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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旦成为戏曲舞台上的主角应是元朝之后的事情。最初,戏曲的表演艺人并非因为喜欢而男扮女装,戏曲观众也并非因为喜欢而欣赏男旦。男旦的出现,有着其无可奈何的历史原因。那就是在以儒家经典为意识形态主导的封建社会中,对女性社会活动的歧视导致了女性不能抛头露面。
而在元杂剧的时代,还有朱帘秀等一批女演员活跃在舞台上。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期,那个时候,大漠中的蒙古族人是统治者,汉民族地位低下,汉族的文化也不受重视和尊重,儒者排列为臭老九,其下是丐,其上是倡优。所以元朝时男女同台演出,并没有遭到什么限制。管你男的女的,都是“猪狗”不如的东西。
但是到了明朝,情况大不相同,做皇帝的仍是深受儒教礼仪影响的汉族人,儒家经典重新成了统治思想,甚至为了统治根基的稳固,这种礼教被大大强调,维系那个刚刚稳定下来的社会秩序。考试都改了八股,寡妇再嫁都成了耻辱,那么同样,这时候的戏曲,再想男女同台,唱那些谈情说爱的戏,就变得不太可能了。于是戏班就分成了男班女班,但演员性别几乎成了清一色男性。
男旦于是在旦角领域占统治地位,他们取得的成就肯定也是不凡的,这就不用说了。现在很多人听戏时能够接受老一辈的男旦,在现实生活中却厌恶这种以男做女的人物。这和男旦在历史上一直不登大雅之堂息息相关。
晚明的社会风气,以蓄养昆曲家班为时尚。这使得昆曲大为兴盛,男旦更是风行一时。唱戏之外,他们还兼营妓业卖淫。当然,他们卖淫并非卖给有钱的女士们,明朝的性开放也仅限为男人们的特权,他们既然可以嫖妓宿娼,自然可以睡男旦。但男旦的市场与供应自然比妓女要小得多,价钱因此也水涨船高。据说,某当红男旦一夕的侍寝之价,比名歌姬还要高出一倍。
明朝乃至清初,富贵人家家里养的戏班子较多,主人家根据爱好可以选择养男班还是女班。比如李渔家里、阮大铖家里就养过男班。清朝以后,府里头养的班子少了,许多戏班子开始社会化,开始走江湖,艺人也职业化了。这时候女班明显就不好生存,由清一色妇女组成的戏班,远涉江湖不容易,同时成年的妇女都要嫁人,嫁了人就不好再唱戏,所以女班肯定要衰落。到了京剧的繁荣时期,几乎全是男班了,所以男旦也就成了风气。
这也使同性恋现象在晚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上自帝王达官,下至贩夫走卒,争相趋之。“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就颇解音律,曾买下梨园小厮吴某,亲自指授。主仆二人的关系,更接近于同性恋。
(据《文化快报》)
而在元杂剧的时代,还有朱帘秀等一批女演员活跃在舞台上。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期,那个时候,大漠中的蒙古族人是统治者,汉民族地位低下,汉族的文化也不受重视和尊重,儒者排列为臭老九,其下是丐,其上是倡优。所以元朝时男女同台演出,并没有遭到什么限制。管你男的女的,都是“猪狗”不如的东西。
但是到了明朝,情况大不相同,做皇帝的仍是深受儒教礼仪影响的汉族人,儒家经典重新成了统治思想,甚至为了统治根基的稳固,这种礼教被大大强调,维系那个刚刚稳定下来的社会秩序。考试都改了八股,寡妇再嫁都成了耻辱,那么同样,这时候的戏曲,再想男女同台,唱那些谈情说爱的戏,就变得不太可能了。于是戏班就分成了男班女班,但演员性别几乎成了清一色男性。
男旦于是在旦角领域占统治地位,他们取得的成就肯定也是不凡的,这就不用说了。现在很多人听戏时能够接受老一辈的男旦,在现实生活中却厌恶这种以男做女的人物。这和男旦在历史上一直不登大雅之堂息息相关。
晚明的社会风气,以蓄养昆曲家班为时尚。这使得昆曲大为兴盛,男旦更是风行一时。唱戏之外,他们还兼营妓业卖淫。当然,他们卖淫并非卖给有钱的女士们,明朝的性开放也仅限为男人们的特权,他们既然可以嫖妓宿娼,自然可以睡男旦。但男旦的市场与供应自然比妓女要小得多,价钱因此也水涨船高。据说,某当红男旦一夕的侍寝之价,比名歌姬还要高出一倍。
明朝乃至清初,富贵人家家里养的戏班子较多,主人家根据爱好可以选择养男班还是女班。比如李渔家里、阮大铖家里就养过男班。清朝以后,府里头养的班子少了,许多戏班子开始社会化,开始走江湖,艺人也职业化了。这时候女班明显就不好生存,由清一色妇女组成的戏班,远涉江湖不容易,同时成年的妇女都要嫁人,嫁了人就不好再唱戏,所以女班肯定要衰落。到了京剧的繁荣时期,几乎全是男班了,所以男旦也就成了风气。
这也使同性恋现象在晚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上自帝王达官,下至贩夫走卒,争相趋之。“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就颇解音律,曾买下梨园小厮吴某,亲自指授。主仆二人的关系,更接近于同性恋。
(据《文化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