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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握全球化新机遇，不断提升我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分工地位
(一)全球化造就了相互依存的经济联系，我国在许多领域已成为开放大国。但主要产业仍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
如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差额，形式上看，中国对美国高技术产品贸易不仅有巨额顺差，而且顺差超过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对美国高技术产品贸易顺差的总和。按照美国海关统计，2006年中国对美高技术贸易顺差达490亿美元。OECD数据也显示，2005年底，我国信息与通讯技术产品出口已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但研究表明，1995年至2006年，中国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95％是加工贸易方式实现的；90％由外商投资企业完成的。中国只是承接了低增值生产环节，如高技术产品中的包装、五金配件、塑胶零部件等加工组装工序。
(二)全球化已进入服务经济新体系，美国为全球提供知识型服务，中国提供廉价劳动力，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薄弱是主要瓶颈之一
从服务贸易看，美国、英国是服务贸易最大的顺差国，德国、日本是服务贸易最大的逆差国。这说明美、英是全球跨境服务的净提供者，德、日是全球跨境服务的净购买者。中国是全球制造业劳动力的提供者，印度是全球服务业劳动力的提供者，巴西是全球资源的提供者，俄罗斯是全球能源的提供者。即使是我国服务贸易的主要逆差部门，如跨境运输、保险、技术贸易都转为顺差，如果顺差的创造者主要是外资企业，并不能真正改变我国目前的国际分工地位。
(三)全球化造就了美国的全球融资能力并从中获得最大经济和政治利益，中国在对外融投资领域尚处于起步阶段
2005年，中国为资本净输出国，海外总资产占GDP的比重接近50％，达到了美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占比水平。而美国1989年之后就成为资本的净输入国，2005年，美国国际资产的净头寸为负的25462亿美元。美国通过对华直接投资得到高增长红利；通过美元贬值变相减免对华负债，通过中国资本流入平抑利率和物价，通过从中国低价进口得到巨额的经济福利。如当前10年期美国国债的市场收益率仅为4.12％，剔除通胀因素之后的实际收益率仅为1.86％；2006年，在华三资企业的年净资产收益高达21％；中国从资本净输出中得到资产净亏损，美国从资本净输入中得到资产净收益。
二、把握新型工业化的新机遇，加快实现外经贸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从机遇来看，一是预计国际产业转移将出现新的热潮，重点将转向知识型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领域的全球配置。二是预计以内销为主的跨国投资将成为主流趋势。这些跨国资本往往有更高的结构和层次，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市场上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三是预计越来越多的国际大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交易所、基金、保险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开始构建全球金融服务体系。中国的金融开放是大势所趋。四是预计世界跨国并购将创新高。2006年世界跨境并购交易额9745亿美元，增长14.8％，仅次于2000年的峰值。第一位的金融保险业增长43.8％；第二位的电子通讯增长49.5％；第三位的矿业增长4.4倍。发展中国家企业的跨国并购成交额增长71.9％。2007年，预计将达到甚至超过2000年的水平。五是预计受国内外经贸政策调整对预期的影响以及美国次级债危机的影响，未来两年国外直接投资及跨国并购将呈平稳增长。与国际上的投资热点，如印度、越南相比，中国的投资环境仍具独特的优势。
从挑战来看，我们的一项研究表明，内资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高于外资企业。在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中(不包括专业科研机构)，研发强度达到4％以上，所交纳的增值税额占销售额比重达到2％以上的企业，全国仅3536家。外资企业的平均研发强度低于内资，其拥有的发明专利数高于内资。
我们的另一项研究发现：(1)台港澳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不是本地研发活动所致，其研发活动主要以市场推广性研发为主。(2)台港澳企业的利润主要依赖于劳动力投入，而不是要素生产率的增长。(3)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简单扩大再生产、利润再投资是台港澳企业成长的主因之一。(4)对劳动力资源的有效组织管理，是台港澳企业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另一个主因。
三、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一是开放竞争，搭建一个公平非歧视性的政策平台。首先应在新产品、新技术、新管理领域里充分开放竞争，通过强化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用市场的手段实现关键技术、关键零部件、关键创意和窍门的本地化。其次为内外资企业搭建一个公平非歧视性的竞争平台。再次对优惠政策和激励机制进行一次全面系统深入地清理和调整，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扭曲。
二是合作互动，鼓励国际合作。目前营商环境，包括新出台的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高新区等，都更有利于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的发展，不利于内资企业的参与、配套和合作。要提供促进内外资企业合作互动的平台和配套政策。
三是创造一个更加开放和宽松的体制软环境。政府应提供一个低税费、少管制、多鼓励、能者上的制度软环境，鼓励企业自主创新。
四是在新形势下东部引资方式应从政策优惠转向开放竞争。中西部地区不能继续延续东部传统的引资方式，应转向市场需求拉动下的内外资合作互动；政府主导型引资方式应转向市场推动型；改变地方和部门引资行为；突破引资中的路径依赖，如加工贸易政策调整中的困难。
五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真正从招商引资转变到内需拉动；从引进来转变到自主创新；从GDP主导转变到科学发展；从物本转变到人本；从追求数量转变到改善质量和效益上来。
(一)全球化造就了相互依存的经济联系，我国在许多领域已成为开放大国。但主要产业仍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
如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差额，形式上看，中国对美国高技术产品贸易不仅有巨额顺差，而且顺差超过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对美国高技术产品贸易顺差的总和。按照美国海关统计，2006年中国对美高技术贸易顺差达490亿美元。OECD数据也显示，2005年底，我国信息与通讯技术产品出口已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但研究表明，1995年至2006年，中国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95％是加工贸易方式实现的；90％由外商投资企业完成的。中国只是承接了低增值生产环节，如高技术产品中的包装、五金配件、塑胶零部件等加工组装工序。
(二)全球化已进入服务经济新体系，美国为全球提供知识型服务，中国提供廉价劳动力，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薄弱是主要瓶颈之一
从服务贸易看，美国、英国是服务贸易最大的顺差国，德国、日本是服务贸易最大的逆差国。这说明美、英是全球跨境服务的净提供者，德、日是全球跨境服务的净购买者。中国是全球制造业劳动力的提供者，印度是全球服务业劳动力的提供者，巴西是全球资源的提供者，俄罗斯是全球能源的提供者。即使是我国服务贸易的主要逆差部门，如跨境运输、保险、技术贸易都转为顺差，如果顺差的创造者主要是外资企业，并不能真正改变我国目前的国际分工地位。
(三)全球化造就了美国的全球融资能力并从中获得最大经济和政治利益，中国在对外融投资领域尚处于起步阶段
2005年，中国为资本净输出国，海外总资产占GDP的比重接近50％，达到了美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占比水平。而美国1989年之后就成为资本的净输入国，2005年，美国国际资产的净头寸为负的25462亿美元。美国通过对华直接投资得到高增长红利；通过美元贬值变相减免对华负债，通过中国资本流入平抑利率和物价，通过从中国低价进口得到巨额的经济福利。如当前10年期美国国债的市场收益率仅为4.12％，剔除通胀因素之后的实际收益率仅为1.86％；2006年，在华三资企业的年净资产收益高达21％；中国从资本净输出中得到资产净亏损，美国从资本净输入中得到资产净收益。
二、把握新型工业化的新机遇，加快实现外经贸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从机遇来看，一是预计国际产业转移将出现新的热潮，重点将转向知识型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领域的全球配置。二是预计以内销为主的跨国投资将成为主流趋势。这些跨国资本往往有更高的结构和层次，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市场上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三是预计越来越多的国际大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交易所、基金、保险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开始构建全球金融服务体系。中国的金融开放是大势所趋。四是预计世界跨国并购将创新高。2006年世界跨境并购交易额9745亿美元，增长14.8％，仅次于2000年的峰值。第一位的金融保险业增长43.8％；第二位的电子通讯增长49.5％；第三位的矿业增长4.4倍。发展中国家企业的跨国并购成交额增长71.9％。2007年，预计将达到甚至超过2000年的水平。五是预计受国内外经贸政策调整对预期的影响以及美国次级债危机的影响，未来两年国外直接投资及跨国并购将呈平稳增长。与国际上的投资热点，如印度、越南相比，中国的投资环境仍具独特的优势。
从挑战来看，我们的一项研究表明，内资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高于外资企业。在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中(不包括专业科研机构)，研发强度达到4％以上，所交纳的增值税额占销售额比重达到2％以上的企业，全国仅3536家。外资企业的平均研发强度低于内资，其拥有的发明专利数高于内资。
我们的另一项研究发现：(1)台港澳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不是本地研发活动所致，其研发活动主要以市场推广性研发为主。(2)台港澳企业的利润主要依赖于劳动力投入，而不是要素生产率的增长。(3)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简单扩大再生产、利润再投资是台港澳企业成长的主因之一。(4)对劳动力资源的有效组织管理，是台港澳企业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另一个主因。
三、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一是开放竞争，搭建一个公平非歧视性的政策平台。首先应在新产品、新技术、新管理领域里充分开放竞争，通过强化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用市场的手段实现关键技术、关键零部件、关键创意和窍门的本地化。其次为内外资企业搭建一个公平非歧视性的竞争平台。再次对优惠政策和激励机制进行一次全面系统深入地清理和调整，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扭曲。
二是合作互动，鼓励国际合作。目前营商环境，包括新出台的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高新区等，都更有利于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的发展，不利于内资企业的参与、配套和合作。要提供促进内外资企业合作互动的平台和配套政策。
三是创造一个更加开放和宽松的体制软环境。政府应提供一个低税费、少管制、多鼓励、能者上的制度软环境，鼓励企业自主创新。
四是在新形势下东部引资方式应从政策优惠转向开放竞争。中西部地区不能继续延续东部传统的引资方式，应转向市场需求拉动下的内外资合作互动；政府主导型引资方式应转向市场推动型；改变地方和部门引资行为；突破引资中的路径依赖，如加工贸易政策调整中的困难。
五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真正从招商引资转变到内需拉动；从引进来转变到自主创新；从GDP主导转变到科学发展；从物本转变到人本；从追求数量转变到改善质量和效益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