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前，德国经济就已经游走于衰退边缘：以欧元计算的2019年GDP增速为0.6%，较2018年的1.5%、2017年的2.5%，大幅放缓，创下6年新低。若按2019年欧元与美元的平均汇率折算，德国GDP同比缩减了约1000亿美元。
　　3月23日，德国确诊数达到2.7万，政府公布了7500亿欧元的一揽子救助计划，其中包括补充政府预算、可直接购买企业股份的经济稳定基金、提供给陷入困境企业的贷款等。财长肖尔茨说，他的预算计划是基于今年GDP将下降约5%的假设。另有德国经济学家预测，德国2020年GDP恐萎缩5%～20%，经济至少严重衰退两个季度。
　　德国经济何以至此？的确，在全球疫情榜上，德国“奋起直追”意大利，截至4月10日确诊人数达到12万，这严重冲击了德国的就业形势。但如果深入考察德国地区经济，会发现德国东部地区浪费了德国的很多转型机会。或者可以说，确保价格稳定与完全竞争、坚持以“竞争秩序”为核心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在原东德地区遇到了瓶颈。

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失效？

　　2019年11月9日晚，在曾经“背靠”柏林墙的勃兰登堡门广场上，垂下了数万条德国民众祈愿和平与统一的祝福丝带。
　　往前倒推30年，柏林墙轰然倒下后，东西柏林的道路、铁道及桥梁迅速连在一起，两德在次年实现了主权意义上的统一。原本较落后的东部地区，从社会、经济等各个层面被吸纳进市场经济体制较完善的西德。但现在来看，德国东、西部差距依旧明显，利用开放体系来转化发展的体系，濒临失效。
　　一直以来，包括“德国统一交通基建计划”在内，德国西部各联邦州以税收形式挤出的补贴和基建投资，成为了促进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1991年，德国联邦政府与东部地区5个联邦州联合成立“德国统一长途公路规划与建设公司”，总投资91亿欧元，计划在东部5州新建或扩建1220公里高速公路，而到了欧债危机深重的2009年底，已建成1122公里。

　　德国在东部地区大规模投资基建项目，还得到了来自欧盟的资金补助。2007至2015年間，欧盟根据申请情况，从欧洲地区发展基金（EFRE）中向德国政府提供不超过15.2亿欧元补贴，用于在落后地区（人均GDP低于欧盟原15国平均值的75%）建设高速公路、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作为成员国，德国政府可向欧盟申请跨欧洲交通网项目补贴（TEN-Mittel），2008年德国两个高速公路扩建项目就因此获批，共得到补贴615万欧元。

　　“德国纳税人的很多钱都被用在发展原东德上，然而仍未达到预期效果。”

　　建设至今，德国的交通基础设施的发达程度，在欧盟各成员国里名列前茅。包括铁路、航运、水运和海运在内，交通完备状况已经能充分满足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在上述德国统一交通基建计划中，当年西德政府承诺修建15条高速公路和高铁线路连接东西德;到了目前，绝大多数基建项目已经近乎竣工。
　　来自中国的伊万卡在留学德国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选择留德就业，如今在法兰克福从事智能制造方面的工作。她告诉笔者，从自己的见闻来看，德国东部地区的高速公路建造得非常好，然而车流量比西部少很多，实际需求量并不大。“德国纳税人的很多钱都被用在发展原东德上，然而仍未达到预期效果。”
　　类似意大利“北富南穷”的悬殊差距一旦定型化，会导致德国东部的身份认同危机。根据德国政府2019年9月公布的《德国统一年度报告》，高达57%的东部受访民众感觉自己是“二等公民”。与此同时，只有38%的东部受访者认为德国统一是成功的。这个比例在40岁以下的东部青壮年中更低，仅有20%。

从东到西的人才转移持续

　　德国的基建投资红利逐渐耗尽，东部地区的经济并未明显好转;和西部地区相比较高的失业率，以及人口流失等一系列问题，日益凸显。据与捷克接壤的萨克森州的政府数据，到2030年，该州现有的200余万就业人口将进一步下降30万;而预计到2035年，东部所有州的人口都会出现超过15%的萎缩。

　　除老龄化严重外，东部地区的人口问题，症结还在于严重的人才流失。自柏林墙倒塌以来，有超过200万的东部居民搬往西部居住。即使算上当时流入东部数州的人口，整个东部地区的净流出人口也超过120万，等同于1990年民主德国解体时14%的人口数量。而其中绝大多数流出人口为年轻人，为东部地区带走不少活力。
　　年轻人选择离开，东部地区的社会生产受到明显干扰，进一步影响正常的经济发展活力。从生产力数据指标来看，在2000年时，东部地区尚能贡献81.34亿有效工时，而到了2018年，该数据仅为73.77亿。与之相对比的是，西部各州的有效工时却增长了12%以上。 　　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弢告诉笔者，德国东部的人才流向西部的趋势非常明显，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两德统一后，德国政府实行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存在弊端。“在民主德国解体之前，当时西德地区盛行着一个判断，称两德统一之后，东德地区的社会生产率很快就会赶上西德。现在来看，在工资收入、福利水平各个方面，东、西德完全不一样，导致人才转移情况凸显，也证明了当初的判断是错误的。”
　　伊万卡也向笔者表示，在德国，优秀人才倾向于在西部工作生活，已成为大趋势，“就像德国具有代表性的汽车工业，以及在其他制造业、工程设计方面的创新，一直以来主要都是发生在西德”。“以东德最为著名的高等学府德累斯顿大学为例，很多年轻人毕业之后都会选择到西德工作;剩下选择留在东德工作生活的，很多是因为从小在家乡长大，出于家人和朋友的缘故。”
　　长期来看，东西德区域间发展不平衡，是一个结构性问题。近代以来，德国东部是传统农业区，发展一直不及后来变为工业区的西德地区。1945年之后，苏联对东德进行管制，使得东德地区在先天上就存有不足。“要想改变这个局面，不是通过某一个上台的政治家、实施某一项政策就能实现的。”
　　在人才从东到西继续转移的同时，德国产业的全球化布局，也导致了部分国内产业的空心化迹象。2019年，大众、宝马和戴姆勒三大汽车巨头本地产能下降9%，已达20余年来的最低水平;而且，德国2019年汽车出口量同比大跌13%。不过，2019年德国汽车市场增长了5%，新车注册量创近十年新高。另外，德系车企在本土降产能的同时，也在中国增加工厂建设;随着中国吹响复工集结号，大众汽车在中国的30多家工厂基本复产。

英国“脱欧”，法兰克福“有福”？

　　2020年2月1日，英国正式脱离欧盟，成为欧盟历史上第一个“退群”的成员国。德国总理默克尔称，英国“脱欧”给“德国和欧盟留下一道深深的伤口”。
　　伤痕当然会有，但英国的扰动效应不是绝对的。英国虽然已经在法理上“脱欧”，但和欧盟之间的贸易协议仍要延续到2020年年底。而在2019年，德国的GDP增速却显著低于英国、法国，甚至还未能高过意大利和希腊等外围国家，说明问题主要还是出在自己身上。
　　除了疫情停工、英國“脱欧”等因素，欧元区经济还面临着贸易争端、制造业疲软等多重挑战。在2018年，极度倚重制造业出口的德国，工业产品贸易额几乎达到GDP的40%。而受美欧贸易紧张局势影响，德国2019年的出口表现进一步下滑。“德国历来奉行贸易立国的方针。近来德国经济不振，和美欧贸易争端谈判不顺及全球化退潮的直接关系更大。”陈弢说。
　　放眼未来，缺少英国分摊欧盟运行成本，也是个现实问题。原先在欧盟内部，英国是仅次于德国的第二大净资金贡献国。而在英国“退群”后，欧盟每年将新增100亿欧元左右的资金缺口。
　　2020年欧盟预算，刚好是欧盟当前正在实施的财政计划中的最后一个年度预算，而关于从2021年开始的为期7年的长期预算的财务框架细节，欧盟27个成员国仍在逐一确定中，未来计划总支出1.135万亿欧元。该如何填补英国“脱欧”后留下的这个资金窟窿，考验着德国前防长、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财技”，也势必会加重“净出资国”德、法的财政负担。

　　在英国“退群”后，欧盟每年将新增100亿欧元左右的资金缺口。

　　但在另一方面，由于英国“脱欧”，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受到冲击，对于法兰克福也许是个意外之喜。自英国“脱欧”长跑开始以来，有许多金融机构开始撤离伦敦，法兰克福成为了首选承接地。已经有25家银行将欧洲总部迁至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而德意志银行—它在英国的资产规模等同于欧洲银行业在英国资产总规模的一半—更是将资产负债表的3/4（约6000亿欧元）迁回德国。
　　德国一直以来都是欧盟的第一大经济体，在英国“脱欧”之后，德国的经济中心地位会更为稳固;欧盟金融中心的名号，几无悬念会从伦敦移至法兰克福。在当前的欧洲疫情重灾区中，德国的新冠疾病死亡率非常低，但也被批评对邻国救援迟缓。疫情终会过去，在下个10年，德国这副减速明显的“全欧动力”引擎，还能带领欧盟驰向美好的前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