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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资本充足率监管对银行本身的行为以及最终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都是监管者和学术界所重点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在“巴塞尔协议Ⅲ”出台后，资本充足率监管框架的确立及其标准的变化，对银行信贷行为以致对宏观经济影响更需引起关注。
资产充足率监管对银行贷款行为的影响
从比较简化的框架出发，面对更高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目前银行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法来应对：第一种是发行新的权益资本。第二种是通过增加留存收益提高自身积累资本的能力。具体的方法包括：降低分红水平；提高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拉大利差水平，以弥补资本成本的上升；调整收入结构，提高非利差收入占比。第三种是降低风险加权资产规模。具体的方法包括：降低贷款组合的规模；减少非贷款资产；调整资产组合，降低风险加权系数。
在实践中，由于上述这些方法产生效果的时间有所差异，因此，银行对这些方法的选取与监管要求的实施进度密切相关。如果实施期间较短，银行为尽快达到监管要求，会更为依赖一些能迅速产生效果的方法，如追加募集资本，削减风险权重较大的信贷资产，扩大利差水平以弥补资本成本上升等等；而如果实施期间较长，银行则可能选取一些成本更低的方法，比如通过降低运营成本和优化收入结构来增强利润留存能力，以逐步提高自身的资本充足率水平。
从2009年起，为配合“巴塞尔协议”的修正以及实施工作，国际清算银行组织了一次较大范围的宏观效应评估工作。这次评估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对新协议的长期经济效应评估，其中涉及对更高的资本监管标准所可能带来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的全面考察。二是对新协议实施，在短期内可能产生的宏观冲击进行评估。为全面评估新协议实施（包括更高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和流动性指标）可能产生的短期影响，巴塞尔清算银行建立了宏观经济评估小组（MAG），该小组由巴塞尔清算银行牵头成立，IMF、多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和研究部门均参与了此次评估工作。
尽管中国监管当局也参加了MAG小组的宏观经济评估工作，但由于数据积累以及建模方面的局限，MAG的最终评估结果并没纳入中国的内容。不过，对于我国实施新资本协议来讲，研究其宏观经济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作为一个银行业占绝对主导的国家，银行信贷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银行监管标准的提高，会对银行信贷行为乃至宏观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是我国实施新监管标准必须要先搞清楚的问题。监管标准提高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一国经济对银行信贷的依赖程度，不能简单地拿国际已有的研究数据来对照中国的情况。其次，在实践中，中国对“巴塞尔协议”的实施情况与其他国家并不相同，特别的，在实际的监管要求中，我国监管当局所执行的最低监管标准要远高于旧巴塞尔协议的要求，由这点来看，中国银行业向新资本协议的高标准过渡所产生的波动，可能比其他国家要来的小一些。此外，我国监管当局还结合我国自身的特点，以及现有的监管实践经验，在“巴塞尔协议”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更高的资本要求，同时也追加了其他的监管要求，如提高拨备覆盖水平，等等。所有这些，意味着本文有必要在MAG评估的基础上，根据中国银行业和宏观经济的现状，对我国监管当局实施新资本协议可能产生的宏观经济影响进行一个单独的评估。
基于巴塞尔委员会宏观经济评估小组（MAG，2010）的最新研究，利用14家上市银行28个季度的面板数据，考察我国资本充足率水平与银行信贷增长之间的关系。
结果显示，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对其贷款行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但这一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期。我们的数据测算表明，资本充足率变动将在3个季度后对银行的贷款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在6个季度后这一影响的程度达到最大值。此时，资本充足率每增加1%，6个季度（1年半）后贷款增长率将提高0.464%；核心资本充足率每增加1%，6个季度后贷款增长率将提高0.457%。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资本约束对信贷增长影响的这种滞后效应对于不同规模银行和不同时间段样本均成立，但幅度略有差别。
资本充足率监管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资本充足率监管对银行行为的影响，会通过三项渠道进一步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
首先，在短期内，面对更高的资本充足率要求，银行会倾向于通过削减贷款规模和调整贷款结构来降低风险资产规模。贷款数量的减少（增长速度的降低），对宏观经济运行会有直接的影响：一方面是在其他融资来源不变的情况下，银行贷款意愿的降低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可贷资金数量；另一方面在贷款意愿下降的同时，为控制贷款组合的总体风险，银行贷款会更倾向于贷给风险较低的客户。这种调整会产生结构性效应，导致部分行业和中小企业（这些行业缺乏可替代的融资来源）会受到更强的信贷约束，如果这些行业和中小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那么，银行行为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也会更明显。
其次，银行扩大利差的行为会直接提高资金成本，会对社会总需求，特别是投资形成一定的抑制。如果总需求对利率变化很敏感，利差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也会比较明显。
再次，银行补充资本金的行为还可能对宏观经济产生一些间接影响。在资本市場融资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如果为满足更高资本金要求，银行集中进行大规模的资金筹集活动，势必会对市场产生较大的压力，拉高市场资本筹集的成本，进而对其他企业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
总体来看，在短期内，实施更为严格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其大小取决于银行的行为选择，而这又与监管要求的实施进度密切相关。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列出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强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对短期的分析，因此，传导机制所体现出的主要是对宏观经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事实上，从长期看，资本监管要求的强化，能有效地提高银行体系运行的稳健性（降低银行危机发生的概率），这对宏观经济的长期健康运行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资本充足率监管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测算中，如果借鉴了MAG小组所采用的标准法，将评估过程分为两步：第一步评估资本充足率提高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第二步评估信贷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追加考察“巴塞尔协议Ⅲ”资本要求可能给银行带来的筹资约束问题。假设核心资本充足率要求8.5%，信贷年均增长率维持在15%～20%之间，根据本文的估算，从2011年到2016年，银行业实施新监管要求所面临的资本金缺口将在10000亿元以上。
而反观我国资本市场的融资情况可以看出，与新监管要求下银行业资本补充的需要相比，资本市场面临着一定的压力。具体来说，在2005～2010年间，我国资本市场的年均融资额为4224亿元（境内市场融资）和5590亿元（境内外市场融资总额）。假定上述水平在未来5年间保持年均10%的增长，则从2011年到2016年，累计的资本市场融资总量约为36000亿元（境内市场）和47000亿元（境内外市场）左右，假定其中20%（从在2005～2010年间，银行业融资约占资本市场融资总量的22%左右）可以作为银行资本补充的空间，则在2011～2016年之间，资本市场能够为银行提供的资本约为7100亿元（境内市场）和9500亿元（境内外市场）左右。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的分析还有可能会低估银行资本补充所面临的约束。首先，本文没有考察因为监管要求变化可能导致的银行集中补充资本金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五年间资本市场总的容量可以满足银行资本补充的要求，但银行在短期内集中补充资本的要求也是市场所不能承受的。其次，本文对资本市场容量的评估基于2005～2010年的平均数据，从历史数据看，这段时期是我国资本市场融资规模迅速扩张的阶段，六年的融资总额（不含定向增发）占我国资本市场历史累计融资总量的77%左右。这一趋势在未来是否可以得到维持，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第三，上述分析是针对银行业整体，并未考虑不同银行实际资本水平存在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意味着，即使银行业整体的资本充足率很高或已经达到了监管的要求，但部分银行仍会有资本补充的需要。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中国社科院金融所）
资产充足率监管对银行贷款行为的影响
从比较简化的框架出发，面对更高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目前银行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法来应对：第一种是发行新的权益资本。第二种是通过增加留存收益提高自身积累资本的能力。具体的方法包括：降低分红水平；提高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拉大利差水平，以弥补资本成本的上升；调整收入结构，提高非利差收入占比。第三种是降低风险加权资产规模。具体的方法包括：降低贷款组合的规模；减少非贷款资产；调整资产组合，降低风险加权系数。
在实践中，由于上述这些方法产生效果的时间有所差异，因此，银行对这些方法的选取与监管要求的实施进度密切相关。如果实施期间较短，银行为尽快达到监管要求，会更为依赖一些能迅速产生效果的方法，如追加募集资本，削减风险权重较大的信贷资产，扩大利差水平以弥补资本成本上升等等；而如果实施期间较长，银行则可能选取一些成本更低的方法，比如通过降低运营成本和优化收入结构来增强利润留存能力，以逐步提高自身的资本充足率水平。
从2009年起，为配合“巴塞尔协议”的修正以及实施工作，国际清算银行组织了一次较大范围的宏观效应评估工作。这次评估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对新协议的长期经济效应评估，其中涉及对更高的资本监管标准所可能带来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的全面考察。二是对新协议实施，在短期内可能产生的宏观冲击进行评估。为全面评估新协议实施（包括更高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和流动性指标）可能产生的短期影响，巴塞尔清算银行建立了宏观经济评估小组（MAG），该小组由巴塞尔清算银行牵头成立，IMF、多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和研究部门均参与了此次评估工作。
尽管中国监管当局也参加了MAG小组的宏观经济评估工作，但由于数据积累以及建模方面的局限，MAG的最终评估结果并没纳入中国的内容。不过，对于我国实施新资本协议来讲，研究其宏观经济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作为一个银行业占绝对主导的国家，银行信贷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银行监管标准的提高，会对银行信贷行为乃至宏观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是我国实施新监管标准必须要先搞清楚的问题。监管标准提高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一国经济对银行信贷的依赖程度，不能简单地拿国际已有的研究数据来对照中国的情况。其次，在实践中，中国对“巴塞尔协议”的实施情况与其他国家并不相同，特别的，在实际的监管要求中，我国监管当局所执行的最低监管标准要远高于旧巴塞尔协议的要求，由这点来看，中国银行业向新资本协议的高标准过渡所产生的波动，可能比其他国家要来的小一些。此外，我国监管当局还结合我国自身的特点，以及现有的监管实践经验，在“巴塞尔协议”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更高的资本要求，同时也追加了其他的监管要求，如提高拨备覆盖水平，等等。所有这些，意味着本文有必要在MAG评估的基础上，根据中国银行业和宏观经济的现状，对我国监管当局实施新资本协议可能产生的宏观经济影响进行一个单独的评估。
基于巴塞尔委员会宏观经济评估小组（MAG，2010）的最新研究，利用14家上市银行28个季度的面板数据，考察我国资本充足率水平与银行信贷增长之间的关系。
结果显示，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对其贷款行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但这一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期。我们的数据测算表明，资本充足率变动将在3个季度后对银行的贷款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在6个季度后这一影响的程度达到最大值。此时，资本充足率每增加1%，6个季度（1年半）后贷款增长率将提高0.464%；核心资本充足率每增加1%，6个季度后贷款增长率将提高0.457%。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资本约束对信贷增长影响的这种滞后效应对于不同规模银行和不同时间段样本均成立，但幅度略有差别。
资本充足率监管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资本充足率监管对银行行为的影响，会通过三项渠道进一步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
首先，在短期内，面对更高的资本充足率要求，银行会倾向于通过削减贷款规模和调整贷款结构来降低风险资产规模。贷款数量的减少（增长速度的降低），对宏观经济运行会有直接的影响：一方面是在其他融资来源不变的情况下，银行贷款意愿的降低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可贷资金数量；另一方面在贷款意愿下降的同时，为控制贷款组合的总体风险，银行贷款会更倾向于贷给风险较低的客户。这种调整会产生结构性效应，导致部分行业和中小企业（这些行业缺乏可替代的融资来源）会受到更强的信贷约束，如果这些行业和中小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那么，银行行为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也会更明显。
其次，银行扩大利差的行为会直接提高资金成本，会对社会总需求，特别是投资形成一定的抑制。如果总需求对利率变化很敏感，利差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也会比较明显。
再次，银行补充资本金的行为还可能对宏观经济产生一些间接影响。在资本市場融资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如果为满足更高资本金要求，银行集中进行大规模的资金筹集活动，势必会对市场产生较大的压力，拉高市场资本筹集的成本，进而对其他企业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
总体来看，在短期内，实施更为严格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其大小取决于银行的行为选择，而这又与监管要求的实施进度密切相关。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列出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强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对短期的分析，因此，传导机制所体现出的主要是对宏观经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事实上，从长期看，资本监管要求的强化，能有效地提高银行体系运行的稳健性（降低银行危机发生的概率），这对宏观经济的长期健康运行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资本充足率监管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测算中，如果借鉴了MAG小组所采用的标准法，将评估过程分为两步：第一步评估资本充足率提高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第二步评估信贷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追加考察“巴塞尔协议Ⅲ”资本要求可能给银行带来的筹资约束问题。假设核心资本充足率要求8.5%，信贷年均增长率维持在15%～20%之间，根据本文的估算，从2011年到2016年，银行业实施新监管要求所面临的资本金缺口将在10000亿元以上。
而反观我国资本市场的融资情况可以看出，与新监管要求下银行业资本补充的需要相比，资本市场面临着一定的压力。具体来说，在2005～2010年间，我国资本市场的年均融资额为4224亿元（境内市场融资）和5590亿元（境内外市场融资总额）。假定上述水平在未来5年间保持年均10%的增长，则从2011年到2016年，累计的资本市场融资总量约为36000亿元（境内市场）和47000亿元（境内外市场）左右，假定其中20%（从在2005～2010年间，银行业融资约占资本市场融资总量的22%左右）可以作为银行资本补充的空间，则在2011～2016年之间，资本市场能够为银行提供的资本约为7100亿元（境内市场）和9500亿元（境内外市场）左右。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的分析还有可能会低估银行资本补充所面临的约束。首先，本文没有考察因为监管要求变化可能导致的银行集中补充资本金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五年间资本市场总的容量可以满足银行资本补充的要求，但银行在短期内集中补充资本的要求也是市场所不能承受的。其次，本文对资本市场容量的评估基于2005～2010年的平均数据，从历史数据看，这段时期是我国资本市场融资规模迅速扩张的阶段，六年的融资总额（不含定向增发）占我国资本市场历史累计融资总量的77%左右。这一趋势在未来是否可以得到维持，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第三，上述分析是针对银行业整体，并未考虑不同银行实际资本水平存在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意味着，即使银行业整体的资本充足率很高或已经达到了监管的要求，但部分银行仍会有资本补充的需要。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中国社科院金融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