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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安迪伟的最后面——完成心愿
2011年11月安老突然从贵阳打来电话，一改以往的说话口气急促地说：“砚农，邀请你到贵州做报告的事，这个月说什么也要安排，我们给你两个时间段你选定一个，可不能再往后推了啊。”我不敢怠慢，当即确定好时间和报告的内容。11月21日如期赶到贵阳。
下飞机后，安老打电话给接机的协会秘书长齐新潮，让车子不要先到住地直接去他家，我们一行在安老家中受到了异乎寻常的接待。安老带着我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参观，看他当年在美国学飞行时的照片；讲他在香港参加“两航”起义时的情景，还看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时的合影以及柜子里陈列的各种型号的飞机模型，随后我们坐下喝茶，合影。
告别时安老对我说：“—直说请你来贵州，说了好几次，这次总算是落实了。我明天要去医院住两天，做体检，就不能陪你到报告会场了，协会的领导们都会去。”我问安老：“您体检为什么还要住院，有什么不适吗？”安老说没什么问题，只是要做个胃镜。第二天，我做完报告在去机场的路上问齐秘书长安老的情况，说当时还没有出体检结果，哪曾想短短的两个月之后老人家驾鹤西去了。
半年后，我去贵阳安老家中看望他的夫人常阿姨时说起此事，大家感慨万分，总觉得安老像是有预感一样，冥冥之中是把要办的事办完，想见的人见到，完成自己的心愿，不然一向温和的老人，怎么那次会像下命令似的给我打电话呢？
以德昭人，以信取人，以情动人，以礼待人——这就是安老。
忘年交——相似的经历
我与安老相识在2000年底的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CIPRA）的理事会上，那时安老既是贵州省公关协会的会长，也是我们协会（CIPRA）的副会长，后来又担任我们协会的顾问。在工作上作为上任两年的贵州协会会长，安老把贵州省的公共关系事业做得风生水起。而贵州省国际国内公共关系协会的经验对全国各地公关组织的建设也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他积极支持中国国际公关协会的工作，每次组织会议他必定参加，直到去世的前一年还专程来京，参加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20周年庆典活动。得知安老逝世的消息后，协会发了唁电。李道豫会长还特地委托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赵大力专程前往贵州，代表协会吊唁。
在工作之外我与安老却有着更多的共同话题，安老和我的祖籍都是河北，他早年曾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空军西点”航校，后来又在亚利桑那州的威廉斯高级航校接受飞行的训练。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航空兵十三师担任过飞行教员。而我则曾在航空兵三十三师和空军第二航空学校飞行训练处担任过教员。后来各自又都转战南北，现在又从事了公关事业，这不是缘分吗？记得有一次到贵州开会，行前安老打电话对我说这次来可别再给我带飞机模型了，家里已经摆不下了。确实，看看他家的书柜也是摆满了飞机，倒是那次见安老，我又收获了两本英国“简氏”航空年鉴，年轻时的航空情结一直追随了我们一辈子。
贵州是中国特色的公关事业开拓者和践行者
2006年10月20日，“关注贵州经济发展暨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地方组织工作会议”在贵阳隆重召开，这是贵州协会对中国公关事业发展的一次重大贡献。
会议前夕，我陪同出席会议的我们协会老会长柴泽民大使和安老会见了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等省领导，在座的还有中宣部原部长朱厚泽同志。会议期间，我借机对省委石书记在担任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时对《国际公关》杂志创刊给予的关心和支持表示了感谢。说到第二天的大会时，安老突然问石宗源书记：石书记听说您是河北保定人，我提两个姓石的老人不知您认识不？石书记说：“我是保定人，您说说认识哪两个人。”安老说出两个^名字后，省委书记非常吃惊地问安老是怎么认识的，安老不慌不忙地说，那是他小学要好的同学。石书记端起酒杯尊敬的对安老说：“您说的那两个同学一个是我的大伯，一个就是我父亲呀！”当时的气氛立刻从震惊一下子热烈起来。
在热烈的气氛中，柴大使、安老向省委领导介绍了公共关系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和这次会议的意义。书记认真了解了情况，称赞老同志和协会的作用。这次会见当即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省委书记委派省委副书记王富玉同志亲自参会并作了主题报告，大大提高了会议的规格和影响力。同时还责成省政府相关部门对会议的召开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大会结束后，还安排会议代表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和到茅台酒厂座谈品牌传播两项活动。看着省政府安排的车队载着代表浩浩荡荡行驶在崎岖的山路上，一位上海的参会代表问我：“国外的政府也支持公关协会吗？”我脱口而出：“这是中国特色的公共关系，贵州协会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事后想起我说的这句话，倒也不是句简单的玩笑，中国的公关事业在短短的30年间能有如此迅猛的发展，政府给予的支持和如何争取政府的支持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贵州协会所作所为，在现代公共关系的发源地美国的公关协会绝不会想到。这里有例为证：
2008年11月第18届世界公关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箎到会作了主题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的主旨发言。会上，本次大会的联合主席、国际公关协会（IPRA）的主席罗伯特·格鲁普感慨地对我说：“中国的外交部长就相当于我们美国的国务卿，但在美国开大会我可请不到赖斯（时任美国国务卿）啊！”
励精图志十余年——打造贵州大公关
公共关系为何物，公关协会是干什么的，恐怕不仅在10年前贵州就是在东部开放的省份人们也不一定说的清楚。
1998年安迪伟当选贵州省国际国内公共关系协会会长，他有不少先天的优势，如性格上亲和力强，在美国学习时接受了公共关系的基本概念（安老说他们有这个课程）；在政协、九三学社、民革等民主党派的长期工作经历，对我党的统一战线、民主议政、求同存异这些指导思想心领神会，并不陌生，而这些原则其实也就是开展公共关系的基本依据。
但是如何把这些基本思想和公关专业理论结合起来，让其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产生好的影响，从而让政府部门了解公共关系的作用，从而支持公关事业，这是安老和他带领的团队一直思考和实践的事情。我从贵州协会成功的经验中感悟出了十六个字，就是：整合资源、招商引资、传播思想、组织建设。
说到中国特色的公关组织，贵州协会非他莫属。自1998年安老任会长以来，为了招商引资，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实惠，协会吸收了大批的企业会员。为了给企业服务，协会又把一大批退下来的省内老领导请到协会任职，其中包括5位正省级和12位副省级领导。政企资源的有效结合，为促进当地经济发挥了显著的作用。这些年来，协会直接为贵州招商引资5亿多元人民币，通过异地商会间接为贵州引资几十亿元人民币；协会还积极参与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在省内举办了几十场中外名家讲座，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到贵州，传播现代管理和公共关系理论，为当地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公关专业人才。此外，贵州协会在汶川地震和贵州冻雨以及大旱这些年间，充分发挥公共关系的职能作用，向灾区捐资捐物共计200多万元人民币，多次受到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表彰和好评。
在公关协会内部，安老大胆启用年轻人才，支持、信任并关爱他们成长，协会齐新潮秘书长在全国公关组织座谈会上介绍的“会长的旗子、专家的脑子、年轻人腿子”，形象描述了贵州协会老中青结合的组织工作架构。安老为协会开创的这些优良传统至今仍在贵州公关协会不断传承和发展着。
两位榜样——不同的公关老人
2008年世界公关大会期间，台上，88岁的美国博雅公关公司创史人哈罗德·博森（Harold Burson）作了精彩演讲，阐述了现代公共关系职业精神和社会责任。他一生为无数的企业和组织机构提供服务，发展和丰富了公共关系专业理论与实践。
台下，同样88岁的安迪伟老人用流利的英文与老博森亲切的交流。我站在远处，没有听到他们讨论的话题，但我在想，这位88岁的中国老人虽没有博森那样系统的公关背景，但他把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和对祖国的爱凝聚成公关智慧，全部奉献给生他养他的这块热土。这些智慧的果实，不正是中国特色的公共关系的源泉吗？
安老虽已离我们远去，但安老留下的精神财富，却给后人以积极的影响，这就是安老为什么依然活在我们心中的真正原因。
2011年11月安老突然从贵阳打来电话，一改以往的说话口气急促地说：“砚农，邀请你到贵州做报告的事，这个月说什么也要安排，我们给你两个时间段你选定一个，可不能再往后推了啊。”我不敢怠慢，当即确定好时间和报告的内容。11月21日如期赶到贵阳。
下飞机后，安老打电话给接机的协会秘书长齐新潮，让车子不要先到住地直接去他家，我们一行在安老家中受到了异乎寻常的接待。安老带着我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参观，看他当年在美国学飞行时的照片；讲他在香港参加“两航”起义时的情景，还看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时的合影以及柜子里陈列的各种型号的飞机模型，随后我们坐下喝茶，合影。
告别时安老对我说：“—直说请你来贵州，说了好几次，这次总算是落实了。我明天要去医院住两天，做体检，就不能陪你到报告会场了，协会的领导们都会去。”我问安老：“您体检为什么还要住院，有什么不适吗？”安老说没什么问题，只是要做个胃镜。第二天，我做完报告在去机场的路上问齐秘书长安老的情况，说当时还没有出体检结果，哪曾想短短的两个月之后老人家驾鹤西去了。
半年后，我去贵阳安老家中看望他的夫人常阿姨时说起此事，大家感慨万分，总觉得安老像是有预感一样，冥冥之中是把要办的事办完，想见的人见到，完成自己的心愿，不然一向温和的老人，怎么那次会像下命令似的给我打电话呢？
以德昭人，以信取人，以情动人，以礼待人——这就是安老。
忘年交——相似的经历
我与安老相识在2000年底的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CIPRA）的理事会上，那时安老既是贵州省公关协会的会长，也是我们协会（CIPRA）的副会长，后来又担任我们协会的顾问。在工作上作为上任两年的贵州协会会长，安老把贵州省的公共关系事业做得风生水起。而贵州省国际国内公共关系协会的经验对全国各地公关组织的建设也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他积极支持中国国际公关协会的工作，每次组织会议他必定参加，直到去世的前一年还专程来京，参加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20周年庆典活动。得知安老逝世的消息后，协会发了唁电。李道豫会长还特地委托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赵大力专程前往贵州，代表协会吊唁。
在工作之外我与安老却有着更多的共同话题，安老和我的祖籍都是河北，他早年曾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空军西点”航校，后来又在亚利桑那州的威廉斯高级航校接受飞行的训练。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航空兵十三师担任过飞行教员。而我则曾在航空兵三十三师和空军第二航空学校飞行训练处担任过教员。后来各自又都转战南北，现在又从事了公关事业，这不是缘分吗？记得有一次到贵州开会，行前安老打电话对我说这次来可别再给我带飞机模型了，家里已经摆不下了。确实，看看他家的书柜也是摆满了飞机，倒是那次见安老，我又收获了两本英国“简氏”航空年鉴，年轻时的航空情结一直追随了我们一辈子。
贵州是中国特色的公关事业开拓者和践行者
2006年10月20日，“关注贵州经济发展暨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地方组织工作会议”在贵阳隆重召开，这是贵州协会对中国公关事业发展的一次重大贡献。
会议前夕，我陪同出席会议的我们协会老会长柴泽民大使和安老会见了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等省领导，在座的还有中宣部原部长朱厚泽同志。会议期间，我借机对省委石书记在担任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时对《国际公关》杂志创刊给予的关心和支持表示了感谢。说到第二天的大会时，安老突然问石宗源书记：石书记听说您是河北保定人，我提两个姓石的老人不知您认识不？石书记说：“我是保定人，您说说认识哪两个人。”安老说出两个^名字后，省委书记非常吃惊地问安老是怎么认识的，安老不慌不忙地说，那是他小学要好的同学。石书记端起酒杯尊敬的对安老说：“您说的那两个同学一个是我的大伯，一个就是我父亲呀！”当时的气氛立刻从震惊一下子热烈起来。
在热烈的气氛中，柴大使、安老向省委领导介绍了公共关系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和这次会议的意义。书记认真了解了情况，称赞老同志和协会的作用。这次会见当即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省委书记委派省委副书记王富玉同志亲自参会并作了主题报告，大大提高了会议的规格和影响力。同时还责成省政府相关部门对会议的召开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大会结束后，还安排会议代表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和到茅台酒厂座谈品牌传播两项活动。看着省政府安排的车队载着代表浩浩荡荡行驶在崎岖的山路上，一位上海的参会代表问我：“国外的政府也支持公关协会吗？”我脱口而出：“这是中国特色的公共关系，贵州协会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事后想起我说的这句话，倒也不是句简单的玩笑，中国的公关事业在短短的30年间能有如此迅猛的发展，政府给予的支持和如何争取政府的支持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贵州协会所作所为，在现代公共关系的发源地美国的公关协会绝不会想到。这里有例为证：
2008年11月第18届世界公关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箎到会作了主题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的主旨发言。会上，本次大会的联合主席、国际公关协会（IPRA）的主席罗伯特·格鲁普感慨地对我说：“中国的外交部长就相当于我们美国的国务卿，但在美国开大会我可请不到赖斯（时任美国国务卿）啊！”
励精图志十余年——打造贵州大公关
公共关系为何物，公关协会是干什么的，恐怕不仅在10年前贵州就是在东部开放的省份人们也不一定说的清楚。
1998年安迪伟当选贵州省国际国内公共关系协会会长，他有不少先天的优势，如性格上亲和力强，在美国学习时接受了公共关系的基本概念（安老说他们有这个课程）；在政协、九三学社、民革等民主党派的长期工作经历，对我党的统一战线、民主议政、求同存异这些指导思想心领神会，并不陌生，而这些原则其实也就是开展公共关系的基本依据。
但是如何把这些基本思想和公关专业理论结合起来，让其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产生好的影响，从而让政府部门了解公共关系的作用，从而支持公关事业，这是安老和他带领的团队一直思考和实践的事情。我从贵州协会成功的经验中感悟出了十六个字，就是：整合资源、招商引资、传播思想、组织建设。
说到中国特色的公关组织，贵州协会非他莫属。自1998年安老任会长以来，为了招商引资，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实惠，协会吸收了大批的企业会员。为了给企业服务，协会又把一大批退下来的省内老领导请到协会任职，其中包括5位正省级和12位副省级领导。政企资源的有效结合，为促进当地经济发挥了显著的作用。这些年来，协会直接为贵州招商引资5亿多元人民币，通过异地商会间接为贵州引资几十亿元人民币；协会还积极参与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在省内举办了几十场中外名家讲座，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到贵州，传播现代管理和公共关系理论，为当地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公关专业人才。此外，贵州协会在汶川地震和贵州冻雨以及大旱这些年间，充分发挥公共关系的职能作用，向灾区捐资捐物共计200多万元人民币，多次受到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表彰和好评。
在公关协会内部，安老大胆启用年轻人才，支持、信任并关爱他们成长，协会齐新潮秘书长在全国公关组织座谈会上介绍的“会长的旗子、专家的脑子、年轻人腿子”，形象描述了贵州协会老中青结合的组织工作架构。安老为协会开创的这些优良传统至今仍在贵州公关协会不断传承和发展着。
两位榜样——不同的公关老人
2008年世界公关大会期间，台上，88岁的美国博雅公关公司创史人哈罗德·博森（Harold Burson）作了精彩演讲，阐述了现代公共关系职业精神和社会责任。他一生为无数的企业和组织机构提供服务，发展和丰富了公共关系专业理论与实践。
台下，同样88岁的安迪伟老人用流利的英文与老博森亲切的交流。我站在远处，没有听到他们讨论的话题，但我在想，这位88岁的中国老人虽没有博森那样系统的公关背景，但他把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和对祖国的爱凝聚成公关智慧，全部奉献给生他养他的这块热土。这些智慧的果实，不正是中国特色的公共关系的源泉吗？
安老虽已离我们远去，但安老留下的精神财富，却给后人以积极的影响，这就是安老为什么依然活在我们心中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