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庆屹说：“我不是纪录片导演，拍纪录片只是一个偶然，我就是特别喜欢我爸妈，就想去拍他们。《四个春天》是给我父母的礼物，我做到了，票房什么的都是捡来的。”
　　2019年，《四个春天》火了，火了的还有导演陆庆屹。
　　片中日常朴素的乐观，那开石破土无所不能的勤慧，那有歌有笑的庸常生活，能拥抱幸福也能接纳悲伤的生活态度，感动了许多人。只是平凡的生活记录，朴实无华，却那样深的走进内心。是的，生活本自带旋律：散步放歌、山井田埂；生老病死、丧葬祭祖。每一个画面都实实在在，每一天的细碎积累了生活。他们用坚韧的生命力对抗日常平淡，以广阔的理解面对人生起伏悲欢。生活本身也是一部电影。陆庆屹把生活各色碎片一并拥抱，反复品味，他也在岁月中日渐温柔着。

只是想记录父母，他们太美了

　　2008年，陆庆屹为自己购置了一台摄影机，他在豆瓣建立了相册《回家》，他拍摄日常生活，写点随性文字，恬淡的生活让他拥有了几万粉丝。在豆瓣，陆庆屹是有名的“饭叔”，他在微博上倒是一直很安静，虽然很多大V为他这部片子打CALL，但是粉丝量也没破万，不过，这些他都不在意。他有自己的一个世界，朴素，安静，柔和。
　　2012年，陆庆屹在豆瓣上发了一篇日记《我爸》，随后又发表了一篇《老妈》，很多网友留言评论，每一条评论都充满善意。陆庆屹的爸爸妈妈生活的状态让很多人羡慕，网友亲切称老两口为“别人家的父母”。看着网友的留言，陆庆屹意识到可以用镜头来记录父母的生活，于是，2013年他开始有意识地拍摄父母的日常。
　　随后每年春节，他都会拿着自己的简易拍摄设备，安静地观察父母亲的日常生活。陆庆屹在豆瓣上的相册《回家》，是拍摄《四个春天》的重要起源。“《回家》记录了我父母的生活、街道的日常、街坊的往来，还有田间地野等对我来说很日常、普通的东西。但每张照片下面回复都很热烈，我特别感动，这种感动促使我去重新审视自己，去观察那种逐渐消逝的小城生活。后來觉得拍照片稍显单薄了一些，视频的力量是时间流逝的痕迹，我就想记录这种东西。”后来，陆庆屹花1500元买了一个三脚架，开始拍摄影像。这也就是被刷屏的“45岁北漂大叔用1500元历经四年拍出神作”中的“1500元”的出处。
　　原本陆庆屹打算拍十年。可自从姐姐去世，父母日益衰老，陆庆屹想抓紧时间，早日让父母看到成品。于是到了第四个年头，陆庆屹结束了拍摄取材，开始了剪辑工作。四年积累了将近250小时的素材，第一遍通看，就花了一个月时间。陆庆屹把细节都记下来，然后开始一点点构建片子的框架。

　　最开始陆庆屹想把整个县城的生态都展示，但后来发现做不到，太大了，于是决定还是把所有焦点放在自己家庭里，其他的那些带一点就可以。粗剪的版本有五个半小时。几个朋友看了之后，说太事无巨细没必要。一点点地，时长变成四个半小时、三个半小时、三个小时、两个半小时，到最后是两个小时。
　　陆庆屹在豆瓣发了一个帖子，邀请网友到尤伦斯艺术中心观看他的纪录片，报名的人数超过了700人，现场有400人。尤伦斯报告厅能坐160人，最后塞进了190人，外面还有好多人进不去。陆庆屹自己都没想到这部片子会有这么多人来看。
　　陆庆屹把父母从老家接过来，那场放映获得极大成功。可是放映过程中，陆庆屹从头哭到尾。他一直没敢扭头看父母，“我害怕，特别害怕”。母亲之前一直以为儿子只是拍着玩，没想到真要在大银幕上播出，妈妈说：早知道你真的在拍电影，我就穿得好看点了。那个头发乱得成什么样子了。那时我爸已经行动不便了，只能在观众席站起身，摘下帽子对身后和身前的观众鞠躬致谢，拿着话筒稳定了一下情绪，颤声说：“今天我在大银幕上看到我自己了，我想这个片子是献给我们的吧，感谢我的儿子。”那一刻，陆庆屹觉得值了，父母懂得。
　　为了弥补进不去的网友，陆庆屹联系到朝阳区社区活动中心增映一场，能坐70人。那场放映结束后，有两个人把陆庆屹拉到一边问：“我们想让更多人看到，愿不愿意我们来帮你推？”那两个人就是《四个春天》的出品人赵珣和王立学。
　　出品人搭建了后期人员班底，声音指导发现，陆庆屹的拍摄过程中没有带过话筒，全部声音都靠相机的自带系统，动效全无、风声巨大；而且，有经验的导演都会用24/25帧拍摄，但陆庆屹用了29.97帧，解决降帧率后面临的变调问题又花费团队不少时间。
　　“我录的时候实在太不专业了。受过训练的（拍摄者）在这些方面会便利一点，基础不会错，我没有这些基础，慢慢学吧。”陆庆屹说。
　　制作完成后，《四个春天》在第12届FIRST青年电影节上获得最佳纪录片奖，不久后，又在第55届金马奖上获得最佳纪录片提名和最佳剪辑提名。这些都是陆庆屹从没想到的。
　　陆庆屹泪点低。谈到父母的衰老和自己的无力感，陆庆屹微微握着右手，放在嘴前，哽咽了；路演第一站安排在故乡贵阳，同事偷偷请来了陆庆屹的父母，站在蛋糕和烛光后，他抱着胳膊、遮着脸，哭了；还有无数次放映过后，看到观众安静地坐着，“对我的作品和我的人本身有一种关爱在里边，拥有那么多关爱的时候很容易感动”，他眼眶又湿了。
　　一路跟着《四个春天》路演看下来的陆庆屹，每次都能发现之前没有注意到的细节。比如有个雪天，父母去看姐姐的坟，他们从画面的一头走到另一头时，有一只鸟停留在他们的上空，就像是姐姐的魂。再比如母亲有次提到“如果我不在了，你爸怎么面对这个家”时，话说完后，她看着窗外的眼睑突然剧烈颤动，陆庆屹感受到了母亲冷静的外表之下激动的内心。那是他在拍摄时没有注意到的。 　　“有一个影像作品有更多人看、更多人喜欢，当然更好。但对于我来说，能带父母来北京看片，就已经成功了。我的成功就仅限于此了。”陆庆屹说。对于拿奖、上映，都只是人生中不同的阶段。最能让自己内心波动的，依然还是父母在生活中的点滴过往。
　　《四个春天》纪录片里，爸爸、妈妈各自在一个房间，做着自己的事情，妈妈在缝纫机前忙碌着，爸爸在拉小提琴，这一幅画面打动了很多人，陆庆屹也说，那一幕的拍摄实在是太意外了。
　　“我的房间是在他们正东面，我醒来的时候一看，赶紧架机器就开始拍，镜头都没换，我怕不拍就没了，其实那构图不够好，事后想景别应该再大一点，但是当时来不及了。我是头一次在远处凝视父母，内心里排山倒海的情感。其实那个长镜头拍出来暗了一点，眼睛看到没那么暗，是黄昏的时候，还有一点隐约的细节，你就觉得他们两个被框在一个画面里，你就看他们那个动作，以前从来没有那样去欣赏过，作为一个观察者和作品的感觉，第一次。然后我觉得，我的天啊，他们太美了。”
　　陆庆屹说他从没设定过任何主题，只是单纯的记录，在把时间上区分出来。“我主要还是觉得，人应该强韧一点，无论面对什么事情。其实包括他们对死亡，相对我们来讲，他们更坦然。”
　　剪辑有关姐姐的内容时是最痛苦的，在姐姐的葬礼中，陆庆屹晕了过去，等他醒来，妈妈在他眼前，说着，生活还是要往前。有人问他，你是拍摄还是抬棺材呀？他说拍摄，后来他剪辑的时候，发现，手抖得厉害。姐姐葬礼后，陆庆屹一度要停止拍摄，反而是母亲鼓励他继续下去，于是有了第三个春天、第四个春天：两位老人在坟茔四周种满辣椒，提防过来吃草的牛；每隔几天就过去待上半天，带上竹子和点心；依然在餐桌上留有女儿的碗筷，只是椅子上空空荡荡……生活还要继续，渐渐的，被悲伤抑住的歌声又重新响起来，父母在女儿的坟上种了花，春天到了，两位老人看着远山，哼两句曲儿。爸爸开始养蜂，妈妈的笑容又渐渐爽朗。

从叛逆少年到温柔中年

　　出生于1973年的陆庆屹，少年时爱打架，叛逆，离家出走，做过各种行当，踢过足球，当过编辑，在酒吧里干过，在矿井里待过，也开过广告公司。年轻时，内心充满冲突，每天都想找人打一架，年龄渐长，内心慢慢安宁，眉眼之间多了清朗和温柔。没事的时候，救灾院子里擺弄各种绿植。
　　北漂十余年后，他回老家当了半年矿工。这是他很爱提及的一段经历，矿上挖的是硅矿。那天，雷管炸了之后，尘烟落下，陆庆屹点着蜡烛，第一个进去了。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只能听见脚步声，人的感官变得敏锐。陆庆屹觉得好像有点亮光。那是一个很大的炸口，拿灯去照，一窝水晶把光从各个方向折射走，陆庆屹被感动了，“它埋在山里边，没有任何人知晓，但它自己还朝着一个最纯净的方向去发展，这种感觉很永恒的。人，当然不能永恒，但是那种向上的心是可以的。”
　　之后，他又来到北京，继续北漂。那簇水晶的光一直留在他脑海里。
　　很多人问他以后的打算，他说还是会去记录，去拍摄，但也没有特别具体的目标“其实我对理想不执著，对电影也不执著，不能做、不适合做，就算了，我现在判断我适合做电影，假如事实证明我不行，就不做了，我会找另外一份工作。”陆庆屹说，“人生那么多可能，那么多好玩的事情，无限。”
　　父母年轻时候，借钱盖了一个房子，花了半年多时间。没想到一年后，发生了一场火灾，一个家一下子就被烧了。父亲站在焦黑的房间，面对一堆废墟，欲哭无泪，后来他从废墟里翻出了小提琴，背板已经快烧成碳了，他吹了吹灰定了定神，去了天井的井台上拉响了它。
　　还有一年除夕，年夜饭后陆庆屹正在洗碗，爸妈打开了电视等“春晚”，房间突然黑下来，停电了。愣了一下后，黑暗里响起爸的笑声：哈哈哈，好玩。他突如其来的快乐点燃了一家人的情绪，都跟着笑了起来。陆庆屹掏出火机打亮去找蜡烛，隐约看到妈坐在路灯透窗而来的微光里左右顾盼。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也没有供电局的电话。互相讨论了一会儿，妈拍桌说，这电爱来不来，干脆去山里走走。于是一家人穿衣换鞋，说说笑笑往城外走去。“那真是个特别的除夕之夜，父母面对突发情况的淡定让人钦佩，我这一生从未听过他们说一句抱怨的话，遭遇任何状况都坦然面对。”这是陆庆屹在《四个春天》这本书里的序言里的故事，这也是他一生取之不竭的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