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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以来，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多次就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做出重要批示，提出认清形势，居安思危，奋起直追，不断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创新能力是推进结构调整的中心环节等重要论断。当前，我国国民经济正处于平稳快速增长，但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结构不合理，运行质量低等问题。按经济发展规律及外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增长模式的转变和结构调整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能否长期高速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而科技自主创新是经济增长式转变的中心环节和必由之路。
一、科技自主创新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中心环节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根据现代经济学分析，世界经济增长模式经历三个阶段，即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一阶段，称为第一次产业革命。该时期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都是现行工业化国家，其中英国、美国是第一梯队，法国、德国是第二梯队。这个时期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驱动的，理论的概括叫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式。第二次产业革命阶段是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期，从内燃机、铁路到电力、电动机，普遍使用技术或通用技术革命性地推动了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这个阶段是靠创新驱动实现经济增长的，其理论概括为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第三阶段是从五十年代末端到20世纪后期，真正地进入了后工业时期的经济增长阶段，是“信息化驱动”阶段，理论概括为“内增长模型”又叫“新增长理论”。
第一次产业之前的世界经济增长很慢，原因是当时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新的自然资源即土地投入的，土地是有限的，所以其增长速度非常慢，第一次产业革命使工业化成为主流，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是靠投资驱动的，用资本积累投资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利用重工业生产机器，利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经济发展显著高于产业革命前。但随着该增长模式的发展，在总资本中资本对劳动的比重不断提高，其所带来的各种负面的社会效果也很明显，如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恶化、环境污染严重，那时伦敦因污染而成“污都”、曼彻斯特连基本的生存环境都不具备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第一次产业革命后的经济模式最早作了透彻的分析，他认为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总资本中不变资本就是买机器设备、买原材料的物质资本部分比重越来越高，可变资本就是开工资的资本比重越来越低，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两种现象或两种规律。一是平均利润率降低，因为资本总量中不变资本的部分越来越大，而能够创造利润的部分越来越小，平均利润率就会降低，其结果引起竞争的加剧、出现资本的集中、最后形成大资本的垄断。二是开工资等消费的可变资本部分在总资本中的比重越来越低，能创造的工作岗位就少，工人的工资就提高不了，工人阶级就贫困化，失业增加。正是基于这两条规律，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实际上在经济理论中，第一次产业革命后出现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是在经济界长期有重要影响的模型，这个模型公式就是g=i／v，g代表增长率，i代表投资率，v代表资本——产出比率。但哈罗德——多马模型中有一个基本假定，就是资本一产出比率v不变，所以，产出总量的大小取决于资本存量的多少，产出增长的快慢取决于投资率的高低。增长速度决定于资本的流量，既决定于投资，投资越多增长得就越快。但是，后来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马克思两条规律没有实现，哈罗德—堕马模型也与事实不相符合。究其原因，不是因为马克思的推导有错误，或意识形态上有什么扭曲，是因为后来经济增长的模式变了。1956－195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提出新的增长模型，他认为资本和土地要素一样会出现报酬递减现象，随着资本、投资的增加，投资的比重是不可能不断提高的，所以效果就下降，出现增长率下降。然而，验证一下现行的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情况，经济增长率没有下降，而是保持一个大体上不变的增长率。索洛因此认为除了资本影响增长率外还有其他因素。哈罗德—生产函数公式Y=A(K，L)中，Y是产出，K是资本，L是劳动；索洛认为除了资本和劳动因素会引起增长变化外，还有一个余数一余量即A，现行国家如美国之所以Y是增加的，不是因为K增加了，而是因为A变化了。A就是技术进步，就是效率提高，叫技术进步函数。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库兹涅茨用大量的经验数据分析现行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情况后得出与索洛类似的结论，他认为现行工业化国家在18世纪末期19世纪初期就开始向一个新型的增长模式过渡，这个时期经济增长与早期的不同就在于它主要靠效率提高，而效率主要靠基于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
总之，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增长模式看，第一次产业革命主要是资本驱动经济发展，而第二次产业革命却是基于科学技术的创新驱动了经济的增长，这种技术创新表现为效率的提高。所以说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的中心环节
二、科技自主创新是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正确选择
建国初期，第一个五年计划采用了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前，都是沿着这种早期的增长模式也就是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走的，其效果很不好，而且还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政治问题。粉碎“四人帮”后，开始调整结构，纠正旧的增长模式、旧的工业化道路所带来的各种问题。1979年到1981年两次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加强了农业、轻工业和服务业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真正提出转变增长方式是“九五”计划，明确提出要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强调要优化结构，结构升级。
目前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粗放投入实现的。建国5O多年来，我国GDP增长了10多倍，矿产资源消耗增长了40多倍。我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1980年为34．9％，1995年为40．8％，2000年为36．4％，2003年高达42．7％，大大高于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一般20％左右的水平。从“六五”至“十五”的前3年，每增加一亿元GDP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是1．8亿元、2．15亿元、1．6亿元、4．49亿元和4．99亿元。这里虽然有一些不可比的因素，但仍可反映出，我国的高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靠高投入支撑的。土地和劳动力投入也同样存在粗放的问题。高消耗换来的高增长，必然是高排放、高污染和低效率。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30、日本的1／18、法国的1／16、德国的1／12和韩国的1／7。资源产出效率大大低于国际先进水平，每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相当于美国的2 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2004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占全球的4％，但消耗的一次性能源约占全球的12％，淡水占15％，氧化铝占25％，钢材占 28％，水泥占50％。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但低效利用问题也十分突出，一些地方盲目兴办各类开发区，省级以下开发区征地后的土地闲置率高达40％以上。粗放式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十分尖锐的资源与环境矛盾，是经济进一步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不能绕行的瓶颈。在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下，生产扩张与资源消耗、生产规模与环境恶化之间的正比例关系，不可能通过经济增长得到转变，相反，生产越扩张，就越是激化了这些矛盾。因此，只有加快转变、彻底转变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才能缓解，进而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制约经济长远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历史上，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在向后工业化过渡时期，也曾遇到过经济发展与环境和资源紧张关系带来的所谓“增长极限”问题。跨越这一极限，消解这一极限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科技进步与自主创新。这个手段是转变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缓解和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矛盾的最便捷、最经济，也是最可行的途径。
在当代，内涵式扩大再生产，不仅意味着生产要素在更广范围、更大程度上的优化组合及合理使用，更意味着生产要素以及生产各环节间的科技含量比重的不断扩大。最近几十年，由科学理论到应用技术，再由应用技术到终端产品之间的转化速度不断刷新。科技进步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新前景，开辟了新道路，科技创新日益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要真正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需要我们在科技自主创新方面下大功夫，花大气力。
科技创新既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标示了方向，同时也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效手段。当然，在国际经济竞争的环境下，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结合得越紧密，科技发明转移的限制就越多。因此，在以科技进步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积极引进国际先进的、成熟的科技手段固然重要，但更为根本的途径则在于科技自主创新。为此，必须坚持贯彻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继续大力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从而形成科技与生产紧密结合的有效机制。在经济发展中，要逐步确立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投入的主体地位，增强企业的研发能力，坚持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相结合，实现市场开拓、技术创新和生产经营一体化。这样的生产方式，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以科技创新为前进动力和发展潜力的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增长方式。
三、山东省科技创新能力现状和特点
如上所述，不论从经济发展规律还是从我国工业化现状看，科技创新能力都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那么山东省的科技创新能力有什么优势和弱势，在全国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应该从何处入手进一步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呢?
山东省科技创新能力总体居全国上等水平。综合知识创造、知识获取、企业创新、创新环境和管理、创新绩效等5个指标，2004年山东省创新能力综合排名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位于第6位，居上海、北京、广东、江苏、浙江之后，和天津相差无几。从2001到2004年，综合排名居5到7位。
知识创造能力在全国排名第9，低于其综合指标的排名。其中研发人员综合指标排名第5、研发投入综合指标排名第10，政府科技投入为第16，政府科技投入占GDP的比例排第30名，专利授权、科研论文综合指标分别为第8、第9，投入产出比综合指标为第18。显示具有重要意义的知识创造能力不强，位于辽宁、山西、吉林之后。特别是政府科技投入尽管总量不低，但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太低，位于全国中下游，而占GDP的比重仅为0．19％，排名全国末位。发明专利和科技论文产出较好，位于全国上游。
知识获取能力强于知识创造能力，居全国第5位。国内技术购买和技术引进水平较高，居全国前茅，经济的外向度较高，技术引进较多，外国直接投资的综合指标排名第5，但产学研结合和技术市场交易水平一般，居全国中下游。
企业创新能力在5项指标中最好，2004年全国排名第3，且近4年均居前5位。企业研发人员和研发投入分别位居第3和第1位，专利申请及制造和生产能力较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总额和增长率都很高。新产品产值总额达1197亿元，仅次于上海、江苏、广东列全国第4。占销售收入的16．51％，增长速度较高。
山东省的创新环境一直较好，近3年均居全国第6，2002年政府财政支出860．65亿元，次于广东、上海排名第3，出口差额828118万美元，列浙江、广东之后位第3，国内投资水平较高，位居全国第2，但居民消费水平和教育投入比较低，其中居民消费排名全国第20，教育投资综合指标排名第30名，教育投资占GDP的比例全国排名倒是第一。金融环境较好，其中创新基金的获取总量排名全国第9；企业技术开发的金融环境排名全国第3，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获得金融机构贷款额无论是总额、均值还是增长率，都排名全国前列；就业水平较好；民营科技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新注册企业的综合情况排在全国的前列。
创新的经济绩效包括宏观经济、产业结构、产品国际竞争力、居民收入水平和就业水平5个模块。创新绩效稳居全国上游水平，2004年排名第9，低于综合指标的排名，2001年2003年均居第10位。我省人均GDP较高，劳动生产率较好。产业集中度较低，高新技术产业迅速，每年以高于2％速度增长，2004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GDP比重25．66％，排名全国第7，但与第一名的北京的50．24％相差较大。山东产业国际竞争力较强，综合指标居全国第9；2002年山东出口额占GDP的16．56％，出口额占全国的6．48％，居中上等水平。
总之，山东省创新能力总体处于全国上等水平。主要特点是：知识创造能力和创新绩效较低，科技资源较少，政府科技投入水平较低，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企业创新能力较浅，其中内资企业占主导地位，三资企业的作用较小。创新环境一直较好，排名也很稳定，政府财政收入支出、出口收汇、国内投资都排全国前列。
一、科技自主创新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中心环节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根据现代经济学分析，世界经济增长模式经历三个阶段，即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一阶段，称为第一次产业革命。该时期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都是现行工业化国家，其中英国、美国是第一梯队，法国、德国是第二梯队。这个时期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驱动的，理论的概括叫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式。第二次产业革命阶段是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期，从内燃机、铁路到电力、电动机，普遍使用技术或通用技术革命性地推动了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这个阶段是靠创新驱动实现经济增长的，其理论概括为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第三阶段是从五十年代末端到20世纪后期，真正地进入了后工业时期的经济增长阶段，是“信息化驱动”阶段，理论概括为“内增长模型”又叫“新增长理论”。
第一次产业之前的世界经济增长很慢，原因是当时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新的自然资源即土地投入的，土地是有限的，所以其增长速度非常慢，第一次产业革命使工业化成为主流，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是靠投资驱动的，用资本积累投资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利用重工业生产机器，利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经济发展显著高于产业革命前。但随着该增长模式的发展，在总资本中资本对劳动的比重不断提高，其所带来的各种负面的社会效果也很明显，如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恶化、环境污染严重，那时伦敦因污染而成“污都”、曼彻斯特连基本的生存环境都不具备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第一次产业革命后的经济模式最早作了透彻的分析，他认为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总资本中不变资本就是买机器设备、买原材料的物质资本部分比重越来越高，可变资本就是开工资的资本比重越来越低，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两种现象或两种规律。一是平均利润率降低，因为资本总量中不变资本的部分越来越大，而能够创造利润的部分越来越小，平均利润率就会降低，其结果引起竞争的加剧、出现资本的集中、最后形成大资本的垄断。二是开工资等消费的可变资本部分在总资本中的比重越来越低，能创造的工作岗位就少，工人的工资就提高不了，工人阶级就贫困化，失业增加。正是基于这两条规律，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实际上在经济理论中，第一次产业革命后出现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是在经济界长期有重要影响的模型，这个模型公式就是g=i／v，g代表增长率，i代表投资率，v代表资本——产出比率。但哈罗德——多马模型中有一个基本假定，就是资本一产出比率v不变，所以，产出总量的大小取决于资本存量的多少，产出增长的快慢取决于投资率的高低。增长速度决定于资本的流量，既决定于投资，投资越多增长得就越快。但是，后来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马克思两条规律没有实现，哈罗德—堕马模型也与事实不相符合。究其原因，不是因为马克思的推导有错误，或意识形态上有什么扭曲，是因为后来经济增长的模式变了。1956－195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提出新的增长模型，他认为资本和土地要素一样会出现报酬递减现象，随着资本、投资的增加，投资的比重是不可能不断提高的，所以效果就下降，出现增长率下降。然而，验证一下现行的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情况，经济增长率没有下降，而是保持一个大体上不变的增长率。索洛因此认为除了资本影响增长率外还有其他因素。哈罗德—生产函数公式Y=A(K，L)中，Y是产出，K是资本，L是劳动；索洛认为除了资本和劳动因素会引起增长变化外，还有一个余数一余量即A，现行国家如美国之所以Y是增加的，不是因为K增加了，而是因为A变化了。A就是技术进步，就是效率提高，叫技术进步函数。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库兹涅茨用大量的经验数据分析现行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情况后得出与索洛类似的结论，他认为现行工业化国家在18世纪末期19世纪初期就开始向一个新型的增长模式过渡，这个时期经济增长与早期的不同就在于它主要靠效率提高，而效率主要靠基于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
总之，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增长模式看，第一次产业革命主要是资本驱动经济发展，而第二次产业革命却是基于科学技术的创新驱动了经济的增长，这种技术创新表现为效率的提高。所以说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的中心环节
二、科技自主创新是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正确选择
建国初期，第一个五年计划采用了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前，都是沿着这种早期的增长模式也就是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走的，其效果很不好，而且还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政治问题。粉碎“四人帮”后，开始调整结构，纠正旧的增长模式、旧的工业化道路所带来的各种问题。1979年到1981年两次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加强了农业、轻工业和服务业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真正提出转变增长方式是“九五”计划，明确提出要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强调要优化结构，结构升级。
目前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粗放投入实现的。建国5O多年来，我国GDP增长了10多倍，矿产资源消耗增长了40多倍。我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1980年为34．9％，1995年为40．8％，2000年为36．4％，2003年高达42．7％，大大高于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一般20％左右的水平。从“六五”至“十五”的前3年，每增加一亿元GDP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是1．8亿元、2．15亿元、1．6亿元、4．49亿元和4．99亿元。这里虽然有一些不可比的因素，但仍可反映出，我国的高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靠高投入支撑的。土地和劳动力投入也同样存在粗放的问题。高消耗换来的高增长，必然是高排放、高污染和低效率。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30、日本的1／18、法国的1／16、德国的1／12和韩国的1／7。资源产出效率大大低于国际先进水平，每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相当于美国的2 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2004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占全球的4％，但消耗的一次性能源约占全球的12％，淡水占15％，氧化铝占25％，钢材占 28％，水泥占50％。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但低效利用问题也十分突出，一些地方盲目兴办各类开发区，省级以下开发区征地后的土地闲置率高达40％以上。粗放式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十分尖锐的资源与环境矛盾，是经济进一步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不能绕行的瓶颈。在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下，生产扩张与资源消耗、生产规模与环境恶化之间的正比例关系，不可能通过经济增长得到转变，相反，生产越扩张，就越是激化了这些矛盾。因此，只有加快转变、彻底转变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才能缓解，进而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制约经济长远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历史上，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在向后工业化过渡时期，也曾遇到过经济发展与环境和资源紧张关系带来的所谓“增长极限”问题。跨越这一极限，消解这一极限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科技进步与自主创新。这个手段是转变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缓解和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矛盾的最便捷、最经济，也是最可行的途径。
在当代，内涵式扩大再生产，不仅意味着生产要素在更广范围、更大程度上的优化组合及合理使用，更意味着生产要素以及生产各环节间的科技含量比重的不断扩大。最近几十年，由科学理论到应用技术，再由应用技术到终端产品之间的转化速度不断刷新。科技进步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新前景，开辟了新道路，科技创新日益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要真正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需要我们在科技自主创新方面下大功夫，花大气力。
科技创新既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标示了方向，同时也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效手段。当然，在国际经济竞争的环境下，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结合得越紧密，科技发明转移的限制就越多。因此，在以科技进步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积极引进国际先进的、成熟的科技手段固然重要，但更为根本的途径则在于科技自主创新。为此，必须坚持贯彻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继续大力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从而形成科技与生产紧密结合的有效机制。在经济发展中，要逐步确立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投入的主体地位，增强企业的研发能力，坚持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相结合，实现市场开拓、技术创新和生产经营一体化。这样的生产方式，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以科技创新为前进动力和发展潜力的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增长方式。
三、山东省科技创新能力现状和特点
如上所述，不论从经济发展规律还是从我国工业化现状看，科技创新能力都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那么山东省的科技创新能力有什么优势和弱势，在全国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应该从何处入手进一步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呢?
山东省科技创新能力总体居全国上等水平。综合知识创造、知识获取、企业创新、创新环境和管理、创新绩效等5个指标，2004年山东省创新能力综合排名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位于第6位，居上海、北京、广东、江苏、浙江之后，和天津相差无几。从2001到2004年，综合排名居5到7位。
知识创造能力在全国排名第9，低于其综合指标的排名。其中研发人员综合指标排名第5、研发投入综合指标排名第10，政府科技投入为第16，政府科技投入占GDP的比例排第30名，专利授权、科研论文综合指标分别为第8、第9，投入产出比综合指标为第18。显示具有重要意义的知识创造能力不强，位于辽宁、山西、吉林之后。特别是政府科技投入尽管总量不低，但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太低，位于全国中下游，而占GDP的比重仅为0．19％，排名全国末位。发明专利和科技论文产出较好，位于全国上游。
知识获取能力强于知识创造能力，居全国第5位。国内技术购买和技术引进水平较高，居全国前茅，经济的外向度较高，技术引进较多，外国直接投资的综合指标排名第5，但产学研结合和技术市场交易水平一般，居全国中下游。
企业创新能力在5项指标中最好，2004年全国排名第3，且近4年均居前5位。企业研发人员和研发投入分别位居第3和第1位，专利申请及制造和生产能力较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总额和增长率都很高。新产品产值总额达1197亿元，仅次于上海、江苏、广东列全国第4。占销售收入的16．51％，增长速度较高。
山东省的创新环境一直较好，近3年均居全国第6，2002年政府财政支出860．65亿元，次于广东、上海排名第3，出口差额828118万美元，列浙江、广东之后位第3，国内投资水平较高，位居全国第2，但居民消费水平和教育投入比较低，其中居民消费排名全国第20，教育投资综合指标排名第30名，教育投资占GDP的比例全国排名倒是第一。金融环境较好，其中创新基金的获取总量排名全国第9；企业技术开发的金融环境排名全国第3，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获得金融机构贷款额无论是总额、均值还是增长率，都排名全国前列；就业水平较好；民营科技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新注册企业的综合情况排在全国的前列。
创新的经济绩效包括宏观经济、产业结构、产品国际竞争力、居民收入水平和就业水平5个模块。创新绩效稳居全国上游水平，2004年排名第9，低于综合指标的排名，2001年2003年均居第10位。我省人均GDP较高，劳动生产率较好。产业集中度较低，高新技术产业迅速，每年以高于2％速度增长，2004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GDP比重25．66％，排名全国第7，但与第一名的北京的50．24％相差较大。山东产业国际竞争力较强，综合指标居全国第9；2002年山东出口额占GDP的16．56％，出口额占全国的6．48％，居中上等水平。
总之，山东省创新能力总体处于全国上等水平。主要特点是：知识创造能力和创新绩效较低，科技资源较少，政府科技投入水平较低，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企业创新能力较浅，其中内资企业占主导地位，三资企业的作用较小。创新环境一直较好，排名也很稳定，政府财政收入支出、出口收汇、国内投资都排全国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