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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机构评析出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引起很大社会反响。对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作专题分析研究,其意义显得十分重要:1.2008年腐败案件很多,不可能一一分析个案,选择十大典型腐败案件进行研究,是解剖几只“麻雀”。因为其“典型”,通过分析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掌握当前腐败的新趋势、新动向。2.选择十大典型腐败案件进行专题研究,能使我们了解腐败对党的各种执政资源的损耗和对社会的巨大危害。3.解剖几只典型“麻雀”,分析相关材料,能引发我们思考:如何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党的执政资源建设、更加积极有效地开展反腐败工作?这也是我们党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
一、2008年典型腐败案件与以往腐败案件的异同
腐败是指公职人员或组织在公务活动中的以权谋私的犯罪行为。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与以往腐败案件的相同点是:
1.靠权得财、靠山吃山。主要有三种表现:一是身居要职、手握重权。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中,除了仲方维是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信用卡部职员,其他的都有“书记”、“市长”、“主任”等头衔。例如,法院经审理认定,1999年至2006年间,刘志华利用担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关村科技园管委会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银行借贷等方面的利益。毫无疑问,职务最高的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这些腐败分子都是“靠权得财”,利用职务之便受贿。二是滥用职权、胡作非为。胡锦涛同志在西柏坡考察学习时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体现了党员干部应该树立的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但是,这些腐败分子却把权力作为生财之道,胡作非为。例如,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中,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原湖北省交通厅副厅长熊国贤等都定为滥用职权罪。甘肃省兰州市中级法院对原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玩忽职守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三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从犯罪领域分析,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所涉及的主要有社会保险、组织人事、银行证券、公路建设、外资立法、承揽工程等。就是说,这些腐败分子都利用当时手中掌控的权力,近水楼台,在这些领域实施犯罪。真是靠权得财、靠山吃山。这是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与以往腐败案件的共同特点之一。
2.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从犯罪的罪名分析,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中,“受贿罪”占了90%,其中,原湖北省交通厅副厅长熊国贤因涉嫌滥用职权造成国家经济损失,其他的9个典型腐败案件的腐败分子都定有“受贿罪”的罪名。这些腐败分子往往抱着侥幸或者失衡的心理,非法收受、索取他人贿赂,结果被一一判刑。贪婪是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与以往腐败案件的又一共同特点,这也正应了一句古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又呈现一些新趋势、新动向,其与以往腐败案件的不同点具体表现为四种模式:
1.“老虎型”模式,或者称为“巨无霸型”模式。在“三反”运动时,贪污旧币人民币1亿元以上的就称为大老虎,1亿元以下1000万元以上的称为小老虎。“三反”运动还抓住典型案件及时处理,如枪决了中共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时任书记张子善。“老虎”因此出名。到了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中,腐败“老虎型”模式的特点是指犯罪人原职务特别高,或者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或者犯罪时间特别长等。这反映了在犯罪人职务、犯罪数额、犯罪时间等方面变化发展的一种新态势。“原职务高”,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中首推陈良宇,陈良宇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中央的决心和态度是: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腐败,必将严惩。过去、现在、将来都如此。大概也正是“原职务高”,2008年十大典型腐敗案件中陈良宇案排在首位。“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不能不说说姜人杰案,姜人杰单笔受贿8250万元,也堪称“中国之最”。“犯罪时间特别长”也是“老虎型”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例如陈良宇案,法院一审判决认定陈良宇的犯罪事实为“1988年至2006年,陈良宇利用职务之便受贿239万余元”,这说明陈良宇犯罪时间长达18年。再如谢明中案,法院经审理查明:“1992年至2007年,谢明中在先后担任海南省地矿局副局长、文昌市委书记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非法收受、索取他人贿赂,计人民币1363.8万余元、港币439.8万元、美元7.2万元、新加坡币0.3万元。”很清楚,谢明中犯罪时间是15年,也是“长期”腐败。显然,20世纪50年代的“老虎”发展到了今天,其表现更加“强悍”、更加“饥饿”、更加“命长”。
2.“群体型”模式。腐败“群体型”模式的特点是一人犯罪,多人坐牢。这“一人”往往是主犯,这“多人”大多是亲戚、朋友和“同事”。这是由原来的个体犯罪向“圈子腐败、群体堕落”窝案发展的一种新态势。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的“群体型”模式有“五花八门”特殊性,具体可以细分为:“官官勾结型”,例如陈良宇社会保险案。“利益结盟型”,例如郭京毅一案被认为是外资领域的系列窝案,此案涉及面十分广泛,不仅有政府官员,还有企业负责人、律师。“姻缘血缘型”,例如晏大彬案,同庭受审的还有其妻子付尚芳,付尚芳被法院以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根据有关部门统计,2008年全国通过办案发现的案件7863件,有的大案涉及上百人,有的一个领导班子中多人被查处。
3.“多重贪婪型”模式。腐败“多重贪婪型”模式的特点是:腐败分子财、权、色等样样都要,样样都贪,可谓“五毒俱全”。这是由原来单一的犯罪向“数罪并罚”发展的一种新态势。例如,庞家钰以受贿罪、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贪财好色成为谢明中落马的主要诱因。原来的单一犯罪,或者贪财或者贪权或者贪色,发展到现在“多重贪婪型”犯罪,反映了现在这些腐败分子无恶不作的现状,“人格更加低下、道德更加败坏、本性更加贪婪”的现状。
4.“隐蔽型”模式。腐败“隐蔽型”模式的特点是腐败方式特别是收受方式更加新颖、独特、隐蔽。腐败“隐蔽型”模式是由原来单一、简单的犯罪手段向“专业性”、“技术性”发展的一种新态势。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中,50%的案件腐败方式隐蔽、独特、专业。例如晏大彬案,其妻子付尚芳明知钱款系晏大彬受贿所得,仍将其中的943万余元用于购房等“理财”,定罪为“洗钱”;姜人杰案,拿人钱与请托人“合作”开办公司,新型受贿;仲方维案,银行信用卡部职员斡旋受贿索取82万元好处费;郭京毅案,涉嫌在多部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规章的制定和解释中有腐败行为,立法腐败长期被人忽视;徐经武案,“委托”理财,拟定了三份虚假的炒股委托书还难以掩盖受贿的真相……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中,这些腐败分子演绎了许多“精彩”的腐败方式,搞腐败像搞“地下”工作、“技术”工作一样。中央对于腐败的高压态势,使得腐败分子在新的环境下采用新的“隐蔽型”腐败方式。从这一点说,对腐败方式本身的研究分析就显得十分重要,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必须了解和研究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中的这种“隐蔽型”模式。可见解剖几只“麻雀”,意义非同一般。
二、腐败造成我们党执政资源的损耗和流失
“执政资源是执政党履行执政使命、提高执政效能、实施执政目标、巩固执政地位可利用的各种有利因素和条件的总和。”①执政资源在执政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腐败是社会毒瘤,典型腐败更像社会的“瘟疫”,造成我们党的各种执政资源的损耗和流失,是我们党执政体系危害的基础。
首先,腐败造成我们党执政的经济资源流失。经济资源一般是指经济活动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总和,是执政党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物质条件和基础。腐败已经给我们党带来经济资源的流失和巨大的风险。据有关部门统计,2008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办结的违纪违法腐败案件违纪的总金额共321.2亿(包括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涉案金额)。例如,陈良宇滥用职权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亿余元,10亿元社会保险基金被违规动用而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中;湖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熊国贤因涉嫌滥用职权造成国家经济损失逾3亿元。
其次,“一霸手”专横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叫板”和挑战。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核心的内容。在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中,这些腐败分子有一个“共通”之处,他们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利用“一把手”实施“微观”的“一霸手”。据笔者统计分析,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中,犯罪分子在党的组织和行政组织担任“一把手”时犯罪的占70%。例如,庞家钰利用担任宝鸡市市长、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和工作调动提供帮助,受贿48万元;严重不负责任,不按国家规定清理、撤并宝鸡市财政证券公司,该公司因违规经营,造成国家重大损失。再如谢明中案,原海南省文昌市委书记谢明中,通过调整干部来大肆收敛钱财。他们将各种权力、各种资源集中在手里,为图私利,选拔干部走“虚假”程序,不讲民主,一人说了算。权力没有制约,一定滋生腐败,进而导致执政党政治资源的损耗。根据有关部门统计,2008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处分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的“一把手”906人。一个干部腐败了,对个人和家庭是损失,对党的组织更是损失。值得注意的是,“一霸手”的专横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叫板”和挑战。没有微观的民主,哪来宏观的社会主义民主?因此,坚决惩治腐败、不断开发和拓展执政党的政治资源,就显得十分迫切。政治资源主要是指政治权力及其相关的组织资源,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实现自己奋斗目标的一种社会政治力量。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使国家、政党、公民三个元素在现代社会的框架结构中演绎得更加清晰,对各级“一把手”的权力要有一个规范、有效的制约。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控制和运作公共权力,必须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这就必须反对“一霸手”专横,坚决遏制腐败,以微观的民主来促进宏观的社会主义民主。
第三,“阴阳人”文化是对我们党廉政文化的撞击。我们党正在不断地加强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积极开展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廉荣腐耻”的良好氛围正在逐步形成。廉政文化是我们党凝聚人心、促进社會和谐、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资源,也是执政党实现奋斗目标的有效精神元素。我们应该看到,30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的经济和一些人人性中的弱点——贪婪几乎是同步快速发展的。前者,经济快速发展,得到了世人赞誉;后者通过“阴阳人”社会角色来表现,人们往往会忽视。从犯罪分子承担的社会角色分析,这种“阴阳人”社会角色,“侥幸”是其基本的心理特征,“贪婪”是其本质特征。他们在工作中都是“有头有脸”的正人君子,私下里贪赃枉法、徇私舞弊。我们暂且把他们表现的“一套”东西,称为“阴阳人”文化。在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中,这种“阴阳人”和“阴阳人”文化表现得尤为清晰:除了仲方维是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银行卡部原职员、国家公职人员,其余都是些“典型”人物,有各种各样的头衔,例如原市委书记、原省政协副主席、原副市长、交通厅原副厅长。他们原来是党员干部,是社会的楷模,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在普通百姓的眼里,他们常常端坐在主席台上,形象“高大”,代表着党的形象、政府的形象。恰恰是这些“典型”、“楷模”人物,最终成为2008年十大腐败“典型”。“阴阳人”在茶余饭后,让人耻笑;“阴阳人”文化却是目前执政党潜在的最大的危险。
第四,腐败给社会资源——中介机构带来侵蚀并产生互渗。社会资源是我们党执政可以整合的各种社会力量,它包括金融、证券、法律等各种社会中介机构。这些中介机构担负着政府指定的社会职能,其本质规定是中立和诚信,它的行为和活动具有法定的权威性。在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中,一些社会中介机构充当了“中介腐败”的“丑角”,成为腐败的帮凶。据笔者统计分析,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中,80%的案件与一些“公司”有关。例如,刘志华案中的北京中融物产有限责任公司;陈良宇案中陈违反规定,帮助某公司从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融资;郭京毅案中的北京思峰律师事务所原主任张玉栋与曾在该所担任律师的刘阳也牵涉其中,一些企业给郭京毅的“好处费”,往往在北京思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费或者咨询费中“交易”;仲方维案中的北京鑫博信科技有限公司等。假如没有这些“公司”从中运作,很多腐败活动不可能进行,甚至根本不可能发生。腐败给社会资源——中介机构带来侵蚀,“中介腐败”又使我们党的重要执政资源——社会资源流失,尤其是腐败与中介机构之间的互渗,这应该值得我们关注。因此,加强对这些中介机构、这些“公司”的监管,已经成为反腐工作不可回避的一项紧迫任务。
三、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执政资源建设,更加积极有效地开展反腐败工作
首先,丰富和整合党的执政资源要把握一个“新”字。一是要创新、丰富党的政治资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政治资源,是核心理论资源,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的灵魂、统帅。科学发展观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和和谐发展的执政理念为党的核心意识形态资源赋予了新的内涵。改革开放30年创造了大量财富,目前,要充分利用这有利条件和时机,实现执政党的第二次转型。这关系到公共权力运行的总方向和规范,意义重大。因此,要积极应对经济危机的各种挑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同时,要转变观念,使我们的党真正从经济建设型政党转变为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实现执政党的第二次转型。二是整合党的各种执政资源。从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分析,只有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的内容要求,在改革开放的后30年中,加强对党的各类执政资源包括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的整合与管理,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处处体现“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才能有效预防腐败,预防公共权力的“失位”、“失控”和“失效”。
其次,制度设计和运行质量要讲求一个“优”字。一是要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这种制度,又称“阳光法案”,它的优点是:让权力和财产在“阳光”下同步运行,用制度压缩“不义之财”的生存空间。目前世界多数国家或地区都在借鉴、应用这种反腐常用手段。制度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2008年我国新疆阿勒泰探索和试点这项制度,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2月网上做客时给予积极评价,可以用阿勒泰试点的结果作为参考,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建立配套的措施,尽快建立和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这是令人鼓舞的。其实,干部的级别越高,阳光直射的范围要越广、越强烈,要规定“什么级别的干部及其家人、什么样的财产必须公开”,这些是当务之急。而不能仅仅是科级干部公开或者高级干部在一定范围公开,以此“作秀”。另外,官员财产公示要给出时间表。二是要提高制度运行质量。《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是今后几年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指导性文件。2009年5月22日,胡锦涛总书记亲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等三个反腐新规定,党中央用这三个法规制度又一次向腐败势力“亮剑”。当然,还包括其他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各项规定和制度,我们都要认真组织学习,力求把这些制度要求内化为一种品行、一种意志、一种理想,并且在实践中认真贯彻落实。制度运行质量很重要。有好的制度,如果不学习、不落实,那么制度的成效无法体现,惩治和预防腐败也会成为一句空话。所以,制度设计和运行质量要讲求一个“优”字。
第三,网络空间等实施多重监督要追求一个“透”字。透,指透明、通透、阳光,网民参与监督的意思。权力失去监督是一定要腐败的。我们不难发现,随着社会公共权力的不断失控,其他的监督方式,或者受权力制约、或者方式本身的缺陷、或者制度设计的问题,种种原因使得反腐效能日益见差。因此,要加强舆论监督特别是网络监督。20世纪末人类创造网络空间,已经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方式,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形态和政治活动方式:网络监督。网络监督是社会舆论监督的一种,网络监督具有透明、阳光、现代、便捷、广泛的特点。网络监督屡屡见效,不断显示出它政治学的特质和魅力。笔者认为,只有依靠广大网民的积极参与,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网络话题变为主流媒体的话题,才能形成一定的影响和压力,才能让腐败在“阳光”下暴死,促成事件的最终解决。
第四,干部选拔和任用要突出一个“廉”字。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告诉我们,有的干部在选拔时已经腐败。那么,怎么会一路腐败一路被提拔、任用的?问题很多,其中用人导向和干部选拔、任用的机制就是一个问题。错用一人,殃及一方。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干部选拔、任用是一项事关党和国家长远的战略任务。干部培养、选拔、任用的过程是一根工作“链”。一是要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现在,新一轮年轻干部培养选拔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中央对于年轻干部培养选拔提出了一些新思想,例如,“德才兼备、以德为先”、“重在实践锻炼”等。这些新的选才用人导向和标准体现了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政治责任感。“以德为先”,应该突出一个“廉”字,用反腐法规制度把住“楼梯口”,不让人格扭曲、道德败坏、腐化堕落的“问题干部”上楼梯、上“层次”。二是要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从干部选拔、任用的机制讲,党委和组织部门在选拔干部时,应该为公众提供充足的可供挑选的干部资源。“如果在每个重要岗位上我们党都能提供若干个候选人让公众来挑选,那么至少可以极大地扭转干部队伍中普遍存在的只對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状况,滥用权力的腐败现象也必然从根本上得到遏制。”②这就要推进“党管干部”制度的科学化,干部选拔提名讲程序,测评结果要公开,自觉地接受群众的监督。只有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的科学机制,才能降低选才用人上的腐败发生的几率,进而提高干部选拔、任用的成效。
注释:
①赵中源:《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②王长江:《怎样理解“党管干部”才是科学的》,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共产党》2009年第4期。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党校副教授、教研室主任
责任编辑:晏蔚青
一、2008年典型腐败案件与以往腐败案件的异同
腐败是指公职人员或组织在公务活动中的以权谋私的犯罪行为。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与以往腐败案件的相同点是:
1.靠权得财、靠山吃山。主要有三种表现:一是身居要职、手握重权。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中,除了仲方维是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信用卡部职员,其他的都有“书记”、“市长”、“主任”等头衔。例如,法院经审理认定,1999年至2006年间,刘志华利用担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关村科技园管委会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银行借贷等方面的利益。毫无疑问,职务最高的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这些腐败分子都是“靠权得财”,利用职务之便受贿。二是滥用职权、胡作非为。胡锦涛同志在西柏坡考察学习时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体现了党员干部应该树立的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但是,这些腐败分子却把权力作为生财之道,胡作非为。例如,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中,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原湖北省交通厅副厅长熊国贤等都定为滥用职权罪。甘肃省兰州市中级法院对原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玩忽职守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三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从犯罪领域分析,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所涉及的主要有社会保险、组织人事、银行证券、公路建设、外资立法、承揽工程等。就是说,这些腐败分子都利用当时手中掌控的权力,近水楼台,在这些领域实施犯罪。真是靠权得财、靠山吃山。这是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与以往腐败案件的共同特点之一。
2.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从犯罪的罪名分析,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中,“受贿罪”占了90%,其中,原湖北省交通厅副厅长熊国贤因涉嫌滥用职权造成国家经济损失,其他的9个典型腐败案件的腐败分子都定有“受贿罪”的罪名。这些腐败分子往往抱着侥幸或者失衡的心理,非法收受、索取他人贿赂,结果被一一判刑。贪婪是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与以往腐败案件的又一共同特点,这也正应了一句古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又呈现一些新趋势、新动向,其与以往腐败案件的不同点具体表现为四种模式:
1.“老虎型”模式,或者称为“巨无霸型”模式。在“三反”运动时,贪污旧币人民币1亿元以上的就称为大老虎,1亿元以下1000万元以上的称为小老虎。“三反”运动还抓住典型案件及时处理,如枪决了中共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时任书记张子善。“老虎”因此出名。到了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中,腐败“老虎型”模式的特点是指犯罪人原职务特别高,或者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或者犯罪时间特别长等。这反映了在犯罪人职务、犯罪数额、犯罪时间等方面变化发展的一种新态势。“原职务高”,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中首推陈良宇,陈良宇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中央的决心和态度是: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腐败,必将严惩。过去、现在、将来都如此。大概也正是“原职务高”,2008年十大典型腐敗案件中陈良宇案排在首位。“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不能不说说姜人杰案,姜人杰单笔受贿8250万元,也堪称“中国之最”。“犯罪时间特别长”也是“老虎型”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例如陈良宇案,法院一审判决认定陈良宇的犯罪事实为“1988年至2006年,陈良宇利用职务之便受贿239万余元”,这说明陈良宇犯罪时间长达18年。再如谢明中案,法院经审理查明:“1992年至2007年,谢明中在先后担任海南省地矿局副局长、文昌市委书记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非法收受、索取他人贿赂,计人民币1363.8万余元、港币439.8万元、美元7.2万元、新加坡币0.3万元。”很清楚,谢明中犯罪时间是15年,也是“长期”腐败。显然,20世纪50年代的“老虎”发展到了今天,其表现更加“强悍”、更加“饥饿”、更加“命长”。
2.“群体型”模式。腐败“群体型”模式的特点是一人犯罪,多人坐牢。这“一人”往往是主犯,这“多人”大多是亲戚、朋友和“同事”。这是由原来的个体犯罪向“圈子腐败、群体堕落”窝案发展的一种新态势。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的“群体型”模式有“五花八门”特殊性,具体可以细分为:“官官勾结型”,例如陈良宇社会保险案。“利益结盟型”,例如郭京毅一案被认为是外资领域的系列窝案,此案涉及面十分广泛,不仅有政府官员,还有企业负责人、律师。“姻缘血缘型”,例如晏大彬案,同庭受审的还有其妻子付尚芳,付尚芳被法院以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根据有关部门统计,2008年全国通过办案发现的案件7863件,有的大案涉及上百人,有的一个领导班子中多人被查处。
3.“多重贪婪型”模式。腐败“多重贪婪型”模式的特点是:腐败分子财、权、色等样样都要,样样都贪,可谓“五毒俱全”。这是由原来单一的犯罪向“数罪并罚”发展的一种新态势。例如,庞家钰以受贿罪、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贪财好色成为谢明中落马的主要诱因。原来的单一犯罪,或者贪财或者贪权或者贪色,发展到现在“多重贪婪型”犯罪,反映了现在这些腐败分子无恶不作的现状,“人格更加低下、道德更加败坏、本性更加贪婪”的现状。
4.“隐蔽型”模式。腐败“隐蔽型”模式的特点是腐败方式特别是收受方式更加新颖、独特、隐蔽。腐败“隐蔽型”模式是由原来单一、简单的犯罪手段向“专业性”、“技术性”发展的一种新态势。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中,50%的案件腐败方式隐蔽、独特、专业。例如晏大彬案,其妻子付尚芳明知钱款系晏大彬受贿所得,仍将其中的943万余元用于购房等“理财”,定罪为“洗钱”;姜人杰案,拿人钱与请托人“合作”开办公司,新型受贿;仲方维案,银行信用卡部职员斡旋受贿索取82万元好处费;郭京毅案,涉嫌在多部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规章的制定和解释中有腐败行为,立法腐败长期被人忽视;徐经武案,“委托”理财,拟定了三份虚假的炒股委托书还难以掩盖受贿的真相……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中,这些腐败分子演绎了许多“精彩”的腐败方式,搞腐败像搞“地下”工作、“技术”工作一样。中央对于腐败的高压态势,使得腐败分子在新的环境下采用新的“隐蔽型”腐败方式。从这一点说,对腐败方式本身的研究分析就显得十分重要,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必须了解和研究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中的这种“隐蔽型”模式。可见解剖几只“麻雀”,意义非同一般。
二、腐败造成我们党执政资源的损耗和流失
“执政资源是执政党履行执政使命、提高执政效能、实施执政目标、巩固执政地位可利用的各种有利因素和条件的总和。”①执政资源在执政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腐败是社会毒瘤,典型腐败更像社会的“瘟疫”,造成我们党的各种执政资源的损耗和流失,是我们党执政体系危害的基础。
首先,腐败造成我们党执政的经济资源流失。经济资源一般是指经济活动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总和,是执政党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物质条件和基础。腐败已经给我们党带来经济资源的流失和巨大的风险。据有关部门统计,2008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办结的违纪违法腐败案件违纪的总金额共321.2亿(包括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涉案金额)。例如,陈良宇滥用职权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亿余元,10亿元社会保险基金被违规动用而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中;湖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熊国贤因涉嫌滥用职权造成国家经济损失逾3亿元。
其次,“一霸手”专横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叫板”和挑战。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核心的内容。在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中,这些腐败分子有一个“共通”之处,他们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利用“一把手”实施“微观”的“一霸手”。据笔者统计分析,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中,犯罪分子在党的组织和行政组织担任“一把手”时犯罪的占70%。例如,庞家钰利用担任宝鸡市市长、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和工作调动提供帮助,受贿48万元;严重不负责任,不按国家规定清理、撤并宝鸡市财政证券公司,该公司因违规经营,造成国家重大损失。再如谢明中案,原海南省文昌市委书记谢明中,通过调整干部来大肆收敛钱财。他们将各种权力、各种资源集中在手里,为图私利,选拔干部走“虚假”程序,不讲民主,一人说了算。权力没有制约,一定滋生腐败,进而导致执政党政治资源的损耗。根据有关部门统计,2008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处分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的“一把手”906人。一个干部腐败了,对个人和家庭是损失,对党的组织更是损失。值得注意的是,“一霸手”的专横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叫板”和挑战。没有微观的民主,哪来宏观的社会主义民主?因此,坚决惩治腐败、不断开发和拓展执政党的政治资源,就显得十分迫切。政治资源主要是指政治权力及其相关的组织资源,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实现自己奋斗目标的一种社会政治力量。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使国家、政党、公民三个元素在现代社会的框架结构中演绎得更加清晰,对各级“一把手”的权力要有一个规范、有效的制约。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控制和运作公共权力,必须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这就必须反对“一霸手”专横,坚决遏制腐败,以微观的民主来促进宏观的社会主义民主。
第三,“阴阳人”文化是对我们党廉政文化的撞击。我们党正在不断地加强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积极开展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廉荣腐耻”的良好氛围正在逐步形成。廉政文化是我们党凝聚人心、促进社會和谐、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资源,也是执政党实现奋斗目标的有效精神元素。我们应该看到,30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的经济和一些人人性中的弱点——贪婪几乎是同步快速发展的。前者,经济快速发展,得到了世人赞誉;后者通过“阴阳人”社会角色来表现,人们往往会忽视。从犯罪分子承担的社会角色分析,这种“阴阳人”社会角色,“侥幸”是其基本的心理特征,“贪婪”是其本质特征。他们在工作中都是“有头有脸”的正人君子,私下里贪赃枉法、徇私舞弊。我们暂且把他们表现的“一套”东西,称为“阴阳人”文化。在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中,这种“阴阳人”和“阴阳人”文化表现得尤为清晰:除了仲方维是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银行卡部原职员、国家公职人员,其余都是些“典型”人物,有各种各样的头衔,例如原市委书记、原省政协副主席、原副市长、交通厅原副厅长。他们原来是党员干部,是社会的楷模,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在普通百姓的眼里,他们常常端坐在主席台上,形象“高大”,代表着党的形象、政府的形象。恰恰是这些“典型”、“楷模”人物,最终成为2008年十大腐败“典型”。“阴阳人”在茶余饭后,让人耻笑;“阴阳人”文化却是目前执政党潜在的最大的危险。
第四,腐败给社会资源——中介机构带来侵蚀并产生互渗。社会资源是我们党执政可以整合的各种社会力量,它包括金融、证券、法律等各种社会中介机构。这些中介机构担负着政府指定的社会职能,其本质规定是中立和诚信,它的行为和活动具有法定的权威性。在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中,一些社会中介机构充当了“中介腐败”的“丑角”,成为腐败的帮凶。据笔者统计分析,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中,80%的案件与一些“公司”有关。例如,刘志华案中的北京中融物产有限责任公司;陈良宇案中陈违反规定,帮助某公司从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融资;郭京毅案中的北京思峰律师事务所原主任张玉栋与曾在该所担任律师的刘阳也牵涉其中,一些企业给郭京毅的“好处费”,往往在北京思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费或者咨询费中“交易”;仲方维案中的北京鑫博信科技有限公司等。假如没有这些“公司”从中运作,很多腐败活动不可能进行,甚至根本不可能发生。腐败给社会资源——中介机构带来侵蚀,“中介腐败”又使我们党的重要执政资源——社会资源流失,尤其是腐败与中介机构之间的互渗,这应该值得我们关注。因此,加强对这些中介机构、这些“公司”的监管,已经成为反腐工作不可回避的一项紧迫任务。
三、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执政资源建设,更加积极有效地开展反腐败工作
首先,丰富和整合党的执政资源要把握一个“新”字。一是要创新、丰富党的政治资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政治资源,是核心理论资源,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的灵魂、统帅。科学发展观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和和谐发展的执政理念为党的核心意识形态资源赋予了新的内涵。改革开放30年创造了大量财富,目前,要充分利用这有利条件和时机,实现执政党的第二次转型。这关系到公共权力运行的总方向和规范,意义重大。因此,要积极应对经济危机的各种挑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同时,要转变观念,使我们的党真正从经济建设型政党转变为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实现执政党的第二次转型。二是整合党的各种执政资源。从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分析,只有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的内容要求,在改革开放的后30年中,加强对党的各类执政资源包括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的整合与管理,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处处体现“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才能有效预防腐败,预防公共权力的“失位”、“失控”和“失效”。
其次,制度设计和运行质量要讲求一个“优”字。一是要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这种制度,又称“阳光法案”,它的优点是:让权力和财产在“阳光”下同步运行,用制度压缩“不义之财”的生存空间。目前世界多数国家或地区都在借鉴、应用这种反腐常用手段。制度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2008年我国新疆阿勒泰探索和试点这项制度,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2月网上做客时给予积极评价,可以用阿勒泰试点的结果作为参考,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建立配套的措施,尽快建立和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这是令人鼓舞的。其实,干部的级别越高,阳光直射的范围要越广、越强烈,要规定“什么级别的干部及其家人、什么样的财产必须公开”,这些是当务之急。而不能仅仅是科级干部公开或者高级干部在一定范围公开,以此“作秀”。另外,官员财产公示要给出时间表。二是要提高制度运行质量。《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是今后几年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指导性文件。2009年5月22日,胡锦涛总书记亲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等三个反腐新规定,党中央用这三个法规制度又一次向腐败势力“亮剑”。当然,还包括其他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各项规定和制度,我们都要认真组织学习,力求把这些制度要求内化为一种品行、一种意志、一种理想,并且在实践中认真贯彻落实。制度运行质量很重要。有好的制度,如果不学习、不落实,那么制度的成效无法体现,惩治和预防腐败也会成为一句空话。所以,制度设计和运行质量要讲求一个“优”字。
第三,网络空间等实施多重监督要追求一个“透”字。透,指透明、通透、阳光,网民参与监督的意思。权力失去监督是一定要腐败的。我们不难发现,随着社会公共权力的不断失控,其他的监督方式,或者受权力制约、或者方式本身的缺陷、或者制度设计的问题,种种原因使得反腐效能日益见差。因此,要加强舆论监督特别是网络监督。20世纪末人类创造网络空间,已经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方式,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形态和政治活动方式:网络监督。网络监督是社会舆论监督的一种,网络监督具有透明、阳光、现代、便捷、广泛的特点。网络监督屡屡见效,不断显示出它政治学的特质和魅力。笔者认为,只有依靠广大网民的积极参与,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网络话题变为主流媒体的话题,才能形成一定的影响和压力,才能让腐败在“阳光”下暴死,促成事件的最终解决。
第四,干部选拔和任用要突出一个“廉”字。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告诉我们,有的干部在选拔时已经腐败。那么,怎么会一路腐败一路被提拔、任用的?问题很多,其中用人导向和干部选拔、任用的机制就是一个问题。错用一人,殃及一方。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干部选拔、任用是一项事关党和国家长远的战略任务。干部培养、选拔、任用的过程是一根工作“链”。一是要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现在,新一轮年轻干部培养选拔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中央对于年轻干部培养选拔提出了一些新思想,例如,“德才兼备、以德为先”、“重在实践锻炼”等。这些新的选才用人导向和标准体现了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政治责任感。“以德为先”,应该突出一个“廉”字,用反腐法规制度把住“楼梯口”,不让人格扭曲、道德败坏、腐化堕落的“问题干部”上楼梯、上“层次”。二是要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从干部选拔、任用的机制讲,党委和组织部门在选拔干部时,应该为公众提供充足的可供挑选的干部资源。“如果在每个重要岗位上我们党都能提供若干个候选人让公众来挑选,那么至少可以极大地扭转干部队伍中普遍存在的只對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状况,滥用权力的腐败现象也必然从根本上得到遏制。”②这就要推进“党管干部”制度的科学化,干部选拔提名讲程序,测评结果要公开,自觉地接受群众的监督。只有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的科学机制,才能降低选才用人上的腐败发生的几率,进而提高干部选拔、任用的成效。
注释:
①赵中源:《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②王长江:《怎样理解“党管干部”才是科学的》,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共产党》2009年第4期。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党校副教授、教研室主任
责任编辑: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