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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生产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生产组织形式一直是经济学关注的对象。而服装加工业一直在为劳动经济学提供研究这一过程的场所。
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服装加工业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找到合适的工人并组织他们高效生产。而服装加工业的生产组织过程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下，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和组织形式。本文以对台湾代工制和大陆生产外包制的几篇文章为主，谈谈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一、台湾学者的家庭代工研究
家庭代工是上世纪90年代台湾外向型经济的基本生产结构，当时的学者在研究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视角。
《隐形工厂：台湾外包点与家庭代工》一文代表了谢国雄的基本看法。首先，家庭代工者体验到的是频繁的工作变化、工作量不稳定以及单价很低。其次，在生产组织中形成的“外包共识”消弭了前面的冲突：认定家庭代工的收入是辅助性的；“闲着也是闲着”的看法。正是这种组织形式为台湾制造业提供了弹性和廉价的劳动力。
同期台湾学者柯志明的研究（1993），提出了两个新看法。首先，家庭代工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和残酷竞争的一种生产策略，家庭代工者与发包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经济互助的网络。其次，代工的计件工资并不比工厂里的工人低。因而，家庭代工这种生产组织形式是应对复杂市场的新发明，而且家庭代工者与发包者之间是一种互助互利的关系。
虽然这两位学者的理论取向不一样，然而他们对家庭代工制特征的概括在本质上没有很大区别，只是对现象的评价不同。他们对代工制特征的描绘，表明了台湾服装加工业建立在一个十分灵活的生产加工网络基础上。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台湾服装加工业走向衰落，但是这种灵活的分包体系却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并随着台湾服装加工产业一同转移到大陆，并产生了新的变形。
二、大陆服装加工业中的生产外包
以笔者曾和友人在浙江平湖服装企业的调查来看，大量的服装加工企业将本公司承接的订单或者某些生产环节外包给其他公司。外包的对象可能是小家庭作坊，也可能是在订单旺季雇佣临工进厂赶工。
这种灵活加工网络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比如黄岩《工厂外的赶工游戏：以珠三角地区的赶货生产为例》一文关注到了全球资本作用下，国际代工的进一步分化，即家庭外包 逐渐兴起和工人以赶货工、临时工等方式打工。作者“把珠三角地区代工企业中出现的租户赶货和厂内赶货这两种生产方式称为工厂外的赶工游戏，都是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变迁的产物，它也与中国当下的政治经济环境镶嵌在一起，与国家的劳动政策紧密相联”，并借用布若威在《制造同意》中提出的“赶工游戏”策略，来分析在车间生产中赶货生产模式存在哪些管理冲突。而这种“赶工游戏”既与传统的工厂管理体制不同，又与家庭代工制不同。
比较外包与本公司自己生产，从成本上看是差不多的：自己生产需要付出生产成本，而外包出去则需要付出管理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外包呢？黄文从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产业集群和工人网络，以及弹性生产和订单的不稳定三个方面解释了外包制存在的原因。这里，似乎可以用笔者在平湖的观察做一个补充。对于外包网络在服装产业中的盛行，我们需要看到以下几点：
首先，大部分服装加工都有淡旺季之分，意味着在淡季工厂需要养住一部分工人。如果外包的话，会减少淡季养工的压力（虽然也少赚了钱）。大的工厂一般都面临着旺季生产能力不够的情况，而小厂又面临着订单不足的困境。
其次，使用临时工也可以逃避一些法律上的成本，不需要执行劳动保险等方面的规定，也可以逃避劳动时间上的规定。
再次，通过观察订单外包网络，我们发现各个工厂之间组成了一个灵活的生产网络。
在订单无法消耗，交货不及的高峰季节会外包出去。外包对象是正式的工厂，没有家庭作坊。此时可以互利共赢、发挥各自优势。这些外包工厂的特点是规模小，人员少，缺乏管理；合作时，发包公司会派人过去进行质量管理。合作较为紧密。
也有企业是将一部分生产环节外包。
超过自身生产能力的订单，会将其中的一些工序外包给其他工厂（非家庭作坊）。外包时主要考虑合作对象的生产能力，能否按时完成和保证质量。
还有一些是外包给小作坊的。我们进一步发现，这些发包工厂自己也是接的二手单。所以，我们可以猜测在不同规模的工厂之间形成了一个层层分包的生产网络。小作坊存在的意义，可以降低一部分企业的风险和成本。但是却带来了劳动力流失的问题。比如，在工厂越是忙的时候，员工会请假到外边的小作坊挣额外的工资。
除了外包，还有临时进厂工作的情况。比如，一个公司一年有30万件订单，可能外包5万件，临时工进厂生产2—3万件。但临时工一般工价较高，公司还需提供机器和厂房。
三、小结：在全球化与地方化下应如何建立灵活生产网络
外包——代工制本身有其历史发展的脉络，因而我们需要进一步梳理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类包买制（或叫外包制，putting-out system）与我们今天在服装产业中看到的外包——代工体制之间的关系。
在工业革命以前包买制就大量存在于欧洲的手工业生产中。工业革命除了技术上的进步，同时也伴随着生产制度上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工业革命后，工厂制兴起并逐步取代了在工业革命以前欧洲普遍存在的包买制。（Landes，1997）制度主义的思想可以解释这种变化——从长期的经济史来看，人们总是在寻找更有效率的生产组织形式，淘汰没有效率的组织形式。威廉姆森用十一个指标考察了不同的制度形式，认为工厂制的综合得分（9分）高于包买制（5分）（威廉姆森，2004：320）。
然而，包买制并没有按照预期的那样彻底消失。比如，在20世纪中国手工织布业生产中，包买制作为一种新生产组织形式兴起。（赵冈，1977）有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正是包买制解决了手工织布业发展资本不足、市场变化大、竞争激烈的问题。局部农村地区摆脱了“过密化”式的增长，实现了“斯密型”增长：从事土布业的工资水平远远高于从事农业；劳动力大量从农业转移到土布业；土布业内部也实现了分工。（周飞舟，2006）Mark Lazerson对意大利的Modena地区制衣业（knitwear industry）的研究，证明包买制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仍然大量存在于意大利一些地区。Modena地区的制衣业的复杂生产过程被分包给了许多独立的家庭手工工场，大部分这些家庭工场不雇佣工人，依靠家庭成员和亲戚进行生产。（Lazerson，1995）大陆的来料加工则和台湾的这种情况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此外，我们也要看到这种灵活的生产网络在全球化背景下，似乎越来越成为了一个普遍现象。比如项飚在《全球猎身》中描 述的全球IT劳动力管理体系，展示了一幅基于层层分包体系的全球IT劳动管理图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高度自由灵活的劳动力市场，高度外化的市场（即用人公司部不直接雇佣劳动力），中介链条的安排使得高度外化的市场又可以实现有序的管理和控制。再者，（Asanuma，1989）、（Nishiguchi，1994）对日本汽车制造业分包制度的研究，主要是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讨论在精密制造业中，分包体制如何在交易费用上达到最优。
因而，在思考分包体系时，我们需要关注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资本主义全球化发生的新变化，在金融危机和新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对全球劳动分工体系产生了什么影响？代工体系之所以出现变化，其实与全球化背景的变化密切相关。
第二，国内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并且这一变化是和全球化变化交织在一起起作用的。最为突出的变化是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导致了全球性的产业链条转移。在一定程度上，代工体系——“工厂外赶工体制”的出现，其实是为了应对这一复杂的变化。
第三，劳动分包体制应该和对城乡关系、农业发展、以及城市化研究联系在一起。从空间上看，这是一个全球化和地方化的命题；从时间上看，这是一个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转型问题。
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服装加工业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找到合适的工人并组织他们高效生产。而服装加工业的生产组织过程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下，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和组织形式。本文以对台湾代工制和大陆生产外包制的几篇文章为主，谈谈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一、台湾学者的家庭代工研究
家庭代工是上世纪90年代台湾外向型经济的基本生产结构，当时的学者在研究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视角。
《隐形工厂：台湾外包点与家庭代工》一文代表了谢国雄的基本看法。首先，家庭代工者体验到的是频繁的工作变化、工作量不稳定以及单价很低。其次，在生产组织中形成的“外包共识”消弭了前面的冲突：认定家庭代工的收入是辅助性的；“闲着也是闲着”的看法。正是这种组织形式为台湾制造业提供了弹性和廉价的劳动力。
同期台湾学者柯志明的研究（1993），提出了两个新看法。首先，家庭代工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和残酷竞争的一种生产策略，家庭代工者与发包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经济互助的网络。其次，代工的计件工资并不比工厂里的工人低。因而，家庭代工这种生产组织形式是应对复杂市场的新发明，而且家庭代工者与发包者之间是一种互助互利的关系。
虽然这两位学者的理论取向不一样，然而他们对家庭代工制特征的概括在本质上没有很大区别，只是对现象的评价不同。他们对代工制特征的描绘，表明了台湾服装加工业建立在一个十分灵活的生产加工网络基础上。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台湾服装加工业走向衰落，但是这种灵活的分包体系却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并随着台湾服装加工产业一同转移到大陆，并产生了新的变形。
二、大陆服装加工业中的生产外包
以笔者曾和友人在浙江平湖服装企业的调查来看，大量的服装加工企业将本公司承接的订单或者某些生产环节外包给其他公司。外包的对象可能是小家庭作坊，也可能是在订单旺季雇佣临工进厂赶工。
这种灵活加工网络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比如黄岩《工厂外的赶工游戏：以珠三角地区的赶货生产为例》一文关注到了全球资本作用下，国际代工的进一步分化，即家庭外包 逐渐兴起和工人以赶货工、临时工等方式打工。作者“把珠三角地区代工企业中出现的租户赶货和厂内赶货这两种生产方式称为工厂外的赶工游戏，都是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变迁的产物，它也与中国当下的政治经济环境镶嵌在一起，与国家的劳动政策紧密相联”，并借用布若威在《制造同意》中提出的“赶工游戏”策略，来分析在车间生产中赶货生产模式存在哪些管理冲突。而这种“赶工游戏”既与传统的工厂管理体制不同，又与家庭代工制不同。
比较外包与本公司自己生产，从成本上看是差不多的：自己生产需要付出生产成本，而外包出去则需要付出管理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外包呢？黄文从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产业集群和工人网络，以及弹性生产和订单的不稳定三个方面解释了外包制存在的原因。这里，似乎可以用笔者在平湖的观察做一个补充。对于外包网络在服装产业中的盛行，我们需要看到以下几点：
首先，大部分服装加工都有淡旺季之分，意味着在淡季工厂需要养住一部分工人。如果外包的话，会减少淡季养工的压力（虽然也少赚了钱）。大的工厂一般都面临着旺季生产能力不够的情况，而小厂又面临着订单不足的困境。
其次，使用临时工也可以逃避一些法律上的成本，不需要执行劳动保险等方面的规定，也可以逃避劳动时间上的规定。
再次，通过观察订单外包网络，我们发现各个工厂之间组成了一个灵活的生产网络。
在订单无法消耗，交货不及的高峰季节会外包出去。外包对象是正式的工厂，没有家庭作坊。此时可以互利共赢、发挥各自优势。这些外包工厂的特点是规模小，人员少，缺乏管理；合作时，发包公司会派人过去进行质量管理。合作较为紧密。
也有企业是将一部分生产环节外包。
超过自身生产能力的订单，会将其中的一些工序外包给其他工厂（非家庭作坊）。外包时主要考虑合作对象的生产能力，能否按时完成和保证质量。
还有一些是外包给小作坊的。我们进一步发现，这些发包工厂自己也是接的二手单。所以，我们可以猜测在不同规模的工厂之间形成了一个层层分包的生产网络。小作坊存在的意义，可以降低一部分企业的风险和成本。但是却带来了劳动力流失的问题。比如，在工厂越是忙的时候，员工会请假到外边的小作坊挣额外的工资。
除了外包，还有临时进厂工作的情况。比如，一个公司一年有30万件订单，可能外包5万件，临时工进厂生产2—3万件。但临时工一般工价较高，公司还需提供机器和厂房。
三、小结：在全球化与地方化下应如何建立灵活生产网络
外包——代工制本身有其历史发展的脉络，因而我们需要进一步梳理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类包买制（或叫外包制，putting-out system）与我们今天在服装产业中看到的外包——代工体制之间的关系。
在工业革命以前包买制就大量存在于欧洲的手工业生产中。工业革命除了技术上的进步，同时也伴随着生产制度上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工业革命后，工厂制兴起并逐步取代了在工业革命以前欧洲普遍存在的包买制。（Landes，1997）制度主义的思想可以解释这种变化——从长期的经济史来看，人们总是在寻找更有效率的生产组织形式，淘汰没有效率的组织形式。威廉姆森用十一个指标考察了不同的制度形式，认为工厂制的综合得分（9分）高于包买制（5分）（威廉姆森，2004：320）。
然而，包买制并没有按照预期的那样彻底消失。比如，在20世纪中国手工织布业生产中，包买制作为一种新生产组织形式兴起。（赵冈，1977）有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正是包买制解决了手工织布业发展资本不足、市场变化大、竞争激烈的问题。局部农村地区摆脱了“过密化”式的增长，实现了“斯密型”增长：从事土布业的工资水平远远高于从事农业；劳动力大量从农业转移到土布业；土布业内部也实现了分工。（周飞舟，2006）Mark Lazerson对意大利的Modena地区制衣业（knitwear industry）的研究，证明包买制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仍然大量存在于意大利一些地区。Modena地区的制衣业的复杂生产过程被分包给了许多独立的家庭手工工场，大部分这些家庭工场不雇佣工人，依靠家庭成员和亲戚进行生产。（Lazerson，1995）大陆的来料加工则和台湾的这种情况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此外，我们也要看到这种灵活的生产网络在全球化背景下，似乎越来越成为了一个普遍现象。比如项飚在《全球猎身》中描 述的全球IT劳动力管理体系，展示了一幅基于层层分包体系的全球IT劳动管理图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高度自由灵活的劳动力市场，高度外化的市场（即用人公司部不直接雇佣劳动力），中介链条的安排使得高度外化的市场又可以实现有序的管理和控制。再者，（Asanuma，1989）、（Nishiguchi，1994）对日本汽车制造业分包制度的研究，主要是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讨论在精密制造业中，分包体制如何在交易费用上达到最优。
因而，在思考分包体系时，我们需要关注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资本主义全球化发生的新变化，在金融危机和新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对全球劳动分工体系产生了什么影响？代工体系之所以出现变化，其实与全球化背景的变化密切相关。
第二，国内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并且这一变化是和全球化变化交织在一起起作用的。最为突出的变化是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导致了全球性的产业链条转移。在一定程度上，代工体系——“工厂外赶工体制”的出现，其实是为了应对这一复杂的变化。
第三，劳动分包体制应该和对城乡关系、农业发展、以及城市化研究联系在一起。从空间上看，这是一个全球化和地方化的命题；从时间上看，这是一个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转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