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着力加强制度建设，努力遏制公款吃喝》的提案中提出建议：将“三公”浪费问题纳入《刑法》的调节范畴，用法律规范官员和公务员的公务行为。
　　不过，它也引起了关于可操作性等问题的质疑。就该提案的来龙去脉以及社会质疑，《望东方周刊》日前专访了这份提案的起草人之一——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冯培恩。
　　68岁的冯培恩现任浙江大学机械设计研究所所长。他在2012年全国“两会”上还因《着力克服制度缺陷，推进股市健康发展》的全体大会发言受关注。
　　冯培恩在列举了2011年5000万股民亏损面达87%等情况后，提出高管套现应征高额资本利得税、强制实行现金分红等建议。
　　他告诉《望东方周刊》，在过去的2011年，以公布“三公”经费为代表，“三公”浪费治理取得了相当进展。
　　对于外界关注的公款吃喝的数字，提案者们认为：纠结在数字上没有意义，因为公款吃喝浪费的现象现在已经没有人怀疑了。
　　被推荐到政协全体大会上发言
　　《望东方周刊》：作为一位浙江大学机械工程专业的教授，为何你会想到在全国“两会”上提出关于治理“三公”浪费的提案？
　　冯培恩：这个提案的缘由要从5年前说起。2007年，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我曾在九三学社和农工民主党联组会上有一个发言。当时这个发言是以我个人的名义，题目是《加强节约型政府建设刻不容缓》。
　　当时联组会总共安排10个发言。九三学社是以科技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党派，我们界别的5个发言中就我这个发言不是科技类主题，因此被安排在最后发言。令人高兴的是，那天胡锦涛总书记和政协贾庆林主席来到了会上。
　　会议一散，就传出消息，说我的发言被推荐到政协全体大会上，将临时增加一个口头发言。
　　第二天，新华社两位记者到会上把我叫出去，说领导同志对我这个发言很重视，派他们来核实一下发言中提及的事实和数据的来源。又过了两天，我被安排在第三次全体大会上第一个作口头发言。
　　5年来遏制“三公”浪费不断取得进步，近年来公开“三公”经费取得进展。今年，九三学社中央向我征集提案时，我觉得有必要再次呼吁加强节约型政府建设。但这次决定缩小范围，抓住一点深入，提出更具体、可操作性更强的建议。
　　《望东方周刊》：它又如何上升成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这个层次的提案？
　　冯培恩：提案不是我一个人包办完成的。我有一位合作伙伴，是与我同校的浙大公共管理专业范伯乃教授，是九三学社浙江大学参政议政委员会副主任。我们在一起讨论和确定选题，他组织和指导研究生进行调研和资料收集，形成调研报告。在此基础上，我提炼出3000至4000字的提案草稿。这份提案的草稿经征求九三中央参政议政部的意见，然后有经九三学社韩启德主席主持的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会议审查，最终决定以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名义提案和联组发言。我再提炼出1500字的发言稿，对文字进行逐字逐句的推敲，对事实和数据的来源可靠性及社会影响进行反复核对、评估和选择。
　　对于这篇文章，与我写工科的学术论文一般处理，我们一共改了十几稿。
　　我们提案和发言的主要目的，首先是履行参政党的职能，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做贡献，同时也为有效地为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尽一份力。这个提案公布后的社会反映不错，我收到了一些平时不联系的老朋友的来信支持。
　　联组会后也有不少委员建议把这个发言推到大会上去。他们不知道，我同时有另外一个关于推进股市健康发展的发言已经被大会选上。
　　《望东方周刊》：这次的提案里，提到的一年公款吃喝的数字被媒体和公众反复提及，这个数据的来源是哪里？
　　冯培恩：这个数字来自《人民日报》在 2012年2月7日登载的一篇评论《上百个红头文件为啥管不住一张嘴》。其中提到，据不完全统计数据，公款吃喝1989年为370亿元，1994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2002年达2000亿元，2005年突破了3000亿元大关。提案里就用了这个数字，也有人认为偏少，但我觉得这样处理并不会影响提案的效果。
　　反“三公”浪费应有法可依
　　《望东方周刊》：这个提案有支持的声音，也有质疑的声音，你如何看待它的可操作性？
　　冯培恩：严管公款吃喝不过是遏制浪费里面的一个抓手。首先，我指的是所有的浪费行为。我们反贪污、反腐败，但没有把浪费和这两个一起反。有没有人因为用公款大吃大喝而被撤职？至少我没有看到过报道。
　　反过来说，由于可能存在利益交换的需要，公款大吃大喝又是难以自制的，于是需要法律。比如对付酒驾，过去也只是罚钱，但现在进入法治范围了，除了罚款外，对于情节恶劣、后果严重者可以处以拘留，甚至判处徒刑，因此酒驾大大减少。依法处理“三公”浪费，也是一样，并不是公款吃喝一次就要坐牢，而是按照有效的法律法规条款，什么情节给什么处罚。
　　总之，反“三公”浪费应该有法可依、依法处理。不能简而言之认为，简单的公款吃喝都要判刑。
　　我的提案中提出了六条建议，它们构成一个多维度立体式的制度体系。第一条，我们建议参考俄罗斯的经验，制定和实施严格的公务接待制度，规定公款招待的范围、规格、审批和报销程序等。要求在接待前一周填写全国统一的申请单，并经本单位党、政、工领导共签认可；餐饮业开具统一的公款招待税务发票，详细写明用餐内容、人数及原因；报销凭证需经财务部门多位分管人员审核。超规格消费一律由个人承担，并公示屡犯者。
　　在小组讨论上，大家觉得这么多人签字，不好操作。其实俄罗斯的审批程序更复杂更严格，要5个人批，我把它放宽了。我提出要3个人批准。
　　第二条，要公示。这个环节我们借鉴芬兰的经验。芬兰把公款接待的菜单、账单及参与人员，都公开，接受监督。
　　第三条，要有监督。监督有来自内部，也需要来自外部。与群众监督同时，需要加强媒体监督，并保障媒体监督的权利。
　　第四条，我提议把行政成本纳入政绩考核范畴。不讲成本的政府是一个效率不高的政府，不讲成本的官员是一个不能干的官员，
　　第五条，就要惩罚。我建议把“三公”浪费问题纳入法治范畴，用法律来规范公务行为，让浪费有罪深入人心，让惩治各种浪费行为有法可依。
　　最后一条是，切断浪费来源的漏洞，惩治小金库。现在公款消费统计数字之所以不准确，一部分原因是各单位小金库的存在。最黑的吃喝，最难入账。
　　《望东方周刊》：不能回避的是，这样一个提案可能会触动一些人的利益，你如何看待它的前景？
　　冯培恩：写这个提案，要依法处理一些人，这并不是我的愿望。通过依法处理“三公”浪费，让想吃的和不想吃都吃不成，就会有助于把不愿意参与“三公”消费、被动参与“三公”消费的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从“三公”消费的环境中解放出来。使得不请客也能办成事，请了客也办不成不合规事。指望用一个提案解决一个老大难的问题是不现实的。不过，这个提案至今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可以说是令人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