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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张叔叔理想中的电化教育
1978年，中央电教馆在邓小平同志亲自关心下成立。刚刚成立的中央电教馆原本是为了在群众露天电影开始之前的十几分钟放几个科普的电影片，这件事要由一个国家教育部的事业单位来管。事实上最初中央电教馆做的也是这件事，成立当年中央电教馆就组织了一次国外电教设备展。华南师范大学李运林抓住机会，在校长潘炯华的支持下，李教授将最新的电视教育设备买了下来，并引进香港电视维修的专业团队，中国电视教育在北京开花，在广州结果。《罗非鱼》是第一个真正意义的电教片，一批既不同于中山大学理科又不同于华南工学院的工科的教育应用科的电子专业：电子教育应用诞生了。
与此同时，家在河南安阳的大哥魏飞正在准备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中国高考，当年魏飞高考分数是399分，幸运地考上了华东石油大学，万分失望的另外99%的同校高考学生也几乎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广播电视大学出现了。英国的开放教育的基因在中国结出了硕果，记得当初邻居们都对周末到城市一个集中放电视，不用出省就能读大学的模式充满期待，隔壁张叔叔对我说，他的儿子10年后就读这个时髦的电大，电教的出现让邻居们预测四个现代化实现以后，电视大学会取代多数真正的大学。10年后张叔叔的儿子上了中专而没有选择电大，因为中专有国家干部身份电大没有，40年后张叔叔儿子那所中专变成了一本院校，而广播电视大学变成了开放大学。
电教的意义在于，人们发现了除了知识和文凭外教育更重要的东西，是被技术不能取代的某种只有校园才具备或者能够实现的东西。
1988年，徐同学的现代教育
鹿守理教授早年留苏，20世纪80年代初又是第一批公派出国，只用了3年就拿到了德国的博士学位。1988年，在德國母校的资助下建立起了北京科技大学第一个计算机应用教研室，一共6台电脑，8086、XT、AT的计算机，那年我大学二年级，关系最好的师兄正好是鹿守理教授的硕士，负责管理这间价值40万的“机房”。
那一年，我和徐同学没日没夜地在机房中混日子：白天旷课在师兄的眼皮底下学着CAD和CCED，以及Basic、Fortran和有限元计算，晚上趁师兄不注意打挖金子游戏。1988年，早期好一些的大学的一些重点专业完成了从纸带机到PC机的转变。1991年毕业的时候，我的毕业论文是学校第一个用打印机完成而不是手写的论文。
鹿守理教授等人开创了中国专业计算机应用的先河，他们原本希望我们利用计算机进行材料计算，培养一批材料专家，没想到10年以后那批机房里玩“现代教育”的人都转向了计算机行业，对我们的培养方向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与我一起玩计算机的徐同学今天是中国航天某信息系统的总工程师了，而我毕业后闯深圳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电脑工程师。
现代教育的意义在于，从电视到电脑，学生获得了更加自由的受教育机会。专业、课程和机房只是学生获得专业发展的因素，未来学生的发展空间，学校和教师谁也无法预测。
1998年，蒋教授的多媒体教育
1998年是一个独特的年份，这一年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成立，原本以UCDOS出名的希望电脑转向了电子出版业，Adobe系列产品和网页三剑客受到追捧。电脑已经普及到几乎每个中等收入城市家庭。教授们却没有意识到时代的转变。那一年，妻子在上海理工大学读硕士，讲授管理学的教授在课堂上突然显摆了一把，对同学们说：“你们如果谁能够答出来贵阳的简称，我就让本学期的考试成为开卷考试”，结果妻子马上给我偷偷打电话，我谷歌检索后飞快给她回复。
1998年，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院长郑绍廉教授引进了香港大学联合办MBA，这一年我正好赶上读这个班。香港大学、复旦大学的教授们惊奇地发现引进的教授们在一间捐款100万元装修成的李达三105教室上课，一半时间是学生讲，另外很多时间是放一种叫PPT的东西，中间还穿插很多视频，算下来一堂60分钟的课，老师似乎只讲了20分钟。记得当时郑绍廉教授专门发出通知，大意是“不会用PPT的老师不是好老师”。
我硕士的同桌是一个刚刚入职的大学老师，严谨有余而幽默不足，经常碰到的事情是准备的60分钟的课40分钟讲完了，后面让同学们自己看书，因此收到督导组多次批评。受到香港大学的教学启发，他每学期准备了几十段长短不一的有趣视频，每次上课根据提前的时间来放不同的片子，很好地解决了问题。10年以后，我也进入了高校，一次上课的时候突然停电，教务处检查后发现，真正的好老师是没有PPT仍能将课讲好的老师，而我那位同学蒋教授，听说授课还是不怎么样。
多媒体教育技术的使用，使得不那么好的老师教课显得也不那么糟。多媒体技术使用的意义在于，人们再也不会用学富五车来评价一个教师的好坏，技术光环的背后，人们开始重视“授课”这件事的本质。
2008年，顾妈妈亲身体验的在线教育
2008年，对于沪江网的伏彩瑞来说是一个不一样的年份。经过多年的公益社区经营，沪江网2008年已经拿到了第一笔100万美金的天使投资，可以搬出民宅办公了。这一年正好是亚洲金融危机，伏彩瑞敏锐地感觉到仅仅靠网络导流为B端用户做广告和拿代理费是很危险的，这一年针对C端的沪江网校诞生了。此时，新东方的俞敏洪风头正炽，丝毫感觉不到任何威胁。
淄博一所山东重点中学教信息技术的田老师敏锐地发现了机会。田岗老师一方面在免费的互联网网校平台开设课程积累粉丝，一方面在闪客帝国当版主，而闪客帝国背后是Adobe的Flash产品。
河北一所中学的闫平教老师开始创办个人教育网站“好人教育”，第一代受到网络教育好处的不是学生而是老师，全国各地的老师从网上成为闫老师的粉丝和学生，他们向闫老师学的东西在本校很好用，若干年后这种东西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微课”。
顾妈妈是伏彩瑞、田老师、闫老师们的用户和粉丝，这一年她跟随丈夫到卡内基梅隆大学访学，并把学习优秀的8年级儿子也带到了美国。顾妈妈本身也是数学教师，受益于网络教育，在美国也完全按照最优势和最好的重点学校的教师的课件培训自己的儿子，同时还与儿子班级的老师保持密切联系把课件全部同步到美国。一年以后，满怀信心的顾妈妈发现，自己的儿子从班级的前三名退到了倒数第八名。 也在2008年，我所在的大学的教务处长发现学生们上课开始使用手机做不该做的事情，于是几乎同时上海的高校的教学楼上课期间WiFi全部关闭。这一年，一方面刚刚起步的互联网教育试图代替传统教育，而传统的教育似乎也重新定义了互联网学习：“那些能从网上获取的，似乎不属于教育”。
2018年，钱学霸的木屋国学实训室
2012年，正是美国在线教育最热的数据元年。这一年我美国的邻居正好是涂子沛先生，那一年涂先生正在完成他那部《大数据》的写作。于是，我们不断在他家的沙发上探讨未来的教育，也正是涂子沛向国内读者介绍了美国在线教育的情况，并提出未来网络可能的“微认证”，他和我都预测，在线教育会改变教育的形态。那一年从卡内基梅隆大学课堂上发现了另外一种课堂。教师每年用5万美金的资助带领100位学生去完成世界上从来没有人完成的作品，通过这个作品，同学们完成了网上全套课程和作业的实体整合。
2018年1月，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卡内基梅隆大学人工智能课程。我发现卡内基梅隆大学与上海海事大学最大的差别不是网络教学、不是课程资源、也不是学生生源，最大的不同是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校园内，只有实体校园才能体会到的“痛苦的训练和团队的鼓励、怨言”。
在线教育代替传统课堂的现象并没有出现，微认证也并不重要，我发现利用在线教育和50G的课程资源，最重要的反而是原本没有想到的东西：
（1）我会的东西不再重要，有了卡内基梅隆大学带来的全套课程，魏忠老师已经变得不再重要。学生们从我身上真正得益的是教学方式，我会什么已经越来越不重要，多数时候，我更多的向学生们学新东西。
（2）有了在线考试和测验以及作业系统，学生们从知识、技能、体验中得到资源和提交作业。课堂上我的更重要的作用是组织资源和学生以及技术，我发現学生们的男女搭配、性格搭配、生源地搭配、宿舍搭配，甚至星座搭配比以前显得更加重要，这些重要的东西变成了分组策略，资源数据和物联网可以提供给教师智能。教师的教育经验可以提供智慧，而智慧是最重要的。
（3）分组中的学生角色比分组更为重要，由于学生的程度不一样、兴趣点不一样。因此我发现必须把一组的8位学生用难度不同、热点不同、特长不同的角色来分开。
（4）学生们组分好了、角色分好了，我发现作为教师最值钱的是经验，学生们并不具备，计算机和网络也并不具备的经验。我总是从一个他们汇报的亮点出发，让他们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要有主人公、要有戏剧性，戏剧性背后支撑的是专业的技术：色彩、代码、可视化、数据收集、接口等。我发现面对知识的爆炸，我只能知道一些皮毛了，但是没有关系，把他们组织在一起的只有我，也必须依靠我。
钱同学是一个女生，她带领组员做的是一个具有视频和语音点评功能的智慧课堂。她设想用一个“双一流要求的复旦大学中文木屋为载体”来实现全息课堂的理工科木屋实验室的全套设计，为此小组同学们市场调研、用技术讲故事、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网站、软件数据库、硬件核心产品实现、商业标书等。一个小组完成了1个故事、1个商业报告、2个专利、2个软件著作权、1个投标书和1个硬件物联网产品原型。原本学霸的女生变成了一个实践类的女生，这样的学生小组每天干到半夜，一点也不比卡内基梅隆学生差，事实上过去5年，他们只要去美国申请硕士的都是排名前30位的大学，只要参加全国创业大赛没有不获奖的。
以书本为课堂，可以传道；以网络为课堂可以授业；以天地为课堂可以解教育之惑。而校园这种传统的形式注入信息因素，本身就成为一个顶天、立地、在人间的智能空间，而空间中也许再也不需要智能和饱学的教师，需要的是充满智慧的导师。
在新型课堂上老师其实可以向学生学习，教自己想学的东西，用人工智能的方式教，教得好坏不在于智能，而在于教师如何观察和掌握人性。
1978年，中央电教馆在邓小平同志亲自关心下成立。刚刚成立的中央电教馆原本是为了在群众露天电影开始之前的十几分钟放几个科普的电影片，这件事要由一个国家教育部的事业单位来管。事实上最初中央电教馆做的也是这件事，成立当年中央电教馆就组织了一次国外电教设备展。华南师范大学李运林抓住机会，在校长潘炯华的支持下，李教授将最新的电视教育设备买了下来，并引进香港电视维修的专业团队，中国电视教育在北京开花，在广州结果。《罗非鱼》是第一个真正意义的电教片，一批既不同于中山大学理科又不同于华南工学院的工科的教育应用科的电子专业：电子教育应用诞生了。
与此同时，家在河南安阳的大哥魏飞正在准备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中国高考，当年魏飞高考分数是399分，幸运地考上了华东石油大学，万分失望的另外99%的同校高考学生也几乎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广播电视大学出现了。英国的开放教育的基因在中国结出了硕果，记得当初邻居们都对周末到城市一个集中放电视，不用出省就能读大学的模式充满期待，隔壁张叔叔对我说，他的儿子10年后就读这个时髦的电大，电教的出现让邻居们预测四个现代化实现以后，电视大学会取代多数真正的大学。10年后张叔叔的儿子上了中专而没有选择电大，因为中专有国家干部身份电大没有，40年后张叔叔儿子那所中专变成了一本院校，而广播电视大学变成了开放大学。
电教的意义在于，人们发现了除了知识和文凭外教育更重要的东西，是被技术不能取代的某种只有校园才具备或者能够实现的东西。
1988年，徐同学的现代教育
鹿守理教授早年留苏，20世纪80年代初又是第一批公派出国，只用了3年就拿到了德国的博士学位。1988年，在德國母校的资助下建立起了北京科技大学第一个计算机应用教研室，一共6台电脑，8086、XT、AT的计算机，那年我大学二年级，关系最好的师兄正好是鹿守理教授的硕士，负责管理这间价值40万的“机房”。
那一年，我和徐同学没日没夜地在机房中混日子：白天旷课在师兄的眼皮底下学着CAD和CCED，以及Basic、Fortran和有限元计算，晚上趁师兄不注意打挖金子游戏。1988年，早期好一些的大学的一些重点专业完成了从纸带机到PC机的转变。1991年毕业的时候，我的毕业论文是学校第一个用打印机完成而不是手写的论文。
鹿守理教授等人开创了中国专业计算机应用的先河，他们原本希望我们利用计算机进行材料计算，培养一批材料专家，没想到10年以后那批机房里玩“现代教育”的人都转向了计算机行业，对我们的培养方向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与我一起玩计算机的徐同学今天是中国航天某信息系统的总工程师了，而我毕业后闯深圳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电脑工程师。
现代教育的意义在于，从电视到电脑，学生获得了更加自由的受教育机会。专业、课程和机房只是学生获得专业发展的因素，未来学生的发展空间，学校和教师谁也无法预测。
1998年，蒋教授的多媒体教育
1998年是一个独特的年份，这一年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成立，原本以UCDOS出名的希望电脑转向了电子出版业，Adobe系列产品和网页三剑客受到追捧。电脑已经普及到几乎每个中等收入城市家庭。教授们却没有意识到时代的转变。那一年，妻子在上海理工大学读硕士，讲授管理学的教授在课堂上突然显摆了一把，对同学们说：“你们如果谁能够答出来贵阳的简称，我就让本学期的考试成为开卷考试”，结果妻子马上给我偷偷打电话，我谷歌检索后飞快给她回复。
1998年，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院长郑绍廉教授引进了香港大学联合办MBA，这一年我正好赶上读这个班。香港大学、复旦大学的教授们惊奇地发现引进的教授们在一间捐款100万元装修成的李达三105教室上课，一半时间是学生讲，另外很多时间是放一种叫PPT的东西，中间还穿插很多视频，算下来一堂60分钟的课，老师似乎只讲了20分钟。记得当时郑绍廉教授专门发出通知，大意是“不会用PPT的老师不是好老师”。
我硕士的同桌是一个刚刚入职的大学老师，严谨有余而幽默不足，经常碰到的事情是准备的60分钟的课40分钟讲完了，后面让同学们自己看书，因此收到督导组多次批评。受到香港大学的教学启发，他每学期准备了几十段长短不一的有趣视频，每次上课根据提前的时间来放不同的片子，很好地解决了问题。10年以后，我也进入了高校，一次上课的时候突然停电，教务处检查后发现，真正的好老师是没有PPT仍能将课讲好的老师，而我那位同学蒋教授，听说授课还是不怎么样。
多媒体教育技术的使用，使得不那么好的老师教课显得也不那么糟。多媒体技术使用的意义在于，人们再也不会用学富五车来评价一个教师的好坏，技术光环的背后，人们开始重视“授课”这件事的本质。
2008年，顾妈妈亲身体验的在线教育
2008年，对于沪江网的伏彩瑞来说是一个不一样的年份。经过多年的公益社区经营，沪江网2008年已经拿到了第一笔100万美金的天使投资，可以搬出民宅办公了。这一年正好是亚洲金融危机，伏彩瑞敏锐地感觉到仅仅靠网络导流为B端用户做广告和拿代理费是很危险的，这一年针对C端的沪江网校诞生了。此时，新东方的俞敏洪风头正炽，丝毫感觉不到任何威胁。
淄博一所山东重点中学教信息技术的田老师敏锐地发现了机会。田岗老师一方面在免费的互联网网校平台开设课程积累粉丝，一方面在闪客帝国当版主，而闪客帝国背后是Adobe的Flash产品。
河北一所中学的闫平教老师开始创办个人教育网站“好人教育”，第一代受到网络教育好处的不是学生而是老师，全国各地的老师从网上成为闫老师的粉丝和学生，他们向闫老师学的东西在本校很好用，若干年后这种东西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微课”。
顾妈妈是伏彩瑞、田老师、闫老师们的用户和粉丝，这一年她跟随丈夫到卡内基梅隆大学访学，并把学习优秀的8年级儿子也带到了美国。顾妈妈本身也是数学教师，受益于网络教育，在美国也完全按照最优势和最好的重点学校的教师的课件培训自己的儿子，同时还与儿子班级的老师保持密切联系把课件全部同步到美国。一年以后，满怀信心的顾妈妈发现，自己的儿子从班级的前三名退到了倒数第八名。 也在2008年，我所在的大学的教务处长发现学生们上课开始使用手机做不该做的事情，于是几乎同时上海的高校的教学楼上课期间WiFi全部关闭。这一年，一方面刚刚起步的互联网教育试图代替传统教育，而传统的教育似乎也重新定义了互联网学习：“那些能从网上获取的，似乎不属于教育”。
2018年，钱学霸的木屋国学实训室
2012年，正是美国在线教育最热的数据元年。这一年我美国的邻居正好是涂子沛先生，那一年涂先生正在完成他那部《大数据》的写作。于是，我们不断在他家的沙发上探讨未来的教育，也正是涂子沛向国内读者介绍了美国在线教育的情况，并提出未来网络可能的“微认证”，他和我都预测，在线教育会改变教育的形态。那一年从卡内基梅隆大学课堂上发现了另外一种课堂。教师每年用5万美金的资助带领100位学生去完成世界上从来没有人完成的作品，通过这个作品，同学们完成了网上全套课程和作业的实体整合。
2018年1月，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卡内基梅隆大学人工智能课程。我发现卡内基梅隆大学与上海海事大学最大的差别不是网络教学、不是课程资源、也不是学生生源，最大的不同是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校园内，只有实体校园才能体会到的“痛苦的训练和团队的鼓励、怨言”。
在线教育代替传统课堂的现象并没有出现，微认证也并不重要，我发现利用在线教育和50G的课程资源，最重要的反而是原本没有想到的东西：
（1）我会的东西不再重要，有了卡内基梅隆大学带来的全套课程，魏忠老师已经变得不再重要。学生们从我身上真正得益的是教学方式，我会什么已经越来越不重要，多数时候，我更多的向学生们学新东西。
（2）有了在线考试和测验以及作业系统，学生们从知识、技能、体验中得到资源和提交作业。课堂上我的更重要的作用是组织资源和学生以及技术，我发現学生们的男女搭配、性格搭配、生源地搭配、宿舍搭配，甚至星座搭配比以前显得更加重要，这些重要的东西变成了分组策略，资源数据和物联网可以提供给教师智能。教师的教育经验可以提供智慧，而智慧是最重要的。
（3）分组中的学生角色比分组更为重要，由于学生的程度不一样、兴趣点不一样。因此我发现必须把一组的8位学生用难度不同、热点不同、特长不同的角色来分开。
（4）学生们组分好了、角色分好了，我发现作为教师最值钱的是经验，学生们并不具备，计算机和网络也并不具备的经验。我总是从一个他们汇报的亮点出发，让他们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要有主人公、要有戏剧性，戏剧性背后支撑的是专业的技术：色彩、代码、可视化、数据收集、接口等。我发现面对知识的爆炸，我只能知道一些皮毛了，但是没有关系，把他们组织在一起的只有我，也必须依靠我。
钱同学是一个女生，她带领组员做的是一个具有视频和语音点评功能的智慧课堂。她设想用一个“双一流要求的复旦大学中文木屋为载体”来实现全息课堂的理工科木屋实验室的全套设计，为此小组同学们市场调研、用技术讲故事、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网站、软件数据库、硬件核心产品实现、商业标书等。一个小组完成了1个故事、1个商业报告、2个专利、2个软件著作权、1个投标书和1个硬件物联网产品原型。原本学霸的女生变成了一个实践类的女生，这样的学生小组每天干到半夜，一点也不比卡内基梅隆学生差，事实上过去5年，他们只要去美国申请硕士的都是排名前30位的大学，只要参加全国创业大赛没有不获奖的。
以书本为课堂，可以传道；以网络为课堂可以授业；以天地为课堂可以解教育之惑。而校园这种传统的形式注入信息因素，本身就成为一个顶天、立地、在人间的智能空间，而空间中也许再也不需要智能和饱学的教师，需要的是充满智慧的导师。
在新型课堂上老师其实可以向学生学习，教自己想学的东西，用人工智能的方式教，教得好坏不在于智能，而在于教师如何观察和掌握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