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末12月初， 雾霾困住北京城，闹心。号称遇到史上最严重的雾霾，因为后半夜突然就变回好天气，没有发“红色预警”。那一夜北风袭来，使我信了今年夏天专家说过的一段话：“‘北京蓝’是怎么形成的？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指出，‘北京蓝’是由不断东移南下的冷空气和高空低涡的共同作用形成的。高空冷涡会不断抛出多股冷空气，持续影响北京。使‘北京蓝’出现的最大功臣就是北风，而北风就是由冷涡带来的冷空气所形成的。北风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或扩散。另外，冷涡影响下也容易形成降水，这也就是最近几天每天一场雨的原因。降雨过后空气中的PM2.5、PM10等细颗粒物随着雨水沉降到地面，大气更为纯净，使得空气分子对太阳可见光中波长较短的蓝色光散射增强，所以蓝色更为明显。”（见《北京晚报》2015年7月5日）遇见坏天气就特别怀念蓝天白云，今年入冬小雪节气下场大雪，让大家高兴，立马联想到2022年的冬奥会，似乎不为雪发愁了。遗憾的是，大雪节气只迎来雾和霾，虽然没有前面的严重，但北京又历史性地发出头个“红色预警”。
　　每一次应急方案都会让这个城市的生活节奏发生变化，因为市民处变不惊的高素质，咱就不敢用“乱”这个字了。冬季严重雾霾的成因，除了居民燃煤、汽车尾气、工业生产等外，最新的是“厄尔尼诺”影响，这就大了。总之专家的说法多是吞吞吐吐，老百姓听得是糊里糊涂，不解渴。再聪明的人也有犯傻的时候，医学上有个观点，认为人体内存在着一个23天的智力变化周期，由于长期的星期天休息制度，人们还形成了每星期的智力周期。从星期一到星期天的7天中，人们的智力和体力呈逐渐下降趋势，在星期天达到最低点。星期一的智力最好，因此说，单位星期一开会效率可能更高一些，决策失误会少一些。科学家还证实，人体内分泌激素的水平也是7天为一个周期，其分泌量每隔7天即降到最低点，人们承受外来压力的能力，在星期天就处于最低水平。尿液中有一种称为类固醇的物质，它是由肾上腺析解出来的，7天中它的分泌量逐渐减少，到星期天则处于最少的状态，而这种类固醇的功能正是协助身体应付外界压力的。说这些不过是让自己明白，如果专家恰好在星期天出来发布消息，不一定就是正确的，弄不好就赶上“生理期”了。
　　理解万岁，凡事都有因果，雾霾严重也是人类折腾来折腾去，向自然界无限索取的“报应”。扪心自问，我们不知不觉的，都在做一些对社会对自身没有益处的事。说个人，现在正常情况下每周可以休息两天，比过去国人日复一日的辛勤劳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当人们把这两天的活动安排满满的，旅游聚会购物吃喝，谁都会说比平常上班还累，从医学上看早晚也要大病一场。把星期天作为休息日的习惯源自基督教，以色列犹太人在安息日不仅不工作，其他活动也尽量减少，路上可以说是“车迹罕至”。人们所以坚持这样子，并非基于纯粹的宗教精神，也是顺应了人体生理机能和心理的承受力。相信无论是人体还是地球村，其自然规律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该妥协就要妥协，不要轻易说什么人定胜天。
　　应对雾霾，中小学不上课也好，工厂停工也好，汽车全市单双号限行也好，我以为有一点像“休眠”。休眠不仅是高等动物对不利环境（温度过低过高或食物短缺等）的一种适应，而且也是对食物长期消化中积累的毒素作定期清理的自我反应。人类随着地球的自传，形成了夜晚睡眠白昼活动的习惯，这一节律是高等动物冬眠、夏眠和日眠的演化。从理论上说，如果不休眠，不仅外界环境不允许，而且肠胃中的烘臭素与屎肠球菌分泌的毒素将引起心内膜炎和脑膜炎，使肝肿大、脾脏有丝分裂增加，免疫功能就会失衡缺损。动物的冬眠、夏眠是被迫休眠，人类的日眠是主动休眠。古人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四季之昼夜长短相适应。人类只有积极适应自然界的变化，尊重客观规律，才能使免疫系统得到修复和调整，从而增强人体的抗病能力。所以遇到雾霾天尽量减少活动也是这个道理，如果能睡得着就洗洗睡吧！
　　这些日子说得比较热闹的城市行政副中心——通州，让我想起了一个古人——李贽，他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嘉靖六年（1527年）出生在明代工商业比较发达的福建泉州。史料记载，在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的时候，泉州曾经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过往来，向外输出中华文明的同时，也引入域外文化，其中多种外来宗教文化共处一城，格外引人注目。数据显示，泉州现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700多处，其中世界级4个，国家级31个，被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李贽六世祖林驽是从事远洋贸易的巨商，曾经到达现在伊朗的阿巴斯港，并取当地女子为妻，家族深受回教影响。李贽的三世祖因反对封建礼教，得罪林姓御史，被扣上“谋反”罪名，为避祸改姓李。到了李贽时，幼年丧母，父亲是个教书先生，家道败落。他从小便形成了特立独行、不受约束的个性，李贽说：“我自六七岁丧母，便能自立。以至于今七十，尽是单身度日，独立过时。虽或蒙天庇，或蒙人庇，然皆不求自来，若要我求庇于人，虽死不为也。”虽然如此，他还是在嘉靖三十一年中举人，应会试，并先后任河南辉县教谕、国子监博士，万历中为姚安知府。
　　李贽不信回教，也不受儒家传统观念束缚，具有强烈的反传统理念。这样的个性注定了他与时刻要人做小伏低的官场冲突不断，“为县博士，即与县令、提学触；为太学博士，即与祭酒、司业触；司理曹务，即与高尚书、殷尚书、万侍郎尽触也；最后为郡守，即与巡抚王触，与守道骆触。”所以做官对他来说是一项苦差事，违背了他的心性，有人说这是“人生岂不苦，谁谓仕宦乐。仕宦若居士，不乃更苦耶！”于是1850年，他53岁在姚安知府任满后自动辞官。对此李贽有一番解释，说世间有一种人，“怕居官束缚，而心中又舍不得官，既苦其外，又苦其内。此其人颇高，而其心最苦，直至舍了官方得自在，弟等是也。”这可见他的坦诚，并没有打什么清高的幌子。
　　衣锦还乡，成为地主绅士安度晚年，是封建时代官员的最后归宿。但李贽没有回泉州，而是带着全家背井离乡，投靠湖北黄安的耿氏兄弟。为什么有家不回？这又和他害怕拘束受骚扰不得安宁有关，他已经厌烦透了明代社会弥漫的官本位风气。
　　不幸的是，随着知心好友耿定理的去世，李贽与其兄耿定向由于多方面原因，发生激烈矛盾并搬出耿家，迁往麻城。后又出家，这是李贽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转折。他终于彻底摆脱了人间世俗，进入自由无碍的境界，努力跳出社会的是是非非，更能看清人世间的本来面目，敢言人所不敢言，敢发人之不敢发。其性情中原有的倔强执拗、桀骜不驯、嫉恶如仇也发展到极致，惊世骇俗的言行不断公开出现，“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这个时期，除了几位理解他的朋友关心支持之外，李贽是孤独的，处境是困难的。但此时的他内心又是最强大的，他进入了那个时代思想所能达到的最高处。
　　辞官、离乡、出家后的李贽，全身心投入到著书立说。他用心去写，倾注了热情和智慧，“唯有朝夕读书，手不敢释卷，笔不敢停挥，自五十六岁以至今年七十四岁，日日如是而已。”他完成了《初潭集》《焚书》《藏书》《续焚书》《续藏书》等，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程朱理学，指出所谓的封建道德说教、礼制规范脱离社会现实，不符合人性实际。他认为许多人身处奴境而不自觉，自甘卑贱，自甘从属，自甘屈辱，却把这当作天经地义。他告诫人们要树立自信心与自主意识，把握命运，成为自己的主人。他提出尊重个体，还肯定人的私心和欲望的合理性，反对重农抑商，倡导功利价值，鼓励人们大胆追求物质利益和个人幸福。
　　万历三十年（1602年），礼部给事中张问达秉承首辅沈一贯的意思，上书神宗皇帝，弹劾李贽著书立说“流行海外，惑乱人心”，最终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在通州逮捕李贽，并焚毁他的著作。他入狱后听说朝廷要押解自己回福建，感慨道：“我年七十有六，死以归为？”于是在镇抚司监狱以剃刀自刎。友人马经纶把他收葬于通州北门外马寺庄迎福寺侧。1953年，因通州建设需要，李贽墓迁至通惠河北岸大悲林村。1983年，再迁通州区海子公园燃灯塔西侧，现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编辑·麻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