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12岁离开家乡江苏淮安，之后再没有回去过。许多人对此不理解，就连平时寡言少语的林彪都忍不住发问：总理，你为什么不回家去看看？周恩来沉默片刻说：我怕他们。林不解周恩来话中的“他们”是谁，总理解释说：“他们就是自己的亲戚。因为我一回去，肯定会有不少亲戚找上门来，诉说家里困难，提出各种要求，但这些亲戚的要求，我无法满足也不能满足，只有等到所有老百姓生活都变好了，我才敢回去。”
　　邓小平和彭德怀也有过诸如此类的“怕”。小平同志15岁离开四川广安，78年没有回去过。新中国成立后，他9次到四川调研指导工作，每次广安的同志都请他回家走一走，小平每次都以“下次再说”婉言谢绝，终没有成行。小平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每次大家劝他回老家，他总是摇摇头说：我怕。小平同志怕什么呢？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书中这样述说：“我们姊妹几人都很想回老家看看，他自己不去也就罢了，可怎么也不让我们回去。后来父亲告诉我，他怕我们回去之后，兴师动众，骚扰地方。”小平同志生前在谈到“怕”时还深刻指出：“共产党员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总是好些”。彭德怀是斯大林眼中的天才军事家、毛泽东信赖的大将军、人民爱戴的“布衣元帅”和诗人笔下“真正的人”，但他面对个人利益和人民群众，也处处表现出“三怕”，即“一怕言过其实，二怕出名，三怕老百姓骂娘”。
　　周恩来、邓小平和彭德怀，雄才大略、叱咤风云，智勇双全、一身正气，无论在炮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岁月，还是在纷繁复杂的和平建设年代，面对生与死和得与失，从来没有怕过什么。可是他们在权力的运用和名利的态度上总是“怕”字当头。这种“怕”，不仅反映了对人民利益的真情关爱，体现了对党纪国法的无限敬畏，尤其展示了对其自身的严格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怕”越多，人民群众的生活就越甜;这种“怕”越深，党纪国法的威信就越高;这种“怕”越久，党员干部的形象就越好。
　　与此相反，我们有些党员干部在党纪国法和人民利益面前，不是心存敬畏，而是胆大妄为。有的在政治上，阳奉阴违、两面三刀，拉帮结派、团团伙伙，胡言乱语、妄议中央，不怕违背组织原则;有的在经济上，假公济私、损公肥私，见利忘义、唯利是图，行贿受贿、贪污腐败，不怕触犯党纪国法;有的在工作上，拈轻怕重、不敢担当，消极怠工、得过且过，无所作为、不思进取，不怕辜负人民期望;有的在生活上，吃喝玩乐、花天酒地，偷鸡摸狗、嫖赌逍遥，纸醉金迷、骄奢淫逸，不怕败坏社会风气。
　　凡此种种，原因就是缺乏对党纪国法必须的敬畏，就是缺乏对人民群众应有的尊重。他们藐视党和人民的力量，面对党心民意毫无所惧，什么妄议都敢说，什么雷池都敢越，什么红灯都敢闯，什么底线都敢踩，什么私情都敢徇，到头来走上了违法犯罪的不归之路。
　　人生在世懂得“怕”和知道“惧”，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清醒。史载，孔子得意门生子路问孔子：“您和我，谁比较适合带兵打仗？”孔子答：“我。”子路反问：“您不是经常说我勇敢吗？”孔子意味深长地说：“可我不仅勇敢，而且还勇于不敢呀！”孔子在这里说的“勇于不敢”，就是讲的为人处事心中要有敬畏。明太祖朱元璋曾经问群臣：“天下何人最快活？”有说功成名就的，有讲金榜题名的，有答富甲天下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朱元璋未置可否。这时有个叫万纲的大臣答道：“畏法度者最快活！”话音未落，朱元璋连夸其见解“甚独”。为什么万纲能得到朱元璋的赞许呢？是因为万纲道出了“畏法度者最快活”和“守王法者梦里无惊”的辯证道理。俗话说：“心到贪时最狂妄，人到狂时最大胆。”古语云：“畏则不敢肆而德已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一个人如果在思想上没有戒尺和不存敬畏，那么在行动上就会为所欲为和无法无天。作为党员干部如果不把法律法规和党纪党规放在眼里，如果不把人民事业和群众利益记在心上，那么就最容易走上歪门邪道。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我们：“要心中有戒，要敬畏组织，敬畏人民。对一切腐蚀诱惑保持高度警惕，慎独慎初慎微，做到防微杜渐。”愿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切记。