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电影人里有一群行动力很强的知识分子。比利时有对电影导演达顿兄弟，这两人20年来的作品，都是以底层人的生活为内容，他们两次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这在戛纳史上少有。1999年拍《罗塞塔》时，他们选了一个没有任何表演经验的少女饰演底层人家18岁的女儿罗塞塔。罗塞塔跟着酗酒的母亲生活在拖车营地，小小年纪不想读书，只想找工作一一其实就是“找钱”，找生存下去的物质条件;找男人，也就是“找感情”，找生存下去的精神依托。电影围绕这两个基本生存条件为主线展开故事。随着故事展开，失业、贫困、苦闷、崩溃、自杀，命運得不到上帝眷恋，生命根本是一个自暴自弃的过程。这个少女真是顽强勇敢，她每天起床唯一可怜的想法就是：活下去。所以，看到罗塞塔自杀时，影厅里的观众深呼出一口气，就这样解脱了吧，早点结束人生噩梦吧，让我们早点摆脱导演的折磨吧。
　　电影在戛纳参赛那年，同一个奖项同时被提名的电影导演并不少，美国的大卫·林奇、日本的北野武、智利的罗尔·鲁伊斯……最后还是比利时这部“公知电影”得了金棕榈大奖，这是比利时电影第一次获此奖项，从未演过电影的小女孩获最佳演员奖。达顿兄弟很谦虚：我们没有想利用电影去改变法律，没有企图用电影改变世界，只希望用电影与观众对话。事实是，比利时政府很快就因为这部电影修改了相关法律条文：保障偏远地区青少年工作待遇，保障青少年基本工作权，增设了称之为《罗塞塔计划》的国家项目。
　　揭示社会的阴暗面，公知的效力可以将负能量转化成正能量。法国电影演员文森·林顿2012年演的《有限时光的春天》也是一部虐心电影。电影只有两个角色，讲了一对母子的故事：48岁的阿伦因生活所迫运毒，被判刑，获释后没工作，被迫和老母同住。因为性格和家庭经历，这对母子不断发生冲突，直到有一天，阿伦发现母亲和瑞士安乐死协会签署的合约，才得知她患不治之症，已经到了末期。电影最后是阿伦开车陪母亲到瑞士风光旖旎的安乐死寝室，孤独、自尊、过分严谨的母亲端起那杯像橘子汁一样的药水，心甘情愿地饮下，在她生命最后的两分钟，这对冤家母子在生死契阔的门槛上流着辛酸泪拥抱着，倾诉衷肠……他们之前的关系却是相互伤害、水火难容的，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痛苦，最终母亲自愿选择奔赴黄泉。母亲说：“这是唯一一次我自己能选择的，活着时所做的一切都是被迫的！”
　　面对命运的不确定性，人的心理状态和生活态度在知识分子看来都属哲学命题，是精神层面的选择。今年戛纳电影节，《有限时光的春天》的导演史提芬·布塞和演员文森特·林顿又来了，这次他们带来的电影《市场法》让文森特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电影也获得了“天主教人道精神一一特别提及奖”。
　　有人把这部电影的名字翻译成《衡量一个人》，据说来自柏拉图的名言“衡量一个人，得看他拥有权利时做了什么”。可电影中“拥有权利的人'’实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保安。他失业已久，好不容易得到一份超市保安的工作以维持房子贷款、养育残疾儿子，当面对在超市偷窃被擒的底层人，作为底层人出身的保安心态复杂，甩手而逃。导演把一份保安工作解读成“道德两难”，最后让一个底层人的故事不了了之。
　　现代社会大部分人的职业实际上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即使初有激情，久而久之都变成一份养家糊口的责任，并借以体面地生活下去：医生、律师、白领、搞清洁的、卖猪肉的、搬运的或超市保安……一个人承担了自己生活的责任，难道还不够获得肯定和鼓励吗？
　　看完《市场法》《衡量一个人》和《罗塞塔》，我想起另一个法国公知：楚浮。也是个公知，但此公知不是彼公知。楚浮电影中也有不少关于底层小人物的故事，楚浮他让我们看到：尽管人生有无限烦恼，但生活中每天都会出现意外的乐趣，不断地、必定地出现的小乐趣，它值得我们为之活着。
　　文森特·林顿、史提芬·布塞、达顿兄弟这类公知，算是和楚浮那类公知对着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