北京市参加起草许多文件，常常是改了又改，彭真还不满意。50年代初，邓拓到《人民日报》担任总编辑，彭真还要邓拓兼任市委的职务，常找邓拓帮助修改市委的一些重要文件。那时郑天翔跟我说，我们改了还不行，还是得把邓拓请来，他一动手，我们就过关了。1979年彭真要我到法制委员会工作，我说我不行，第一，我觉得法律很枯燥，我不懂，也看不下去；第二，我的水平相差太远，对你的工作帮不上什么忙，不能胜任。
今年是彭真诞辰一百周年。我们纪念彭真，学习彭真，不仅是了解、研究他的丰功伟绩，而且还要学习、研究他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责任编辑：瑶 池)
彭真认为：政治家和思想家不同。思想家是解决认识世界问题，政治家则在于改造世界，或者说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
彭真喜欢引用毛主席在延安讲的延安党校的校训“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他说，领导要抓住问题，解决问题，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他尖锐批评那种“拉洋片”、“推排球”、“打太极拳”，遇事推诿，不解决问题，只做官不办事的官僚主义作风，经常告诫我们不要当氢气球，随风飘，凭空气办事，看风使舵，不研究实际问题，不从实际出发，不根据实际情况办事，也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批评的那种东风东倒，西风西倒的墙头草。
彭真常讲，研究问题要客观，不要主观，更不要唯意志论；要看历史的全面；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这三条，我们的认识就能够比较符合实际，比较能够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也就能够比较正确地处理问题，解决问题。
彭真认为，辩证法三大定律，否定之否定定律，是不是事物发展的规律，现在看法有分歧，但是从思维发展的辩证法来说，我看是需要经过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我们研究问题，要从正面认识，也要从反面看，使认识深入一步，还要再从反面的反面研究，达到新的认识，这样经过否定之否定，我们就能够达到比较深入正确的认识。
彭真常说，决定问题，要八面树敌，不但要看到好的、有利的方面，还要有意识地从反面考虑，看到不利的方面，自己否定自己，并且从不同角度考虑，充分研究各种不同意见是否有道理，有哪些好的，有益的东西，这样做出的决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避免或少犯错误。彭真说，开会讨论问题，不同意见讲得越多越充分越好，问题看得越清楚，就越好解决问题，真理越辩越明嘛!从这点说，开会就是为了听取不同意见，提出问题就等于解决问题的一半。我们起草研究法律草案，都要征求各地方、各方面、各有关部门的意见。征求意见，赞同的意见固然要听，但更重要的是要听不同的意见，相同的意见没有什么需要研究的，重要的是把不同意见研究清楚，尽量吸取好的、有益的内容，不能采纳的意见，也要研究清楚，我们制定的法律就可以比较完善，周到，少出纰漏。
彭真的工作精神非常感人，他对工作要求严谨，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夜以继日。1979年起草修改刑法等七部法律草案时，我们每天都要改到深夜12时多，然后由我把修改稿送到他家。他看到修改稿后就动手连夜修改，改得很仔细，第二天清早就改出来退给我们。刑法有好几条针对“文化大革命”的条文就是他修改时加上的。他常说，没有“文化大革命”，现在的刑法搞不出来。
彭真非常重视起草文件，他总是亲自抓，而且抓得很紧，很具体。他总强调，起草文件一定要领导亲自动手，不要秘书代劳。如果凡事都要秘书代劳，领导不亲自动手，还要领导干什么，那就让秘书来当领导好了。彭真讲话、作报告，都是自己写提纲，从来不要我们帮助起草。所以彭真作报告，我们都很轻松，只在讲话后给整理记录。1958年彭真要给《前线》写发刊词题目是《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先让李琪、张文松、张彭和我起草，先后写了三稿，都是他讲了要写的内容，我们尽量按照他口授的意见起草，他看了仍不满意。最后的稿子是他自己动手从第一个字写到最后一个字，一气呵成，没有我们起草的语言。“文化大革命”批斗时，要我交代我出了多少“黑”主意，我说没有一个字是我们写的。当时我心里想，我们哪里写得出那样高水平的文章。
彭真对修改文件很认真，总是改了又改，一丝不苟，包括标点符号都不能马虎。我们给彭真抄稿子、校对，总是写得整整齐齐，在抄的稿子上没有再改的字，连“的”字、“了”字也不能错了、漏了。北平解放时，他为市委、军管会起草修改一系列接管城市的文件，除了开会外，几乎每天都要写、改到深夜，第二天起来又接着写、改到深夜。那时我想，现在才真正感受到“连轴转”滋味了。有一些文件，我们都认为没有什么可改的，彭真还要再改。我在北京市参加起草许多文件，常常是改了又改，彭真还不满意。50年代初，邓拓到《人民日报》担任总编辑，彭真还要邓拓兼任市委的职务，常找邓拓帮助修改市委的一些重要文件。那时郑天翔跟我说，我们改了还不行，还是得把邓拓请来，他一动手，我们就过关了。1979年彭真要我到法制委员会工作，我说我不行，第一，我觉得法律很枯燥，我不懂，也看不下去；第二，我的水平相差太远，对你的工作帮不上什么忙，不能胜任。
今年是彭真诞辰一百周年。我们纪念彭真，学习彭真，不仅是了解、研究他的丰功伟绩，而且还要学习、研究他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责任编辑：瑶 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