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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单元：一方面，政治的腐败、黑暗导致了诸多社会矛盾的显现和激化，国势日渐衰颓；与此同时，文人士大夫的思想、行为则格外活跃和解放，追求个性的表现成为普遍风气，从而在文学艺术领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熟悉书法史的藏家都知道，与王铎关系最密切的，就要算是倪元璐和黄道周了，他们被称为明末书坛的“三狂人”。在当前的艺术品市场上，王铎的书法作品屡创新高，使得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关注投资洼地，而倪元璐和黄道周的作品价格也在不断创新，显示出了启动的迹象。
倪元璐：才名东观旧称闲
倪元璐（1593年至1644年）出身于一个“簪缨继世，乔木人家”的书香门第。其祖上世代为官，其父名冻，字霖仲，号雨田，万历二年（1574年）进士，曾任江西抚州、江苏淮安、湖北荆州、海南琼州等地知府。
倪冻原籍浙江上虞，在江苏为官期间举家徙居山阴（今绍兴），倪元璐是家中长子，为继室施氏“梦白鹤冲霄”而生，时倪冻已43岁。不惑之年方得子嗣，全家欢喜之情无可言表，遂名之曰“鸿宝”。倪元璐自幼聪颖，随嫡母颂诗习对。倪氏一门忠孝传家，倪冻对元璐、元瓒二子期望甚高，教导颇严。每遇赴任，辄有训诫，且为二子各延一师，培养学业。在这样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下，倪元璐少时即以诗文并重，书法见长，名称乡里。在17岁时，他郡、县、监司三试第一，考中举人。在19岁时，倪元璐书写的《九日诗》扇面被著名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见到，大为惊叹，并称为仙才。
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在经历了三次会试败北之后，30岁的倪元璐最终考中进士，任职翰林院。此时正值魏党专权，迫害忠臣，打压异己。倪元璐对此深恶痛绝，与同年好友黄道周、王铎等一起上疏议政，抨击权贵。倪元璐也因此而深得魏党忌恨，不断遭到污蔑和陷害。但也恰恰是因此，倪元璐在朝中声望日起，“位渐显通”，甚至“自元璐疏出，清议渐明而善类亦稍登进矣。”然而，倪元璐看透了朝政的混乱与人情冷暖、世事险恶，先后7次向皇帝上书“乞归”，申请离职回乡，孝奉老母，但一直未被准许。
崇祯十年（1637年），倪元璐在与温体仁、刘孔昭等人的反复交锋中，最终被开缺回籍，落职闲居。申请离职不成，却反遭削职处理。倪元璐内心的苦闷可见一斑。
崇祯十五年（1642年），清军围困北京，国难当头，崇祯下诏，以倪元璐为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倪元璐毅然散尽家产，募得壮士数百人，赶赴京城支援，并向明思宗陈述制敌之法，转拜为户部尚书。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陷京师，崇祯自尽，倪元璐“束带向阙，北谢天子，南谢太夫人”，复题案曰：“南都尚可为。死，吾分也，勿以衣裳敛。暴我尸，聊志吾痛。”遂自缢而死，享年52岁。
黄道周：一时清望重朝班
天启二年（1622年），38岁的黄道周（1585年至1646年）与倪元璐、王铎同科考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之职，这是他隐居10年，东皋苦读修得的正果。黄道周是福建漳浦铜山（现东山县）人，出身较为贫寒，但他从小好学，善攻读，尚气节，贱流俗。曾居漳浦沿海孤岛石室数年，遍读经史，稍长即“直以行王道，正儒术为己任”。
14岁时，黄道周“便慨然有四方之志”，开始第一次离家游学，他在广东惠州府博罗县韩大夫家，“得尽观所未见书”，开阔了眼界，且结交了不少豪侠之士，与他们纵情诗酒，被誉为“闽海才子”。回到家乡后，黄道周在父亲的督责之下，“改邪归正”，习举子业，然慷慨激昂之个性已然形成。此后黄道周潜心于易学研究，半耕半读，苦学有年。
在他23岁时，其父的离世对他打击较大，黄道周认为是自己一贯被人目为放浪的行为，使父亲悲郁不乐而死，所以自己对父亲的死是负有责任的。他开始更加发奋读书，并且参加科举。从28岁秋试下第到38岁举进士，这10年中黄道周基本上是在县城东郊东皋的，杜门著书中度过的，期间他先后写成了《易本象》、《三易洞璇》等专著。
入仕之后，黄道周自觉地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与倪元璐、文震孟等人一起抨击魏党，上疏时政。此后黄道周一生的政治颠簸基本上都是在与崇祯帝的反复抗疏、又反复被罢斥的循环中走过来的。崇祯五年（1632年），黄道周因建议崇祯帝“退小人，任贤士”，被削籍为民。崇祯十一年（1638年），黄道周又因杨嗣昌事而与帝抗辩，被连贬六级。崇祯十三年（1640年），崇祯以“伪学欺世”之罪将黄道周廷杖80，充军广西。此番杖谪，使黄道周声名愈重，“天下称直谏者，必曰黄石斋。”崇祯十五年，黄道周见朝廷昏庸无道，国运已尽，遂告病辞官，回到老家福建漳浦，结庐先人墓侧，专心著述。
崇祯十七年，黄道周在南京拥立福王即位，建立弘光政权。败亡后又在福建拥立唐王即位，建隆武政权，并募义军9000，与清军激战，战败被俘，就义于南京东华门。黄道周曾血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外人无忧。”之句以遗家人。
倪元璐：动笔便与世人殊
明后期，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市民阶层不断扩大。各种封建正统意识、价值观念都受到猛烈冲击，新的美学观、价值观逐步兴起，一些人如李贽、袁宏道等认为艺术在于抒发个人情性、独抒性灵。这种求异的美学思潮与封建正统美学一起，相互斗争、相互影响，促使书法艺术开始呈现丰富多彩的格局。而从徐渭到倪元璐、黄道周、王铎等人所表现的新意书风，无疑就是受到了这种思想文化撞击的深刻影响，所以对于他们的作品，与其说是主张异端，抒发自然情感，不如说是他们在用手中的笔来发泄胸中块垒，求得一种心灵的安慰。
倪元璐一生书画俱工，很多人认为倪元璐书法，只欲自出新意，不肯多学古人，所以显得锋棱四露，仄逼复叠。但是我们从黄道周对他书法的评论可知，王羲之、颜真卿、苏轼等人对于倪元璐的书法都有很大影响。在字的结体上，倪元璐大胆吸取颜体中宫疏放的优点，同时又将方正的字体变长，或强化某部偏旁，使之与整体产生强烈的反差。
秦祖永在《桐阴论画》中说：“元璐书法灵秀神妙，行草尤极超逸。”而康有为也称其书为：“新理异态尤多”。他常以侧锋取势，露锋铺毫，如钢刀斫木。每下笔处力透纸背，笔力雄劲，铿然有力。又善用枯笔顿挫，似老树著花，姿媚横生，天意盎然。倪元璐的笔墨之间有一种高怀别致，为他人所不及。 倪元璐的很多书法作品是写在精细软滑的熟绢上，面对这种特殊的书写材料，在用笔上，他吸收了米芾“刷”字的运笔特点，落笔重而毫疾，往往在充分调整锋棱的情况下才肯大胆地纵横挥洒，凡疾驰之点画必峻拔而有力，无任何飘浮之处。
在章法布局上，倪元璐将字与字之间的行距留得较为宽松，注意每字之间的相互呼应，每行之间的相互贯通和气韵流动。通篇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奇崛的体势，这种体势所表现出紧锣密鼓的节奏感。宽阔的行间空白更衬托出这种气氛，高亢激昂，浑厚而充满力感，具有振奋人心的力量。
从倪元璐传世的书法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刚直忠厚的个性气质，而这一个性气质也是其书法作品凝结激越风格的内在因素。黄道周说他“骨力嶙峋，筋肉辅茂 ，俯仰操纵，俱不由人”，稍一动笔，那种大开大合的忠义之气便流露毫端。
倪元璐虽擅行草，但其楷书也是字字珠玑，潇洒大方，不拘俗套，精神俱佳。此外，他的画作常写文石，以水墨生晕，极苍润古雅之致。所画山水，山皆突兀，林木则苍莽葱郁，喜用大、小斧劈皴法，总不屑于描头画角，取媚于人。
在倪元璐看来，绘画与文章的创作相似：“我之貌物，彼已观风，何莫非文，即兹是道。”倪元璐在绘画创作中表现的“画理”是“别有天地”的，不同于普通画匠追求文人观念的墨戏。他追求的是一种形神兼备的文人意识，极力主张认真学习诸家后还要敢于创新。
黄道周：古笔凭陵未易攀
黄道周与王铎、倪元璐在晚明并称于书坛，被誉为明末“三株树”，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具创造性的书家。他们虽然同年进士及第，又相友善，但三人的书法道路并不一致。如果说王铎是因为继承二王笔法而将其发扬光大的话，则黄道周是在继承二王的基础之上，融入钟繇、索靖以及章草笔法而另成朴实劲健的高古书风。黄道周真行隶草皆精，行笔严峻方折，不偕流俗，一如其人。其小楷学钟繇与羲之，架构疏朗，结体别致，清秀飘逸。清王文治称其：“楷法格调适媚，直逼钟、王。”而其行草书则雄健奔放，行笔转折方健，结字欹侧多姿，一股朴拙之风。秦祖永谓“行草笔意，离夺超妙，深得二王神髓”。
黄道周曾自述自己年轻时作书随俗依傍，偶出己意，但大部分作品都不好。后来见到欧阳询的《千字文》及《曼倩碑》，始觉稍稍有进。而学习锺繇楷书与索靖章草，则是他形成自家面目的关键。他从魏晋书法中得出了这样的经验：“当以遒媚为宗，然后加之浑深，能不坠佻靡，便足上流”，否则“朴略不堪观”。在他看来，皇象、索靖以来的书法半无妩媚可寻，很多只是排比整齐而已。因此在他的笔下，更加注重书法的生动趣味，行草立轴大多盘旋翻覆，且多生拙意外之趣。而他作书“从不畜代笔，缮誊俱出五指，即诸疏皆然”。因此何绍基认为黄道周于精熟中出生辣，非文 （征明 )、董 （其昌 )辈所能及。
而黄道周视书学为余事，是“心闲手余”时才会去做的事，黄道周的这种书学价值观与晚明其他几位书法大师的观点颇有不同。客观地说，黄道周确实不怎么关心书道，虽说这与他的书学成就有些矛盾，但其实这是与其人其志相统一的，他并非不喜欢书法，而是觉得作为一名有志之士，更应该把精力放在治国安邦的大事上，不要为这些小道所累。因此，他论书强调“笔正心正”，而这“笔正心正”正是儒家文化在书法中的体现。说到底，他所关心的并非纯粹的书法之美，而是书法背后的人格精神。即是自汉代扬雄以来的“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之矣”，唐代柳公权的“用笔在心”，宋苏东坡“古人论书，兼论其生平。苟非其人，虽工而不贵也”的一脉相传的理论。因此，徐霞客评他“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内第一，其学问直接周、孔，为古今第一”。
陈振濂在《书法史学教程》中说：“黄道周、倪元璐在晚明政治舞台上有很大作为，他们比起董其昌来，自然不再是闲散的士大夫格调，而更多地体现出一种生逢末世的压迫感，这不是消极逃避的心态，而是一种愤懑与抗争，因此，他们的书风大都是压抑的，紧缩的，在技巧上并非是属于宋明士大夫格式的。但其中仍然表现出非常专业的书家在表述自我时不受拘羁的心态来。焦躁不安、收缩压抑，是晚明特有的一种书法格调。”这个评价是十分恰当的。
倪元璐：后来居上 正当其时
倪元璐与黄道周、王铎三人同是明天启二年（1622年）进土，又同时进入翰林院。黄道周在《王觉斯初集》序言中曾称当年66位庶吉士之中，只有王铎、倪元璐与他最为契合，他们三人“盟肝胆，孚意气，砥砺廉隅，又栖止同笔研，为文章”。从黄道周的描述可知，王铎与倪、黄二人相交之初，甚为契合。而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甚至延伸到了当代的拍卖场中。近年来王铎作品拍卖火爆，已经突破了4000万元大关，在他的带动下，“三狂人”中的另外两位倪元璐和黄道周作品，也开始向上发力。尤其是倪元璐，他作为明代董其昌之后最重要的书法家，晚明书法史上震人心魄的巨轴行草风气的重要开创者，其市场行情虽比王铎不足，但是与黄道周相较，起步稍晚而上升很快，并且最终实现超越。可谓是后来居上，正当其时。
据统计，目前市场上出现的倪元璐拍品共368件，其中在预展中的拍品11件，已成交拍品为207件。总成交金额为1.34亿元，成交比率为58%。倪元璐作品拍卖成交价前30位基本上都是由佳士得、西泠、匡时、嘉德、翰海等有良好信誉度的知名拍卖公司拍出的。其中，香港佳士得占得6个席位，名列第一。其成交价从2004年的102万上涨到2011年的803万元。中国嘉德在前30名中占据5个席位，名列第二。其成交价由2004年的85.8万元上升到2011年的333.5万元。西泠拍卖占据了4个席位，名列第三，成交价从2007年的209万元上升到2010年的1120万元中。
这里面拍卖成交最高价出现在2010年西泠印社拍卖公司的春拍中，为2072万元。这幅作品是倪元璐《为范景文作书画合璧纸本手卷》，此件作品流传有绪，为研朴堂主人旧藏。上有清代黄道周至近代以来十数位名家的题跋与鉴赏文字。
回顾市场行情可知，1995年至1998年，倪元璐的作品成交价基本上在20万元以下，比之黄道周的作品价位要差很多，如1997年一幅行书立轴在朵云轩拍卖会上以18.7万元成交；1998年一幅山水立轴在中国嘉德春拍中以13.8万元成交。当然这中间也有例外，如1995年他的一幅草书立轴在北京翰海拍卖会上以42.9万元成交，创下了六七年间的一个较高记录。倪元璐作品从2002年起开始突破100万元大关，2005年又更进一步，步入200万元价位，之后市场开始调整徘徊直至2009年。2009年底倪元璐的一幅《秋江放棹》绢本立轴画作一跃而升至接近800万元，2010年的画作《古木遥山图》水墨绫本立轴”更是突破1000万元。可见倪元璐的绘画作品在市场上并不多，偶有亮相，即价格不菲。但总的说来，比之黄道周，倪元璐的作品价格上涨迅速，并且率先突破1000万元大关。
黄道周：上升平稳 空间较大
黄道周在历史上享有盛名，是有诸多因素的，绝不仅仅只是其书画的艺术成就，他在学术上的贡献也是非同小可。黄道周学问精杂，通天文、易理诸书，诗词文章自成一家。而他对于《周易》的研究，尤为学人所看重。
入仕前后他讲学于浙江大涤、漳浦明诚堂、漳州紫阳、龙溪邺业等书院，培养了大批有学问有气节的人才，被后世人尊称之为“黄圣人”。他著作等身，著有《儒行集传》、《石斋集》、《易象正义》、《春秋揆》、《孝经集传》等，存诗2000余首。被俘后在牢中所作300多首诗，出自忧愤，最为感人。后人辑成的《黄漳浦先生全集》包含了他对晚明政治、社会、学术问题的种种思考。
因为黄道周的名气之大，所以人们对他的关注度高，而他的作品在拍场上起步也相应较早。早在1995年中国嘉德秋拍的书法专场中，黄道周的一幅八尺立轴就已经拍出了27.5万元的高价。1996年上海朵云轩春拍中的一幅黄道周6尺书法绢本立轴也拍出了28万元。此后几年，黄道周的作品基本上在10万到20万元之间徘徊，从2001年北京翰海春拍33万元拍出的一幅草书手卷开始，黄道周的作品成交价开始逐年稳步上升。从30万元到40万元，从50万到70万元，从80万到100万元，直至最高价1000万元。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期间也不乏流传有绪的精品之作拍出更高价。
例如2002年黄道周手书纸本《倪元璐墓志铭》手卷，因其极为珍贵的见证了明末书法巨匠倪、黄之间的深厚感情，所以这件作品无论是在中国书法史，还是文学史、明代政治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最终以110万元高价成交，可谓名至实归。再如2003年上海朵云轩的古书画专场中，黄道周壬午年（1624年）作的纸本《江涛送远图并行书诗册页（七开）》因先后被清代钱樾、黄安涛、傅云龙等13位名家鉴藏而一路冲高，最终以100万元高价成交。
据统计，目前市场上出现的黄道周作品，总数在467件，其中已成交拍品266件，总成交金额达到1.1亿元，成交比率为57%。与倪元璐一样，牢牢占据成交价前30位的，也都是各大拍卖公司的拍品。其中以北京匡时为最，它在2011年间共拍出7件，最高成交价为1150万元。但是总的说来，其作品价位上升比较平缓，最高价并没有上2000万元的。不像倪元璐作品那样发力迅速，后来居上。因此黄道周的作品还有一定的上涨空间。
熟悉书法史的藏家都知道，与王铎关系最密切的，就要算是倪元璐和黄道周了，他们被称为明末书坛的“三狂人”。在当前的艺术品市场上，王铎的书法作品屡创新高，使得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关注投资洼地，而倪元璐和黄道周的作品价格也在不断创新，显示出了启动的迹象。
倪元璐：才名东观旧称闲
倪元璐（1593年至1644年）出身于一个“簪缨继世，乔木人家”的书香门第。其祖上世代为官，其父名冻，字霖仲，号雨田，万历二年（1574年）进士，曾任江西抚州、江苏淮安、湖北荆州、海南琼州等地知府。
倪冻原籍浙江上虞，在江苏为官期间举家徙居山阴（今绍兴），倪元璐是家中长子，为继室施氏“梦白鹤冲霄”而生，时倪冻已43岁。不惑之年方得子嗣，全家欢喜之情无可言表，遂名之曰“鸿宝”。倪元璐自幼聪颖，随嫡母颂诗习对。倪氏一门忠孝传家，倪冻对元璐、元瓒二子期望甚高，教导颇严。每遇赴任，辄有训诫，且为二子各延一师，培养学业。在这样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下，倪元璐少时即以诗文并重，书法见长，名称乡里。在17岁时，他郡、县、监司三试第一，考中举人。在19岁时，倪元璐书写的《九日诗》扇面被著名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见到，大为惊叹，并称为仙才。
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在经历了三次会试败北之后，30岁的倪元璐最终考中进士，任职翰林院。此时正值魏党专权，迫害忠臣，打压异己。倪元璐对此深恶痛绝，与同年好友黄道周、王铎等一起上疏议政，抨击权贵。倪元璐也因此而深得魏党忌恨，不断遭到污蔑和陷害。但也恰恰是因此，倪元璐在朝中声望日起，“位渐显通”，甚至“自元璐疏出，清议渐明而善类亦稍登进矣。”然而，倪元璐看透了朝政的混乱与人情冷暖、世事险恶，先后7次向皇帝上书“乞归”，申请离职回乡，孝奉老母，但一直未被准许。
崇祯十年（1637年），倪元璐在与温体仁、刘孔昭等人的反复交锋中，最终被开缺回籍，落职闲居。申请离职不成，却反遭削职处理。倪元璐内心的苦闷可见一斑。
崇祯十五年（1642年），清军围困北京，国难当头，崇祯下诏，以倪元璐为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倪元璐毅然散尽家产，募得壮士数百人，赶赴京城支援，并向明思宗陈述制敌之法，转拜为户部尚书。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陷京师，崇祯自尽，倪元璐“束带向阙，北谢天子，南谢太夫人”，复题案曰：“南都尚可为。死，吾分也，勿以衣裳敛。暴我尸，聊志吾痛。”遂自缢而死，享年52岁。
黄道周：一时清望重朝班
天启二年（1622年），38岁的黄道周（1585年至1646年）与倪元璐、王铎同科考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之职，这是他隐居10年，东皋苦读修得的正果。黄道周是福建漳浦铜山（现东山县）人，出身较为贫寒，但他从小好学，善攻读，尚气节，贱流俗。曾居漳浦沿海孤岛石室数年，遍读经史，稍长即“直以行王道，正儒术为己任”。
14岁时，黄道周“便慨然有四方之志”，开始第一次离家游学，他在广东惠州府博罗县韩大夫家，“得尽观所未见书”，开阔了眼界，且结交了不少豪侠之士，与他们纵情诗酒，被誉为“闽海才子”。回到家乡后，黄道周在父亲的督责之下，“改邪归正”，习举子业，然慷慨激昂之个性已然形成。此后黄道周潜心于易学研究，半耕半读，苦学有年。
在他23岁时，其父的离世对他打击较大，黄道周认为是自己一贯被人目为放浪的行为，使父亲悲郁不乐而死，所以自己对父亲的死是负有责任的。他开始更加发奋读书，并且参加科举。从28岁秋试下第到38岁举进士，这10年中黄道周基本上是在县城东郊东皋的，杜门著书中度过的，期间他先后写成了《易本象》、《三易洞璇》等专著。
入仕之后，黄道周自觉地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与倪元璐、文震孟等人一起抨击魏党，上疏时政。此后黄道周一生的政治颠簸基本上都是在与崇祯帝的反复抗疏、又反复被罢斥的循环中走过来的。崇祯五年（1632年），黄道周因建议崇祯帝“退小人，任贤士”，被削籍为民。崇祯十一年（1638年），黄道周又因杨嗣昌事而与帝抗辩，被连贬六级。崇祯十三年（1640年），崇祯以“伪学欺世”之罪将黄道周廷杖80，充军广西。此番杖谪，使黄道周声名愈重，“天下称直谏者，必曰黄石斋。”崇祯十五年，黄道周见朝廷昏庸无道，国运已尽，遂告病辞官，回到老家福建漳浦，结庐先人墓侧，专心著述。
崇祯十七年，黄道周在南京拥立福王即位，建立弘光政权。败亡后又在福建拥立唐王即位，建隆武政权，并募义军9000，与清军激战，战败被俘，就义于南京东华门。黄道周曾血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外人无忧。”之句以遗家人。
倪元璐：动笔便与世人殊
明后期，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市民阶层不断扩大。各种封建正统意识、价值观念都受到猛烈冲击，新的美学观、价值观逐步兴起，一些人如李贽、袁宏道等认为艺术在于抒发个人情性、独抒性灵。这种求异的美学思潮与封建正统美学一起，相互斗争、相互影响，促使书法艺术开始呈现丰富多彩的格局。而从徐渭到倪元璐、黄道周、王铎等人所表现的新意书风，无疑就是受到了这种思想文化撞击的深刻影响，所以对于他们的作品，与其说是主张异端，抒发自然情感，不如说是他们在用手中的笔来发泄胸中块垒，求得一种心灵的安慰。
倪元璐一生书画俱工，很多人认为倪元璐书法，只欲自出新意，不肯多学古人，所以显得锋棱四露，仄逼复叠。但是我们从黄道周对他书法的评论可知，王羲之、颜真卿、苏轼等人对于倪元璐的书法都有很大影响。在字的结体上，倪元璐大胆吸取颜体中宫疏放的优点，同时又将方正的字体变长，或强化某部偏旁，使之与整体产生强烈的反差。
秦祖永在《桐阴论画》中说：“元璐书法灵秀神妙，行草尤极超逸。”而康有为也称其书为：“新理异态尤多”。他常以侧锋取势，露锋铺毫，如钢刀斫木。每下笔处力透纸背，笔力雄劲，铿然有力。又善用枯笔顿挫，似老树著花，姿媚横生，天意盎然。倪元璐的笔墨之间有一种高怀别致，为他人所不及。 倪元璐的很多书法作品是写在精细软滑的熟绢上，面对这种特殊的书写材料，在用笔上，他吸收了米芾“刷”字的运笔特点，落笔重而毫疾，往往在充分调整锋棱的情况下才肯大胆地纵横挥洒，凡疾驰之点画必峻拔而有力，无任何飘浮之处。
在章法布局上，倪元璐将字与字之间的行距留得较为宽松，注意每字之间的相互呼应，每行之间的相互贯通和气韵流动。通篇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奇崛的体势，这种体势所表现出紧锣密鼓的节奏感。宽阔的行间空白更衬托出这种气氛，高亢激昂，浑厚而充满力感，具有振奋人心的力量。
从倪元璐传世的书法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刚直忠厚的个性气质，而这一个性气质也是其书法作品凝结激越风格的内在因素。黄道周说他“骨力嶙峋，筋肉辅茂 ，俯仰操纵，俱不由人”，稍一动笔，那种大开大合的忠义之气便流露毫端。
倪元璐虽擅行草，但其楷书也是字字珠玑，潇洒大方，不拘俗套，精神俱佳。此外，他的画作常写文石，以水墨生晕，极苍润古雅之致。所画山水，山皆突兀，林木则苍莽葱郁，喜用大、小斧劈皴法，总不屑于描头画角，取媚于人。
在倪元璐看来，绘画与文章的创作相似：“我之貌物，彼已观风，何莫非文，即兹是道。”倪元璐在绘画创作中表现的“画理”是“别有天地”的，不同于普通画匠追求文人观念的墨戏。他追求的是一种形神兼备的文人意识，极力主张认真学习诸家后还要敢于创新。
黄道周：古笔凭陵未易攀
黄道周与王铎、倪元璐在晚明并称于书坛，被誉为明末“三株树”，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具创造性的书家。他们虽然同年进士及第，又相友善，但三人的书法道路并不一致。如果说王铎是因为继承二王笔法而将其发扬光大的话，则黄道周是在继承二王的基础之上，融入钟繇、索靖以及章草笔法而另成朴实劲健的高古书风。黄道周真行隶草皆精，行笔严峻方折，不偕流俗，一如其人。其小楷学钟繇与羲之，架构疏朗，结体别致，清秀飘逸。清王文治称其：“楷法格调适媚，直逼钟、王。”而其行草书则雄健奔放，行笔转折方健，结字欹侧多姿，一股朴拙之风。秦祖永谓“行草笔意，离夺超妙，深得二王神髓”。
黄道周曾自述自己年轻时作书随俗依傍，偶出己意，但大部分作品都不好。后来见到欧阳询的《千字文》及《曼倩碑》，始觉稍稍有进。而学习锺繇楷书与索靖章草，则是他形成自家面目的关键。他从魏晋书法中得出了这样的经验：“当以遒媚为宗，然后加之浑深，能不坠佻靡，便足上流”，否则“朴略不堪观”。在他看来，皇象、索靖以来的书法半无妩媚可寻，很多只是排比整齐而已。因此在他的笔下，更加注重书法的生动趣味，行草立轴大多盘旋翻覆，且多生拙意外之趣。而他作书“从不畜代笔，缮誊俱出五指，即诸疏皆然”。因此何绍基认为黄道周于精熟中出生辣，非文 （征明 )、董 （其昌 )辈所能及。
而黄道周视书学为余事，是“心闲手余”时才会去做的事，黄道周的这种书学价值观与晚明其他几位书法大师的观点颇有不同。客观地说，黄道周确实不怎么关心书道，虽说这与他的书学成就有些矛盾，但其实这是与其人其志相统一的，他并非不喜欢书法，而是觉得作为一名有志之士，更应该把精力放在治国安邦的大事上，不要为这些小道所累。因此，他论书强调“笔正心正”，而这“笔正心正”正是儒家文化在书法中的体现。说到底，他所关心的并非纯粹的书法之美，而是书法背后的人格精神。即是自汉代扬雄以来的“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之矣”，唐代柳公权的“用笔在心”，宋苏东坡“古人论书，兼论其生平。苟非其人，虽工而不贵也”的一脉相传的理论。因此，徐霞客评他“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内第一，其学问直接周、孔，为古今第一”。
陈振濂在《书法史学教程》中说：“黄道周、倪元璐在晚明政治舞台上有很大作为，他们比起董其昌来，自然不再是闲散的士大夫格调，而更多地体现出一种生逢末世的压迫感，这不是消极逃避的心态，而是一种愤懑与抗争，因此，他们的书风大都是压抑的，紧缩的，在技巧上并非是属于宋明士大夫格式的。但其中仍然表现出非常专业的书家在表述自我时不受拘羁的心态来。焦躁不安、收缩压抑，是晚明特有的一种书法格调。”这个评价是十分恰当的。
倪元璐：后来居上 正当其时
倪元璐与黄道周、王铎三人同是明天启二年（1622年）进土，又同时进入翰林院。黄道周在《王觉斯初集》序言中曾称当年66位庶吉士之中，只有王铎、倪元璐与他最为契合，他们三人“盟肝胆，孚意气，砥砺廉隅，又栖止同笔研，为文章”。从黄道周的描述可知，王铎与倪、黄二人相交之初，甚为契合。而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甚至延伸到了当代的拍卖场中。近年来王铎作品拍卖火爆，已经突破了4000万元大关，在他的带动下，“三狂人”中的另外两位倪元璐和黄道周作品，也开始向上发力。尤其是倪元璐，他作为明代董其昌之后最重要的书法家，晚明书法史上震人心魄的巨轴行草风气的重要开创者，其市场行情虽比王铎不足，但是与黄道周相较，起步稍晚而上升很快，并且最终实现超越。可谓是后来居上，正当其时。
据统计，目前市场上出现的倪元璐拍品共368件，其中在预展中的拍品11件，已成交拍品为207件。总成交金额为1.34亿元，成交比率为58%。倪元璐作品拍卖成交价前30位基本上都是由佳士得、西泠、匡时、嘉德、翰海等有良好信誉度的知名拍卖公司拍出的。其中，香港佳士得占得6个席位，名列第一。其成交价从2004年的102万上涨到2011年的803万元。中国嘉德在前30名中占据5个席位，名列第二。其成交价由2004年的85.8万元上升到2011年的333.5万元。西泠拍卖占据了4个席位，名列第三，成交价从2007年的209万元上升到2010年的1120万元中。
这里面拍卖成交最高价出现在2010年西泠印社拍卖公司的春拍中，为2072万元。这幅作品是倪元璐《为范景文作书画合璧纸本手卷》，此件作品流传有绪，为研朴堂主人旧藏。上有清代黄道周至近代以来十数位名家的题跋与鉴赏文字。
回顾市场行情可知，1995年至1998年，倪元璐的作品成交价基本上在20万元以下，比之黄道周的作品价位要差很多，如1997年一幅行书立轴在朵云轩拍卖会上以18.7万元成交；1998年一幅山水立轴在中国嘉德春拍中以13.8万元成交。当然这中间也有例外，如1995年他的一幅草书立轴在北京翰海拍卖会上以42.9万元成交，创下了六七年间的一个较高记录。倪元璐作品从2002年起开始突破100万元大关，2005年又更进一步，步入200万元价位，之后市场开始调整徘徊直至2009年。2009年底倪元璐的一幅《秋江放棹》绢本立轴画作一跃而升至接近800万元，2010年的画作《古木遥山图》水墨绫本立轴”更是突破1000万元。可见倪元璐的绘画作品在市场上并不多，偶有亮相，即价格不菲。但总的说来，比之黄道周，倪元璐的作品价格上涨迅速，并且率先突破1000万元大关。
黄道周：上升平稳 空间较大
黄道周在历史上享有盛名，是有诸多因素的，绝不仅仅只是其书画的艺术成就，他在学术上的贡献也是非同小可。黄道周学问精杂，通天文、易理诸书，诗词文章自成一家。而他对于《周易》的研究，尤为学人所看重。
入仕前后他讲学于浙江大涤、漳浦明诚堂、漳州紫阳、龙溪邺业等书院，培养了大批有学问有气节的人才，被后世人尊称之为“黄圣人”。他著作等身，著有《儒行集传》、《石斋集》、《易象正义》、《春秋揆》、《孝经集传》等，存诗2000余首。被俘后在牢中所作300多首诗，出自忧愤，最为感人。后人辑成的《黄漳浦先生全集》包含了他对晚明政治、社会、学术问题的种种思考。
因为黄道周的名气之大，所以人们对他的关注度高，而他的作品在拍场上起步也相应较早。早在1995年中国嘉德秋拍的书法专场中，黄道周的一幅八尺立轴就已经拍出了27.5万元的高价。1996年上海朵云轩春拍中的一幅黄道周6尺书法绢本立轴也拍出了28万元。此后几年，黄道周的作品基本上在10万到20万元之间徘徊，从2001年北京翰海春拍33万元拍出的一幅草书手卷开始，黄道周的作品成交价开始逐年稳步上升。从30万元到40万元，从50万到70万元，从80万到100万元，直至最高价1000万元。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期间也不乏流传有绪的精品之作拍出更高价。
例如2002年黄道周手书纸本《倪元璐墓志铭》手卷，因其极为珍贵的见证了明末书法巨匠倪、黄之间的深厚感情，所以这件作品无论是在中国书法史，还是文学史、明代政治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最终以110万元高价成交，可谓名至实归。再如2003年上海朵云轩的古书画专场中，黄道周壬午年（1624年）作的纸本《江涛送远图并行书诗册页（七开）》因先后被清代钱樾、黄安涛、傅云龙等13位名家鉴藏而一路冲高，最终以100万元高价成交。
据统计，目前市场上出现的黄道周作品，总数在467件，其中已成交拍品266件，总成交金额达到1.1亿元，成交比率为57%。与倪元璐一样，牢牢占据成交价前30位的，也都是各大拍卖公司的拍品。其中以北京匡时为最，它在2011年间共拍出7件，最高成交价为1150万元。但是总的说来，其作品价位上升比较平缓，最高价并没有上2000万元的。不像倪元璐作品那样发力迅速，后来居上。因此黄道周的作品还有一定的上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