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深圳罗湖出台市容环境量化考核指标。指标规定街头若出现乞讨流浪人员，将扣除城管考核分数。根据媒体报道，这一规定并无相关法律法规作为依据。专家则称这一规定有可能影响到乞讨人员的权利，而流浪乞讨人员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和手段。（据7月2日《南方日报》）
　　“街头出现乞丐将给城管扣分”，表面上，这道题目是出给城管的；实质上，这是出给乞丐的。生活在深圳罗湖区的乞丐，从此之后失去了在这一片区行乞的权利。如果要行乞，则必须离开深圳罗湖区。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是，当“城市的面子”遇到“乞丐的尊严”，权力应当如何取舍？
　　乞讨，是乞丐仅剩的尊严。不可否认的现实是，当下的乞讨行为呈现出职业化的趋势。乞讨者之中，有的可能并不贫穷，有的也可能来自有组织的团伙，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正常的乞讨仍然大量存在。而且，在我们身边，也确实存在一些靠乞讨生存的穷人，他们只能依靠乞讨来维持生计。虽然我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乞丐有“乞讨权”，但依照“法无明令禁止之事不为罪过”原则，乞讨仍然是一种自由，任何权力也不应该干涉。然而，就是这仅剩的尊严，权力也要将之剥夺。
　　城市要面子，这无可厚非。城市环境，被誉为城市的软实力。在城市的窗口街道，谁都想这里站满了油光满面、衣着光鲜的体面人，可是，基尼系数都高到统计局不敢公布了，城市的窗口街道就算再亮丽，也似乎只是一种讽刺。城市的面子故然重要，但重要不过人的生存权。城市需要管，但在管理城市的同时如何能让贩夫走卒、乞丐和流浪人员更有尊严，显然是一个管理难题。
　　近段时间，美国小伙陆杰森“陪行乞老人吃薯条”的照片在网络上引起过热议。这个时候，我们才看到，乞丐的尊严可以被抬到如此之高。而陆杰森的回答“希望老人不是骗子，但如果真是，也肯定是可怜的人，能帮就帮”，则温暖了整个社会。相比之下，我们这个社会对待乞丐的态度，确实冷漠和无情了许多。
　　在贫穷无法消除的前提下，再文明的社会也应该允许乞丐存在。毕淑敏说，“乞丐是一个现象，它把贫穷和孱弱表面化了，瘫软地体现了出来。它把人的无助赤裸裸地表达着，让他人在同情之后，起了帮助的欲望和收获施予的喜悦。”没有人愿意作乞丐，我们也应该赋予乞丐这一群体本应有的尊严。
　　净化城市街面，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可以简单到让城管一驱了之，也可以复杂到“行乞算不算一种权利”、“如何让他们解决温饱、实现富裕”这类高雅问题。但就实际意义而言，仅仅让城市街面“看上去很美”确实有些荒唐。比“禁止在城市中乞讨”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如何实现对困难人群更加温馨的体贴和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