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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我以为和往常一样，媒体只是随队的，但一看督查组成员名单，就发蒙了。”德阳市一名公务员告诉记者，一个月前，他看到廉政瞭望杂志、四川新闻网两名记者进入督查组时，还有些摸不着头脑。
进入名单，意味着媒体人监督更有底气了。“看样子舆论监督要逗硬了。”上述公务员坦言，媒体曝光的影响，有时比单纯查出问题影响更大。
这是四川省委在今年第一轮集中督查中的创新，在省委督查组中引入记者，试水“纪委监督+群众监督+媒体监督”新模式。
“这在全国还是首创，是一个很重要的创新与尝试。”知名反腐败研究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对这次试验表示赞许。
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张志安直指这种模式的本质，“相当于把舆论监督与督查职能放在了一起。这样舆论监督不仅是反映问题，还能解决问题。”
推着媒体去监督
从去年底开始，四川省委在多个场合提出要大张旗鼓进行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舆论监督报道。4月，省纪委和省委宣传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舆论监督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实施意见》。
“纪委是反腐倡廉的主业部门，宣传部在舆论监督方面有很多经验，两个机构联合起来，能让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舆论监督更加权威、更加富有成效。”四川省直机关党校教授魏敏生认为，从全国当前舆论监督报道的整体情形来看，四川这种做法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和重大的创新。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蔡尚伟表示，加强舆论监督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政治传统，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刷新吏治的坚强决心，展现了正风肃纪的“四川毅力”。
“但客观来说，那之后一段时间有分量的监督稿子不多。同时，有些市县有一点观望情绪，想看看省里是不是动真格。各方都需要推一把。”四川一名传媒专家将这次督查，视为一次演练，一则推动媒体大胆去监督，二则推动观望的市县真正动起来。
此次四川省委集中督查的对象包括3个市（州）、3个省直部门、3所省属高校、3个省属国有企业，由3个督查组分别承担，每个督查组引入2名记者。
这其中需要理清认识的不仅是各地方党委政府，还有媒体。
“以前我们只是看，把看到的、听到的记录下来。这次要发现问题，对我们能力来说是一个考验。”在后来的总结会上，一名参与其中的记者坦言，如果功课做得不足，就比较难发现问题。
“我最开始以为是拍摄督查组的取证、调查等片子，结果头一天晚上开碰头会，督查组领导说你们这样不行，每天晚上碰头会是要各自交账。你下去调查了解到的、你质疑的，都要拿到会上说。”参加省委第一督查组的四川日报记者陈松和四川电视台记者代尊洪说，当时他们就有点慌了神，理解错误了，“是成为‘他们’，而不是报道他们”。
媒体有媒体的优势
最开始，本刊记者王兆伟和同组的四川新闻网记者彭亮分别跟着督查组组长、副组长，和谈话对象进行谈话。
虽然第一次接触，但还是给被约谈对象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更喜欢刨根问底，更喜欢抠细节，好奇心更强。”
“我们经常就是从被督查单位汇报材料中挑一句话出来，不断追问发现问题。”在省委第二督查组的华西都市报记者曹笑说，这让督查组的成员称赞“眼光确实不一样”。
四川省纪委相关领导曾专门强调，“媒体有媒体的优势，把媒体从业人员安排进督查组，就是希望从媒体的角度、以媒体的思维，发现问题。”但不管是翻账本，还是约谈党员干部，都不是媒体记者的长处。
陈松坦言：“如果我们去查账的话，专业不够，可能就会被忽悠过去。”
“媒体记者的长处是在与群众接触中发现不正常现象，从现象入手发现问题。首先是发现现象，有了现象才能深入去挖掘。”王兆伟和彭亮商量后，立即调整思路，给督查组组长汇报后，分别去了基层的乡镇进行调查。
“我去的是罗江县金山镇、蟠龙镇，在蟠龙镇一个村子听到村民议论青花椒化肥被村支书等人私下倒卖了。”王兆伟初步了解情况后，当天晚上碰头会上，对这一情况进行了汇报。督查组初步讨论后，觉得如果属实，这可能涉及扶贫领域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必须一查到底。
“我找到了村委会的干部，了解情况，他们说村民所说的化肥确实没有下发，但不是被倒卖了，而是考虑到青花椒施肥的时间与节奏，暂时没有发下去。”王兆伟称，之后罗江县纪委也介入调查，结论基本与村干部所说一致。
“考虑到，今年苗木生长速度适中、存活率也好，施肥时机正合适，化肥已经发下去了。”王兆伟称，现在青花椒化肥的事情已经解决，村民们表示“化肥已经发放到手了”，村干部也表示“没有及时向村民说明青花椒施肥的不同时间段”，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定注意改正”。
代尊洪感慨说，如果单以媒体身份去监督，他们很可能就会推脱或婉拒；但是作为督查组成员身份不一样，他们必须说出个一二三来。
迈出第一步之后
截至目前，参加督查的记者相继刊播了舆论监督报道。四川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王雁飞连续进行了批示，“贵在迈出第一步。”并对媒体和记者表示感谢，“让我们为持续开展正风肃纪，建设良好政治生态共同努力。”
6月初，四川省纪委、省委宣传部专门召集参与督查的媒体单位、记者进行座谈，听取相关意见，总结“纪委监督+群众监督+媒体监督”新模式的经验得失。
参与记者相继提出了一些感受与建议。比如“在市州这块，相对更容易发现问题一些”；“舆论监督需要支撑体系，不能作为督查组成员下去，地方配合，作为媒体下去，地方就打‘太极拳’”；“记者作为督查组成员，发现问题后如果想留在当地，做进一步的调查，可能比较难，因为督查一地或者一个单位，最多就三四天。”
四川省纪委相关负责人结合此次试点，总结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舆论监督实际上是三大类：一类就是参与省委、省纪委的监督检查组，第二类是重大节日、重点工作的专项督查，第三类就是媒体通过自己的渠道采取明察暗访等方式开展监督。
要真正将舆论监督常态化，这三类监督都需要支持。四川省纪委、省委宣传部正在制定相关文件，对相关工作流程进行细化。“除了参加督查，更常态的是媒体发挥自身优势去开展日常监督，打开‘四风’舆论监督的探照灯。”省纪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说。
多名反腐败研究专家与传媒学者，均对四川的这场试验表示赞许，同时提到“最主要的是要把这个制度长期坚持下去，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后期，舆论监督都火了一阵。但本世纪以来舆论监督整体走下坡路，就是因为背后没有长期的制度支持。”张志安建议应该把握主攻方向。
张志安认为现阶段的舆论监督，应该着力于互联网化。“让老百姓来给你提供线索，然后再进行督查，把督查的过程、解决的结果通过媒体报道出来，形成一个闭环，让公众看到全过程。这样更能达到舆论的‘时度效’要求。”
任建明则建议：“记者还是要保持相对独立性，不可能完全公务员化，否则记者的职业角色就变了。”
他一再强调：“舆论监督不能变成记者个人监督。虽然参与督查的是记者个人，但他们是以所在媒体记者身份参与的，还是代表媒体。如何发挥每个参与记者背后的媒体支持力量，值得研究。”
进入名单，意味着媒体人监督更有底气了。“看样子舆论监督要逗硬了。”上述公务员坦言，媒体曝光的影响，有时比单纯查出问题影响更大。
这是四川省委在今年第一轮集中督查中的创新，在省委督查组中引入记者，试水“纪委监督+群众监督+媒体监督”新模式。
“这在全国还是首创，是一个很重要的创新与尝试。”知名反腐败研究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对这次试验表示赞许。
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张志安直指这种模式的本质，“相当于把舆论监督与督查职能放在了一起。这样舆论监督不仅是反映问题，还能解决问题。”
推着媒体去监督
从去年底开始，四川省委在多个场合提出要大张旗鼓进行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舆论监督报道。4月，省纪委和省委宣传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舆论监督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实施意见》。
“纪委是反腐倡廉的主业部门，宣传部在舆论监督方面有很多经验，两个机构联合起来，能让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舆论监督更加权威、更加富有成效。”四川省直机关党校教授魏敏生认为，从全国当前舆论监督报道的整体情形来看，四川这种做法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和重大的创新。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蔡尚伟表示，加强舆论监督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政治传统，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刷新吏治的坚强决心，展现了正风肃纪的“四川毅力”。
“但客观来说，那之后一段时间有分量的监督稿子不多。同时，有些市县有一点观望情绪，想看看省里是不是动真格。各方都需要推一把。”四川一名传媒专家将这次督查，视为一次演练，一则推动媒体大胆去监督，二则推动观望的市县真正动起来。
此次四川省委集中督查的对象包括3个市（州）、3个省直部门、3所省属高校、3个省属国有企业，由3个督查组分别承担，每个督查组引入2名记者。
这其中需要理清认识的不仅是各地方党委政府，还有媒体。
“以前我们只是看，把看到的、听到的记录下来。这次要发现问题，对我们能力来说是一个考验。”在后来的总结会上，一名参与其中的记者坦言，如果功课做得不足，就比较难发现问题。
“我最开始以为是拍摄督查组的取证、调查等片子，结果头一天晚上开碰头会，督查组领导说你们这样不行，每天晚上碰头会是要各自交账。你下去调查了解到的、你质疑的，都要拿到会上说。”参加省委第一督查组的四川日报记者陈松和四川电视台记者代尊洪说，当时他们就有点慌了神，理解错误了，“是成为‘他们’，而不是报道他们”。
媒体有媒体的优势
最开始，本刊记者王兆伟和同组的四川新闻网记者彭亮分别跟着督查组组长、副组长，和谈话对象进行谈话。
虽然第一次接触，但还是给被约谈对象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更喜欢刨根问底，更喜欢抠细节，好奇心更强。”
“我们经常就是从被督查单位汇报材料中挑一句话出来，不断追问发现问题。”在省委第二督查组的华西都市报记者曹笑说，这让督查组的成员称赞“眼光确实不一样”。
四川省纪委相关领导曾专门强调，“媒体有媒体的优势，把媒体从业人员安排进督查组，就是希望从媒体的角度、以媒体的思维，发现问题。”但不管是翻账本，还是约谈党员干部，都不是媒体记者的长处。
陈松坦言：“如果我们去查账的话，专业不够，可能就会被忽悠过去。”
“媒体记者的长处是在与群众接触中发现不正常现象，从现象入手发现问题。首先是发现现象，有了现象才能深入去挖掘。”王兆伟和彭亮商量后，立即调整思路，给督查组组长汇报后，分别去了基层的乡镇进行调查。
“我去的是罗江县金山镇、蟠龙镇，在蟠龙镇一个村子听到村民议论青花椒化肥被村支书等人私下倒卖了。”王兆伟初步了解情况后，当天晚上碰头会上，对这一情况进行了汇报。督查组初步讨论后，觉得如果属实，这可能涉及扶贫领域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必须一查到底。
“我找到了村委会的干部，了解情况，他们说村民所说的化肥确实没有下发，但不是被倒卖了，而是考虑到青花椒施肥的时间与节奏，暂时没有发下去。”王兆伟称，之后罗江县纪委也介入调查，结论基本与村干部所说一致。
“考虑到，今年苗木生长速度适中、存活率也好，施肥时机正合适，化肥已经发下去了。”王兆伟称，现在青花椒化肥的事情已经解决，村民们表示“化肥已经发放到手了”，村干部也表示“没有及时向村民说明青花椒施肥的不同时间段”，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定注意改正”。
代尊洪感慨说，如果单以媒体身份去监督，他们很可能就会推脱或婉拒；但是作为督查组成员身份不一样，他们必须说出个一二三来。
迈出第一步之后
截至目前，参加督查的记者相继刊播了舆论监督报道。四川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王雁飞连续进行了批示，“贵在迈出第一步。”并对媒体和记者表示感谢，“让我们为持续开展正风肃纪，建设良好政治生态共同努力。”
6月初，四川省纪委、省委宣传部专门召集参与督查的媒体单位、记者进行座谈，听取相关意见，总结“纪委监督+群众监督+媒体监督”新模式的经验得失。
参与记者相继提出了一些感受与建议。比如“在市州这块，相对更容易发现问题一些”；“舆论监督需要支撑体系，不能作为督查组成员下去，地方配合，作为媒体下去，地方就打‘太极拳’”；“记者作为督查组成员，发现问题后如果想留在当地，做进一步的调查，可能比较难，因为督查一地或者一个单位，最多就三四天。”
四川省纪委相关负责人结合此次试点，总结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舆论监督实际上是三大类：一类就是参与省委、省纪委的监督检查组，第二类是重大节日、重点工作的专项督查，第三类就是媒体通过自己的渠道采取明察暗访等方式开展监督。
要真正将舆论监督常态化，这三类监督都需要支持。四川省纪委、省委宣传部正在制定相关文件，对相关工作流程进行细化。“除了参加督查，更常态的是媒体发挥自身优势去开展日常监督，打开‘四风’舆论监督的探照灯。”省纪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说。
多名反腐败研究专家与传媒学者，均对四川的这场试验表示赞许，同时提到“最主要的是要把这个制度长期坚持下去，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后期，舆论监督都火了一阵。但本世纪以来舆论监督整体走下坡路，就是因为背后没有长期的制度支持。”张志安建议应该把握主攻方向。
张志安认为现阶段的舆论监督，应该着力于互联网化。“让老百姓来给你提供线索，然后再进行督查，把督查的过程、解决的结果通过媒体报道出来，形成一个闭环，让公众看到全过程。这样更能达到舆论的‘时度效’要求。”
任建明则建议：“记者还是要保持相对独立性，不可能完全公务员化，否则记者的职业角色就变了。”
他一再强调：“舆论监督不能变成记者个人监督。虽然参与督查的是记者个人，但他们是以所在媒体记者身份参与的，还是代表媒体。如何发挥每个参与记者背后的媒体支持力量，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