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有一位名叫雷烨的烈士，60年间墓碑上一直没有碑文，更没有亲人前来祭扫。
　　1978年6月，曾是战地记者的著名作家魏巍在给陵园的信中说：“我曾去过贵处几次。每到雷烨同志墓前，看到烈士的碑上未刻有碑文，不知是否缺乏烈士的生平材料……”
　　魏巍关注的是怎样一位烈士？
　　我在河北省石家庄地方志办公室工作期间，受其家人之托苦苦寻觅15年，终于弄清雷烨的身世。今年春天，我以83岁高龄，出版了汇集30多个春秋调查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雷烨传略》。
　　在中国第十九个记者节到来之际，雷烨的故事如长轴画卷般在我眼前缓缓展开——

舍家为国赴大义

　　1914年8月，雷烨出生在浙江省金华县（今金华市）后项村一户家境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家中有田地40亩、荷塘3口、乌桕树几十棵。父亲还在村南口建造了一幢新房，坐北朝南，粉墙黛瓦，门楣有“悠然见山”四个醒目大字，字上有一只展翅欲飞的雄鹰，文雅气派，成为村中最好的屋舍。
　　可是，在雷烨18岁那年，父母不幸相继双亡。在5个兄弟姐妹中他排行老大，长兄为父，他不得不辍学回家。此后，他种过田，当过土地测绘员，担任过小学教师，挑起了抚育弟妹的重担。
　　“七七事变”后，国难当头。雷烨毅然决定放弃小家，投身抗日救国的洪流。他为大妹、二妹完婚，把三妹送人当童养媳，把弟弟送进贫儿院，用典卖祖宅的一百块大洋作路费，于1938年5月离开秀美的江南，一路风尘仆仆来到延安，不久便进入抗大总校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影笔做刀伐敌寇

　　抗大毕业后，雷烨被任命为八路军总政治部前线记者团第一组组长，派赴晋察冀进行火线采访。
　　1938年11月20日，雷烨率领4名记者告别延安，冒着敌人的炮火，翻山越岭，涉水渡河，行程3000余里，1个多月后胜利到达晋察冀军区驻地河北省阜平县。
　　战地记者是经常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危险职业。雷烨不辱使命，不怕牺牲，主动随军挺进残酷、险恶的冀东最前线，驰骋在冀热察辽四省边区，南到渤海之滨，北越长城到热河南部，西跨平北抵察哈尔境，东过山海关达辽宁西部，深入前沿阵地，采访撰写了大量新闻稿件。
　　1941年1月25日，日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冀东潘家峪大惨案”。雷烨是唯一亲临现场的记者，他以大量第一手材料撰写的长篇通讯在《晋察冀日报》发表，向全国全世界揭露和控诉了日本法西斯令人发指的残暴罪行。
　　雷烨还率先开辟了冀东根据地的新闻摄影工作。众所周知，战地摄影更具危险性，因为要到距前沿阵地最近的位置去拍摄目力所及的镜头，且往往不能进入掩体工事，很容易遭敌炮轰枪击。因而战地摄影记者的牺牲率很高，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历次战争中都是如此。但雷烨勇往直前，在冀东平原、滦河两岸、伪满“国境线”、塞外热南等战场，拍摄了大量珍贵的、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战地照片。
　　《塞外的杀声》《乔装到关东去》《回旋于热河万山丛中》《突破伪满国防线》《八路军战斗在喜峰口》《攻破小王官屯敌人的堡垒》……雷烨的战地摄影作品是抗日战争时期最珍贵、最经典的史料之一。从内容上涵盖了当年冀东战场的各个方面，可谓纵不断线，横不缺边，把这些照片连接起来，就是那个阶段完整的历史影像。

视死如归自从容

　　1943年3月，已担任冀东军区组织科长和晋察冀边区参议员的雷烨，出席了在阜平县召开的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会后来到地处太行深处的晋察冀画报社驻地平山县曹家庄。他把在冀东近4年来拍摄的照片和底片，全部交给画报社保存和使用。画报社社长沙飞和副社长罗光达看到这些摄影作品，如获至宝，兴奋异常，当即决定在《晋察冀画报》上刊载，并请雷烨留在画报社选照片、写说明，同时撰写一篇全面反映冀东抗战的文章与之一起发表。
　　于是，雷烨在曹家庄住了下来。他晚上挑灯夜战，白天帮村里做事，建立识字班，教儿童团唱革命歌曲，帮“青抗先”训练民兵，为妇救会刻制公章，在河滩植树、照相……和村里的男女老少亲密无间。
　　4月19日夜间，雷烨正在撰写文章时，突然传来敌情：数百名日军利用夜色，正从夹峪沿文都河向曹家庄、南段峪方向偷袭。目标是围剿驻在陈家院的晋察冀军区首脑机关。沙飞派人通知雷烨带警卫员立即转移，但雷烨却跑去通知乡亲们转移，后又到张家川去检查转移情况，见几百名乡亲躲在很容易被敌人袭击的马石岭沟，便指挥大家转移到了相对安全的虎沟。
　　雷烨返回曹家庄后，又去通知大岭沟的乡亲们转移，他哪里知道這正是敌人奔袭的方向。4月20日凌晨，雷烨从大岭沟走到石堂村南山沟时与敌人遭遇，交战中腿部受伤。在生死关头，他毫不犹豫地对警卫员说：“赶快撤退，我来掩护你！”警卫员执意不肯：“要死一块死！”雷烨斩钉截铁地说：“不要管我！这是命令！”警卫员留给雷烨一些手榴弹和子弹，含泪撤走。雷烨孤身一人利用一个石龛与敌激战，在打死十几个日军后，发现只剩下了一粒子弹，他果断地把心爱的相机、望远镜、钢笔砸毁，文件撕碎，毅然举枪自尽，年仅29岁。
　　日军撤走后，画报社的同志陆续返回，唯独不见雷烨，沙飞立即派人分头去找。李遇寅负责往北边的方向找，他找到石堂村向老乡打问，老乡说：“有个八路军同志牺牲了，在那儿。”李遇寅走过去，看到雷烨躺在石头上，殷红的鲜血流到了西侧的水沟里，地下散落着撕碎的文件，他写的六七张文章底稿已被鲜血浸透……
　　画报社的同志和乡亲们把雷烨掩埋在对面的一棵山杏树下。用木板在墓前立了一块牌子，上写：“共产党员雷烨同志，在此与敌遭遇，英勇抗击，壮烈牺牲。1943年。”

魂归故里路漫漫

　　“哥哥，你究竟在哪啊？”
　　由于当时残酷的战争环境，革命队伍里几乎人人都要更名改姓并保守身世秘密，各级组织也不允许保存个人档案。雷烨严守保密纪律，自从踏上革命征程，将原名项俊文改为雷烨，他和他的家就无声无息地在后项村消失了，他再也没有回来，谁也不知他的行踪。因此，家人不知道他已牺牲，弟弟妹妹朝朝暮暮盼兄归来，却望眼欲穿，音信皆无。
　　1986年，在一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雷烨的弟弟项秀文和我相遇，要求协助调查哥哥项俊文的下落，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没想到线索渺茫，查了15年一无所获。直到2001年8月，我偶然从一张旧报纸上发现了雷烨的生平事迹和项俊文十分相似，最后终于查明这位从平山迁往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的雷烨就是项秀文的哥哥项俊文。
　　在雷烨牺牲的地方，那棵命名为“雷烨树”的山杏树至今高高耸立，尽管树冠有时出现枯枝，但长出的新枝仍然繁茂婆娑，好像颇有灵感地向人们昭示：雷烨精神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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