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征用农村和城市郊区土地进行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建设成为这一进程的关键环节。按《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国家征收农村土地，省级以上政府是委托人，县级以上政府是代理人，他们代为执行征用程序。但从农村土地的产权上看，以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的概念，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形同虚设。在现行体制下，国家征地面对的是集体，而不是农户；集体常常不过是乡村权力人物，征地过程中的各项补偿最终要落实到农民，但农民无法以独立权利主体的地位参与到征用协商谈判中来，征地过程又缺乏畅通的申诉渠道，其财产权利的保障就更成为问题。在对于失地农民的补偿上，现在是按照前三年的平均产值的6到10倍来计算，由于没有考虑到各种土地的本身的价值，即级差地租，以及土地的市场价值和未来价值，补偿费对于农民以后长期的生活来说太低，计算方式也不合理。这其中又存在补偿费落实不了，或是费用被挪用、被截留的问题。因此，应建立正常的委托和代理关系，让失地农民失有所得。
　　国外土地征收的法律实践表明，法制体系比较健全的国家大多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来保证受征地影响的土地权利人直接参与决策过程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我国要改变现状，应注意和解决四个问题。
　　一、明确农村土地的产权。让作为集体每一分子的农民享有对集体土地的所有权，给其以产权主体的地位，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对涉及土地重大变革和切身利益的集体土地用途、征地赔偿、征地款用途等进行决策。
　　二、让农民代表成为委托人。要让农民在他们当中通过民主选举，选出自己信任的代表来代理他们行使关于经营、出售土地所有权的事项。因为农民集体代表也是其中的一分子，在和地方政府交涉过程中会全力听取农民的要求和建议，为集体利益着想。农民可以在征收土地的过程中，主动要求提供目前或附近地区的土地市场价格，以及未来可能的价值来确定出让土地所有权的价格。这样就让农民直接参与到和政府的交易中来，真正成为这项交易事项的委托人，而避免了代理人的错位，导致地方政府为自身利益着想产生由于业绩和权利驱使的权力寻租的发生。
　　三、关于征地以后的农民补偿和安置问题。这可以看作是政府保障城市化进程的关键环节，更可以看作是一种激励机制。对农民补偿和安置的完善程度好坏直接影响到农民对于政府城市化推进的态度和配合程度。目前征地的补偿费用给予的太低，造成农民不满情绪滋生，出现屡屡“上访”等社会问题，更增加了城市化进程的交易成本。除了要科学计算并提高补偿费用外，还要考虑到其补偿是否能产生持续性的保障功能，现行的一次性补偿措施不但不能保障失地农民今后的基本生活，有些地区甚至连刚刚失去土地的安置问题都得不到解决。因此，要改变一次性补偿的手段，采用连续性按损失程度补偿。例如，拆迁以后的农民安置问题，政府应该给予住房一定的补贴或给其提供住所；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和其子女的教育补贴，老人的养老保险，一部分要划入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一部分暂时性问题应在征收土地后的经营收益中，或在补偿费用中划拨一部分出来作为失地农民的专项保障基金。今后在大范围的土地征收之前，可以考虑先保障再征收，以减少政策执行的交易成本。高补偿和高保障可以激励农民积极配合征收过程，大大减少社会矛盾。
　　四、政府承担一定的补偿风险。对于在补偿安置失地农民过程中的政府寻租行为，可以让地方政府承担一部分风险，即在各地方政府建立失地农民补偿安置保险。这个保险由国家和地方政府共同支付，如果其所在的乡镇的失地农民在一定期限内没有得到应得的补偿费用，则在保险费中支付，保险费还不足支付部分，由地方政府自行解决。
　　失地农民作为现代社会推进经济发展而形成的一股特殊的群体，人数可能还会增加。对于征收土地的双方来说，都应该并且有权利采取主动的态度，来协商并达到各自利益相对均衡的结果。对于给农民的补偿和安置应做到未雨绸缪，建立成熟的补偿机制和激励机制，来帮助农民的身份转换和全面的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