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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的小荧幕是《伪装者》和《琅琊榜》的胜利，这两部从剧本、表演到制作都相当精良的作品，一下拉开了与不少国产剧的距离。而作为两部戏主心骨之一的靳东，也成了风口浪尖的人物。熟悉他的，知道在电视剧《温州一家人》、话剧《屠夫》以及《日出》中他早有过惊艳的表演，而不熟悉他的，可以从这里，慢慢开始。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觉得自己是无所不能的，我只要喜欢这部作品，就有能力做好。但事实上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完全高估自己的能量，影视作品是一个集体创作的项目，尽管在这些年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坚守我想要的东西，但也改变不了整个剧组，更别说是行业和全局。但我还是想反复地强调，每个人努力做好自己，不管对行业还是社会，就是最大的贡献了。”
拍摄靳东有一个让人意外的开始，一直被称为老干部的他，穿着军绿色的长款大衣走进来，没有前呼后拥的包围，也没有夹道开路的阵仗，不同于《伪装者》中他略显厚实的肩膀，下戏的他很快就瘦了回来。于是我们的话题就从他为戏增重开始轻松地展开，哪知聊了不到五分钟，他就发出了上面那段感叹，果真是靳东，非典型的靳东。
成名已久 但怀初心
2015年，伴随着《伪装者》、《琅琊榜》的效应，和同剧的胡歌、王凯等演员一样，靳东的名字一下登上各种热搜榜，尤其是他在《伪装者》中所塑造的明楼大哥，其无可厚非的表演，使之成为小荧幕上绝对的年度第一，微博粉丝也从几十万一下暴涨到三百万，按当时他和李雪（《伪装者》导演）那个“涨一万粉丝请一顿饭”的赌来看，靳东着实欠下了不少饭。新来的粉丝们开始像挖宝一样整理出他的陈年旧事，媒体们则争先恐后地追问他“走红的滋味”，还给他立下“大器晚成”的评价，面对这一切，靳东也曾不客气地说出“什么叫红，什么叫不红？我在自己的领域（话剧）早就红得发紫了好吧”，结果被用作标题，他赶快检讨自己“性情所致，口无遮拦”。
这一切的一切，他的风口浪尖，别人的蜂拥而至，本身都像一部极其精彩的电视剧，不过是第二季，看客们无论多心急如焚地等待新的故事，在那之前都得花上点时间，把第一季补上才行一如若不然，你可能永远看不到这其中最美好的部分。
1976年出生的靳东已经39岁了，前阵子有人贴出了他29岁时在电影《秋雨》中的剧照，活脱脱的花美男形象让不少人惊讶不已，要知道，在《伪装者》中，他可是个不靠颜值靠演技的典型，哪知明楼大哥那微微有些发福的中年体态，正是靳东自己的提议。
“增重了20斤，还是挺难受的，每天胃都特别不舒服，但就我个人的意愿来说，我觉得还不够，没达到我想要的，因为时间太短了。”靳东坐在我们对面，声音带着话剧演员惯有的洪亮和浑厚，“这其实足以说明今天影视界的现状，不会给演员留太长的时间准备，我理想的状态是拍一部戏之前起码有五个月的准备时间，当然《伪装者》已经算相当不错的了。”
这样的感叹在靳东的采访中并不少见，和很多人眼中中国影视圈的阳春白雪不同，他的想法可能略显悲观或者说现实，他看得到收视率也看得到票房，但那似乎永远不是他会关心的话题，比起大数据，他更想知道剧本是否完善；比起合作对象有过多少大热作品，他更关心这个人是否靠谱；比起时下流行的剧目，他更想去参与那些严肃、有深度的题材——不管卖座不卖座。一起拍摄的时候，同剧的演员下了戏相约去唱歌，他不去，因为得为第二天的表演做准备；试演的时候拍摄花絮的工作人员对着他拍个不停，他生气，因为影响他进入情绪。让他给粉丝寄语，他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闲来发条微博，他写“今天，你读书了吗？”——还是繁体字的。
这样的靳东在这样的演艺圈显得很特别，所以人们说他是老干部、老首长，可他自己并不觉得心态老，也不觉得这有什么，直得拿出来讲的。对他来说，他只是按自己小时候所看到的那样去生活去工作，他从自己的父母师长身上学会了怎么对待自己喜欢的事物，然后就这样一天一天地继续着，他觉得自己没变，只是这世界变了。忠于自我的哲学
“我小时候偏科偏得特别严重，可能山东人就是这样，接受的是孔老夫子的教育，我们在无意识地情况下去背唐诗宋词，那种氛围是一个常态，当时可能不理解，但后来就会发现这些东西对自己的影响。”说起靳东的小时候，按现在的话算是个文艺青年，他读《三字经》也读莎士比亚，而正像他所说的那样，很多年以后，他才明白这些事物已经长到了自己的血液和骨子里。
考大学的时候，靳东本来想上中文系却未果，于是陷入了对未来的思考，“70年代的人其实很多思维是固化的，我们都没出过国，没面对过商业社会，只想着考一个好大学，毕业后分个好单位，分到一个大一点的房子，领多一点的工资，娶一个心仪的女孩子，然后生个孩子，终此一生。可我觉得我一下看到了自己的60岁，我看到自己蹲在一个办公室，每天拿两份报纸，喝茶下棋，聊那些所谓的幸福，我不想这样，可能我从小就叛逆吧，我不甘心。”
那是靳东特别迷茫的一段时间，每天呈现在脑海里的只有三个字：没意思。无论做什么样的尝试，都觉得没意思，直到他碰到了表演，碰到了生命中第一个角色，《东方商人》中的少年高显阳。这个经历打开了他生命中一段新的可能性，此后他继续表演，直到23岁重回校园，考进中央戏剧学院的音乐剧班，还被刘烨戏称是“史上年纪最大的新生”。2005年主演电影《秋雨》，被吴宇森评价为“开拓了表演方法一个新的空间，甚至让我觉得以往看过的表演都是一个套路”，期间参演了不少电影、电视剧和话剧。2012年，他获得了国内话剧的最高政府奖项金狮奖，和他一起上台的还有徐峥、秦海璐、胡军等人。正如靳东所说的，在话剧领域，他早就红了，只是在略显浮躁的小荧幕上，他一不穿越，二不耍宝，所以花了更多的时间，才走到人们面前。
靳东最喜欢的书是关于美国西点军校的《没有任何借口》，他自信满满地告诉我们，在他人生的近四十年中，他很少向别人说“对不起”，因为他不会把这三个字作为廉价的借口，与其道歉，不如在一开始就更严格地要求而避免需要道歉的状况。可能对大多数人来说，以为他只是“戏比天大”，其实他在任何需要严肃对待的事情面前，从来没有松懈过。“在舞台上训练的时候，有一条戏剧法则叫做‘行动大于一切’，有时候真的可以把台词拿掉，用表演来表达。我觉得这句话用在我成长过程里特别合适，我现在的做事方式90%都来自于我的父母，而其实父母不需要说什么，他们的行动本身就能说明问题，因为语言是最苍白无力的，无论说得再多，都不如用行为去告诉我该怎么做。” 本着这样的想法，靳东也很矛盾。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他一直不断约束自己，不要去说话，因为说了也没意义，可有些时候，他却又觉得不得不说，“以前人微言轻，大家不愿意听我说，现在有人愿意听了，我却也明白说了没有太大的意义和价值，但我内心深处对未来仍满怀期待。”
说到这儿，靳东自嘲似地笑笑，“之前我上台领奖，工作^员老是制止我，让我别说这个，说点儿轻松的。可我觉得怎么了’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东西，现在让我高兴的是，我们喜欢的东西大家接受了，不是指这两部戏（《伪装者》、《琅琊榜》），而是指这种认真做事的价值观，这是让我最高兴的事。”
一个伤感主义的笑容
采访靳东，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他读书自省，你听之有味，说到感慨之处，不懂分寸’却是潇洒敞亮，比起“他不懂迎合媒体”更像是“他觉得没必要迎合媒体”，若是你心怀善意，他会滔滔不绝地说东说西，毫无戒备。他说起国外的各种剧社，说起玉树地震后去那里的见闻，说起少年时与崔健、刘元、王迪一起在录音棚里录歌，有崔健的歌，也有陶喆的歌，他甚至会说起父亲赠他的口琴，“父亲以前当兵在海边，他说每次吹口琴都会有，点儿哀愁，可能是乡愁，我小的时候对这个感觉印象特别深，还有就是他当兵的时候总是吃海带，现在也闻不了海带的味道。”
靳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跟他相处得十分融洽，虽然他在工作上要求一向很高，却很少发脾气，用他的话说是采用鼓励法，平时多鼓劲，经常送礼物。比起老干部，他们觉得靳东更是一个特别传统的三观很正的人，正直、认真，但玩闹的事情也少不了。前不久他听说一个工作人员摔倒了，立刻给对方发微信关心地问：你没事吧？对方心里大暖，说没事，紧接着他就问：那地板没事吧？
靳东听着别人的评价，也笑，他说自己是个会努力制造快乐的人，可骨子里却是偏悲观的，或者说是容易伤感的。大约在十年前，他自认有了一定经济基础，终于脱离了小时候的固有观念，开始享受一些物质生活，也曾有过一掷千金只为欢心的时刻，却没办法真正的快乐起来，于是他想到了戏剧理论中基本的表演三要素，“就是做什么？怎么做？为什么这么做？”“当时我就觉得戏剧理论和哲学理论是共通的，我们活到人生的这一步，不去谈空洞庞大的东西，只说自己能给自己所生活的周遭群体带来点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一直关心的话题。”从20岁开始，靳东就一直以人文主义关怀者自居，事实上，这也正是他伤感的根源，“莎士比亚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我倒是不觉得自己是，曹禺先生说过，‘你要想读懂我的剧本，首先你要读懂我的苦闷’，我想我可能是有很多苦闷的。我从小就渴望美好的东西，我想到我生命尽头的时候，也始终会心存美好。我只是觉得，我努力去做的和我眼睛看到的，差别有点大，或者说是理想和现实之间差了很大的距离。可是不管相差多远，我还是坚信一切可以是美好的。”他顿了顿说，“我曾经跟我朋友开玩笑说，我这一生最受不了的就是在情感上伤害我，我特别相信感情，无论是亲情、友情、爱情或者其他任何感情，遇到感情的问题，我甚至不愿意花时间和脑力去客观审视，我就相信这个，我知道情是很容易碎掉的，可越是容易碎掉，越是很难奢求的东西，得到了才会更珍惜——就像我相信一切可以是美好的。”
如果不是亲眼见到，你很难想象，一个39岁的男人以什么样的表情和语气说出这么一段“不合时宜”的话，事实上这段话就像靳东所坚信的东西一样，那么毫无戒备的美好，却又充满着千军万马的说服力。他身上那些自以为的常规，那些少见却让人一见倾心的秉性，或许正改变着什么，改变着你本来以为的常规，这个世界的常规。
然而归根结底，人的复杂永远不可能用一句“伤感”去概括，靳东也是一样。就像他会兴奋地讲起在录音棚的故事，会挂着少年的微笑说起父亲，他也会一脸神往地回忆自己骑摩托车的“跑山”经历：多年前在美国，他从洛杉矶开车到拉斯维加斯，途中自己的汽车被三四十辆哈雷超过，当时他就被震惊了，由此开始了自己的摩托车之旅。在还不那么忙的几年前，他会约上车队的朋友，从北京出发经过怀柔、密云，还去过内蒙，一路砂石坎坷，崎岖不平，可那感觉，却是其他事情都没办法替代的。
“就像逍遥骑士吗？”我们问他。
“对，就像逍遥骑士。”他露出了一个真正高兴的笑容，一个暂且放下了悲观与伤感的笑容。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觉得自己是无所不能的，我只要喜欢这部作品，就有能力做好。但事实上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完全高估自己的能量，影视作品是一个集体创作的项目，尽管在这些年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坚守我想要的东西，但也改变不了整个剧组，更别说是行业和全局。但我还是想反复地强调，每个人努力做好自己，不管对行业还是社会，就是最大的贡献了。”
拍摄靳东有一个让人意外的开始，一直被称为老干部的他，穿着军绿色的长款大衣走进来，没有前呼后拥的包围，也没有夹道开路的阵仗，不同于《伪装者》中他略显厚实的肩膀，下戏的他很快就瘦了回来。于是我们的话题就从他为戏增重开始轻松地展开，哪知聊了不到五分钟，他就发出了上面那段感叹，果真是靳东，非典型的靳东。
成名已久 但怀初心
2015年，伴随着《伪装者》、《琅琊榜》的效应，和同剧的胡歌、王凯等演员一样，靳东的名字一下登上各种热搜榜，尤其是他在《伪装者》中所塑造的明楼大哥，其无可厚非的表演，使之成为小荧幕上绝对的年度第一，微博粉丝也从几十万一下暴涨到三百万，按当时他和李雪（《伪装者》导演）那个“涨一万粉丝请一顿饭”的赌来看，靳东着实欠下了不少饭。新来的粉丝们开始像挖宝一样整理出他的陈年旧事，媒体们则争先恐后地追问他“走红的滋味”，还给他立下“大器晚成”的评价，面对这一切，靳东也曾不客气地说出“什么叫红，什么叫不红？我在自己的领域（话剧）早就红得发紫了好吧”，结果被用作标题，他赶快检讨自己“性情所致，口无遮拦”。
这一切的一切，他的风口浪尖，别人的蜂拥而至，本身都像一部极其精彩的电视剧，不过是第二季，看客们无论多心急如焚地等待新的故事，在那之前都得花上点时间，把第一季补上才行一如若不然，你可能永远看不到这其中最美好的部分。
1976年出生的靳东已经39岁了，前阵子有人贴出了他29岁时在电影《秋雨》中的剧照，活脱脱的花美男形象让不少人惊讶不已，要知道，在《伪装者》中，他可是个不靠颜值靠演技的典型，哪知明楼大哥那微微有些发福的中年体态，正是靳东自己的提议。
“增重了20斤，还是挺难受的，每天胃都特别不舒服，但就我个人的意愿来说，我觉得还不够，没达到我想要的，因为时间太短了。”靳东坐在我们对面，声音带着话剧演员惯有的洪亮和浑厚，“这其实足以说明今天影视界的现状，不会给演员留太长的时间准备，我理想的状态是拍一部戏之前起码有五个月的准备时间，当然《伪装者》已经算相当不错的了。”
这样的感叹在靳东的采访中并不少见，和很多人眼中中国影视圈的阳春白雪不同，他的想法可能略显悲观或者说现实，他看得到收视率也看得到票房，但那似乎永远不是他会关心的话题，比起大数据，他更想知道剧本是否完善；比起合作对象有过多少大热作品，他更关心这个人是否靠谱；比起时下流行的剧目，他更想去参与那些严肃、有深度的题材——不管卖座不卖座。一起拍摄的时候，同剧的演员下了戏相约去唱歌，他不去，因为得为第二天的表演做准备；试演的时候拍摄花絮的工作人员对着他拍个不停，他生气，因为影响他进入情绪。让他给粉丝寄语，他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闲来发条微博，他写“今天，你读书了吗？”——还是繁体字的。
这样的靳东在这样的演艺圈显得很特别，所以人们说他是老干部、老首长，可他自己并不觉得心态老，也不觉得这有什么，直得拿出来讲的。对他来说，他只是按自己小时候所看到的那样去生活去工作，他从自己的父母师长身上学会了怎么对待自己喜欢的事物，然后就这样一天一天地继续着，他觉得自己没变，只是这世界变了。忠于自我的哲学
“我小时候偏科偏得特别严重，可能山东人就是这样，接受的是孔老夫子的教育，我们在无意识地情况下去背唐诗宋词，那种氛围是一个常态，当时可能不理解，但后来就会发现这些东西对自己的影响。”说起靳东的小时候，按现在的话算是个文艺青年，他读《三字经》也读莎士比亚，而正像他所说的那样，很多年以后，他才明白这些事物已经长到了自己的血液和骨子里。
考大学的时候，靳东本来想上中文系却未果，于是陷入了对未来的思考，“70年代的人其实很多思维是固化的，我们都没出过国，没面对过商业社会，只想着考一个好大学，毕业后分个好单位，分到一个大一点的房子，领多一点的工资，娶一个心仪的女孩子，然后生个孩子，终此一生。可我觉得我一下看到了自己的60岁，我看到自己蹲在一个办公室，每天拿两份报纸，喝茶下棋，聊那些所谓的幸福，我不想这样，可能我从小就叛逆吧，我不甘心。”
那是靳东特别迷茫的一段时间，每天呈现在脑海里的只有三个字：没意思。无论做什么样的尝试，都觉得没意思，直到他碰到了表演，碰到了生命中第一个角色，《东方商人》中的少年高显阳。这个经历打开了他生命中一段新的可能性，此后他继续表演，直到23岁重回校园，考进中央戏剧学院的音乐剧班，还被刘烨戏称是“史上年纪最大的新生”。2005年主演电影《秋雨》，被吴宇森评价为“开拓了表演方法一个新的空间，甚至让我觉得以往看过的表演都是一个套路”，期间参演了不少电影、电视剧和话剧。2012年，他获得了国内话剧的最高政府奖项金狮奖，和他一起上台的还有徐峥、秦海璐、胡军等人。正如靳东所说的，在话剧领域，他早就红了，只是在略显浮躁的小荧幕上，他一不穿越，二不耍宝，所以花了更多的时间，才走到人们面前。
靳东最喜欢的书是关于美国西点军校的《没有任何借口》，他自信满满地告诉我们，在他人生的近四十年中，他很少向别人说“对不起”，因为他不会把这三个字作为廉价的借口，与其道歉，不如在一开始就更严格地要求而避免需要道歉的状况。可能对大多数人来说，以为他只是“戏比天大”，其实他在任何需要严肃对待的事情面前，从来没有松懈过。“在舞台上训练的时候，有一条戏剧法则叫做‘行动大于一切’，有时候真的可以把台词拿掉，用表演来表达。我觉得这句话用在我成长过程里特别合适，我现在的做事方式90%都来自于我的父母，而其实父母不需要说什么，他们的行动本身就能说明问题，因为语言是最苍白无力的，无论说得再多，都不如用行为去告诉我该怎么做。” 本着这样的想法，靳东也很矛盾。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他一直不断约束自己，不要去说话，因为说了也没意义，可有些时候，他却又觉得不得不说，“以前人微言轻，大家不愿意听我说，现在有人愿意听了，我却也明白说了没有太大的意义和价值，但我内心深处对未来仍满怀期待。”
说到这儿，靳东自嘲似地笑笑，“之前我上台领奖，工作^员老是制止我，让我别说这个，说点儿轻松的。可我觉得怎么了’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东西，现在让我高兴的是，我们喜欢的东西大家接受了，不是指这两部戏（《伪装者》、《琅琊榜》），而是指这种认真做事的价值观，这是让我最高兴的事。”
一个伤感主义的笑容
采访靳东，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他读书自省，你听之有味，说到感慨之处，不懂分寸’却是潇洒敞亮，比起“他不懂迎合媒体”更像是“他觉得没必要迎合媒体”，若是你心怀善意，他会滔滔不绝地说东说西，毫无戒备。他说起国外的各种剧社，说起玉树地震后去那里的见闻，说起少年时与崔健、刘元、王迪一起在录音棚里录歌，有崔健的歌，也有陶喆的歌，他甚至会说起父亲赠他的口琴，“父亲以前当兵在海边，他说每次吹口琴都会有，点儿哀愁，可能是乡愁，我小的时候对这个感觉印象特别深，还有就是他当兵的时候总是吃海带，现在也闻不了海带的味道。”
靳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跟他相处得十分融洽，虽然他在工作上要求一向很高，却很少发脾气，用他的话说是采用鼓励法，平时多鼓劲，经常送礼物。比起老干部，他们觉得靳东更是一个特别传统的三观很正的人，正直、认真，但玩闹的事情也少不了。前不久他听说一个工作人员摔倒了，立刻给对方发微信关心地问：你没事吧？对方心里大暖，说没事，紧接着他就问：那地板没事吧？
靳东听着别人的评价，也笑，他说自己是个会努力制造快乐的人，可骨子里却是偏悲观的，或者说是容易伤感的。大约在十年前，他自认有了一定经济基础，终于脱离了小时候的固有观念，开始享受一些物质生活，也曾有过一掷千金只为欢心的时刻，却没办法真正的快乐起来，于是他想到了戏剧理论中基本的表演三要素，“就是做什么？怎么做？为什么这么做？”“当时我就觉得戏剧理论和哲学理论是共通的，我们活到人生的这一步，不去谈空洞庞大的东西，只说自己能给自己所生活的周遭群体带来点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一直关心的话题。”从20岁开始，靳东就一直以人文主义关怀者自居，事实上，这也正是他伤感的根源，“莎士比亚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我倒是不觉得自己是，曹禺先生说过，‘你要想读懂我的剧本，首先你要读懂我的苦闷’，我想我可能是有很多苦闷的。我从小就渴望美好的东西，我想到我生命尽头的时候，也始终会心存美好。我只是觉得，我努力去做的和我眼睛看到的，差别有点大，或者说是理想和现实之间差了很大的距离。可是不管相差多远，我还是坚信一切可以是美好的。”他顿了顿说，“我曾经跟我朋友开玩笑说，我这一生最受不了的就是在情感上伤害我，我特别相信感情，无论是亲情、友情、爱情或者其他任何感情，遇到感情的问题，我甚至不愿意花时间和脑力去客观审视，我就相信这个，我知道情是很容易碎掉的，可越是容易碎掉，越是很难奢求的东西，得到了才会更珍惜——就像我相信一切可以是美好的。”
如果不是亲眼见到，你很难想象，一个39岁的男人以什么样的表情和语气说出这么一段“不合时宜”的话，事实上这段话就像靳东所坚信的东西一样，那么毫无戒备的美好，却又充满着千军万马的说服力。他身上那些自以为的常规，那些少见却让人一见倾心的秉性，或许正改变着什么，改变着你本来以为的常规，这个世界的常规。
然而归根结底，人的复杂永远不可能用一句“伤感”去概括，靳东也是一样。就像他会兴奋地讲起在录音棚的故事，会挂着少年的微笑说起父亲，他也会一脸神往地回忆自己骑摩托车的“跑山”经历：多年前在美国，他从洛杉矶开车到拉斯维加斯，途中自己的汽车被三四十辆哈雷超过，当时他就被震惊了，由此开始了自己的摩托车之旅。在还不那么忙的几年前，他会约上车队的朋友，从北京出发经过怀柔、密云，还去过内蒙，一路砂石坎坷，崎岖不平，可那感觉，却是其他事情都没办法替代的。
“就像逍遥骑士吗？”我们问他。
“对，就像逍遥骑士。”他露出了一个真正高兴的笑容，一个暂且放下了悲观与伤感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