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指人心的形象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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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大约30年前,我在评述周立波、周健明的长篇小说的论著《土地与农民的史诗》中,曾这么写道:
  《柳林前传》好就好在其成书之日,农村的经济改革只是在萌动之中,人们尚在探讨、摸索,而它则揭示了这一改革的必然性。
  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唯有在实践中不断的摸索。《柳林前传》就是写的这一摸索过程,并没有草率地作出结论。它甚至没有写到专业户。当日,它们亦不曾产生,但我们分明已看到产生它们的可能性。
  而我今天读到了已经完成的《柳林后传》,则已经写到了专业户,乃至万元户,而且,还有乡办的柳林综合厂,股份制的柳林代收店……等一系列的新生事物,这都是上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中,重新焕发生机的中国农村出现的众多可喜现象,是开放的必然,也是市场经济初步发展的必然,当然,更是挣脱了封建专制、历史束缚的个体走向自主发展的必然。一旦我们遵守市场规律,解放生产力,坚定不移地推动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中国农村必是无限光明的前景。
  然而,商品经济也如同打开了的潘多拉匣子,同样会释放出这样那样的恶魔与毒菌来。亚当·斯密在写出了《国富论》为市场经济正名时,却用更多的精力,几次再版了他的《道德情操论》,担心人们的无限膨胀的物欲,最终会摧毁人的道德伦理的底线,其后果则不堪设想。
  我在《来自历史深处的双重的清醒》一文中提到:
  双重的清醒,一重是对“金本位”造成人的异化的警惕,这一条我们在今天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另一重,则是对“金本位”的批判中,有可能造成“权本位”的返潮,倒退到“人的依附性”上面,这一条,却是乡土文学中尚未意识到多少的……
  正如我所期盼的,《柳林后传》进一步加大了这“双重的清醒”。
  其时,“后传”不曾完成,只是发表了前边的8章,但是,在《柳林后传》当时已发表的题名为“下桩宴”的一章,在罗富庭之类旧式腐败、极权分子基本退出舞台之后,作为异化负面的代表人物,已不再是逃亡的犯罪分子,“文革”余孽或别的什么下三滥的角色,而是堂堂正正的党的干部、厂长、主任、经理之类,他们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不仅有权力的光环,更有暴富的基础。这类人物的出场,给人们的警示意义更大,作为艺术形象而言,也更多姿多彩。
  在《下桩宴》这章,浓笔重彩写了作为厂长的刘斌,如何苦心钻营、以孔方兄开路,力图摆脱杨青林,避免自己在厂里聚敛不义之财的贪腐阴谋暴露,也为日后更加疯狂地占有国有资产及劳动人民血汗未雨绸缪。
  于是,他不顾春耕大忙,竟从第一线上“牵来了一头牛”,好办一桌“体面的酒席”——只因厨师一句话,没有牛百叶算不上一席大宴!而办好一席酒宴,他则可落个“真有才干”的美名,并借这席酒宴,给杨青林插一杠子,更为自己摆脱杨青林而“下桩”——让县工业接管厂子,表面是冠冕堂皇的“招安”,实际是“避险”。
  好一个《下桩宴》,无论从场面描写,心理描写,到人物关系,金钱关系的揭露,都丝丝入扣,显示了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底。但同时更显示了作者“双重的清醒”。
  在现在发表的后几章中,刘斌等的阴谋果然得逞了,柳林综合厂竟名正言顺被县工业局接管了。这似乎是被政府“招安”了,但众所周知,后来的大规模的敛财,暴富与贪腐,不正是在名义上的“国营”,实质上的垄断、专权下发生的么?“全民所有”“人人所有”,实际上是大而化之,谁都无权监管,国有成了贪官所有,鱼肉百姓,同时,也严重破坏了经济秩序与市场规律。
  《柳林后传》的高明之处,还采用对比的手法,写了另一个柳林代收店的异曲同工的遭遇。
  当这个代收店办得红红火火,为农产品打开了一条条销路,盘活了农村经济,“上面”却派来了工作组,要查封、取缔这个代收店,上面派来的工作队长张勇气壮如牛,称这个代收店搞得供销社形同虚设了,从而“干扰了国营企业,破坏了经济管理条例”,强行贴上封条,派人把住大门与路口,不许农民委托代收店销售农产品,自己仗着国营“老大”,不去找销路,坐吃山空,吃甩手饭,却不允许他人找出路、活路,这自然是极“左”的遗患,这个张勇本也是极“左”的打手,“文革”中就逼死过农村的“铁姑娘”,劣迹斑斑,做这号事自是轻车熟路。幸而群众觉悟高,连当年追随他“左”过的部下都幡然醒悟,这番闹剧也就草草收场,成了笑话。
  两个乡办企业,不同的命运,后者,“左”的借尸还魂,人们不难识破,所以也无法得逞。但前者的冠冕堂皇,却不见谁能一下子看透的,况且,“升格”为国家企业,对不少人颇具诱惑力了,企业升格了,工资也有保证,直到今天,也还是向往的目标。
  从“下桩宴”到封代收店,两桩事件的对比,无疑是意味深长的,作者可谓用心良苦。
  读到这里,我思索了很久,毕竟,形象可以告诉人们很多、很多,美学上有“立象以尽意”之说,也就是讲,形象是说不尽,道不完的,要剖析形象及其背后一切,思维甚至都为之苍白。
  二
  诚然,乡村也在变化,如“前传”中颇有典型意义的冷满爹、凹花生,在改革中变了一个人,后传中更承包了别人不敢承包的,看上去没收益的内湖,动手改造,投下鱼苗,竟一举成了万元户。而在不少地方,乡镇企业更发展为民营企业的巨无霸,跻身于世界五百强,当然,还有史无前例的取消农业税、土地自由流转等政策出台……
  但是,如张斌之类,也许在未被揭发前已成了什么委员、代表、什么长,甚至已经富得流油,罗富庭或许也会看到机会——实际上提供这类人的机会也太多了,从而东山再起,重新洗白……事实上,“后传”中,海外的黑社会成员,也已堂而皇之地变成大腹便便的“林经理”,宵小之徒不时又能得意张狂,各种畸型人物粉墨登场,甚至不惜锉穿船底搞谋杀——“后传”分明也看到了这些有可能发现的“苗头”,但无法预见今日的可怕贪腐。
  “后传”给我们展示的仅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乡村、湖区,但如一位伟人所说的,真正的文学作品,总是会体现出“现实主义的胜利”,为我们或多或少地揭示出历史的进程:无论是进步还是倒退,或者“俱分进化”,一进一退……如同章太炎所说,科学技术与道德文化的进步,未必是同步的,亦可能一进一退,科学的发展甚至会造成道德沦丧。   从《柳林后传》,回溯到“前传”,再往前,则是《湖边》,还有其父亲、文学大师的《山乡巨变》,虽说一是湖区,一是山乡,但同样是农村,愈往前追溯,父子二人笔下的农村,是何等地清秀、明丽、柔情百结,笔下更是如诗如画,引人入胜,一幅幅皆是田园牧歌的美好景象。
  即便是《柳林后传》的开篇,无论是乡村的情景描写、村姑的心理刻画,乃至作者的情感抒发,都美不胜收,如惠兰择偶,人品至上,又如黄菊儿坠入情网,“入魔”了,也凭添几分可爱与质朴。当然,从“前传”延续来的朱冬秀与李小娟一波九折的爱情,以及丽君对杨青林的一往情深,这些,展开的都是乡村一幕幕至纯至美的爱情诗篇,令人沉醉,令人向往,未有半点尘世的污染。
  然而,“后传”无疑也是一曲田园牧歌式生活的挽歌,甚至是最后的挽歌。
  进入第二章,县城,仅仅是县城,那种杂乱无章,那种乌烟瘴气,那种鱼龙混杂,就几乎让人喘不过气来,让人联想到狄更斯笔下刚刚工业化的英国城市的混乱、堕落与令人窒息的空气——莫非,这也是一种必然,必然付出的代价?
  的确,这么些年,我们付出的代价,生态环境的代价,道德的代价,包括生命的代价,是否太大了?
  在“后传”中,已经有了生态意识、环境意识,有了相应的情节与场景,如关于湖区的蛇与生态平衡问题的讨论,虽说是农民朴素的生存观念,但不失为一大亮点,在当时,不可能就此深化下去,而小说的主题也不在于此。
  三
  文学是人学,是美学,也是情感学,在上一节的历史批评后,我们还应当回到文学的本原,进行美学的评述,超越功利,也超越伦理判断,发掘其美的内涵。
  而我们在这里当沿着生态的美说下去。
  30年后,我们的城市化进程令人炫目,高楼大厦甚至进入了三、四线的城市。乡村也在进行“新农村”建设,有了不少群居的镇落……但是,空巢老人,留守的妇女与留守儿童,则在失去亲情的环境下,发生了种种过去未可料及的悲剧,这更是一种生态,即社会生态,第二生态。
  其实,第一生态与第二生态是分不开的。
  没有一个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生态也就会是不正常的,这是显而易见的。
  什么是真正的城市化?
  这应该是在不破坏自然环境下的城市化,如世界上评比的“花园城市”,又如我们说过的森林城市、水乡城市、田园城市。我记得一位艺术家说过,真正的艺术,是不知道艺术在哪里终结,自然从哪里开始,自然与艺术浑然一体。
  我们也可以说,真正的城市,是不知道城市在哪里终结,乡村从哪里开始,或者说,城市艺术在哪终结,自然村落从哪里开始,城市与乡村浑然一体。
  柳林这样一个湖区,今天该会怎么“城市化”?水上人家大都早已迁上了岸,退垸还湖一直在进行中,如果一切正常,《柳林后传》第一章中,惠兰执意去喂湖鸭,而碧波荡漾中,湖鸭们戏水,扑打,又是一幅怎样鲜活、生动的乡村生活情景,我也写过“牧鸭人”的小说,内中韵味无穷——而这一切,今天还会有么?会仅仅在集约化、机械化状态下喂鸭么?
  这还在其次,年轻人的生活,谈情说爱、嬉戏嬲打,你追我赶,抑或含而不露、欲言又止——如同一章写的,明明走到了心上人的身边,却又怯步了,换上了另一句:“我从这里路过,采几朵野花……”读到此,实在让人忍俊不住。
  这种情感的含蓄,无疑更是一种美。
  与这些相比,包括提到的几对年轻人,还有陈良桂,水中救起柳枝儿等等,作者对他们的爱慕、爱怜跃然纸上,人间毕竟有真情在,爱情与婚姻是不可割裂的。但在书中,还有另一类爱情,由于被权力,尤其是金钱的污染,某些人物的所谓爱情,则污秽不堪。如吴智对准“岳父”的揭发,使恋人受刺激入了精神病院,又在教授夫人——罗富庭前妻的帮助下,盗窃了准“岳父”的学术成果,又如把身体当作敛财机器、做假照片弄巧成拙的王玲……书中也写了好“几对”。物欲横流、世风日下,已不足以概括当下连灵魂都可以出卖的“商品化”进程。作者异为敏感地捕捉到了30年前“俱分进退”中的另一面,人心不古,孔方兄肆虐,腐败几乎不可遏止,正在登峰造极。如果我们把这种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坑蒙拐骗认为是市场经济必不可免的一面并使其“合法化”,那么,人类社会的美好前景还复存在么。
  当年的评论言犹在耳:
  从《暴风骤雨》到《柳林》系列,无疑表现了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对封建宗法关系的批判与对普遍异化的警惕——与执着的历史进步的追求;同时,也表现出一种美好的理想——人的独立性与个性自由的获得——与严峻的现实之间充满悲剧性的冲突,表现出一种温厚的、历史的而不只是拘于道德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于人的尊严、审美情趣以及自然生态的向往,从而有力地揭露了历史与现实中的假、丑、恶以及可悲的人的依附,还有物化的种种负面现象。
  显然,不曾过时。而且还远不够力度。
  无论从历史主义的批评,还是在美学高度上审视,我们重读上世纪80年代的作品,无疑有了一个更大的时代的参照系,却引发了更痛彻心扉的思虑,当我们一再去追问这是为什么时,我们能否找到答案,尤其是真正的答案?
  这几年来,以现实题材的乡村小说,似乎远不及即时反映乡村当下现状的纪实作品的影响,以梁鸿为代表的长篇社会纪实《中国在梁庄》引起的反响迄今仍在发酵。一大批同类的社会调查、纪实文学、乡情报告之类,遍及出版物、刊物、网络及微信,让上上下下比过去更严重地关注起了农村的当下,从中了解到更多的现实问题、社会差异,也唤起了人们的良知。也正是这样一个巨大的参照系下,改革刚刚启动的上世纪80年代的乡村是怎样的?当时发展的大趋势如何,有怎样的隐患与欠缺,对比今天,哪些前进了,哪些倒退了,哪些坚守了,哪些放弃了,甚至……哪些失去了、破坏了,是否一去不复返了,我想,《柳林后传》以及整个系列(含《柳林前传》)正是提供了最鲜明、也最直指人心的形象的历史见证。
  可以说,当下与历史、《中国在梁庄》与《柳林》系列,农村中自上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几代农民,农民工与留守者,他们才真正体现出中国这几十年乡村社会的历史演变,才堪称周立波所题的书名《山乡巨变》。但显然,这种演变,与他理想的“巨变”已经有太多的不同,甚至多少有些变质了,这每每是令我们所扼腕的,但一切,套用一句老话,每每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今日再版《柳林前传》与《柳林后传》意义就在这里了,它不仅仅拘于文学、美学的学科理论上,更在于社会学、历史学乃至人道、人性的研究上。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
  责任编辑 佘 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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